医学杂志起名

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后，烟草开始传播世界各地。香烟真正作为大众化商品同人类生活结缘，不过100多年的历史。 1900年北洋营报局出版绍兴人徐树兰著《种烟叶法》，介绍新昌烟叶种植法。 1901年，英国13家烟草公司联合成立了帝国烟草公司。 1902年9月，英美烟草商联合成立了烟草托拉斯组织——英美烟草公司。总部设在伦敦、纽约。董事长为美国烟草大王杜克。 1903年，世界卷烟托拉斯英美烟公司来华设厂，就地产销卷烟。 1904年，清政府庆亲王复函英使，同意英美烟公司在华制造的卷烟按烟丝课税（每公斤付关银两）。此函即所谓“庆亲王合约”。 同年，日本进一步加强了专卖体制，在1899年对烟叶种植，收购实行专卖的基础上，将全国制烟厂收归政府管理。 1905年，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以10万元港币的资本额在香港筹建了“南洋烟草公司”。1909年移师范上海，改名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推出“飞马”、“飞艇”牌香烟。 1907年，美国一家专门从事烟草贸易的公司.孟克公司成立。 1911年，俄商老巴托在哈尔滨建立老巴托父子烟草有限公司，1914年被英美烟公司吞并。 1912年，莫林斯公司成立，主要设计和制造卷烟包装机。 1913年，由雷诺士（）实业公司设计生产的骆驼牌香烟问世，该产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美国士兵的足迹走遍世界各地。 同年，英美烟公司在我国山东潍坊、安徽凤阳、河南邓县试种美种烤烟成功。 1914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庆贺巴拿马运河通行万国博览会上，中国烟叶出展并获金奖。 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全国烟酒公卖暂行简章》和《烟酒公卖栈组织法》，设全国烟酒公卖局，各省设立同样机构，由国家公卖机构酌定公卖价格，通告各地执行，公卖收入归属中央财政。 1916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上海设立卷烟厂。1918年改组为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向北洋政府注册，企业中心由香港移至上海。 1919年，菲利浦·莫里斯烟草有限公司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成立。 1924年，美国塞拉尼斯公司成立。该公司根据再士人卡米尔·德莱弗斯研制的醋酸纤维丝束而成立并设厂生产醋纤丝束。 同年，美国《读者文摘》发表了一篇题为“烟草对人体有害吗？”的文章，这是关于“吸烟与健康”的第一篇文章，引起世人关注。 同年，菲利浦·莫里斯公司研制出混合型“万宝路”牌卷烟，后风靡世界。 1927年，英国医生弗·伊·蒂尔登在医学杂志《手术刀》上撰文，称他看到或听到的每个肺癌患者都抽烟。 1930年，德国累斯顿市的前进公司推出每分钟生产1800—2000支卷烟的卷烟机。 同年，意大利的萨西布SPA公司成立，主要生产烟机设备。 1934年，颐中烟草有限公司成立，并作为英美烟公司在华销售代理人。 1938年，植物学家蔡希陶从抗日战火中迁到云南期间，以特别名贵的美国弗吉尼亚州烤烟“大金元”种子，在云贵一带试种成功。解放后“大金元”经过多年培育，成为我国所有烟草中最好的品种——云南一号。 同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位生物学教授对6813人做了调查，发现不抽烟者中活过60岁的占66%，而嗜烟者只有46%.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宣布烟草为重要作物，烟草种植者可以缓服兵役。 1942年，云南第一家烟厂——昆明亚西亚烟厂成立。该厂老板庚晋俟为纪念其兄庚恩扬率部追随蔡锷将军武装起义的日子（1911年10月30日，即农历9月9日），给一卷烟牌号起名为“9·9”牌。寓意为9月五谷丰登，祝愿国运昌盛，人民安泰。 同年，国民党政府颁布《战时烟类专卖暂行条例》，这是中国对烟类实行专卖的第一部正式法规。条例规定，烟类专卖的范围为纸卷烟、雪茄烟、烤烟及其它用机制或仿机制的烟类和卷烟用纸。条例除确定政府专卖权外，对产制运销，政府仅采取管制政策，其它仍系民产，商运，商销。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战败德国，美军占领区兴起一种独特的交易方式，以香烟取代贬值的帝国马克，成为日常商业活动的代用货币。 1946年，北美烟草化学研究会第一次召开会议；豪尼公司成立，主要从事烟机设备生产。 1948年，美国医学协会杂志报道：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烟草可以缓解精神紧张，故无需反对。 同年，烟草机械出现关于平准器的专利，从此卷烟机有很大改造。 1949年，烟草化学家研究会成立。10月，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院农业研究室召开烟草研讨会。