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中国诗人》中，王佐良向英语文学界和中国新诗界推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一群年轻诗人。王指出了这些诗人和英语文学中现代主义诗歌的联系。论文着意介绍的是他们之中的穆旦及其创作。王佐良指出了穆旦抒情诗中的现实主义品质；并且和当时一般中国作家的“冷淡”和“空虚”不同，穆旦的焦灼是真实的，主要的调子是痛苦，其原因在于别的很多作家只是在抄袭西方二流作家的文字，而且“在拥抱了一个现实的方案和策略时，政治意识闷死了同情心”(7)；穆旦则没有模仿，也从来不借别人的声音歌唱，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识，而是以一种“受难的品质”，深入到根底，即“心的死亡”，来表达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王佐良分析了穆旦诗歌的艺术手法，指出他采用了“辨证”手法，而且不仅用头脑思想，还用身体思想，这使得他的《诗八首》将肉体与形而上的玄思混合，成为“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8)。王佐良赞赏穆旦在表达方式上弃绝古典的词藻而运用现代白话，并有着许多人家想象不到的排列组合，使得他的作品有“一种猝然，一种剃刀片似的锋利”(9)，这种风格完全适合他的敏感。王佐良认为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创造了一个上帝”(10)，这在缺乏精神上的起伏、宗教诗从来没有发达过的中国，是一件几乎完全新的事，值得诗歌界的注意。
春穆旦 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 反抗着土地，花朵伸出来， 当暖风吹来烦恼，或者欢乐。 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 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 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蛊惑着的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 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 你们被点燃，卷曲又卷曲，却无处归依。 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 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众所周知，现代主义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中一直处于一个比较边缘的位置。它没有获得像现实主义那样隆重的礼遇。对于现代主义这种创作手法，大部分人都保持着怀疑、谨慎甚至排斥的态度。然而以穆旦为代表的九叶派诗人，却积极尝试着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穆旦无疑是其中的翘楚。我国新诗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谢冕在《新世纪的太阳》一书中，把穆旦称之为中国新诗界的“狼孩”。之所以称之为诗界的“狼孩”，是因为他的表达太不符合传统的规范了，他敢于打破惯性的思维和模式，呈现与众不同的诗风，以致被文坛视为不能容忍的异端。穆旦在西南联大的同学王佐良这样评价他：“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 从他优秀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品质，深受艾略特“无个性原则”的影响，体现着极强的生命意识、玄学色彩以及现代主义的精神气质。下面话不多说，我们来具体赏析下他的一篇名作《春》 这首诗中，主题为“春”，却与传统的伤春主题迥然不同。这里没有陈旧的“风花雪月”的意象，也没有浪漫而模糊的意境，更没有郭沫若那种澎湃激昂的诗情。在《春》这首诗中，诗人关注的不是外部蓬勃生长的春天的气息，而是倾心于自己的内心视觉和对青春的感悟。