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挂失止付
挂失止付是指失票人将丧失票据的情况通知付款人，并由接收通知的付款人暂停支付的一种方式。
2、公示催告
公示催告是失票人在失票后向法院申请宣告票据无效，是票据权利与票据相分离的一种制度。
3、普通诉讼
《票据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3日内，也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扩展资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第十二条 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效力
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
第十三条 票据抗辩
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本法所称抗辩，是指票据债务人根据本法规定对票据债权人拒绝履行义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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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法律分析：1、挂失止付，挂失止付是指失票人将丧失票据的情况通知付款人，并由接收通知的付款人暂停支付的一种方式。2、公示催告，公示催告是失票人在失票后向法院申请宣告票据无效，是票据权利与票据相分离的一种制度。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
第七条 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确定的企业印制;其他发票，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确定的企业印制。禁止私自印制、伪造、变造发票。
第十六条 需要临时使用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凭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书面证明、经办人身份证明，直接向经营地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发票。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应当先征收税款，再开具发票。税务机关根据发票管理的需要，可以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委托其他单位代开发票。
禁止非法代开发票。
第十九条 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
第二十条 所有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在购买商品、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支付款项，应当向收款方取得发票。取得发票时，不得要求变更品名和金额。
内容概要：票据丧失是指票据权利人在违反自己意思之状态下丧失票据之占有，它是以违反票据权利人意思的状态和票据占有丧失的状态二者为要件的。票据丧失是票据在流通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非正常的状态，它严重损害了原票据权利人的权利，影响了票据的流通性这一最为重要的根本属性。当前我国票据法所规定的票据丧失的救济方法主要有挂失止付、公示催告、提起诉讼三种方法。本文在研究票据丧失及其救济的一般理论的基础上，指明我国目前票据丧失救济的规定存在的缺陷，结合国外有关票据丧失救济的立法经验提出笔者的一些见解，以期阐明票据丧失救济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关键词：票据丧失 权利救济 救济之完善在有价证券这个庞大的体系中，票据是很有特色的一种，学者多称之为完全的有价证券。①之所以称票据为完全有价证券，是说票据权利与体现该权利的票据密不可分，权利的产生以作成票据为必要，权利的转移以交付票据为必要，权利的行使以提示票据为必要。②票据是所载权利的物质载体，票据权利则表现了票据的实质内容。如果持票人不慎丧失所持票据，则行使票据权利就失去了载体和依据。为了补救失票人的权利，同时也为了保障票据的正常流通，有必要通过法律法规规定来完善票据丧失之救济。一、何谓票据丧失票据之丧失，指票据权利人在违反自己意思之状态下丧失票据占有。③这一概念包含这样两个构成要素：票据的丧失是违反票据权利人本身意思的，票据权利人已丧失票据之占有。对这两个构成要件分述如下：（1）违反权利人的意思表示：指票据权利人本身没有丧失票据权利的意思而票据事实上丧失。主要包括两种情形：票据权利人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丧失票据占有，如遗失，被盗：票据权利人有意识但无力抗拒情形下丧失票据之占有，如强夺，抢劫。（2）丧失占有：占有，指事实上占有、控制票据之状态。事实上占有、控制票据的状态，包括票据权利人自己支配票据以及排除他人支配票据，同时时间上必须具有连续性。丧失占有，即票据权利人丧失对票据的占有和控制，包括丧失对票据的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两种情形。票据丧失包括绝对丧失和相对丧失两种情况。绝对丧失又称票据的灭失，是指票据的物质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外观上已不再表现为一张完整的票据；相对丧失又称为票据的遗失，是指票据的物质形态没有改变，只是脱离了持票人占有。在绝对丧失的情况下失票人较易通过法定措施补救自己的票据权利，对绝对丧失票据的救济不是通常所讨论的票据丧失之救济。权利救济中的票据丧失一般是指票据的相对丧失。票据的丧失是票据流通过程中常见的情形，不能简单地把责任归咎于票据权利人，很多情况下即使票据权利人尽了保护自己所占有的票据的最大注意，也不能完全避免票据的丧失。如果把票据丧失的风险责任单纯地由票据权利人承受，无疑将降低票据在票据使用人心目中的价值，极大地损害票据流通性。显而易见，当票据当事人在取得票据后还要担心若票据因为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而丧失后仍要由自己承担票据丧失的风险时，票据当事人将会尽量排斥对票据的使用，以保证利益不受损失。因此，为了保证票据的流通性这一至关重要的根本属性，必须在票据权利人丧失票据后对其进行救济，保护票据权利人的利益。二、现行票据丧失的救济方法及其不足在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对票据丧失的救济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失票人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二是失票人在一定条件下向法院提起诉讼。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多采前种方法，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多采后种方法。④但是由于各国之间对此规定差异太大，目前国际上尚无对此的统一规定。我国《票据法》对票据丧失规定了挂失止付、公示催告和提起诉讼三种救济方法：（一）挂失止付：挂失止付是指在票据丧失后，失票人将票据丧失的情况通知付款人（包括代理付款人），请求付款人在法定期限内对挂失的票据不予付款，防止票据款项被人领取（包括善意第三人），以保护失票人权利的票据丧失救济措施。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生效的《支付结算办法》第48条规定，“已承兑的商业汇票、支票、填明‘现金’字样和代理付款人的银行汇票以及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丧失，可以由失票人通知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挂失止付”。法律出于对付款人利益保护、避免由付款人承担失票风险的考虑，限制挂失止付的适用范围是合乎法律精神的。挂失止付的提起人应为丧失票据的人，即失票人。我国票据法第15条只规定失票人可以挂失止付，并未限制失票人资格。因此，对于失票人应当从宽理解，不应以票据权利人为限，丧失票据占有的权利人、义务人或者票据关系人均有权提起挂失止付。挂失止付的相对人应为丧失的票据上记载的付款人，包括代理付款人。挂失止付的效力在于使收到止付通知的付款人暂停票据付款，付款人在接到挂失止付通知后，应在法定的期间内停止对票据的付款，否则应承担赔偿责任，但付款人或代理付款人在收到挂失止付通知前已付款的除外。结合《票据法》和《止付结算办法》规定，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在收到挂失止付通知书后，应在3日内暂停止付，在这3日时间内，如果付款人收到了失票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公示催告的证明，则可以使止付的效力延长到12日。