会上。67位各学科专家共同探讨提高烟草生产和加工的科技水平，并每年召开一次会议，1951年正式定名为烟草化学家研讨会。 1950年，由中华烟草公司生产的“中华”牌卷烟诞生，该品牌包装盒以庄严和崇高的天安门和华表为标志，以后一直成为“国烟”的象征。 1951年，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举办第一次“世界香烟会议”。参加国约50个，会上讨论了烟草栽培技术、经济及香烟对人体的影响等问题。 1952年，颐中烟草公司转让给上海中华烟草公司。 1953年，罗纳德·里根出现于一则广告中，他嘴里叼着一根香烟，说道貌岸然：“吸烟无不适感受。” 1954年，英国皇家医学会第一次发表“吸烟与健康的报告”，把吸烟与肺癌联系起来，引起]医学界和各方面的关注。 1955年，美联邦贸易委员会禁止在香烟广告中宣称有益健康。 同年，德国佛克公司成立，主要生产烟草工业用包装机。 1956年，18个国家24个团体代表在巴黎集会，正式成立“烟草科学研究合作中心”，秘书处设在巴黎。1986年已发展成为57个国家和地区的141个团体参加的国际组织。 同年，由于发明了吸丝成型的方法，英国莫林公司根据这一原理设计的卷烟机，使卷烟工业翻开了新的篇章，标志着大规模机械化卷烟的开始。 1957年，由美国癌症心脏研究所、美国癌症研究会和美国心脏学会共同成立的一个研究小组明确宣布：吸烟与肺癌有直接关系或因果关系。 1962年，英国皇家内科学会发表“吸烟与健康”的报告，首次提出吸烟是导致肺癌的主要原因的证据，从此展开了禁烟与产烟之间的唇枪舌战。 1963年，瑞典25位科学家倡导发起反吸烟运动，建立了国家“吸烟与健康协会”。中国烟草工业公司成立，对烟草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卷烟生产和烟叶收购、复烤、调拨，分配统一经营，产供合一。经过整顿，全国卷烟厂从104个调节器整到61个。 1964年，美国卫生部根据6000多篇论文，首次提出“吸烟与健康”的报告。结论是：吸烟是一种与疾病和死亡有关的极为重要的因素，需要立即采取措施。此举基本上平息了“关于吸烟能否促进癌症发生”的争论。 1966年，美国香烟盒上开始注有一条警告说明：“注意——吸烟有害健康”。 1967年，在纽约首次举行“吸烟与健康”国际会议。其后每四年召开一次，以推动国际合作，加强戒烟工作。 1969年，世界卫生组织所属欧洲委员会通过决议，吸烟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禁止在世界卫生组织开会的场所吸烟。 1971年，第二次“吸烟与健康”国际会议在伦敦举行。 1971年，中国开始试生产药物疗效型卷烟，后改称为新混合卷烟。 1972年，美籍华人左天觉著《烟草的生理学和生物化学》在美国出版。该书系统总结了烟草质量与植物生理和化学成分的关系。 1973年，乐富门国际公司成立，主要生产和销售烟制品。 1974年，联合国卫生组织召集研究吸烟对健康影响的专家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向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提出减少青少年吸烟，帮助吸烟者戒烟的3条总建议和12条具体策略。 1975年，第三次“吸烟与健康”国际会议在纽约召开。 同年，挪威通过了关于限制烟品销售法。 同年，瑞典科研人员发现尼古丁可提高人的大脑功能。 1976年，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决议，制定了促进戒烟的政策。 同年，法国西蒙娜卫生部长掀起反吸烟运动，结果使法国烟叶消耗量下降45%. 同年，芬兰在全国开展吸烟与健康教育活动，议会通过了烟草法令。 1977年，美国癌症学会发起并确定11月21日为全国范围的戒烟日活动。 同年，英国皇家内科学会将吸烟与健康改为吸烟或健康，提出第三次报告。 1978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第二次专家会议发出控制吸烟瘟疫的报告。该组织吸烟与健康技术委员会做出结论，在吸烟较为广泛的国家内，死亡是由于吸烟所致。 1979年，中国卫生部、教育部、轻工部等五个单位联合发出通知，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了《关于宣传吸烟有害与控制吸烟的通知》，表明了我国政府对于控制吸烟问题的政策和立场。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马勒博士发表了关于把4月7日世界卫生日定为戒烟日的谈话，号召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要吸烟，还是要健康，任君选择”的活动。 同年，一些科学家研究发现，从烟草的绿色组织中可提取蛋白质，从而为烟草在人类生活中的应用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在科伦坡召开的发展中国家控制吸烟会议上，提出了为实现使人人都享有健康，有必要实现2000年无吸烟者的号召。 1982年，中国轻工业部发出《关于中国烟草总公司正式成立的通知》，决定从1982年1月台票日起，正式成立中国烟草总公司，实行产供销、人财物的集中统一管理，从而正式确定了烟草专卖和集中管理体制。 