诗人以“春”为题，实际上写的却是“青春”。穆旦写这首《春》的时候正好24岁，正是一个青春情感和生命意识热烈碰撞和寻求释放的年龄。此诗是他心灵感受或人生体验的一种表现，诗人采用让心灵与身体对话的方式，借意象传达个体的经验, 表现年轻人的情欲被身体的发育成熟所唤醒, 却又没有找到具体的爱恋对象时的独特感受。 开篇两句“ 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传达出一种极强的生命冲动。绿色的火焰，是草的欲望，它渴望拥抱花朵。有的人从“欲望”角度，理解这首诗，把花朵隐喻为“纯洁的少女。”绿色的火焰，象征着作者萌动的青春情欲。故起首二句当可解为此诗主要表现的是情欲初醒的少男对少女的渴望。然而我觉得这种看法，有些牵强。 我觉得在这里，草和花都是一种与人相对照的存在，这里写草和花的目的是为了和后面抒情主人公形象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草和花代表着自然的春天。第一节主要写自然的春天，第二节，诗人自然而然地将笔锋过渡到描写人类的青春上。自然的春天和人类个体的青春形成巨大的反差。连弱小的花草，都在抗争，发泄着欲望，而我们人类却把青春却被紧闭在二十岁地肉体里。诗人旨在通过客观自然的满园春色来唤醒我们沉睡的青春。“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我们可以推开实实在在的窗子，看到满园的欲望，然而要想看到你我内心的欲望，则必须打开心灵的窗子。 “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迷惑着的，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我们的肉体之所以紧闭，诗人认为这是因为被永远的谜迷惑着。那么永远的谜到底意味着什么？永远的谜就是生命内在的矛盾和冲突，它迷惑着年轻人追求生命力的宣泄和创造力的发挥。他们随时准备给予爱，也渴望着被爱，然而却不能如愿，爱与被爱的矛盾彰显出来，那已被点燃的激情却无法找到一个接纳它、平慰它的他者。这是感性与理性纠缠不清的痛苦，是灵与肉碰撞的痛苦。被永远的谜迷惑着，只能让我们无法安放我们的肉体，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往哪里安放。 “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我们无处归依的肉体，就像那泥土做成的鸟，那翅膀怎么飞翔？那歌声怎么传唱？诗人由此表达出一种对生命本体论的思索，人类无望的生命徒有冲动，却难以快乐，最后只能陷入“无所归依”的境地。然而我们就这样一直悲观地默默地无动于衷了么？显然不能这样。“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我们的诗人没有因此消沉落寞，而是经过一番绝望与空虚的精神挣扎之后、痛定思痛，选择了更为执著、也更决绝的渴望与追求。诗人在仿徨、苦闷的无望之地, “痛苦”地“等待”着“新的组合”这是真正的生命喷薄的春天。是诗人理想之峰的高耸。诗人对爱、对生命、 对理想的乐观与坚守感染了我们，使我们在饱含泪水的眼眸中看到光影声色重新组合后的绚丽光彩。这是一场关于美的大洋溢，是来自心灵深处爱与希望的大喷薄。 细致地分析了这首诗之后，我们再来看这首诗的艺术特色。与传统诗歌不同，穆旦在这首诗中并没有怎么注重诗歌的韵律和节奏，相反他很看重语言的色彩表达, 他让蕴含丰富色彩的词语使人生发联想, 而诗意正是从联想中产生。诗人用一系列带有迷离色彩的意象来凝固起全诗的主题, 促使读者对这些意象的象征意蕴产生思索, 这正是此诗的独特所在。此外，诗人熟练地运用许多现代派的技巧与手法,比如巧妙地化用了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 多恩“用身体的感官去思想的方法, “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 光, 影, 声, 色, 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等待伸人新的组合”,将形而下感官描写和形而上的哲学思辨统一起来，使其别有一番味道。其次"诗中的意象十分奇特"如“绿色的火焰”“泥土做成的鸟的歌”，我们不得不佩服诗人的想象，这种新奇的比喻、奇特的意象，在那个年代可谓凤毛麟角。 诗人穆旦，被称为“四十年代最早有意识倾向现代主义的诗人。”