之后如果收到法院的止付通知书，挂失止付应当继续维持下去，直至法院对票据权利作出判决。由此可见，挂失止付只是失票人丧失票据后可以采取的一种临时补救措施，以防止所失票据被他人冒领。挂失止付并未对票据权利加以确认，失票人若想恢复自身的票据权利必须通过公示催告程序或者诉讼程序。另外，挂失止付程序也不是公示催告程序和诉讼程序的必经程序。（二）公示催告：所谓公示催告，既是一种法律程序，又是一种法律制度。从前一种意义上讲，是法院依失票人的申请，以公示的方法，催告票据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期限内向法院申报权利，如在一定期限内没有申报权利，则产生失权的法律后果的这样一种程序；从后一种意义上讲，则是失票人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宣告票据无效，从而使票据权利与票据本身相分离的一种权利救济制度。⑤进行公示催告，需要首先由合法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公示催告的申请。根据我国票据法第15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失票人未向付款人发出挂失止付通知，可以随时申请公示催告；如果失票人已经向付款人发出挂失止付通知，则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3日内，申请公示催告。有权提出公示催告的申请人应为票据的合法权利人，包括票据上所记载的收款人以及能够以背书连续来证明自己为票据合法权利人的被背书人。同时还应当允许出票人作为公示催告的申请人。在票据遗失后，已经知道现实持有人的情况下，失票人则不能成为公示催告的申请人，只能依普通民事诉讼程序，提起返还票据的诉讼。法院受理公示催告申请后，应当立即向票据付款人发出止付通知，并应当在3日内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公示催告期间至少为60日。在公示催告期间，有人提出权利申报或提出相关的票据权利主张时，法院就应当立即裁定终止公示催告，并通知申请人和票据付款人。在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后、除权判决做出前，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的，也应该裁定终结公示催告。此后，申请人与权利申报人就应通过普通民事诉讼解决双方有关票据权利归属的纠纷。公示催告期满，没有人提出权利申报或者提出相关的票据，或者申报人提出的票据非申请人丧失的票据时，则依申请人的申请，由法院做出除权判决，宣告票据无效。东方法眼原创，本文网址：
票据丧失，指在票据期限届满后，由于某些原因（如自然灾害等)，致使票据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其发生的原因包括票据承兑人、承兑汇票持有人的过错、被背书人的过错、前手的过错、付款人的过错、其他票据人的过错等，都可能造成票据丧失。
汇票丧失分为有无背书不具有票据效力和无有无背书有效三种情形，无背书不具有票据效力是指汇票没有记载出票人名称，但出票人与被背书人在票据权利和义务上均处于同一法律关系中，有无背书可能丧失汇票与失去汇票存在着直接联系，无背书可能丧失支票与丧失本票具有实质上的联系，只有经过记载失当事项后才可以失去该张票据。无背书可能消失或不能付款是指未载明付款日期和付款条件的汇票发生被拒绝支付或者丧失付款请求权的情况。
票据丧失，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如果债务人不能给付，有权直接请求其后手进行付款。后手付款人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债务人不履行义务的，前手付款人可以要求其后手对其追索。债务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后手不履行义务的后手，有权向持票人要求付款。
票据上的其他权利人，就是除出票人以外的人，这又分请求权人和请求权请求权，其区别在于请求权人请求支付，请求权人先拒绝付款，之后请求得到清偿；或者不愿意支付，但是又需要对方接受付款，则可以向承兑人行使请求权。虽然在票据丧失时，承兑人和被背书人都没有责任，但是在不能向付款人或者被背书人请求支付时，仍然有补救的机会。补救的条件可以是票据金额上的赔偿（除丧失中所记载的外）和损失数额中较大数字（如确定金额为1000万元）。
如果请求权人和被背书人都是不付之诉诉讼上的当事人，只能向向自己索赔的汇票上其他权利人请求支付，但是这种请求权具有一定的限制。这也是票据法规定票据被转让后还可以转让给第三人（可以是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时，权利人仍然主张支付票据金额所应负的责任。向这两个其他权利人提出这些赔偿要求时需要说明被失票据是否已经进入诉讼时效内。
恢复票据状态的方法，既可以恢复出票人的原票据权利，又可以恢复票据状态下所得到的票据。这与前两种情形的规定不同，后者可以要求恢复票据状态，而前者则没有要求。在恢复票据状态时，票据债务人可以根据票据上记载的日期或内容在票据上作出签章后向出票人支付款项。因此，只有在票据被背书无效时方可恢复该票据的状态。恢复票据状态的费用也较高。一般情况下，如果票据没有记载日期或内容但被背书成立时票据状态就已经恢复，则恢复票据状态需支付大量金钱。
票据丧失是指票据因灭失、遗失、被盗等原因而使票据权利人脱离其对票据的占有。票据的丧失分为绝对丧失和相对丧失，前者又称灭失，后者又称遗失。票据丧失后可以采取挂失止付、公示催告、普通诉讼等方式进行补救。挂失止付并不是票据丧失后票据权利补救的必经程序，而只是一种暂行性的应急措施，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3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提起普通诉讼，也可以在票据丧失后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提起普通诉讼。
挂失止付、公示催付和诉讼三种补救方法【法律分析】票据权利的行使以持有票据为前提，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导致失票人无法行使票据权利。法律为了保护有关权利人的利益，对票据丧失的补救均作出规定，失票人可以申请：挂失止付；公示催告；或直接起诉。一、挂失止付：票据丧失，失票人可以及时通知票据的付款人或代理付款人挂失止付。付款人或代理付款人收到挂失止付通知书，应当立即暂停支付。二、公示催告：挂失止付只是一种临时措施，失票人还须在挂失止付后三日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同时挂失止付也不是公示催告的前置程序，失票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三、直接起诉：由于起诉要有明确的被告。票据丧失后，若失票人知道票据在某人手中，则可以直接提起诉讼，要求返还票据。【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第十五条 票据丧失，失票人可以及时通知票据的付款人挂失止付，但是，未记载付款人或者无法确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的票据除外。收到挂失止付通知的付款人，应当暂停支付。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三日内，也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四百四十六条 因票据丧失，申请公示催告的，人民法院应结合票据存根、丧失票据的复印件、出票人关于签发票据的证明、申请人合法取得票据的证明、银行挂失止付通知书、报案证明等证据，决定是否受理。
票据丧失后的补救措施：(一)挂失止付：1.可以挂失止付的票据；(1)已承兑的商业汇票；(2)支票；(3)填明“现金”字样和代理付款人的银行汇票；(4)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2、暂时的预防措施；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自收到挂失止付通知书之日起12日内未收到人民法院的止付通知书的，自第13日起，挂失止付通知书失效。3、非必经程序；挂失止付并不是票据丧失后票据权利补救的必经程序，而只是一种暂时的预防措施，最终要通过申请公示催告或提起普通诉讼来补救票据权利。(二)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丧失的，失票人可以申请公示催告。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和现金支票不得背书转让，这些票据不能申请公示催告。2、公示催告的程序：(1)人民法院受理公示催告申请的，同时通知支付人停止支付；(2)发出公告；①法院在受理后的3日内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②公示催告期间不得少于60日，且公示催告期间届满日不得早于票据付款日后15日。(3)申报权利；①在除权判决作出前，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法院应当通知其向法院出示票据，并通知公示催告申请人在指定的期间查看该票据。