同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第三次专家委员会，制定发展中国家控制吸烟策略的报告。 1983年，在加拿大温尼伯召开的第五次“吸烟与健康”国际会议建议，含有20毫克/支以上焦油的香烟，在世界范围内停止生产与出口，所有香烟以及烟制品应注明“吸烟危害健康”的警告；并明确标出焦油、尼古丁、一氧化碳的含量。中国国务院于同年9月23日发布了《烟草专卖条例》，同时决定成立国家烟草专卖局。 1984年，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决定，禁止以一切宣传工作和宣传方式给销售香烟做广告。 同年，美国开展停止吸烟活动。烟草大王的孙子、31岁的得里克·雷诺兹戒了烟，并卖掉了他持有的雷诺烟草公司的股票。以后，他成为美国肺部保健康协会抵制吸烟运动的发言人。 中国烟草总公司正式加入世界烟草科学研究合作中心，并于1986年当选为理事会理事。 1985年，经国家体改委、中国科协批准，中国烟草学会成立，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李益三任理事长。 1985年，日本政府结束专卖制度，将政府专卖机构改组为企业——日本烟草株式会社。 1986年，第39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通过了有关戒烟的22项决议。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发出通知：要求不得在公共场所吸烟，号召人们不要吸烟，劝告戒烟，禁止烟草电视广告。韩国政府宣布废除吸外国香烟的禁令，烟草专卖局由一个政府的官方机构改组为国营公司。老牌的法国专卖组织由政府机构改组为一个含有私人资本的国有化企业。 1987年，联合国世界卫生总会做出一项决议：4月7日为世界无烟日。 同年，中国第一个吸烟与健康协会——北京吸烟与健康协会成立。 1988年，从元旦起实施禁烟的国家和地区：日本东京地铁191个车站内禁止吸烟；菲律宾政府机构办公室和医院禁止吸烟；加拿大扩大禁止吸烟范围，并禁止各种报纸、电台、电视台做香烟广告；土耳其67个省的官方制定了禁止吸烟章程，卫生部长带头和一些知名人士1月9日在国家电视台宣布抽最后一支烟。接着西班牙、意大利、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做出积极瓜，并通过法案，禁止一切公共场所吸烟英国政府决定，从1988年起，每年3月12日为“全国戒烟日”。 同年，第九届国际烟草科学大会在中国广州市召开。参加会议的来自五大洲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415名代表。会议的主题是“传统与创新”。会上共发表论文127篇，其中中国代表论文15篇。 1989年，因每年4月7日是世界卫生组织成立的纪念日，每年这一天，世界卫生组织都要提出一项保健要求的主题。为了不干扰其卫生主题的提出，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将每年的5月31日定为世界无烟日。这年世界无烟日活动的口号是：“在无烟环境中成长”。 1990年，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附属遗传工程学中心洪周奉博士经三年努力，将人体胰岛素基因移植到烟草组织中，成功地从烟草中提取出胰岛素。 挪威政府宣布：“在十年内戒掉抽烟恶习”的反吸烟决定。 世界烟草烟民大会于10月26——27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22个国家的125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认为吸烟是一种人权，呼吁人们尊重他们的嗜好。 1991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控制吸烟七年行动计划，从1991年在公共场所禁止到1997年全球禁止吸烟。7月，中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 1992年9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25届奥运会上，组委会决定，所有比赛场馆禁止吸烟与烟草广告。10月，拥有173个成员国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通过决议，自1996年7月1日起，将在其所有成员的民用商业航班飞机上禁止吸烟，把戒烟运动推向全球。 豪尼公司展示了它最新研制的Protos二型卷烟机，生产速度每分钟高达万支卷烟。 澳大利亚一个名叫莱斯的妇女以被动吸烟导致哮喘和患上肺气肿为由，向悉尼地方法院提出控诉，要求雇主赔偿损失。同年5月底，法院陪审团以雇主违返澳大利亚《职业卫生与安全条例》为据，判处被雇主南威尔士州卫生局赔偿原告莱斯万澳元。这一被称为世界“戒烟运动的一个里程碑案件”迅速传出，引起了世界舆论的轰动。 1993年，法国进一步削弱了对烟草的直接控制和垄断权，私有化法律规定专卖机构SEITA为一个州立企业，后来又向投资者和大众出售了大部分股权。 