穆旦，中国现代诗歌界的“狼孩”，用他的笔书写着青春和生命，孜孜不倦的呼唤着爱与希望。 他的笔下既有《赞美》中沉重的苦难和坚韧的精神，也有《春》中精心建构的爱的“春天”。穆旦的诗作为沉闷的中国现代汉语诗坛注入一种春天的力量，尽管这种春的希冀在建国后不久，就被无情的扼杀了。直到八十年代，九叶诗派像出土文物般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穆旦身上这种现代主义传统才开始被人们广泛开掘，不断吸收。穆旦早年的《春》代表了他年轻时对那个年代的思考，我们知道穆旦晚年也写了一首同名诗作《春》，这首诗和青年时期那首《春》表现出了不同的生命意识。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经历一世风雨的残年老人对这个世界最好的留恋与希冀。“回荡着那暴乱的过去，只一刹那，使我悒郁地珍惜这生之进攻……” 穆旦，这个中国新诗界的“狼孩”，用一生的兴致等待、营造、守候着属于他的春天。
穆旦诗歌(2007-05-23 21:27:11)转载▼ 分类： 备课资料一、穆旦诗歌：近年来诗歌评论界和文学史界对穆旦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足以和郭沫若、徐志摩、艾青等齐名的一流的诗人。穆旦的诗非常有艺术个性，总是在对传统(也包括二三十年代形成的传统)的叛逆性、异质性中显现其创新。在九叶诗人中，最为深刻地体现出40年代新诗现代性探求的，无疑是穆旦。他的诗歌以深邃复杂的内涵，内在饱满的激情以及娴熟复杂的技艺，将新诗的审美品质推向了新的高度，在他身上汉语的表现力和穿透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呈现。穆旦本名查良铮(1918—1971)，不仅是现代诗坛最为重要的诗人，也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在解放后翻译的《唐璜》、《欧根·奥涅金》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其主要诗集有《探险队》(1945)、《穆旦诗集》(1947)、《旗》(1945)等。穆旦的诗歌创作开始于30年代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高中之时，少年的他在那时已流露出早熟与早慧的特点，在诗中表达了对现实苦难的关注和对人生哲理、宇宙奥秘的探求。1935年，穆旦考入清华大学，抗战爆发后又随校来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开始显示出自己独特的诗歌才华。早期他最先接触的是英国浪漫派诗人，他的写作中也洋溢着浓郁的青春色彩和浪漫情调，如《园》中的诗句：“当我踏出这芜杂的门径，/关在里面的是过去的日子，/青草样的忧郁，/红花样的青春。”当时穆旦写的是“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但也发泄着对现实的不满。”然而，在这些浪漫抒情之作中，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现代怀疑精神已经表现了出来。1937年他写下了名作《野兽》，刻画了一头带着创伤从血泊里站起，发现野性的呼喊的野兽形象，诗行间充满紧张感，比喻奇警，蕴含了深刻的象征语义。而《在旷野上》一诗则作出惊人的自剖：“我从我心的旷野里呼喊，/为了我窥见的美丽的真理，/而不幸，彷徨的日子将不再有了，/当我缢死了我的错误的童年。”诗人的理性自觉已经从情绪的单纯抒发中凸现出来，热烈地追问着，从自我独白到自觉的深刻内省，使得年青的穆旦迅速转变了诗风，一方面向叶芝、艾略特、奥登等人学习现代诗艺，一方面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周围宏大而混乱的历史现场。另一位九叶诗人唐祈曾言：“穆旦早期徘徊于浪漫主义和现代派之间，但时间短暂。当他在40年代初，以现代派为圭臬，很快确立了自己现代诗的风格。”40年代，穆旦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期，他的诗歌技艺精湛，熟练地运用反讽、象征、戏剧性场景，多声部独白以及拼贴、戏拟等多种现代诗歌技巧，成功地将对动乱的历史现实体会和个人精神的思考化合成令人惊叹的诗歌想象力，并从中引发出对整个历史、人生的形而上追问。