②公示催告申请人申请公示催告的票据与利害关系人出示的票据不一致的，应当裁定驳回利害关系人的申报。③如果有利害关系人前来就同一票据申报权利，法院并不在该程序之下对申请人与申报权利人之间的争议进行实体审理，而是会裁定终结该程序。申请人如欲主张票据权利，可以向对方提起普通民事诉讼。④如果没有人在指定期限内申报权利，则可以推定申请人的主张成立。3、除权判决；(1)在申报权利的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或者申报被驳回的，申请人应当自公示催告期间届满之日起1个月内申请作出除权判决;逾期不申请除权判决的，终结公示催告程序。(2)除权判决公告之日起，公示催告申请人有权依据除权判决向付款人请求付款。(三)普通诉讼：1、普通诉讼，是指丧失票据的失票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判定付款人于票据到期日或判决生效后支付或清偿票据金额的活动。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失票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向人民法院说明曾经持有票据及丧失票据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是否应当提供担保以及担保的数额。3、在判决前，丧失的票据出现时，付款人应以该票据正处于诉讼阶段为由暂不付款，并将情况迅速通知失票人和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应终结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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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证据立法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1]刘品新。中国电子证据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 [2]霍宪丹。试论司法鉴定法制建设的发展方向[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326. [3]刘欣等。电子证据鉴定技术框架研究[J].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2004，（10）：1880. [4]张立。电子证据检验锁定被告人真实年龄[N].检察日报，2009-12-20（1）。 [5]刘品新。中国电子证据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03. [6]胡英。电子证据经司法鉴定才能还原真相[N].计算机世界，2009-09-14（52）。 [7]靳慧云。计算机犯罪侦查[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193. [8]杨郁娟。从司法鉴定的证据方法属性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J].中国司法鉴定，2009，（6）：63-66.请继续阅读相关推荐： 毕业论文 应届生求职 毕业论文范文查看下载 查看的论文开题报告 查阅参考论文提纲
刑事证据运用中的认识误区证据是诉讼的灵魂和核心，在某种意义上，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就是一个发现、收集、固定保全、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然而，在这个“证据流程”中存在许多认识误区需予澄清，否则将会影响到案件的正确处理。被告人口供是“证据之王”所谓被告人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就案件事实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口头或书面陈述。有人认为被告人口供是“证据之王”，是最有价值和证明力最强的证据，因而在办案中千方百计地获取口供，而一旦获得了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就万事大吉，忽视相应证据的提取。不可否认，经查证属实的被告人口供能够详细、具体地反映犯罪的动机、目的和犯罪的时间、地点、行为、结果等，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但被告人口供往往存在虚假可能性。因而，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翻供是“不老实”的表现所谓翻供是指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推翻其以前所作的供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翻供现象明显增多。对于这些翻供尤其是被告人推翻以前所作的有罪供述，我们不能一概认为是被告人拒不认罪，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被告人翻供的确是为了逃避罪责，但也有被告人以前因记忆错误或受刑讯逼供，现在将假的供述翻成真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认为只要被告人翻供就是“不老实”。那种认为被告人翻供就是抗拒法律的思想实质是有罪推定的思想。司法人员的职责仅限于收集有罪证据，收集无罪证据是律师的事有人认为，侦查机关的职责仅限于收集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至于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则是律师的事了。这是极其错误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安、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肩负着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两大任务，他们不是一方当事人，不能仅仅追求打击犯罪的目的，更不能为了胜诉而不择手段。由其性质决定，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检察机关、对于不管是有利于被告人还是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都要收集，同时这也是公安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所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物证、书证可以随意替代司法实践中，对于同一物品文件有时会出现原物、原件、复制品、复印件等不同的表现形式。对于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有人认为物证、书证是可以随意替代的，因而在办案中不注意对原物、原件的收集、固定和保存，造成原物、原件的丢失，有的甚至图省事干脆拿替代品代替原始的物证、书证。这是错误的。原始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传来证据，收集证据应尽可能忠实原物原件，保持证据的本来面貌，做到“原汁原味”。即使在特殊情况下，原物、原件不能获得而不得不采用复印件、复制品等替代时，也应遵守法定的条件，以保证这些复制品、复印件的真实性。鉴定结论是“科学证据”，无需审查即可直接采纳鉴定结论是鉴定人经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运用自己专业知识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所作的结论性意见。由于鉴定结论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依照科学原理所作出的，有人便认为其真实性无可怀疑，无需审查即可直接予以采纳。其实，任何证据都无预定的证明力，如同其他证据一样，鉴定结论因主客观的原因也有发生错误的可能，如鉴定设备是否先进、鉴定方法是否科学、送检材料是否充分、鉴定人的业务水平、鉴定过程是否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等等，都会影响到鉴定结论的正确性。此外，据以作出鉴定的科学原理还有一个准确率的问题，即使是目前认为可靠性极高的DNA检测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也存在发生误差的可能。因此对于鉴定结论应当先予审查才能采纳。法院庭外调查的证据无需经过质证，可予直接采纳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官有时为了查明案情依法进行一些必要的庭外调查。对于法官庭外调查所得的证据，有人认为因它是由在审判程序中处于居中裁断的第三者-法官所获取的，一般比较客观真实，因而无需经过控辩双方质证即可直接采纳，这是错误的。先予质证是庭审认证的前提条件，任何证据都必须经当庭出示，并经控辩双方质证后才能被采纳，法官依职权调查所得的证据也不例外。之所以如此，一者法官调查所得的证据因主客观原因也可能发生错误，二者证据经控辩双方交叉质证，也是程序公正的一种重要体现。
