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标题居中；2、标题下是专业、班级、姓名和学号；3、每个自然段前面空2个字的位置。
主流的生态伦理学理论是广义人类中心主义，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是指我们要保护生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我们爱护动物不虐待他们是因为这样不利于我们的善心（有证据可以表明环境对一个人的善恶影响很大）。保护地球，保护环境这种口号说到底就是为了保护人类，可持续发展是为了后代，保护生态是为了人类，保证生态多样性是为了人类。而广义人类中心主义之所以成为主流，是因为这是目前实践最好的理论，而其他理论的缺陷比广人主义言大得多。而将动物和植物区分开来是动物解放论的观点，这个观点受到的抨击最多。最主要是怎么定义解放的对象。假设我们按照生物学观点分类，所有的动物都应该解放，那好，我们只能食用素食，而且危害作物的害虫我们也不能伤害。假设我们按有无意识分类，那么婴儿、植物人也应该被排除在外。为了人类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对啊，想想天朝建国前期，尊重人是利己（也可以理解为自私，扩展到种族就是利种的）的，就是尊重人性（事实上是生物性，每种生物都有这种特性，达尔文的过度繁殖观点可以作证）。这是固有的，不然人甚至生物就不可能存留下来。我们不应该直接把它就定义为『恶』。凡是都讲究『度』。你的朋友之所以偏激，就是因为过了这个线。偏激的环保主义者事实上对环境的危害也很大。而人类的出现本身对生态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但就是因为人类的行为过了一个『度』，这才导致很多生态问题的出现。智能生物（地球上为人）的出现是生态圈的优势，他对生态的有利影响要大于不利影响，人类出现之前，生物圈是靠多样性解决环境的变化，优胜劣汰是自然的法则。而人类出现之后，善恶就出现了，对于那些不适合在生态中存活的有遗传病或者是其它原因的物种也保护起来，使得优胜劣汰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效用。同时人类对地球的掌控也可以预见并抵御一些灾难。大洪水、冰川时期、陨石群等等的危害将比在没有人类的时期危害更低。
环境伦理学是伦理学的分支，是属于应用伦理学中的一种。在我看来，其实环境伦理学的思想也是比较复杂的。也没有上升到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的高度。像《实践伦理学》、《动物解放》的作者皮特辛格，为了承认动物的道德存在物的地位，降低无意识、无理性的人——严重的智障残疾者、未满十八个月的胎儿等的地位。这个观点也引发了著名的“辛格事件”，他的理论也被人和德国纳粹的“优生主义”进行类比。这就涉及到了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人保护自然的目的是什么？自然和动物之于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人到底为什么要保护自然？从哲学上来讲，从康德的目的和手段论上来说，自然和动物就应该是人实现自身目的发展自身的手段。从思想上，把人类放在了一个对自然绝对支配的地位，也叫作“笛卡尔主义”。后来有了保守的环保主义，但是这些环境保护的观点从内核上来看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从两方面来看，人为什么要保护环境这个问题。一是，人对自然的某种破坏有可能会损坏到他人的财产权。比如说，人们砍伐了一片森林，可能是破坏了土地所有者的对森林财产的拥有权。这是其一，第二是破坏环境、伤害动物是不利于人心智的成长和心理健康的。例如说，捕杀动物会培养一种人嗜血、暴力的倾向，为人健康的发展埋下了心理上的炸弹。再往后，环保主义开始思考为什么保护环境总是从人类的角度来进行思考。为什么不能直接对大自然进行道德关怀。将大自然纳入道德共同体中，对自然中的生灵施与道德关怀。但是这种保护环境的观点有比较容易陷入极端环境保护主义的范畴。用一种太过绝对的方式进行环境保护即是不干涉的态度对待环境。巴里康芒纳，在他的《封闭的循坏》中提到了四个生态学的原则。第三条是“自然界懂得的是最好的”也有翻译为“自然界最懂自己”。这种观点类似于经济学上的“理性人”，自然界有着自己的自主性。当面临困境时，自然就最清楚自己的问题在哪里、选择怎样的方案是最好的。那么人类对待自然的最好的态度就是“顺其自然”“尊重生命”。康芒纳将这个观点同手表匠做类比，一个完美的手表的构造是经过无数次的试错之后的结果。那么，任何一个细微的改变可能都是前人犯过的错误。我们需要遵守的就是先人已经安排下来的规则。但是，这个观点有两个值得怀疑的地方。一是，达尔文主义的应用。是否自然的发展就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级的阶段，只需做的只是维持这个现状而已。二是，这种极端的不干涉的环境保护主义是基于自然拥有类似于“理性”的东西。是否是他们真的知道什么是对自然最好的？当然人类也没有这个权威说自己最懂自然。我们常说极端的东西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极端的环境保护主义，过分的干涉，做出本心是利于环境发展的事，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使得环境更加恶化。对待环境的态度，既不能是绝对的不干涉，也不能是完全的强硬的干预。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是地球上最核心或者最重要的物种，评价现实的真实与否亦依靠人类的视角。其首要概念也可理解为人类至上。人类中心主义是环境伦理学和环境哲学的主要概念，被认为是人类为何与自然环境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但这种理念已经根植在大多数人类的心中。约翰·帕斯莫尔的《人类对自然的责任》（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是最早的阐述环境伦理学的论文之一，这篇文章因其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论调而受到了深层生态学捍卫者的抨击。人类中心主义的支持者指出为了人类的幸福，维持一个健康、可持续的环境是有必要的，这个论点并不是十分以人类为中心，但是威廉·格雷说：“这个肤浅的观点之所以错误并不是因为其专注于人类幸福，而是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何为真正的幸福。”我们不难发现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存在着过于浓厚的自我中心观念，凡事都只希望满足自己的欲望，要求人人为己，却置别人的需求于度外，不愿为别人做半点牺牲，不关心他人痛痒，表现为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要求所有的人都以他为中心，恨不得让地球都围绕他的意愿转，服从于他。他们只要集体照顾，不讲集体纪律，否则就感到委屈、受不了。却不愿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服从他人及集体。这种人强烈希望别人尊重他，却不知道自己也得尊重别人。总之，这些人心目中充满了自我，却唯独没有他人，信奉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问题出在自我意识过浓，走向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或者说个人主义思想严重。少关心别人，与他人关系疏远：由于这种人时时事事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顾别人，有事则登三宝殿，而不求于人时，则对人没有丝毫热情，似乎人人都是为他服务。实际上，人类的交往是互惠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对于这种自我中心的人，任何人都不愿以大的代价去获得小的收益。它的产生是在身心发展过程中随着个性的发展而形成的，是自我意识发展的畸形产物。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是以特定的生理和心理发展水平为其前提的，从知道我与外界的区别，到自我评价，再到自我理想。这其中，个体进入青春期而引起生理、心理的急剧变化。一些人死守自己的一切自尊，将自己困在狭窄的自我圈子里，竭力为自己建立一个完美的形象却又无力“独立作战”，而强烈的自尊使得他们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援助之手，自以为是，将自己当作成熟的大人。人际交往都讲求互惠的原则，希望别人对自己好，那么自己也应该有相应的付出。如果在交往中为了满足自己的，处处维护自己的自尊，与其他人造成对立，最终只能将自己封闭起来，将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处于自我封闭和自我隔绝的状态。对有自我中心这种严重的心理障碍的人来说，应该正视社会现实，学会礼尚往来，在必要时做出点让步。学会尊重、关心、帮助他人，这样才可获得别人的回报，从中也可体验人生的价值与幸福。加强自我修养，学会控制自我的欲望与言行。