他也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青年诗人”，其诗作“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闻一多在编选《现代诗钞》时，收录穆旦诗作多篇，数量仅次于20年代大诗人徐志摩，由此也可见穆旦在当时的重要位置。诗歌的主题分析。诗歌是主情，其主题往往不像其他叙事类的作品那样明显，可以简扼地提取归纳。所以这里的归纳也是为了方便论述与把握。阅读诗歌时，应当注意不能做过分的条块分割。“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是出自穆旦笔下的一个有名的诗句，可用来表征其诗歌创作的第一个常见的主题。40年代，历史意识、社会良知在新诗中大面积凸显，九叶诗人也在谋求社会与个人、功利与艺术、时代与自我的有机统一中开掘新的诗歌表现力，而这也正是穆旦诗歌的起点，直面严酷的历史现实，拥抱时代生活，让年轻的诗人找到了诗歌想象力的归宿。在《玫瑰之歌》中，“站在现实和梦的桥梁上”的诗人曾不断去“寻找异方的梦”，但最后表示“我要赶到车站搭一九四○的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时代的熔炉让诗人感受到了火热的气氛，1940年，他在评论卞之琳的诗歌时，提出了“新的抒情”的主张：“为了使诗和这时代成为一个感情的谐和，我们需要‘新的抒情’”，而这个时代无论大街、田野和小镇，“都会听到了群众的洪大的欢唱”，穆旦正是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写下了《合唱》、《赞美》、《旗》等充满强烈民族意识，歌颂人民力量的诗作。但不同于抗战时期那些简单空洞的政治抒情诗，他的“赞美”没有停留于情绪宣泄的层面，其中包含了更深的对民族苦难的感知的“合唱”也没有掩饰住他特殊的、痛苦的嗓音：“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在这首题为《赞美》的诗中，“人民”并没有被美化、或英雄化，而是包扎于耻辱之中，激昂的语调与现实感知的结合，让诗行传达出一种独特的力量。在《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一诗中，诗人则转换了抒情的口吻，代以冷峻的目光扫视着北方的大地：“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风扫着北方的平原，/北方的田野是枯干的，大麦和谷子已经推进了村落，/……/在古老的路上，在田野的纵横里闪着一盏灯光，/一副厚重的，多纹的脸，他想什么?他做什么?/在这亲切的，为吱哑的轮子压死的路上。”寒风中的大地，困惑的夜行人，这一切都隐喻着民族的历史命运，但诗人的态度是多思，冷静的，让深沉的思绪弥漫在无言的空白中：“在门口，那些用旧了的镰刀，/锄头，牛轭，石磨，大车，/静静地，正承接着雪花的飘落。”这样的诗句在客观、节制中，既传达了某种整体的时代感受，又闪烁出诗人深广的忧患意识。第二个主题， “丰富，和丰富的痛苦”除了以民族、时代为书写主题的诗作外，更具有穆旦个人特征的一类诗作，是对自我、现实乃至整个历史、真理的黑暗拷问。袁可嘉曾言“穆旦无疑是最能表现现代知识分子那种近乎冷酷的自觉性的”。在他笔下，现实背后的荒谬，以及个体在历史中体验到的心灵扭曲得到了“剥皮见骨”的展现。在《出发》一诗中，他这样写道：“……呵上帝!/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复/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是一个真理。而我们是皈依的，/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在这一段诗中，“上帝”、“历史”(“犬牙的甬道”)、“真理”都成为否定的、异质性的存在，欺又引领着“我们”，在不和谐的冲突中增添着生存的丰富和痛苦。可以说“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表达的是对世界人生的整体性观照，它成为穆旦诗人一个潜在的核心主题。首先，它存在于诗人对现实、历史的深入批判中：“而五月的黄昏是那样的朦胧!