民 事 证 据 举 证 时 限 制 度 刍 议一、 举证时限制度概述对于举证时限，我国诉讼法学理论界并未见一致的定义与确定的内涵，而且其他国家也似乎没有明确的相同规定，依笔者的理解，举证时限是指在诉讼中应当向法院提交证据的时间及期限，以及未能提交证据时所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按“证据规定”的具体内容来看，举证时限可以分为二种类型，分别为指定举证时限及协商举证时限，但不论是何种类型人民法院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我国民事司法中的一个共同特点。在民事诉讼发展早期，司法公正占据主导地位，为了实现判决结果的公正法庭普遍认可案件当事人可以随时提交与案件有关的证据。但是，随着经济对社会的影响，人们发现这个权利也被一些当事人滥用，随时提交证据不仅违背了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而且有些当事人采用突然袭击提交证据的方式来影响到案件的审理时限，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处理与判决，也严重地影响到了诉讼的效率。鉴于此，现代各国民诉法大多将随时提交证据改革为适时提交，最高法院的“证据规定”就是如此，至于其规定的作用与正当性如何，下文将予以简要分析。二、 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举证时限制度与证据失权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证据失权，是指负有提交证据责任(而不是举证责任，请留意)的一方诉讼当事人如果未能按照约定或规定的时间向法庭提交证据时，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其提交的证据将不再予以组织质证，自然也就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规定”第34条就明确规定：“ 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笔者认为，证据失权的后果将及于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从而将实质性地决定裁判的结果，所以不能轻率处理。首先，证据失权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应属于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内容之一，应当由法律作出规定才行，所以最高法院的这一解释有越权的嫌疑;其次，过于严苛的证据失权制度并不利于做到法院的裁判符合案件的客观事实，很有可能会产生错误的裁判，从而无法实现公正司法的最基本要求;第三，由于我国并未建立完全的律师代理诉讼制度，而且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较低，往往无法正确理解某一证据的作用及举证不能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如果严格依照规定来处理，必然会出现许多与客观事实不符的认定与处理，减损法律的根本目的与真正价值。这一点已经在司法实践中有着突出的表现。三、 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问题“证据规定”第37条规定：“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人民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第38条规定：“交换证据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此时出现了“举证期限届满日”与“证据交换日”这两种日期，其关系如何呢，笔者试作简要分析。按照规定理解，证据交换日既可以是在举证时限届满日之前、之日及之后这三种关系。如果是在其后，则规定举证时限有何意义?而且，规定证据交换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互相传递证据”吗?需要确定双方争议的焦点(即有些同志所称的争点)吗?如果一方当事人在举证时限届满之前或届满之日才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而且提出了其未答辩或虽然答辩但未在答辩中提出的新的观点及证据，此时对方当事人的举证时限因证据交换而届满，那么他所收集到的反驳证据如何提交与处理?如果一方当事人在举证时限届满日进行证据交换时提交了此前未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如何提出反驳的证据?等等。尽管规定第40条规定：“当事人收到对方交换的证据后提出反驳并提出新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在指定的时间进行交换。”如果这个“指定的时间”会在原指定的证据交换时间之后，而此时举证时限因证据交换而届满，岂不是宣告原指定时限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这些问题似乎有些自相矛盾。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不仅让当事人及律师摸不着头脑，连法官也是稀里糊涂，莫衷一是。还有，关于证据交换的次数及规定、证据交换的内容与范围、证据交换的方式与程序，等等，都需要得到明确的规定，以免不具有操作性。笔者揣测，制定此解释的主要目的似乎是为了达到英美诉讼法律制度中的证据开示制度的类似效果，故笔者先援引英美证据法中的“证据开示”概念略作比较。依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证据开示”(Discovery)是“指在英格兰，民事诉讼当事人可在一定限度内获得有关双方争议事项的全部文件的内容和已经存在的信息的一种程序。该程序旨在于审理前开示相关文件，从而避免在审理中出现意外以促进公正处理案件。”1而我国学者沈达明先生则称之为“发现程序”，并明确指出，此程序“起着以下几种作用：(1)保全审理时不能出庭的证人的证言;(2)暴露事实;(3)明确争执点;(4)把证言冻结起来以防止伪造;(5)双方当事人发现他们之间惟一争执点为法律争执点时，便于援用简易判决程序;(6)经过仔细的调查，双方摸清了对方的事实与法律点的份量后，很可能进行和解;(7)即使不能避免进行审理，运用得当的发现方式能为审理作好准备，使审理的事项达到具体化程度。”2笔者不敢掠人之美，但引用原文如此之多的文字乃是沈达明先生的归纳似乎已经说明了证据开示制度的主要作用，足可借鉴。在英美法国家，证据开示制度得到较大的发展及进一步完善，并结合到相关法律制度及法制传统，较好的实现了预期的目的，尽管目前尚存在一些问题，但正在逐步的研究和解决。但笔者认为，“证据规定”的举证时限及证据交换制度与证据开示制度存在显著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证据开示的范围、内容、方式、程序等方面，而且需要结合到较详尽完整的证据规则及熟练掌握该程序的法律服务人士的专业帮助才能较好地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并实现其目的。由于我国并未建立起律师全部代理的民事诉讼制度，因此这施行这一制度的客观条件与制度环境似嫌不足，同时由于该证据规定太简单粗糙而使得效果很不理想，并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妥善处理。四、 新证据问题我国民诉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但在“证据规定”中却被明确否定了。而且，什么叫做“新证据”呢?“证据规定”第41条第(1)项分一审及二审这2种程序进行了规定：“一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后一种情形容易理解也较合理，但第一种情形就不易掌握了。有的学者认为：“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既可能是举证时限届满后新产生的证据，也可能是原来已经存在但由于种种原因当事人没有发现也没有提交的证据。如果是客观原因或者是当事人不存在过错时，似乎可以向法庭说明情况后得到法庭的谅解与认可。但如果是当事人对证据的作用及结果的错误认识而未推荐阅读：民 事 证 据能提交法院时，如何处理呢?笔者的一些同事就遇到过此类问题，有些当事人在诉讼中根本无法确定某件证据的作用与重要性，而是只到在法庭辩论时经法官的调查与提醒才知道该证据已有但未提交，如果严格执行“证据规定”去处理，对这些证据不组织质证并不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则有相当一部份的案件结果显失公正甚至明显错误，不仅有悖于司法公正的宗旨，肯定也会引起当事人的强烈不满;如果对这些证据组织质证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则实际上使得“证据规定”形同虚设，根本没有约束力。