1995年，在泰国召开第四次亚太烟草或健康问题会议，亚洲烟草控制咨询中心主任朱迪思·麦凯教授指出，亚洲女烟民在妇女中占2%-10%. 1996年，雷诺士公司购买坦桑尼亚烟草公司5500万美元的股份，该公司是非洲最大的烟草企业，年销售额超过7500万美元。 1997年7月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签发国务院第223号令，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8月，第十届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 1999年，根据美国一些州对烟草公司提出关于吸烟危害健康的诉讼。双方经历长达数月的艰苦谈判，终于达成一项协议：四家烟草公司在今后25年内支付2500亿美元赔偿，按人口和吸烟造成的损失分配到各州。 1999年1月，世界第二大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宣传出资76亿亿美元，以收购股票的方式兼并世界第四大烟草公司——富乐门国际公司，使其在世界烟草市场占有份与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相当接近。此项兼并工作已于6月前完成。 日本烟草公司（JT）以9500亿日元收购了雷诺士纳贝斯高公司（RJRN）海外机构，旨在增强海外特别是在亚洲的竞争能力。

个人不要想了

这次疫情的全称叫什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病” ，是指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肺炎。2020年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瑞士日内瓦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COVID-19” ，2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英文名称修订为“COVID-19” 。3月11日，世卫组织认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可被称为全球大流行 ，4月4日，中国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8月18日，国家卫健委修订完成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扩展资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发热、干咳、乏力等为主要表现，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腹泻等上呼吸道和消化道症状。重症病例多在1周后出现呼吸困难，严重者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及多器官功能衰竭等。值得注意的是重症、危重症患者病程中可为中低热，甚至无明显发热。轻型患者仅表现为低热、轻微乏力等，无肺炎表现。从目前收治的病例情况看，多数患者预后良好，少数患者病情危重。老年人和有慢性基础疾病者预后较差。儿童病例症状相对较轻。

严仁英，1913年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大家族，祖父严修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做过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曾与张伯苓一道，共同创办南开系列学校，被誉为“南开校父”。因为排行老四，家人都亲切地叫严仁英“四妹”。从小在深宅大院中长大的严仁英，12岁前都没出过家门，据她自己说，“所以老有点野性大发，老想往外跑”。也许从小就渴望外面的天空，也许受张伯苓的名言“会玩的学生才会读书”的鼓舞，南开女中的五年时光，严仁英成了个十足的爱玩会玩的快乐女生。那时的她，个子高高，活泼好动，当仁不让地成为校篮球队和排球队的核心成员。话剧一直是南开学校经久不衰的传统。当年，周恩来、曹禺都曾是南开话剧团的风云人物。严仁英也跃跃欲试，她联合同班同学邓婉娥、陶葆圣，将东北地区爱国将领郭松龄的故事搬上了舞台，自编自演，为话剧起名《反正》，主角郭松龄将军自然由身材高大的严仁英扮演。虽然是第一次出演，严仁英却镇定自若、吐字清晰，特别是她说出“我郭松龄正式宣布起兵！”那一句铿锵有力的道白后，台下掌声雷动。尽管这个女孩十足爱玩甚至略带淘气，可她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全校前三名。1918年，严仁英的父亲病逝异乡，祖父严修悲伤之余，对年幼失怙的严仁英兄妹倾注了全部的爱，祖父对教育的重视以及方法的科学，让他们获益匪浅。严仁英兄妹也格外争气，努力学习、侍奉长辈，从小就自强自立。