/在火炬的行列叫喊过去以后，/谁也不会看见的/……愚蠢的人们就扑进泥沼里，/而谋害者，凯歌着五月的自由，/紧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诗人在社会纷繁的现实表象后发现了阴谋与混乱，但他冷酷的洞察力并没有停留在对“现时”社会的抨击、批判上，而是进一步指向对人类历史终极真相的追问，诗人的身分不仅是一个现实的搏求者，也是一个广阔人生的探险者，如他在《三十诞辰有感》中所表述的：“人至高的虚无接受层层的命令，/不过是观测小兵，深入广大的敌人，/必须以双手拥抱，得到不断的伤痛。”在穆旦这里，这种“探险”是没有确定的终点的，因为他时时发现“历史的矛盾压着我们，/平衡，毒戕我们每一个冲动”，穆旦的多篇诗作都表达了个体在历史戕害之下的虚无、荒谬体验，甚至将世界终极价值的代表——“上帝”或“真理”也推上了拷问的法庭。其次，“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也是现代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披露。向内的开掘，书写一颗多思敏感心灵中的冲突与搏求，是穆旦诗中现代意识的一另一种体现。《从空虚到充实》一诗所描述的，就是在洪大的战争与琐屑的日常背景中，一个知识分子的挣扎、幻灭与新生的历程。它通过多种人物、场景的切换，让读者置身于诗中主人公意识复杂的流动中。但在穆旦笔下，这种心理历程不是一条方向明确的坦途，而是始终处于矛盾和困扰之下，永远处于中介状态，处于现实与理想、过去与未来、希望与绝望、光明与黑暗等多种力量的冲突之中：“在我们的来到和去处之间，/在我们获得和去失之间。”(《隐现》)这种痛苦、矛盾的体会甚至延伸到了个体最隐私的情感深处，他著名的诗作《诗八首》便是一个代表。这首诗在处理被无数诗人浪漫化了的爱情主题时，采取了一种客观的冷处理方式，探索了爱情的火热痴迷，更探索了其中的隔膜与疏离，在“丰富而且危险”的变奏里引申出诗人以爱的痛楚思辨。从现实到内心，从历史到个人，从普遍的真理到隐私的情感，“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贯穿在穆旦的诗中，构成了他的一个核心主题。穆旦诗歌第三个经常出现的主题，是表现“残缺的我”。对人生痛苦、矛盾及荒谬性的艰难开掘，使穆旦诗中的“自我”形象地呈出高度紧张的现代特征。从“五四”开始，新诗中的“自我”一直是以大写的形象出现，“我”是完整的、英雄式的，郭沫若的“我的我要爆了”诗句表达了这种浪漫化的自我意识。但在穆旦这样的现代诗人这里，“自我”却被放回到现实与精神的挤压当中，其中复杂、混乱的、非理性的部分得到了高度展现。穆旦在《我》一诗中这样写道：“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这样的自我是残缺的，自我封锁的，一次次“想冲出樊篱，/伸出双手来抱住自己”，不仅20年代郭沫若式的抒情自我形象没有出现在穆旦诗中，而且30年代现代派诗人笔下的“寻梦者”、“倦行人”也被上面那个痛楚呼救的“我”所取代的。自我的分裂残缺不只是诗人主观的心理感受，它更是不断的自我剖析、自我质问，如鲁迅式的“抉心自食”的结果。《蛇的诱惑》以“人受了蛇的诱惑”，吃了智慧之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这一宗教故事为象征性背景，描述了一个青年在现代生活中虚弱彷徨的心理感受，外部环境描写与内心独白的交替闪现让人联想起艾略特的名诗《普罗甫洛克情歌》。“我是活着吗?我活着吗?我活着/为什么?”诗人发出了一连串的追问，但追问的结果是更深的困惑：“呵，我觉得自己在两条鞭子的夹击中，/我将承受哪个?阴暗的生的命题……”穆旦典型的方式，是将诗中的“自我”旋转在不同力量的交汇之处，使“我”成为冲突的存在，无法整合成和谐的统一性，如《诗》中所言：“站在不稳定的点上，各样机缘的/交错，是我们求来的可怜的/幸福……”诗人站在过去与未来、光明与黑暗、实有与虚无之间，“在每一刻的崩溃上，看见一个敌视的我”(《三十诞辰有感》)，表达了现代人无法确定自我生命价值、存在意义的困境。当然，穆旦的诗歌仍然表达了重塑自我，从分裂走向整合的渴望，但是无论是在个人的思辨还是在历史的行动中，“新的组合”常常被“新的分裂”所取代。在人流之中，在时代的宏大合唱里，他听到了“集体的欢乐，但同时发现“流氓，，匪棍，我们一起，在混乱的街上走——”(《五月》在爱情的体验里，也会听到“主”的暗笑“不断地添来另外的你我/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诗八首》)。