看来这个问题并不是简单地从法律上进行规定或者作出一个司法解释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可能需要改革某些重要的相关联的司法制度才能解决的问题，各级法院岂能轻率处之?!从“发现”的词义上来看，按照《现代汉语成语词典》的解释，“发现”是指“①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②发觉。”3而“发觉”是指“开始知道(隐藏的或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4由词义可见也就包括证据此前已经存在但却被忽视而未予以相应的注意并提交的情形。但词典对此后新产生的事物却并未提及，“无存在何来发现”，属于发现应无异议。因此，不认是从语言学的理解还是证据法学的角度去理解，不去重视处理这一“忽视”或“未注意”的情况的处理无疑是不全面的，这也是必须认真研究处理的事情，不能视而不见。二审程序中也有关于“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理由如上，不再赘述。五、 评价与建议笔者在此仅对 “证据规定”有关举证时限制度进行粗浅的讨论。笔者坚持认为，由于最高法院规定了时限制度及证据失权后果，严重限制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并实质上影响到判决的结果，所以有越权的嫌疑。这实际上也是司法公正与效率之争问题的一个具体表现。尽管从表面上来看，法院这样做似乎更有“效率”，但笔者坚持认为，作为法律，追求公正是其最根本的目的，只有在公正司法的基础上兼顾效率，才能实现法律的本质特征与目的。如果过于追求效率而忽视公正，无疑会让社会公众对法律与司法制度的公正性产生动摇，这也将会是最无效率的作法。笔者认为，举证时限制度的建立需要完善的审前准备程序、高质量的法律服务体系、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法制环境与法律意识的建立与提高、可行且有力的证人保护制度等等作为基础或提供支持，目前实行严格的证据失权制度并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提供保障且过于严苛，不利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对于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问题，笔者认为不如规定举证时限届满后，如果一方当事人提交新的证据导致审判结果改变时，可以由其承担支付诉讼费用并赔偿相应损失的作法，甚至可以规定对其进行必要的制裁，等等，既能解决司法公正这一最本质要求，又可对举证不力者予以制裁，在现阶段似乎更加可行。当然，笔者也建议大家都来研究寻找其他更为合适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笔者建议不如正式建立较为完善与具体的证据开示制度或审前准备制度，使其更具可操作性，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基础上提高司法效率，以达到建立该项制度的预期目。注释：1 、戴维·M·沃克著、李双元等译《牛津法律大辞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9页。2 、沈达明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40页。4 、同上书，第338页。
论文开题报告基本要素
各部分撰写内容
论文标题应该简洁，且能让读者对论文所研究的主题一目了然。
摘要是对论文提纲的总结，通常不超过1或2页，摘要包含以下内容：
目录应该列出所有带有页码的标题和副标题， 副标题应缩进。
这部分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来解释研究背景，缩小研究问题的范围，适当列出相关的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不只是你已经阅读过的相关文献的总结摘要，而是必须对其进行批判性评论，并能够将这些文献与你提出的研究联系起来。
这部分应该告诉读者你想在研究中发现什么。在这部分明确地陈述你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研究问题应该足够广泛，而次要研究问题和假设则更具体，每个问题都应该侧重于研究的某个方面。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的王朝，这个开创了大一统帝国的王朝留下了许多典章制度，被后来的历代往常所沿用或者改进。汉代拥有许多制度沿用秦朝，也在当时环境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
例如：帝陵封土。但是帝陵封土制度可不是秦朝开创的，而是秦朝沿用东周的帝陵封土制度。封土制度的出现是中国陵寝制度更加完善的又一表现，是一项重要变革。陵墓封土作为墓葬地面上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人们思想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帝陵封土与政治直接相关，帝陵封土的变化也是与政治文化关系密切。
陵墓封土有三种形式：第一种为覆斗方上；第二种是以山为陵；第三种是宝城宝顶。在秦汉时期的帝陵封土继承了东周“封土为陵”的形制，并且渐渐地统一，多以覆斗状为主，但是在封土高度和规模上具有部分创新。因为秦汉处在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因而秦汉的帝陵封土制度也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秦汉的帝陵封土形制继承了战国以来的“封土为陵”和“覆斗形”封土形制。秦朝经历极短的统治时期，拥有采用帝陵封土形制的只有三个身份高贵的人：秦始皇、胡亥、子婴。由于子婴墓葬尚未发现，胡亥以平民礼下葬，所以目前只能考证位于陕西的秦始皇陵。秦始皇陵的封土呈覆斗形，位于骊山陵园的中心。
封土除了作为墓葬的标志更重要的作用是保护地下墓葬，使得墓室免遭破坏。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土成为标志建筑以便于后代祭祀。春秋战国以来，礼崩乐坏的局面一发不可收拾，各国诸侯为了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与特殊的身份地位，秦汉以来王权独尊，封土制度的出现与发展注定与会与政治相互结合，并且结合会越来越紧密。使封土成为身份地位等级的象征。
西汉十一座帝陵，除了文帝霸陵形制与其他帝陵不同没有以外，其他的帝陵都有高大的封土作为标志。西汉帝陵主要有长方形和近方形两种形状。大致以文帝为分割线，文帝以前大致以长方形为主，文帝以后大致以近方形为主。
《礼记• 中庸》记载“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 如事存,孝之至也”,《吕氏春秋•死》篇 记载;“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古代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即王权独尊。
因此在帝王死后也希望维持这样的局面，古人认为让先祖享受和生前一样的生活是一种孝顺的表现。封土象征皇帝生前的居所，所以由长方形变为近方形与皇帝的居所由长乐宫迁至未央宫有直接关系。
也间接说明，春秋时期的丧葬文化思想对秦汉甚至以后都有深刻的影响。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长方形或者近方形的覆斗状封土。西汉与秦朝一样都是覆斗状形制，因此汉承秦制，也间接继承了战国时期的封土制度。
东汉历经十四位皇帝，有十一位皇帝葬在洛阳附近，东汉帝陵在都城周围会延续西汉、秦朝、战国时期的的传统，并且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根据近些年的考古研究发现东汉封土形制是圆形的，这一点与战国时期的楚国王陵极为相似，所以东汉的帝陵封土形制也是对战国时期封土形制的继承。秦朝、西汉、东汉的帝陵封土形制虽然大同小异，但是都是对战国时期的封土形制以及丧葬制度的继承。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的王朝，为了适应封建王朝的建设，秦朝开创了许多封建制度，也对继承的制度进行了创新。帝陵封土的形制虽然继承了战国封土形制，但是统一背景下的帝国封土形制与诸侯国的封土形制自然不同。秦汉对于帝陵封土形制的创新则体现在规模与高度上。秦汉帝陵封土的高度与规模在中国陵寝封土都是最高。
《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始皇陵封土“其高五十 余丈”,《三辅故事》载“起陵高五十仗”《关 中记》载汉诸陵“坟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惟茂陵高 十四丈,方百四十步”。如今看到这些数字仍然令人震惊。
从历年的考古资料分析，秦始皇陵的封土规模是自战国以来最大的，虽然秦始皇陵的帝陵封土形制与秦国是继承的，但是从规模上来看却远远超过战国时期的规模。秦始皇陵的封土形制规模绝无仅有，其中一方面是为了显示从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功绩，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显示至高无上的地位权威。