初三时，长年受肿瘤困扰的祖父严修也因病而去，严仁英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严家没出过医生，每每碰到病痛，全家几乎是束手无策，“特别是我的三哥，老早就得了肺结核，不得不退学在家养病，为了照顾三哥，我的母亲付出了很多。所以我很早就有了当医生的愿望，而我想当医生的最初愿望，就是能够给家里人看病。”1932年，严仁英顺利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同时选修北平协和医学院预科必修课程，正式开启了治病救人的人生路。 1935年，严仁英如愿以偿地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并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获得协和医学院奖学金。北平协和医学院素来以高标准培养的“少而精”而著称，因而协和的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学习异常紧张。林巧稚回忆当年学习时说：“一开学，几乎就与世隔绝了，一头钻到学习里。”而稍后于严仁英毕业的吴阶平则对老协和“没有商量余地”的“淘汰制”久久难忘。凭着在南开、清华养成的良好习惯，严仁英依然是活泼轻松、乐于助人。也正是在协和的日子里，严仁英认识了同班同学王光超，两位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在这里奠定了此后的一生情缘。协和医学院要求每位学生都要去各科轮流实习，为此，严仁英来到了协和医院产科，在这里，她第一次认识了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教授。林巧稚是1929年毕业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第六届毕业生，也是协和医院第一个中国籍的妇产科主任，她曾亲手为5万多个婴儿接生，被称为“万婴之母”。而在初来乍到的严仁英看来，林巧稚这位大夫颇有点“神”。严仁英回忆：“我那会儿做实习大夫的时候就奇怪，怎么产妇在那儿哼哼唧唧地闹，林大夫一来了就没声音了。她就坐到产妇的旁边，拿手摸摸她的肚子，听听胎心，摸一摸子宫收缩，完了跟她说，你现在是怎样的，还有为什么现在肚子疼啊，是孩子要出来了，得给他腾道，出来的路得腾好了，孩子就好出来了。产妇牵着林大夫的手，她就安静了，她就也不嚷嚷了。所以在我印象里，我觉得林大夫真是一个好大夫，她对于门诊的病人、病房的病人都那么认真负责，非常耐心，除了给她治病，还给她解决心病。”在恩师林巧稚的指导下，严仁英选择了妇产科专业，留在协和任住院医生。她很喜欢这个专业，因为在这位年轻实习医生心目中，产科是“一个人进院，两个人出院的甜蜜事业”，“一个人来，两个人走，母亲和孩子走的时候都高高兴兴的，这令我心情舒畅。”工作了一年多，正当严仁英踌躇是否要像林巧稚那样，不结婚，一步步从住院医生晋升到住院总医师、讲师、副教授、教授时（老协和认为女性结婚就是事业的终结，最多只能去门诊），珍珠港事件爆发，协和医院被迫关门。协和关闭后，林巧稚谢绝了同事动员她去美国的邀请，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开起了“林巧稚诊疗所”。而在林巧稚的安排下，严仁英则来到了杨崇瑞博士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附属产院，并由此接触到了另一位为中国妇幼卫生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著名妇产科专家——杨崇瑞。中国第一位女医学博士杨崇瑞不仅是一个妇产科专家，更是一位医学教育家。她积极投身于当时不为人重视的群体保健事业，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创立了多所助产学校，在旧中国掀起了一场新式接生法的革命。更令人钦佩的是，早在上世纪30年代，杨崇瑞就提出“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主张，创办“节育指导所”。在杨崇瑞的节育指导所里，严仁英看到了令她终生难忘的一幕：医生们几乎是在用“求”的口气，“求”患者们一定要采取避孕措施，告诉她们为什么要避孕，怎么采取措施。严仁英震惊了。这几乎是“死乞白赖”地“求”病人，和以往自己坐在诊室里等病人求上门来，是多么的不同啊！就在杨崇瑞身边，严仁英开始体会到“预防”和“保健”的重大意义。 1942年7月，严仁英辞去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工作与王光超结婚，成为“王光超大夫诊所”的一名医生。但她很快便发现，丈夫的这个诊所有点“神秘”。这个坐落在西单旧刑部街上的小诊所，正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肩负着秘密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和物资的艰巨任务。诊所是城内物资通往平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渠道。严仁英勇敢地配合着丈夫的“神秘”举动，“这样的秘密行动持续了两年时间，给根据地送药，我们从来没怕过。”