环境伦理学 开放分类： 伦理、学科、环境目录�6�1 环境伦理学的定义 �6�1 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6�1 环境伦理学的特点 �6�1 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内容 环境伦理学的定义环境伦理学，是一门介于伦理学与环境科学之间的新兴的综合性科学。它的诞生，是在人类生存发展活动和生存环境系统发生尖锐对立后，为满足协调人和生存环境系统的关系，求得人类和生存环境系统共同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的产物。人类和生存环境系统之间的矛盾──环境污染、破坏和恶化等问题，说到底，是人类行为的结果，是一个社会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提到行为主体——人类环境伦理道德高度去认识和对待才有可能。因此环境伦理学，必将成为21世纪影响和决定人类与环境同时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性科学研究领域之一。 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环境伦理学是研究人类在生存发展过程中，人类个体与自然环境系统和社会环境（人类群体）系统，及社会环境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之间的伦理道德行为关系的科学。这里“环境”的科学意义，是指“人类生存环境系统”的意思，和人们常说的生态环境的“环境”定义有很大的差别。 人类是地球表层自然环境系统物质从无机到有机发展衍生的产物。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人类生存环境系统是指地球有机和无机物质表层，即人们通常指称的自然界。它是人类的母亲。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母亲──地球这个独特的圈层而独立存在过。人类和自然环境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的“血缘”关系。人类的生存发展，是以自然环境系统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的。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一切活动，一切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发生在这个系统多姿多彩的舞台上的。为了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类曾对这个舞台进行过很多重大的变革和改造。在这个变革和改造的过程中，人类个体和人类群体与这个系统之间，除了发生生产力的物质作用关系外，还存在一种精神和情感的互动关系──伦理道德关系。这是其他一切生命个体和群体与这个系统间所没有的关系。 人类与自然环境系统的关系，迥然不同于其他生物属种的最大特征，就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系统的作用，基本上是一种后天获得的理性行为。人从哇哇堕地那一刻起，除了被动地接受大自然恩赐的阳光和空气外，他和自身以外物质世界发生联系的只有一种吮吸母乳的本能。他懂事以后终生对自然界的一切索取和相互作用行为——生存本领、绝大部分是通过长辈和他人的教育和传承获得的。这种后天获得的知识和本领，完全是一种自主的、有意识的、有选择性的行为。从蒙味时代开始，人类便有了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主体意识。因此，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一切作用就脱出了动物群体那种基本上是在自然条件制约范围内的本能行为的窠臼。 人类这种作用于自然环境系统的主动行为与动物本能还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就是人类对自然界的索取不是依靠自己的自然肢体进行的，而是利用自己制造的自然界所没有的工具进行的。这就大大地增强了人类向自然索取的能力，增强了人类摆脱狂暴自然力束缚的能力。在自然环境系统面前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性和独立生存能力。 另外，由于人类世代相传的后天获得的知识和本领具有一种积累和滚动发展的特性，这就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一种永无止境及逐渐加速发展的可能性。人类从蒙昧时代发展到采集和渔猎阶段，走过了几十万年的漫长历史；而从采集渔猎阶段发展到农耕时代只经历了不到一万年时间，从农耕时代发展到现代工业社会，只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从工业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呼风唤雨，移山填海，上天入地的后工业化时代，则只有三百年左右时间。 长期以来，由于人类知识和技能的发展和进步，在曾一度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面前，人类也曾一度产生过片面认识，以为自己的发展和向自然界的索取是可以永无止境的。人们对待自然环境系统和自然资源的态度，就好像婴儿对待自己母亲的乳房一样，认为那是一个可以供自己任意索取和享用的无尽的天然的生命源泉。婴儿对母亲的乳房，亲爱之情有之，但说到要爱护和保护则未必。但当婴儿长大后他才知道，原来母亲的乳汁并不是永不枯竭的，有一天，它也会有被穷尽的时候。对于地表的自然环境系统和自然资源来说，人类今天行将逐渐面临这种枯竭的窘境。 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给人们提供了相对和平的发展机遇。二战后人类补偿性消费惯性和年青一代及时行乐心态，极大地刺激了对物欲的追求，为社会生产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内在需求动力，推动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进步。科学技术领域由于相对论和原子能技术、登月技术的发现、发明和应用，更为应用技术的发展火上加油，在相对被动的自然界和自然资源面前，人类的行为几乎达到了疯狂和忘乎所以的程度。但就当前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来说，人类又没有发展到能够“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地步，人类目前能达到的空间活动，还是建立在地球表面提供的物质和能量基础上的。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牵动的巨大的社会生产能力，已经接近可以穷尽某种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地步。人类生产过程中和狂热消费过程中释放出的负能流──废水、废气、废渣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已从整体上威胁到人类生存发展的可能性。地表损毁、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的缺失，人类生境美学价值的降低等等，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这种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象以往一样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利用机械和物质的手段去解决已经成为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当前这种日益尖锐的人和自然环境的矛盾，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使人们向自然索取的力量和范围无限扩张的结果。