这也间接的显示出中国已经从奴隶制的王国国家进入到封建制的帝国时代。西汉时期的帝陵封土形制最高的是武帝茂陵，西汉封土的规格虽然没有秦始皇陵的规格高，但是与战国时期的封土规格相比仍然高出许多。虽然东汉时期帝陵封土形制的规模要比西汉更小，但是仍然高于战国时代。
巨大的规模对应着漫长的修建过程，以及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秦汉以来大部分都要集中全国的力量来为帝王修建陵墓。在当时覆斗状形制占主要地位的西汉，出现“以山为陵”，东汉改为圆形的封土形制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创新。
礼制与王权的紧密结合，家国一体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使得陵墓修建成为国家行为。帝陵封土的形制与规模更是一个国家与政治的象征，秦汉帝陵封土是当时中央集权的封建统一帝国的体现。秦汉陵寝封土形制的继承与发展是社会发展，政治变革的体现。是礼乐制度与中央集权制度相结合的体现。
死亡对于人们来说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茫茫宇宙，大千世界，人们在这里诞生、成长，直到最后的死亡。几千年来人们形成的丧葬礼仪，是既要让死去的人满意，也要让活着的人安宁。在整个丧葬的过程中，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坚韧的结——念祖怀亲。这个结，表现在生者和死者之间的实体联系中，也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精神联系之中。而这就揭示了中国人生死观的深层内涵。 停尸仪式 他被移到正屋明间的灵床上，在亲属们的守护下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刻，这叫做"挺丧 报丧仪式 报丧可以说是人死后的第一种仪式了，它用发信号的方式把有人逝世的消息告诉亲友和村人。 招魂、送魂仪式 客死在他乡的魂魄，找不到归途.除非他的家人替他"招魂"，使他听到那企望着他的声音，他才能够循着声音归来。 做‘七’仪式 人们认为，人死后七天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所以要举行"做七"，每逢七天一祭，"七七"四十九天才结束。这主要是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 吊唁仪式 一般吊唁者都携带赠送死者的衣被，并在上面用别针挂上用毛笔书写的"某某致"字样的纸条。 入敛仪式 入殓有"大敛"和"小敛"之分。小敛是指为死者穿衣服，"大殓"是指收尸人棺，汉族民间俗称为"归大屋"。 丧服仪式 在丧礼中，晚辈给长辈穿孝主要是为了表示孝意和哀悼。这本来是出自周礼，是儒家的礼制，后来，又被人们引申成为亡人"免罪"。
会根据等级进行划分，会有自己的陵墓，里面也会有一些陪葬品，最后会和自己的身体一起埋葬。里面会有很多的墓道，而且也会有一些特殊的石头造型。
与民法上的一般抗辩制度相比，票据抗辩虽然与之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但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1)在一般民法领域中，发生债权转让时，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移转于新的债权人，即债务人能对让与人进行的一切抗辩，均可对抗受让人，债权流转次数越多，累积的抗辩事由越多，债务人的抗辩权就越大。例如，甲欠乙货款，乙将债权转让给丙，丙又转让给丁，则丁就可能面对甲原来针对乙、丙的一切抗辩，诸如：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约定、未按期收到货物、时效已过等等。而在票据法领域，由于作为流通证券的票据，其作用的发挥依赖于票据的流通，票据债务人享有较少的抗辩权。如果票据债务人享有太多的抗辩权，则会影响票据的信用，从而阻碍票据的流通。(2)票据保证抗辩与一般民法上的保证抗辩是有区别的，一般民法上的保证抗辩设立有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而票据保证抗辩中则没有；民法上的保证抗辩一般允许保证人行使主债务人得以行使的抗辩，票据保证抗辩则一般不允许。(3)因票据抗辩产生无效后果时，并不一定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例如：在票据流通过程中发生的某一无效的票据行为并不影响其他票据行为的效力，也不溯及既往。但在民法的一般理论中，民事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均自始无效。
一般情况下，基于信用证支付方式的特性，法院是不宜以发布止付令的方式阻止开证行或付款行履行其义务的。原因在于信用证的基本法律性质。信用证的基本法律性质。根据UCP500的规定，信用证泛指一项约定，由银行（开证行）根据该约定主动或应客户（开证申请人）邀请并循其指示承诺，在完全符合L／C条款的条件下凭规定的单据，向第三者（受益人）或其他被指定方（如付款行、保兑行或议付行等）付款、兑付或议付。L／C独立抽象性原则是L／C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法律原则，它包括两方面内容，并贯穿L／C法律关系的始末，对各L／C当事人的行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首先，独立抽象性，即L／C与基础合同彼此独立。根据UCP500 第3条规定，“信用证按其性质与凭以开立信用证的销售合同或其他合同，均属不同的业务。即使信用证中援引这些合同，银行也与之毫无关系并不受其约束。因此，银行的付款、承兑并支付汇票或议付及或履行信用证下任何其他义务的承诺，不受申请人提出的因其与开证之间或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索赔或抗辩的约束。在任何情况下，受益人不得利用银行之间或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存在的契约关系。”第3 条的含义即在于说明L／C与基础合同以及相关的其他文件彼此独立，即使L／C提及这些合同，银行也不受其拘束，对此可不与理睬。开证申请人、受益人和中介银行都不得利用单据不符以外的抗辩对抗开证行。同样，开证行也不得利用单证不符以外的抗辩对抗其他L／C当事人。其次，L／C的表面相符或文义性，即证下单据必须与L／C的要求表面相符。银行处理信用证业务时，只凭单据，不问货物，它只审查受益人所提交的单据是否与信用证条款相符，以决定其是否履行付款责任。UCP500第4条明确规定“信用证业务中，有关各方所处理的是单据， 而不是与单据有关的货物、服务或其他履约行为”。在信用证业务中，只要受益人提交符合信用证条款的单据，开证行就应承担付款责任，进口人也应接受单据并向开证行付款赎单。如果进口人付款后发现货物有缺陷，则可凭单据向有关责任方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而与银行无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根据UCP500第13、14条规定，银行虽有义务“合理审慎的审核信用证规定的一切单据”，但这种审核只是用以确定单据表面上是否符合信用证条款，开证行只“凭表面上符合信用证汇票的单据付款、承担延期付款责任、承兑汇票或议付……。”同样，开证人也根据表面是否符合信用证条款的单据承担接受单据并对履行以上责任的银行进行偿付的义务。出于同样的理由，UCP500第15条又规定“银行对任何单据的格式、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伪造或法律效力、或单据上规定的或附加一般及或特殊条件，一概不负责任；对于任何单据所代表的货物的描述、数量、重量、品质、状态、包装、交货、价值或存在，或货物的发货人、承运人、运输人、收货人或保险人或其他任何人的诚信或行为及或疏漏、清偿能力、履约能力或资信情况，也不负责。”L／C的独立性原则与抽象原则互为条件，相辅相成，两者合成为独立抽象性原则。该原则要求：（1）银行的地位和责任是独立的、 第一性的，银行无权援引单证不符以外的任何抗辩拒付。这与普通立法意义上担保人的从属地位和第二性责任具有本质的不同。（2）L／C 独立于基础合同或其他合同，L／C当事人（包括开证申请人、开证行、受益人及其他中介银行如通知行、议付行、偿付行等）不得援引后者对前者进行修改或作补充解释，也不得援引后者的抗辩解除银行的付款责任和开证申请人的补偿责任，或者因此强制银行付款和开证申请人补偿。（3）各L／C当事人仅处理单据而非单据之关联事务，只要受益人交付相符单据，银行付款责任和开证申请人的补偿责任是确定的。反之，即使基础合同得到完全履行，受益人亦无权自银行获取货款，而此条件下兑付了不符单据的银行也无权获得偿付或补偿。L／C独立抽象性原则确立了开证行兑付证下相符单据的绝对责任，它禁止以单据不符以外抗辩拒付。所以，任何基于基础合同违约或相关争议的抗辩，即使涉及基础合同中的根本违约、合同落空、事实或法律的履行不能等事实，都不能免除证下银行的付款责任申请人的偿付责任。这作为一项国际贸易惯例，已为世界各国所接受。