1945年夏，日本投降，北平城百废待兴。由于日本人的撤出，北平大学医学院教学陷入停顿之中，严仁英被请到北平大学医学院讲授妇产学。当年的学生胡亚美回忆：“当时，我们妇产科课程是由林巧稚老师讲授的。林老师当然是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教授，但她的普通话不太流畅，讲课时常用英文夹杂闽南语，学生听起来有些困难，也妨碍了对课程内容的领会。我们的大班长在得到林老师的同意后，请来了她的得意门生严仁英老师为我们讲授妇产科的课程。严老师讲课条理清楚，与临床紧密结合，很受我们欢迎。”1946年，北大复校，北平大学医学院并入北大。北大医院重新开业，立即请来了原来协和医学院的各科班底，如内科的吴朝仁、王叔咸，外科的关颂韬、王大同，儿科诸福棠，眼科毕华德，耳科张庆松，皮肤科胡传揆等，严仁英的恩师、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林巧稚自然也在其列。当时，由于这些教授大多身兼数职，他们就把原来在协和的学生找来做住院总医师，这其中有内科的邓庆增、外科的吴阶平、儿科的赵锡祉等，而林巧稚的不二人选，自然是严仁英。就这样，严仁英再次回到了林巧稚身边。1948年秋，在多方争取和林巧稚的帮助下，严仁英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部进修。想起为了事业终生未嫁的恩师林巧稚和杨崇瑞，严仁英格外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正当严仁英夫妇在美国努力学习时，大洋彼岸传来了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一年之后，归心似箭的严仁英夫妇与许多有志青年一道，冲破美国方面的劝诱和阻挠，毅然踏上了归国的旅程。严仁英夫妇从旧金山登上开往香港的客轮，同船的有老同学梁思懿夫妇、其弟梁思礼，以及范少泉、刘传琰等一批朝气蓬勃、心系祖国的年轻留学生。在美国学过无线电又做过电台主持人的梁思礼随身带了一个惠普收音机，顿时成为这批渴望得知祖国消息的年轻人的中心。一天，收音机传来了10月1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严仁英等人无比兴奋，便在甲板上展开了庆祝活动：“按照新的国旗是红色，并有一颗黄色大五角星和四颗黄色小五角星的解说。我找来一块白布，用红墨水染成红色，用黄纸剪了五颗五角星，把大星四周各放上一个小星。就这样，我们唱歌（《解放区的天》等）、跳舞，在甲板上尽情欢庆。后来回到北京时才发现国旗做得不对，可惜下船时没有把它留下来做纪念。”按照严仁英自己的说法，归国之后，她干了一连串“不务正业”的事。首先就是为妓女检查身体。1949年11月21日夜，时任北京市长的聂荣臻一声令下，封闭了北京八大胡同的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6人，娼妓在新中国正式成为历史。作为妇产科专家，严仁英跟随医疗队在教养院对妓女们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治疗。严仁英将她们看作自己的姐妹，不歧视、不嫌弃，以高尚的医德医风，感化着教养员的学员，自身也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教育课”。紧接着就是抗美援朝。1951年，严仁英跟随李德全带领的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志愿军。这期间，他们发现了美军空投生化武器的恶劣行径。于是，1952年3月和7月，严仁英两度赴朝，先后陪同国内团体以及英、法、意等七国调查团，调查美国发动细菌战的情况。在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严仁英等人冒着美军飞机轰炸的危险，奔赴前沿阵地，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收集了大量的罪证材料。在此后的四年多时间里，严仁英多次参加有关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展览工作，在1953年德国柏林的展览上，她用流利的英语和翔实的资料向参观者讲述美军罪行，这些材料后来被编成中、英、法、俄四种文字出版。1953年，严仁英受邀陪同康克清同志前往哥本哈根参加第三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大会。从此，“情况的发展更是不可收拾”，各种外事活动接踵而来。1958年，作为五名观察员之一，严仁英代表中国参加在科伦坡召开的亚非妇女会议；1961年，参加以许广平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日；1964年，参加以蒋南翔为团长的中阿友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1979年，参加以黄甘英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美，并在此后多次出访美国；1988年，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英国等。