为了解决人和自然环境的矛盾，必须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一切行为和作用提升到人类理性的、自我约束的伦理道德行为高度去认识和研究才有望得到解决。 面对这种社会需要，从1949年美国环境学家莱奥波尔德发表《原荒纪事》一书开始，在传统伦理学领域中便开始衍生出了一门运用生态学和伦理学综合知识，去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系统互动关系的道德本质及其规律，探索人们对待自然环境系统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保护自然环境系统生态平衡，以达到使人类能在良好生态环境系统中生存和发展目的的科学，人们通常把它称为生态哲学或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则是在生态伦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加年轻的科学。 作为个体的人类，在大自然各个因素的相互运动作用过程中是显得十分柔弱的。在威力无比的风雨雷电、山崩地裂、洪水猛兽、严寒酷暑面前，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索取和依存，都必须以群体行为方式出现才有可能。在长期的群体行为过程中，同一群体内人类个体与个体之间因利益、品格等差异，产生了种种需要协调，才能保证人类群体共生、共存、共荣的矛盾关系。 人类个体间的这种关系不同于群体间、氏族间、集团间、国家间大规模的涉及群体生死存亡的矛盾。后一种矛盾一般用抢掠、征战等暴力行为去解决，敌我关系及胜败的结局都很分明。此外还有一种个体与个体之间或个体与群体之间利益和是非界线都很明确的矛盾行为关系，如偷、抢、奸淫、伤害等行为，一般也要求通过行政或法律手段去解决。至于人类个体与个体之间大量利益关系不明显的龃龉、磨擦、妨碍公共卫生、违反伦常关系等行为，则要通过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准则、规范、风俗、舆论等去解决。专门从事对这些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维系人们相互间自由、平等地和谐、安全生存发展的习俗、风尚、性格、思想方式等现象进行研究的科学部门，就是传统的广义的社会伦理学或称为普通伦理学。 普通伦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常新的社会科学，它着重研究的只是人类群体中个人与个人间的伦理道德关系。但是自从人类群体中出现了按严格等级制度建立起来，并依赖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强制手段进行维系的国家以来，人类群体已经外化成了人类生存发展不可时刻或离的外在客观环境条件──社会环境条件。对人类个体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和外在社会环境间的伦理道德关系，传统伦理学过去是不曾着重研究过的。这些关系在显性特征层面上的内容基本上归属于社会学或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深层次的隐性特征的研究基本上成了空白。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人类开始步入信息化时代。交通运输能力的加强和信息电子网络化的实现，人类生存活动的地球表面相对缩小，人类群体间、集团间、国家间的活动开始出现区域化和一体化的趋势，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也出现了集团化、区域化和国际化的趋向。大量与环境有关的国际公约的签订就是这种一体化趋向的表现。人类向自然环境索取、开发、利用、改造的行为上升到了集团或国家间的行为。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的个体行为已日益变得苍白无力。从而引发了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这样人类传统的伦理关系便发展成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多层次的立体交叉关系，大大地扩大和延伸了传统伦理学的研究领域。在这个背景上便逐渐形成了对这些关系进行综合研究的环境伦理科学。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环境伦理学是一门运用多种学科知识，综合研究人类个体与自然环境系统之间、人类个体和社会环境系统之间及社会环境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之间伦理道德关系的科学，包括研究环境伦理学的产生，环境伦理的道德体系、环境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准则、评价、教育和个人环境道德修养等环境伦理道德行为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关系的学说。
安徽萧县，羊汤是当地的一绝，大大小小的羊肉馆星罗棋布。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圣泉寺附近的羊肉馆。
环境伦理学论文提 要：略关键词：唯物史观；环境伦理；生态哲学；人类中心；实践格局；多级主体 人与自然之间有无伦理关系？在对待人类生命与对待人以外的其他所有生命方面，人类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是否具有共通性？自然界是否具有不依赖于人类主体评价或不与主体发生关系的独立或孤立的内在价值和权利？导致公有地悲哀的事件能否笼统地归结为人类爱心缺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能否完全可以达到双赢？……这些问题构成中外学界争论的焦点。在对这些问题的学术探讨中，由于缺乏唯物史观的学科维度，有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观点还颇为盛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生态哲学研究的深度掘进和真实进展，对此不得不给予高度的理论重视。 一、环境伦理是揭示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 有学者认为，“伦理学围绕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轴心而旋转”，而“环境伦理学则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因此，“人类应该把协调人与人关系上伦理道德规范推展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动担当起人对自然的义务，把爱护自然作为自己应尽的道德责任。” 这种观点在中外学界确有其某种典型性。如出版于德国的一部颇有影响的应用伦理学教科书中将环境伦理定义为“追寻人与自然的伦理上正确的相处”。说“伦理学围绕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轴心而旋转”没错，而问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有无伦理关系？其实在学科规范上，伦理学是“关于道德及其起源和发展、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们相互间和人们对社会、国家等的义务的学说。”伦理学从词源上在中国“伦理二字合用，最早见于秦汉之际成书的《礼记》：‘凡音者，生于人心也；乐者，通伦理者也’。大约西汉初年，人们开始广泛使用‘伦理’一词，以概括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因此，所谓伦理就是人伦之理。那么，环境伦理学呢？ 环境伦理学的实质，是协调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还是规范以自然生态环境中介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义务分担？