信用证欺诈及相关立法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信用证作为国际贸易支付领域一项成熟的商业制度，从其产生至今，一直在该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银行信用的优越性，它为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安全保证，同时，银行还可借助L／C向买卖双方提供资金融通的便利（注：吴百福主编《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81—283页。）等。这些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的根源，乃是对L／C的独立抽象特性的尊重与执行。离开了这一点，作为中介组织的银行将不可避免的被纠缠人买卖双方的具体交易纠葛当中，整个信用证制度也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而消亡。但是不幸的是，恰恰是独立抽象性原则本身，产生了对其自身进行否定并进而侵蚀整个信用证制度后果——信用证欺诈。信用证欺诈的一般表现形式是受益人伪造与信用证条款相符的单据，甚至制作假单据从银行取款项。由于银行仅凭表面相符的单据付款，对单据的表面真实性在所不问，因此使得投机奸商屡屡得手。而且信用证欺诈兼具风险小、成本少、收益大的特性，致使近些年来L／C欺诈有日益盛行的趋势。对信用证欺诈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从信用证制度内部找到答案，因为产生信用证欺诈的根源乃是独立抽象原则，而这一原则恰恰是信用证制度的核心所在。若因欺诈而否定独立抽象性原则，则等于否定整个信用制度。解决的方法，笔者认为，唯在于事前交易双方对风险的防范和事后国内法的补救。事前防范非本文讨论范围，在此不作论述。对于信用证欺诈的国内法补救，少数国家依据相关专业立法，如美国；其他各国的实践一般为直接援引国内法关于民事欺诈的普通立法，但均采用由法院直接向处于其管辖范围之内的开证行或付款行发布止付令禁止其付款的方法。在这方面，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立法。有关这方面的法律性文件只有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发布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欺诈使一切变得无效，这是民商法最基本的法律原则之一，L／C欺诈也不例外。各国一致认为，基于维护社会公正及良好商业道德的需要，在发生L／C欺诈的条件下，可对独立抽象性原则软化处理或排除其适用。于是出现了L／C独立抽象性原则下欺诈例外的适用原则，简称欺诈例外原则。是不是只要发现有欺诈行为，法院都可以发布止付令呢？观各国立法和通常做法，并非如此。美国的《统一商法典》5—114（2）规定：除另有约定外， 如单据表面上符合L／C条款而事实上并不符合押汇或移转物权证书（7—507）投资证券（8—306）时的担保，或单据系出于伪造、诈欺、或交易上有欺诈时，（a ）如押汇银行或其他汇票（或付款请求书）之持有人系基于L／C而取得并成为正当持票人（3—20）时，开证人必须付款。（b）至于对客户而言，如开证行系属善意，可以不顾客户有关伪造、欺诈或其他未在单据表面显示之瑕疵之通知而予付款；但有管辖权法院得禁止其付款。在我国，《纪要》在肯定独立抽象性原则绝对性基础上，确立了下列欺诈例外原则的框架性条件：（1 ）法院冻结令仅适用于经充分证明的L／C欺诈；（2）冻结令不应限制证下正当持票人的受款权利；（3）颁布冻结令不仅考虑欺诈受害人的利益，更要注重冻结令对银行信用不利影响。（4 ）颁布冻结令的时间应是不迟于开证行对外确定性的承担付款责任之时而不是尚未对外付款之时。考察以上具体规定，至少存在一种法院不能发布止付令的情形。即，对于善意持票人，法院不能禁止开证行或付款行对其付款。对于善意持票人的保护见之于各国票据法与民商法及UCP500的具体规定。其理论基础乃在于票据的无因性及文义性，即票据上的法律关系只是单纯的金钱支付关系，至于这种支付关系的原因或者说权利取得票据的原因均可不问。票据所创设的权利义务内容，完全以票据所载文义而定，而不能进行任意解释或者根据票据以外的任何其他文件确定。其目的在于保证票据流通及商事流转的顺畅进行。所谓善意持票人，又称正当持票人，其在取得票据时，除法律特殊规定外，如我国《票据法》第11条，必须支付对价，同时还需满足以下条件：（1 ）其取得的票据在表面上是完整和合格的；（2）其在成为持票人时，票据未过期， 如票据过期已被退票，但其对退票事毫不知情；（3）票据转让给他时， 其未发现转让者对票据的所有权有任何缺陷（对票据的所有权缺陷是指以欺诈、胁迫、暴力、恐吓或背信而取得的对票据的所有权）（注：赵威主编《国际票据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0页。）。根据票据法的一般规定，善意持票人的权利优于其前手且可不受票据当事人间债务纠葛的影响。同时，UCP500第9条对开证行、 保兑行有义务在议付信用证下“支付受益人所开立的汇票／或信用证项下提交的单据，并对……善意持票人无追索权。”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对于在远期L／C中汇票承兑后，法院可否发布止付令，U. C. C. 对此无明确规定，而《纪要》则明令禁止。远期L／C是指付款的行在收到符合信用证规定的远期汇票和单据时， 先在汇票上履行承兑手续，俟汇票到期日再行付款的信用证。按UCP500第9 条“信用证不应要求凭申请人为付款人的汇票支付”的新规定，付款人将仅限于开证行或被指定的其他银行。承兑是远期汇票特有的制度，它对于确定汇票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保护票据当事人尤其是受款人的利益具有重大意义。汇票是一种他付证券，它是出票人为“委托”付款人支付票面金额与收款人而签发。由于出票人这种“委托”付款的出票行为在性质上是单方面法律行为，而非民法上的委托合同行为，它只能为收款人设定权利，却不能使付款人承担义务。也就是说，出票人的出票行为对付款人没有法律约束力，付款人对出票人的：委托”既可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即使是他与出票人之间存在资金关系和承担付款的约定也是如此。正是由于收款人取得汇票后，如果没有付款人的承兑（或不承兑）的行为，则收款人的权利始终处于一种期待的不确定状态，这势必对收款人的利益造成不利的影响，同时也会使汇票的信用功能降低，影响其正常的流通。因此，承兑对于收款人利益的保护和增强汇票的信用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付款人而言，承兑是其自愿承担到期日支付票面金额与收款人的行为。在承兑之前，付款人没有承兑义务，但一旦付款人做出承兑，他就负有到期日付款的确定义务，即使是付款人与出票人之间未有资金关系或付款约定或其承兑之前并不知悉出票人的委托，只要其承兑即负有付款的义务，承兑是付款人承担付款义务的唯一要件。在信用证业务实践中，开证行或付款行对受益人或善意持票人提示的远期汇票进行承兑意味着其承担了对该汇票到期付款的确定性义务，而且这种付款义务是第一性的。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即使存在欺诈开证行也不能拒付、法院也不能发布止付令呢？从票据法的角度讲，并非如此。在票据流通过程中，存在票据抗辩制度。根据这一制度，票据债务人可以根据票据法的规定，提出相应的事实或理由，否定票据权利人提出的请求，拒绝履行票据义务。这些相应的事实或理由称为抗辩事由。票据抗辩分为对物抗辩与对人抗辩。（注：赵威主编《国际票据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132页。）其中，票据债务人基于欺诈对票据原因关系直接当事人所享有的抗辩权即属于对人抗辩中原因关系抗辩的一种。原因关系抗辩，是指基于票据债务人与票据权利人之间所存在的一定原因关系所发生的抗辩。尽管票据是无因证券，但这只是就不存在的原因关系的票据当事人之间而言；在存在直接原因关系的票据当事人之间，仍得以原因关系而提出抗辩。我国《票据法》第13条第2款规定， “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直接债权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同时，第10条第1款还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 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据此，当原因关系为不法或无效，即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时，票据债务人可对其直接票据债权人提出抗辩，而不论承兑与否。在信用证业务中，当提交单据的是签发汇票的受益人本人而不是已经买单押汇的议付行时，开证行完全可以根据原因关系存在欺诈而提出抗辩。即使在开证承兑汇票后，只要其能证明受益人有欺诈行为，就仍享有抗辩的权利。有管辖权的法院也当然有权根据有关当事人的请求和事实，在开证行尚未对外付款以前，对其发布止付令。因此，拙见以为，《纪要》有关法院不能对远期信用证下已承兑的汇票发布止付令的规定是缺乏法理依据的。法院发布止付令应注意的问题虽然从以上论述可知，法院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针对信用证欺诈发布止付令的。