尽管占用了许多业务和家庭时间，严仁英对自己这些“不务正业”的工作无怨无悔，她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每次出访，都自愿承担起照顾整个团队的后勤工作，并将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严仁英气质高雅、英文流畅，常常被当作中国妇女的“形象大使”。对此，她心中充满了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豪情，“我个子高、英文好、身体棒，又不裹小脚。走出去人家一看我这个‘板儿’，整个一活生生的新中国妇女的好样板儿！人家就会觉得中国妇女解放了，真的解放了。” 归国之后，严仁英曾短暂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北京第一助产学校校长，旋即回到北大医院做妇产科主任。虽然从事的是“一个人进院，两个人出院的甜蜜事业”，但严仁英很早就体会到了这份事业中的艰辛和苦涩：“记得1946年我刚到北大医院工作的时候，医院产科收治的病人要么濒危，要么孩子已死，这种情况在当时很普遍。那时接收的产妇难产发生率特别高。我曾见过一位难产的农村妇女，由家人用一扇门板抬到医院时，孩子的一只手已经出来了。在那种情况下，医生所能起的作用实际上已经很小了。”面对这些惨状，严仁英开始反思临床医学的局限。20世纪50年代，在参加北京市妇女健康普查工作时，她意识到，在未感觉患病时早期发现妇科肿瘤，容易根除疾病，相反，许多到门诊就医的晚期宫颈癌的患者，则大多回天乏术。严仁英开始悟出一个道理，医疗只能救治一个人，而预防则可以造福一大群。真正使严仁英下定决心从临床转行到保健的，还是受老前辈杨崇瑞的感召。在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工作时，严仁英就敬佩杨崇瑞改造旧接生婆、培养助产人员，使全国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大大降低的创举。 新中国成立后，杨崇瑞听从严仁英的劝说归国，任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局长，与她同为全国政协委员。两人接触多了，杨崇瑞“牺牲精神，造福人群”的育人目标和个人行为准则，更是深深感染了她。踏着杨崇瑞的足迹，严仁英走上了妇女保健之路。有一次，政协讨论关于人工流产合法化的问题，严仁英和杨崇瑞都表示反对，怕的是如果人流合法，则人们更不重视避孕了。后来他们却了解到，由于得不到人工流产术的合法帮助，有些妇女遭受着非法的折磨。许多像“段三针”等土办法，未能成功流产反而会导致孕妇尿瘘等残疾，甚至送命。严仁英反思了自己幼稚可笑、脱离群众的单纯技术观点，提出了要“一只脚踏进群众中去”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她开始了保健之路的探索。2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严仁英带领各科专家奔赴北京远郊密云县，一边办“半农半医”学习班，一边治疗一些妇女病，几乎跑遍了整个密云水库。她深切体会到了农村缺医少药以及农村妇女健康条件的恶劣。可惜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中断了。严仁英夫妇没能逃过“文革”的冲击，顶着莫须有的“帽子”，严仁英被贬为卫生员。然而无论是抬担架还是扫厕所，严仁英都依然宽容真诚地看待他人，一丝不苟地对待工作。“文革”结束，终于迎来了崭新生活，为了使人工流产带来更少伤害，她开始提出“非手术终止妊娠”的设想，并带头在医院设立计划生育研究室，着手药物流产研究。初始的工作只能靠闯，为了对抗孕激素和促进子宫收缩，“听说新疆山上有一种叫雪莲的植物，那个植物使它周围地方的雪都化了，他们说它是‘热型’的，是不是可以用它来试试看。于是我们就弄点儿雪莲，用实验室的小耗子来做试验看看。”后来，严仁英等人研究出实用前列腺素和中药穿心莲等草药终止妊娠的方法，接着又研究开发新药，终于闯出一条抗早孕非手术终止妊娠的路子。如今，这项研究已经用于临床，给广大妇女带来福音。1979年，严仁英跟随以黄甘英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美，其间，她接触到了国外日渐兴起的围产医学。想起自己从事妇产科几十年临床工作的局限和教训，想起恩师林巧稚、杨崇瑞所走的道路，深受启发的严仁英决心将“围产保健”引入中国。回国后，严仁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建北医一院妇产科“优生保健组”，开始研究围产医学。以往的孕妇产前初诊要到妊娠7个月才开始，严仁英认为产前检查应从妊娠初期开始，坚持定期检查，才能做到早检查、早确诊、早保健，确保母子安全。于是，她又带领优生保健组成立了早孕门诊，继而组织孕妇学校，每天为近千名孕妇提供服务，对孕妇的生理、心理问题进行全面的指导，许多孕妇带着丈夫、婆婆一家人来听课。现在，早孕门诊、孕妇学校、围产保健早已为人熟知，这正是严仁英为我国少生、优生工作所作的最早贡献。要做优生保健，首先需要大量的调研。