对于这一问题的前提性合理追问是：环境危机是谁的危机，伦理协调的是谁之利益？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认为环境伦理的核心是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实际上，从唯物史观维度审视，所谓环境乃是环人之境。而所谓的生态环境危机，简要地讲，就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实践活动超出生态的自我恢复能力，非规范的污染排放突破环境的自我净化阈值，超常规的资源利用阻塞资源的自我循环路径，导致生态系统结构紊乱，环境有序功能下降，资源利用难以为继，从而影响甚至威胁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环境伦理学正是探讨人们在面对人类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应如何有效地规范自己的行为以保护生态系统结构趋向合理，环境有序功能正常发挥，资源利用方式合理科学，从而不以一已的眼前局部利益，危害人类实现长远整体利益的生存环境以及探讨这些行为规范的理论依据。换言之，环境伦理学是从时空维度上协调不同代际和不同地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而这一理论从表层现象上看，似乎是有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但究其深层本质，实则是揭示以自然生态环境中介了的人际伦理道德关系。因为我发现这种观点倡导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甚至在伦理层面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深层意义始终是为了缓和甚至化解不同地区，不同代际之间的利益冲突，终极目标仍是协调人伦之理。 在我看来，传统伦理学只研究人与人的直接的伦理关系，对于人与人之间的间接而复杂的被生态环境中介掩盖了的伦理关系，被严重忽略由此没有明确涉及和自觉揭示。而西方环境伦理学第一次从理论自觉角度，把伦理关怀的范围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使生态环境这一被掩盖了的中介终于浮出水面。问题是环境伦理真的是揭示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吗？由此我有必要指出，说人们对自然界没有伦理关系，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意破坏自然界。反过来说，要有效地进行环境建设，也并非因为自然界对我们提出什么伦理要求。我们之所以强调破坏生态平衡、污染环境是不道德的，应当受到谴责，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行为损害了人类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从现实的实践格局审视，正因为一些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直接或间接损害到另一些人的利益，因此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与人的关系有机构成，从而具有了伦理意义。我们正是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整体的和长远的根本利益出发，才应该而且必须维护生态系统的协调平衡，保护动植物资源的生物多样性，使人类生态环境不会因为开发自然资源而遭受迫害和污染。做出环境建设的伦理道德选择，是以对生态环境演化规律的认识为前提，基于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价值所做的明智选择。 二、人与自然界其它生物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 有学者援引马克思语录：“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从而推导出“处理和协调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与处理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道德规范存在着一致性、兼容性和互渗性。” 在此我有必要指出，第一，前段经典引文末的“句号”在原文中是“逗号”，这很重要也很关键。因为紧接下来的话便是：“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第二，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这段论述，主要是阐发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以及实现这一过程中，人的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意识之不足！并给出了唯物史观新维度：“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进程所改变”，所以人“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进而在这一现实基础之上，“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而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却撇开科学历史观，而抽象谈论所谓“在对待人类生命与对待人以外的其他所有生命方面，人类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具有共同性，即要尊重生命，不允许伤害生命和自然界”是缺乏现实根基的。 类似的观点还颇盛行。如深层生态学的主要奠基者阿伦?奈斯说：“深层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原则上每一种生命形式都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当然，正如现实所示，我们为了吃饭而不得不杀死其他生命，但是，深层生态学的一个基本直觉是：若无充足理由，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毁灭其他生命。深层生态学的另一个基本准则是：随着人类的成熟，他们将能够与其他生命同甘共苦。”没有理由当然不能随意毁灭其他生命，但问题在于，“每一种生命形式都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但“我们为了吃饭而不得不杀死其他生命”又“与其他生命同甘共苦”，是何逻辑？人们常说“狼是凶残的”，道理很简单：因为狼吃羊！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当人们“涮羊肉片”、“炖羊肉块”、“剁羊肉馅”、“烤羊肉串”的时候，是以什么标准来评判狼的凶残与人的合理？ 美国学者默迪认为“如果我们确信，所有物种都有‘平等的权利’，或者说，人的权利不比其他物种的权利具有更多的价值，那么这对我们针对自然的行为有什么影响呢？……无情地、肆意地摧残生命固然不是人正当的目的，但该怎样理解我们为了保持健康消灭病菌的行为，或者我们为了营养而取消了植物与动物的生命的行为呢？”同样地，如果人与其他所有生命体是平等的，因此要遵循其所倡导的“尊重生命，不允许伤害生命和自然界”的思路，那么如何理解“我们为了吃饭不得不杀死其他生命”？“为了健康消灭病菌”？“为了营养而取消了植物与动物的生命的行为”？又如何理解医学家为了人类主体的健康，如为了消灭SARS等病毒，研制开发有效药物和疫苗菌苗而进行的临床应用前的一系列必要的动物实验？ 看来问题不在于只有“承认尊重生命，不允许伤害生命和自然界”，才能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相反地，若真的按这种富于“崇高”而理想化的伦理关怀的方式去操作，其结果又会怎样呢？也许有一天人就有可能成为珍稀物种甚至只能坐以待毙了！这种浪漫主义的伦理情怀不仅无助于有效的环境建设，而且很可能由于缺乏唯物史观的观照而陷入空想。因此，包括深层生态学在内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对待人类中心论的这种方式上，动机上的捍卫可能正是实际上的葬送。三、自然物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与平等的权利？ 