但笔者认为，法院在发布止付令时，应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正如《纪要》中所指出的，颁布冻结不能仅考虑欺诈受害人的利益，更要注意冻结令对银行信用的不利影响。除非有存在欺诈的充分理由，法院不宜干涉信用证业务。首先，要对欺诈作严格解释。根据我国民法学界通行的理论，认定欺诈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欺诈一方必须是出于故意。所谓“故意”即当事人明知欺瞒行为可能使另一方当事人由于陷于错误的认识，进而希望另一方当事人陷于错误认识而为的一定的行为。欺诈行为，包括积极的行为，如捏造虚假情况、歪曲真实情况等，也可以是消极行为，如隐瞒真实情况。由此可以判断，根据这一概念所界定的“欺诈”的范围必然是很宽泛的。而且，由于这一定义没有考虑信用证业务的特殊性，因而缺乏针对性。目前对于这一问题，各国均无统一的认识。美国U. C. C.中将欺诈限定为“交易中的欺诈”至于“交易中的欺诈”是指受益人对开证行所为的欺诈，还是指受益人对开证申请人即买方所为的欺诈，U. C. C.却没有做明确规定，在Shaffer V. Brooklyn Park Garden Apartments中，美国法院认定受益人在向银行提交的证明文件中欺诈性地宣称申请人没有支付贷款的行为构成“交易中的欺诈”； 而在Bosser Bank &Trust Co. V. Union Planters National Bank一案中，法院认为， 受益人根据信用证要求出具的表明其有权获得款项的声明不因其目的与申请人之本意不一致而被认定为“交易中的欺诈”。上述判例反映出美国法院所坚持的“信用证独立于基础交易”的原则立场”。 而在UnitedBank V. Cambridge Sporting Goods Corporation一案中，当法庭发现受益人所装运的是“破旧、无垫衬的、撕裂的、发霉的拳击手套”而不是合同要求的“新拳击手套”时认定已构成“交易中的欺诈”并对银行发布了禁令。在NMC Enterprise V.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案中，法院根据合同相似的情况发布了禁令（注：THomas D. Crandall,M. J. Herbert, LaryLawrenc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在这两个案例中，法院又将信用证与基础合同联系在一起考虑。对欺诈认定，美国法院认为还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欺诈行为必须为受益人所为而不是任何其他第三方；二，必须是受益人所为的积极欺诈行为并使整个交易的目的受到破坏。以上判例反映出美国法院在处理信用证欺诈案件时所持的态度是既维护公平原则更兼顾正常的交易秩序和银行信用，同时，还对信用欺诈的当事人及危害程度作了限制。这些都值得我国在今后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加以借鉴。除了上述因素以外，笔者以为还有必要将民事欺诈与刑事欺诈加以区分，以避免刑事诉讼机关轻率介入相关案件。（注：竺琳《民事诈欺制度研究》载于《民商法论丛》第9 卷）刑事欺诈是指可以构成罪之欺诈，其已构成犯罪，具有较强的社会危害性；民事欺诈则是一种民事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虽然民事欺诈与刑事欺诈在构成要件和特征上具有相同之处。如，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均出于故意，并都希望达到一定的和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客观方面两者都以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欺方法欺他人。但两者存在明显不同之处。首先，形式上的欺诈需被欺诈人之财产利益受到或可能受到相当的损害。尽管各国法律对损害程度的规定不同，但都以造成损害为必要条件。而民事欺诈并不以被欺诈人或第三人受到财产损失为必要条件，但在损失情况下，被欺诈人除可要求无效或可撤销外，还可同时主张损害赔偿。其次，由于民事欺诈不以被欺诈人受到损失为必要条件，因此民法上不存在欺诈未遂问题。而刑事欺诈必须以取得的公私财务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才能构成，因此在因犯罪人本人意志之外的原因而未获得数额较大的财务时，仍构成罪未遂。第三，民事欺诈中欺诈人获得不法利益的同时，一般还承担着约定义务。且其不法利益的取得，多是通过履行一定的民事义务而获得。刑事犯罪分子是毫无履行义务的意思而无偿占有他人财务，即由行为直接取得不法利益而不履行任何义务，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以行为主体是否具有履约的能力、担保能力和是否履行了部分义务为划分刑事欺诈与民事欺诈的界限之一。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部分的信用证欺诈属于民事欺诈的范畴；只有当法院没有及时或不能以发布止付令或冻结财产的方式阻止有欺诈行为的受益人获得货款时，受益人的欺诈行为才构成刑事欺诈。同时，即使刑事欺诈案件成立，通过侦察措施限制证下贷款汇出国境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但“由于国际经济犯罪涉及各国刑事管辖权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等方面的问题，由我国追诉机关根据保护管辖或属人管辖等原则管辖我国域外的信用证犯罪几乎没有可行性”（注：《信用证下贷款止付与支付的研究》向明华载于《法商研究》 1997年第4期）。基于对欺诈的严格定义，申请止付令一方应负严格而繁重的举证责任。它必须能够证明：（1）欺诈已经发生而不是臆想中的欺诈。（2）受益人参与了欺诈，对欺诈知情或对欺诈负有其他个人责任，否则受益人不应因第三人的过错而丧失其证下受款权。（3 ）其将因欺诈而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否则，申请人就应利用其他救济手段获得补偿。如果申请人能证明下列情况之一者，可认定损害无法弥补。1 ）追偿损失的费用将超过贷款，2 ）受益人有财务状况表明其将无力补偿申请人的损失，3）损失因被告所在地司法不公等原因而无法追偿等。4）禁令申请者须提供充分担保（注：《信用证下货款止付与支付的研究》向明华载于《法商研究》1997年第4期）止付令的法律性质作为解决信用证欺诈问题的主要救济手段止付令与冻结令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止付令指法院以判决或裁定的形式禁止付款行为，或开证行向受益人或非正当持票人支付货款的命令。而冻结令是我国民诉法上财产保全的措施之一，指法院依职权或当事人申请对被申请人的涉案财产加以冻结的一种措施。在信用证欺诈案件中，银行并不是当事一方，被申请人应是有欺诈行为的受益人，而申请人申请冻结的款项为尚未付出的贷款。这一部分货款在申请人交付开证押金情况下，为申请人本人的财产；在无开证押金情况下则为银行根据信用证的融资功能和银行承担的第一性付款义务应支付的属于银行的资金。这两种情况均不符合冻结的条件。因为申请人申请冻结自己的财产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而法院无权冻结与案件无关的第三方面的财产。因此，在此类案件中发布“冻结令”是不恰当的。止付令根据其发布的不同时间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和法律依据。首先，在诉讼前与诉讼中法院发布的止付令，其在本质上是属于一种诉前保全或诉讼保全措施，是程序法上的救济措施。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3条、94条的规定，在诉讼发生前或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或诉讼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对有关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这两种保全措施的共同特点在于：利害关系人或当事人只要声称情况紧急，不立即进行保全就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在提供担保情况下，就会得到此类救济；同时，这两类保全措施都具有暂时性的特点，即，在诉前保全情况下，利害关系人不在提出保全请求后15天内提起诉讼，或在两种情况下，法院的终局判决与保全措施不一致，相应的保全措施将会马上解除。第二类是作为法院终局判决的止付令。这一类止付令是法院根据相关实体法，主要是民法与相关特别法，为解决信用证欺诈而采取的实体法上的救济措施。由于获取程序法上的止付令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因此这一类止付令极易被当事人滥用而影响国际贸易的正常进行和我国银行的信誉。法院在使用这类止付令时应对案件的基本事实做必要的审查，尽量减少或避免负面影响的产生。综上所述，在信用证制度中可否援引欺诈而发布止付令，本质上带有商业制度与公平理念相制衡的色彩。法院在裁决此类案件时，应综合事实与法律，兼顾各方利益而慎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