严仁英选择了当时经济欠发达、围产儿死亡率高的京郊顺义农村为试点，开始对1981年—1982年的孕产妇及围产儿死亡率进行监测观察，并推广围产保健的“高危管理”措施。没有经费？严仁英拿出自己的“顾问费”垫上；没有病人？严仁英带领大家挨家挨户“下去找病人”；急缺人手？严仁英义务给顺义村、乡两级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识别高危因素，处理高危妊娠、分娩及抢救新生儿的能力。3年多时间，她们走遍了顺义7个乡，调查研究的婴儿达到2000多个，终于使围产儿死亡率由27‰降至‰。严仁英的“围产保健高危管理”试点研究成果很快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卫生部的好评，世卫组织连续资助中国举办3期全国围产保健高危管理学习班，将围产保健高危管理的技术推广至全国，并出版《围产保健高危管理》一书。自此，严仁英扛起中国围产保健的大旗，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此后，严仁英与她的团队在全国农村陆续开展“造成孕产妇死亡的社会因素”调查、开展孕妇心理尤其是产后抑郁症的研究，将围产保健从医学扩展到社会学、心理学领域；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联合开展对“神经管畸形”的防治研究，将女性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畸形上升为国家行为，使我国神经管畸形儿发生率在原有基础上下降了50%。此外，严仁英还建立了中华围产医学会，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建成北医妇儿中心大楼，在全国农村推广围产保健“三级管理网”。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围产保健、生殖保健扩展到各个年龄段和多学科领域。

媒体的用词虽不十分准确，但基本可以接受。世界卫生组织是这样命名的： 病毒名称： SARS-COVID-2; 疾病名称： COVID-19。这就如同 HIV 和艾滋病的关系。 HIV是病毒名称；艾滋病是疾病名称。 因此新闻用语会说某人是艾滋病病人，但不能说成是HIV病人。虽然名称中有‘萨斯’，但你不能认为这个病毒或疾病就是萨斯。 萨斯的全称是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这是描述症状, 而病毒名称是SARS-CoV。当然，新型肺炎 或 新冠肺炎 都不十分准确，准确的应该是COVID-19。全称是coronavirus disease of 2019。 保留黑体部分就是COVID-19； 翻译成中文应该是“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这就如同医学术语ARDS (Acute Respiratory Depress Syndrome), 简称呼吸衰竭。 ARDS是症状，无论是SARS，还是COVID-19, 还是感冒，都可能发展到ARDS而被送进ICU并进行氧气支持。下面分享些题外知识：读者不要认为氧气支持是杀灭新冠病毒。 氧气支持是为杀掉（药物+免疫功能）病毒争取时间。如发展到ARDS （这时肺泡大面积感染，肺泡壁都增厚了），肺的吸氧排二氧化碳功能已经大部分丧失了。这时就要氧气支持了。 这里跟读者分享点医学常识。 氧气支持是很复杂的事情，搞不好的话不是挽救新冠病人的生命，而很可能加重病情。（以下知识国内很少报道）：因科学知识及经验所限，有些病人氧气支持时进气和出气是等量的，这种做法现在要画个问号。有些患者不能对其进气出气等量，因为那会迫使肺泡工作。 肺泡壁已经因感染新冠病毒并进入到ARDS阶段增厚了，再让其一张一合只能继续增厚，从而加重感染。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下新冠去世患者尸检的一些文章。】实际上，过去20年，国际医学在ARDS方面有许多重量文章发表。 有一篇《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文章（到下面参考资料中查找）提到， 当给患者输入需要的氧气并吸出少于患者需要呼出的二氧化碳，患者死亡率大概降低10%。想想看，这种情况患者呼吸有多痛苦？另外一篇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文章提到，氧气支持时让患者腹部朝下，每天17-18小时，这种情况死亡率降低了大概10%。如果这还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 那就要用ECMO，就是绕过肺直接给患者全身供氧。读到这里，读者可能就明白了，新冠肺炎可能并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集中爆发。 当集中爆发并出现大量ARDS病人时，对应的医疗设备、医务人员数量、个人及社会的经济支持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等都是很难应付的。参考资料：新冠病毒命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