由此这种观点所指认的“只有先承认和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才能得到人自身的价值”“人类应该在确认人的价值和权利的同时，确认自然界的价值和自然界的权利”的观点也是值得推敲的。 自然物确有其内在价值，但问题是自然界有没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内在价值是否可以不依赖于主体评价或不与主体发生关系而独立或孤立地表现出来？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等是否就源于只承认外在价值而否认内在价值？要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否必须肯定独立或孤立的内在价值？其实价值本来就是内在与外在的统一，单独的“内”与“外”都是无法衡量价值的。就像物种的重量既要有物体自身的质量又要有砝码，商品的价值既要有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又要有交换一样。因此尊重自然是可以包括尊重自然规律和尊重自然价值的，但在这里不必也不可能独立地抽象地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斥责外在价值或以人为主体的价值。自然物的价值在于它自身又在于它对人的意义，问题只是这里对人有意义应当不仅考虑到对当代人有意义，还要对后代人有意义，不仅是考虑到对人的局部和眼前利益有意义，还要对全局和长远利益有意义，这样来讨论尊重自然价值同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的关系，才可能是既现实又清楚的。 与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相关，所谓“自然界的权利”，乃是把自然拟人化或诗化的说法。物种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生存竞争关系，不是伦理关系，因而不是权利义务关系。生态平衡是物种之间自发的生存竞争的结果，而不是靠某些环境伦理学家所赋予自然界的权利义务关系来维持的。[15]按自然发展自身的要求来对待自然，这不等于说人应如动物一样不要去改造自然只要适应自然就行了。这当然无所谓人类中心了。但同时也即剥夺了人之为人的权利了。人是在改造自然中成人的，如果剥夺他改造自然的权利，就是要他倒退到自然动物的水平上去，这在实践上有这种可能性吗？ 如果自然界的生命体都彼此相互尊重“权利”而“不允许伤害”，那么，上述客观现实存在着的“食物链”，“生存竞争”又作何解？不仅如此，这种观点撇开历史观而空洞地强调“承认和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抽象地强调“确认自然界的价值和自然界的权利”，“把道德关怀对象从社会领域拓宽到自然领域，并以这种拓宽来保证道德关怀的对象真正得到道德关怀。”那么，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掘进是可能的吗？人类的真实生存与发展是可能的吗？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就必须不断地同外部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以维系自身的生命过程，这是人类赖以存在的绝对前提。马克思曾认真阐发过，社会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如果没有人类世世代代的改造自然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如果没有人类对科学技术孜孜不倦的探求，如果没有人类对包括生产工具在内的劳动资料的持续不断的完善以及对社会生产力的卓有成效的发展，人类将永远无法从自然界的强大制约和社会的自我压抑下站立起来！任何以非历史的态度对待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观点都是根本错误的。如此理解，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是否会在客观上导致对自然内在价值和权利的“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或“理论地肯定，现实地否定”呢？ 在此有必要指出，人类中心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被绝对化，与当代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不无极为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就是说，人类在时间维度上过份强化眼前的短期利益而忽视未来的长远利益，在空间上又极端张扬狭隘的局部利益而漠视全局的整体利益，从而在客观上导致为了人类中心而又丧失真正的人类中心。西方诸如“深层生态学”等环境伦理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生态危机归咎于他们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然而由此漠视人类实践史、文明史、思想史的成就，论证所谓“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界的价值主体地位”，认为“否定人类中心主义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绝对条件”，却是值得仔细推敲和认真商榷的。 四、导致公有地悲剧能否归结为人类爱心缺失？ 这种观点还认为，“一个人如果具有对他人和对子孙后代人的关爱之心，他必然会表现出对生态环境的强烈的尊重和关爱之心。同理，一个对生态环境没有爱心的人，也不可能表现出对他人和子孙后代人的强烈之爱。因为生态环境是人类所共有和共享的，这是一块如同哈丁所说的‘公有地’，导致‘公有地’悲哀的事件是人类爱心缺失的结果。”以此来继续论证“调整人际关系的道德与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互适性和继承性。” 我以为这是极为抽象化的论证。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不存在抽象的“人的关爱之心”。就是说“人的关爱之心”与“对生态环境”以及“对他人和子孙后代人的强烈之爱”之间有无这种必然的逻辑关系，仍需要作具体分析。因为导致“公有地悲哀”不能笼统地归结为“人类爱心缺失的结果”。其实导致“公有地悲哀”的深层原因，仍是个现实而又具体层面的问题。 在科学与认知层面上，历史表明在每项科技的运用中一开始就蕴藏着不可预料的负作用。特别是高技术评估的困难更是如此。科学就其本性来说是至善至美的。但科学本身不能至善，它的至善要以技术为中介。而问题是科学的技术应用，对人类可能产生好坏两种后果，即使人们抱着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有些“坏”也是难以预料的。“技术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同时也带来了风险——特别是那些未知的风险。……由于它们难于比较，我们常会权衡利弊时做得很糟。”因此，只靠抽象地呼唤“人的关爱之心”乃至于人的“强烈之爱”还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强化人的认知能力，并不断地提高技术后果评估预测水平。 在利益与价值层面上，人类总是为了眼前需要而寻求短期局部利益，甚至以牺牲长远整体利益为代价。而同一生态环境对于发展情况不同的地区、国家和民族主体来说具有不同的可能价值。每一主体都必须要首先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进行选择，这就会导致对生态环境的多元化立场和态度；然而“生态环境价值”这一观念的本质，却必然要求从整个人类和全球生态的角度来进行一元化的协调和合作，否则便不能实现。如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消耗石油占40%，天然气占36%，铝占46%等，排放废气占30%，生产固体废物占70%。因此在多元与一元之间存在各种复杂矛盾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防范和化解这些矛盾？仅凭笼统地强调“对生态环境的强烈的尊重和关爱”，在人类现实的利益格局和多元的价值取向中，能否以及怎样实行之？ 在历史与现实层面上，近代以来直至今日，人类都生活于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人们只能在生存竞争的条件下寻求发展。在市场运作中既存在“零和博弈”，又存在“非零和博弈”。前者体现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后者体现共存共荣的“合作”关系。问题是后者的存在往往掩盖着前者，但却不足以抵消前者。在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中，既有作为利己的动机至上的人格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面，又有理性主体的权衡利弊得失从而做出最优选择的一面。问题是前者是根本的，它是目的的规定；后者则是从属的，乃是手段的规定。因此导致“公有地悲哀”并非是抽象的“人类爱心缺失”，而是现实的个体理性导致的群体非理性。而问题是，能否以及如何规范利益驱动与利益机制，从而达到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的有效统一？ 其实，从唯物史观维度审视，以人类自我为中心，把人类凌驾于万物之上，使人类和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把人类中心主义极端化的人类沙文主义。人类沙文主义存在至上性、短视性和功利性的弊端——在认识上自以为是自然界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可以支配和利用自然界的一切存在物；在实践上只看到人的眼前需要和物质利益，只关注和人有直接关系的自然资源，对整个生态系统关注不够，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中只讲索取不讲回报，采取的是一种掠夺式的利用方式；在价值观上其功利思想显而易见，最大限度地谋取和占有物质财富，对物质享受的贪婪和无止境的追求，通过功利型思维方式实现“精神”向“物质”的转化。而人类中心主义则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与发展动力，实质上强调的是以人为主体并与以之相对应也就是作为客体的自然界发生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人类的主体地位或中心地位是相对的，而人类沙文主义忽视甚至漠视这种限度，极端片面地扩张人类的主体性、能动性和社会文化性，而无视其客体性、受动性和自然生物性。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主张的人的主体性与客体性、能动性与受动性、社会性与生物性的对立统一，在人类沙文主义那里变成了无条件的雁过拔毛、竭泽而渔甚至杀鸡取卵了！ 五、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达到双赢是有条件的 非人类中心主义类似的观点还颇多。如“在工业文明阶段，追逐经济效益、忽视生态环境效益是一大通病”，“导致人们一谈起经济发展，就在大脑里定势为必然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为此“要坚决制止和杜绝掠夺性开发资源的行为，实施‘最小损害’甚至‘零排放’、‘零损害’方略”，由此“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完全可以达到双赢”云云。 我不否认上述所提出这些观点是当今人类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和努力方向。制止掠夺性开发使资源开发与环境建设并举，克服工业文化的弊端从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结合，这都没错。问题是在现实层面上能否以及怎样才能有效做到，特别是“零排放”、“零损害”和“完全可以达到双赢”能否以及如何实现？ 首先，无代价的发展是否可能？这取决于三个问题：一是人的实践活动是否必然干预自然生态系统，这种干预是否必然危及生态平衡？二是在资源有限条件下人们能否在时空两个维度上超越所谓的“零和博弈”关系的限制从而实现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三是在发展过程中做出选择和权衡时“所得”与“所失”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如何加以比较？ 其次，人们能否充分预见发展的实际后果及其带来的潜在影响？这也取决于三个问题：一是“未来”能否由“过去”充分地决定？二是实践后果是否在根本上等价于决定它的理论背景和主观期待？三是人作为主体能够扮演“拉普拉斯妖”式的角色从而充当全知全勇的预测者吗？ 比如，当论及自然资源开发时，学界普遍反对掠夺式开发，又普遍力主科学合理开发。问题是，什么样的开发是科学合理的开发？如何做到科学合理开发？自然资源，一般可以分类为可再生资源和非再生资源。可再生资源是可以用自然力保持或增加蕴藏量的资源。对这类资源实施有效而科学合理的开发，我认为至少在学理上弄清楚，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应该而且必须遵循其再生时间过程，再生空间范围，再生数量规模和再生质量效果。而非再生资源不具备自我再生能力，其初始禀赋是固定的。这类资源的开发利用，至少应该注意在科学合理的规划，制定综合利用的战略，建立绿色技术体系，规范生态工艺流程的条件下，考虑其怎样利用才能使总的效益最优和最佳化以及付出的环境资源成本和代价最低和最小化的问题，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对非再生资源的开发应是寻找替代资源的速度不应低于开发利用的速度。 再如，关于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又是操作起来难度颇大的问题。当人们论及这一问题时指出，我们追逐了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环境效益。其实严格地讲，第一，这里所谓的“经济效益”其实是指“经济效率”。因为前者是指经济活动中投入与产出、消耗与成果、费用与效用之比关系。如果投入相同而产出较多，或产出相同而投入较少，表明经济效益好；反之则表明经济效益差。它讲求以最小的劳动投入，资源消耗和资金费用换取最大或最佳的产出、成果和效用，第二，如果真正讲求内涵发展的经济效益，我想离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就为期不远，甚至本身就是某种统一了。 上述看法仍是学理上的，而在现实操作上真正实现零排放零损害方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完全可以达到双赢”何等步履维艰！这种观点举例：“人类对核能的和平利用，通过严格管理，规范运作，既经济、卫生又安全；太阳能是人类可以永续利用的能源，……态城市、生态农业、生态房屋、生态家庭等的出现，也都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的双利作用。” 我想指出，在目前和可预测的技术条件下，能使人类的经济生产活动的负效应，有效控制在生态环境自我恢复和自我净化的阈值内，使其不再扩张和恶化，仍需要人类的不懈努力。因为上述所谓核能的和平利用，太阳能的永续利用，生态城市等，人类只是局部的和非常有条件的情况下，才做到部分的利用和局部的实现，至少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核能和太阳能还不能完全代替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如果真的像某些学者所指认的如此这般理想化，人类还何必费心劳神谈论当下这些所谓的环境危机问题并苦苦探索摆脱危机的可能途径和现实选择呢？！“一旦我们了解环境许可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含义，必须就如何建设、如何实现这一转折做出决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环境领域，尽管人们进行过调查研究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仍不断加大。……我们掌握了这一切所需的技术，却未能缩短差距。”可见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颇大距离，其实施可谓任重而道远。六、环境伦理应该是多极主体环境利益之协调 （ 略 ，见参考资料） 综上，在我看来，如何在探索通晓生态环境演变规律，认识其结构与功能，维护其生产能力、恢复能力、循环能力和补偿能力的前提条件下进行有效的环境建设，而不停止人类社会从自然界科学合理、有序适度并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和具有人性化、生态化地获取生存与发展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经济发展，同时又特别关注人类现实和未来多极主体之间包括环境权利与发展权利在内的各种利益之有序协调，以及与此相应的各种应尽义务的有效规范，要而言之，如何使环境伦理与唯物史观达到有机结合，是思考环境伦理所面临的一个富有挑战性和建设性的重大时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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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国精神
【摘要】
弘扬中国精神 ;就是要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使中国精神得到世界的认可与尊重。随着基督教的衰落，中国以伦理与审美为本的文化在现代反而富有生命力。尤其是中国二元中和的文化精神使中国自古就允许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共存，人与自然的和谐对于建立后现代的环境伦理学和生态文明具有极大的文化价值。
【正文】
中国梦的全面实现依次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中国独立自强的层面，没有这个基础的层面，中国就会陷入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泥潭而任人宰割。中国自强强国的梦想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得以实现的：这表现在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更表现在1951年7月就基本上分出胜负的抗美援朝战争。
中国梦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摆脱贫穷而在经济上起飞，从邓小平领导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人民在逐步走向小康，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富国梦正在逐渐实现。
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在不平衡与精神痛苦中完成的，中国要在社会的现代转型中避免个人的孤独感与荒诞感造成的畸变与裂痕，文化梦的意义就显示出来了。不然的话，各种怪力乱神与邪教就有了滋生的土壤。这种世俗化的姿态不但使中国文化接受起现代科学来并没有什么障碍，而且对于现代与后现代的人文重建也有重要价值。
中国精神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孔子的伦理精神就是以人为本的，这种人本精神足以抵御西方传统的神本主义和现代的物本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在基督教衰落之时以拯救文明为己任的白璧德，到儒家文明中寻找拯救西方的新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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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伦理学 开放分类： 伦理、学科、环境目录�6�1 环境伦理学的定义 �6�1 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6�1 环境伦理学的特点 �6�1 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内容 环境伦理学的定义环境伦理学，是一门介于伦理学与环境科学之间的新兴的综合性科学。它的诞生，是在人类生存发展活动和生存环境系统发生尖锐对立后，为满足协调人和生存环境系统的关系，求得人类和生存环境系统共同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的产物。人类和生存环境系统之间的矛盾──环境污染、破坏和恶化等问题，说到底，是人类行为的结果，是一个社会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提到行为主体——人类环境伦理道德高度去认识和对待才有可能。因此环境伦理学，必将成为21世纪影响和决定人类与环境同时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性科学研究领域之一。 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环境伦理学是研究人类在生存发展过程中，人类个体与自然环境系统和社会环境（人类群体）系统，及社会环境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之间的伦理道德行为关系的科学。这里“环境”的科学意义，是指“人类生存环境系统”的意思，和人们常说的生态环境的“环境”定义有很大的差别。 人类是地球表层自然环境系统物质从无机到有机发展衍生的产物。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人类生存环境系统是指地球有机和无机物质表层，即人们通常指称的自然界。它是人类的母亲。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母亲──地球这个独特的圈层而独立存在过。人类和自然环境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的“血缘”关系。人类的生存发展，是以自然环境系统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的。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一切活动，一切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发生在这个系统多姿多彩的舞台上的。为了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类曾对这个舞台进行过很多重大的变革和改造。在这个变革和改造的过程中，人类个体和人类群体与这个系统之间，除了发生生产力的物质作用关系外，还存在一种精神和情感的互动关系──伦理道德关系。这是其他一切生命个体和群体与这个系统间所没有的关系。 人类与自然环境系统的关系，迥然不同于其他生物属种的最大特征，就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系统的作用，基本上是一种后天获得的理性行为。人从哇哇堕地那一刻起，除了被动地接受大自然恩赐的阳光和空气外，他和自身以外物质世界发生联系的只有一种吮吸母乳的本能。他懂事以后终生对自然界的一切索取和相互作用行为——生存本领、绝大部分是通过长辈和他人的教育和传承获得的。这种后天获得的知识和本领，完全是一种自主的、有意识的、有选择性的行为。从蒙味时代开始，人类便有了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主体意识。因此，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一切作用就脱出了动物群体那种基本上是在自然条件制约范围内的本能行为的窠臼。 人类这种作用于自然环境系统的主动行为与动物本能还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就是人类对自然界的索取不是依靠自己的自然肢体进行的，而是利用自己制造的自然界所没有的工具进行的。这就大大地增强了人类向自然索取的能力，增强了人类摆脱狂暴自然力束缚的能力。在自然环境系统面前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性和独立生存能力。 另外，由于人类世代相传的后天获得的知识和本领具有一种积累和滚动发展的特性，这就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一种永无止境及逐渐加速发展的可能性。人类从蒙昧时代发展到采集和渔猎阶段，走过了几十万年的漫长历史；而从采集渔猎阶段发展到农耕时代只经历了不到一万年时间，从农耕时代发展到现代工业社会，只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从工业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呼风唤雨，移山填海，上天入地的后工业化时代，则只有三百年左右时间。 长期以来，由于人类知识和技能的发展和进步，在曾一度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面前，人类也曾一度产生过片面认识，以为自己的发展和向自然界的索取是可以永无止境的。人们对待自然环境系统和自然资源的态度，就好像婴儿对待自己母亲的乳房一样，认为那是一个可以供自己任意索取和享用的无尽的天然的生命源泉。婴儿对母亲的乳房，亲爱之情有之，但说到要爱护和保护则未必。但当婴儿长大后他才知道，原来母亲的乳汁并不是永不枯竭的，有一天，它也会有被穷尽的时候。对于地表的自然环境系统和自然资源来说，人类今天行将逐渐面临这种枯竭的窘境。 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给人们提供了相对和平的发展机遇。二战后人类补偿性消费惯性和年青一代及时行乐心态，极大地刺激了对物欲的追求，为社会生产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内在需求动力，推动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进步。科学技术领域由于相对论和原子能技术、登月技术的发现、发明和应用，更为应用技术的发展火上加油，在相对被动的自然界和自然资源面前，人类的行为几乎达到了疯狂和忘乎所以的程度。但就当前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来说，人类又没有发展到能够“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地步，人类目前能达到的空间活动，还是建立在地球表面提供的物质和能量基础上的。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牵动的巨大的社会生产能力，已经接近可以穷尽某种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地步。人类生产过程中和狂热消费过程中释放出的负能流──废水、废气、废渣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已从整体上威胁到人类生存发展的可能性。地表损毁、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的缺失，人类生境美学价值的降低等等，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这种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象以往一样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利用机械和物质的手段去解决已经成为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当前这种日益尖锐的人和自然环境的矛盾，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使人们向自然索取的力量和范围无限扩张的结果。为了解决人和自然环境的矛盾，必须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一切行为和作用提升到人类理性的、自我约束的伦理道德行为高度去认识和研究才有望得到解决。 面对这种社会需要，从1949年美国环境学家莱奥波尔德发表《原荒纪事》一书开始，在传统伦理学领域中便开始衍生出了一门运用生态学和伦理学综合知识，去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系统互动关系的道德本质及其规律，探索人们对待自然环境系统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保护自然环境系统生态平衡，以达到使人类能在良好生态环境系统中生存和发展目的的科学，人们通常把它称为生态哲学或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则是在生态伦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加年轻的科学。 作为个体的人类，在大自然各个因素的相互运动作用过程中是显得十分柔弱的。在威力无比的风雨雷电、山崩地裂、洪水猛兽、严寒酷暑面前，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索取和依存，都必须以群体行为方式出现才有可能。在长期的群体行为过程中，同一群体内人类个体与个体之间因利益、品格等差异，产生了种种需要协调，才能保证人类群体共生、共存、共荣的矛盾关系。 人类个体间的这种关系不同于群体间、氏族间、集团间、国家间大规模的涉及群体生死存亡的矛盾。后一种矛盾一般用抢掠、征战等暴力行为去解决，敌我关系及胜败的结局都很分明。此外还有一种个体与个体之间或个体与群体之间利益和是非界线都很明确的矛盾行为关系，如偷、抢、奸淫、伤害等行为，一般也要求通过行政或法律手段去解决。至于人类个体与个体之间大量利益关系不明显的龃龉、磨擦、妨碍公共卫生、违反伦常关系等行为，则要通过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准则、规范、风俗、舆论等去解决。专门从事对这些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维系人们相互间自由、平等地和谐、安全生存发展的习俗、风尚、性格、思想方式等现象进行研究的科学部门，就是传统的广义的社会伦理学或称为普通伦理学。 普通伦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常新的社会科学，它着重研究的只是人类群体中个人与个人间的伦理道德关系。但是自从人类群体中出现了按严格等级制度建立起来，并依赖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强制手段进行维系的国家以来，人类群体已经外化成了人类生存发展不可时刻或离的外在客观环境条件──社会环境条件。对人类个体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和外在社会环境间的伦理道德关系，传统伦理学过去是不曾着重研究过的。这些关系在显性特征层面上的内容基本上归属于社会学或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深层次的隐性特征的研究基本上成了空白。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人类开始步入信息化时代。交通运输能力的加强和信息电子网络化的实现，人类生存活动的地球表面相对缩小，人类群体间、集团间、国家间的活动开始出现区域化和一体化的趋势，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也出现了集团化、区域化和国际化的趋向。大量与环境有关的国际公约的签订就是这种一体化趋向的表现。人类向自然环境索取、开发、利用、改造的行为上升到了集团或国家间的行为。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的个体行为已日益变得苍白无力。从而引发了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这样人类传统的伦理关系便发展成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多层次的立体交叉关系，大大地扩大和延伸了传统伦理学的研究领域。在这个背景上便逐渐形成了对这些关系进行综合研究的环境伦理科学。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环境伦理学是一门运用多种学科知识，综合研究人类个体与自然环境系统之间、人类个体和社会环境系统之间及社会环境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之间伦理道德关系的科学，包括研究环境伦理学的产生，环境伦理的道德体系、环境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准则、评价、教育和个人环境道德修养等环境伦理道德行为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关系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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