在历史的重压下，“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延生。”(《控诉》)穆旦复杂的自我意识似乎在任何现实对象之中都无法获得平静，最终只能诉求一种超越现实历史和自然的终极存在，只有一种类似宗教感的静默里，自我才能回到未残缺的原初：“这是时候了，这里是我们被曲解的生命/请你舒平，这里是我们枯竭的众心/请你柔和，/主啊，生命的饿源泉，让我们听见你流动的声音。”“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以及“残缺的我”，上述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穆旦复杂而深邃的主题世界。在这里，社会与个人、时代与自我、永恒与当下不仅得到了结合，更为关键的是，它们交织贯穿在了一起，形成相互的劫难，代表了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现实、个体存在面前，精神所能达到的可能的深度。以上我们分析了穆旦诗歌中常见的主题，从中可以领会诗人体验、思考和观察生活的特殊的视角，还有他的个性化的发现。然而，这些思考、体验和发现，都是通过穆旦式的诗意和诗形来表达的。所以在做过主题分析之后，我们有必要对穆旦诗歌进行比较概括式的艺术分析。为了方便讲述，我们把穆旦诗歌艺术归纳为三个创新点，或者说，是最能体现诗人艺术个性的三个方面探索。第一，就是戏剧张力的构造。在新诗现代性探索方面，40年代的九叶诗人们做出了一系列的尝试，比如间接性、客观性呈现，感性与知性的结合，戏剧化表达等，这些诗歌手法也在穆旦诗中得到大量应用，体现了“九叶诗人的共同特征”。但相对于辛笛、郑敏诗中浑然凝重的意象之美，也相对于杜运燮、袁可嘉诗中随处可见的俏皮反讽，穆旦诗中的个人风格十分显著，构成了一种迥异于他人的“张力之美”。他从对“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以及“自我分裂”的深刻洞察中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诗艺，即：总是在悖论、反差与不同因素的对撞中构架自己的诗行。郑敏在分析穆旦诗歌时指出了这一点，认为他的诗“总是围绕着一个或数个矛盾来展开的”。这种诗艺在有效表达其主旨的同时，也充分实现了九叶诗派的新诗戏剧化主张，按照袁可嘉的说法，就是“诗即是不同张力得到和谐后所最终呈现的模式。”“张力”首先表现在穆旦的诗歌体式上。穆旦的诗体主要分两种：一种是抒情短诗，诗意凝练紧凑，抒发内心的情感与思辨；一类则是戏剧体长诗，如《防空洞里的抒情》、《从空虚到充实》、《神魔之争》等，这一类诗作结构较为复杂，一般使用多重人称，不断转换角度，将内心自省、场景叙述、他人话语交织混合于一处，形成多声部的效果，表现出错综的戏剧性张力。《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就在“我”与“他”的对话中开展，日常的话题表面上不断干扰着诗歌的主题，但正是在战火与闲话的对照中，还原出历史冲击下个体的真实的心态。另一种“张力”模式在穆旦诗中表现为不同类型的经验、词语和诗境的陌生化并置上。最典型的《五月》一诗，它是这样开始：“五月里来菜花香/布谷流连催人忙/万物滋长天明媚/浪子远游思家乡”在这样一段仿古歌谣之后却突然改变了诗体：“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它们给我绝望后的快乐”其后诗行始终在这两种诗境和诗体中交替发展，如王佐良先生所称：“两种诗风，两个精神世界，两个时代”，形成“猝然的对照。”通过这种戏剧性的并置，反讽的效果所表达的是诗人对历史现实的深刻认识。穆旦对诗歌中语词的选择，诗行的展开模式中也处处渗透着“张力”意识。阅读他的诗作，读者会发现他十分偏爱从对立、矛盾的地方着笔，通过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的较量，形成诗歌曲折深入的表现力。譬如：“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间，以不断熄灭的/现在，举起了泥土，思想和荣耀。”(《三十诞辰有感》)“我们有太多的利害，分裂，阴谋，报复/这一切把我们推到相反的极端，/我们应该忽然转身，看见你” (《隐现》) “他的痛苦是不断的寻求秩序，求得了又必须背离。”(《诗八首》)在“相反的极端”中促发诗歌想象力，在形成“张力”效果的同时，也有效地扩展了诗歌的意义空间。这就是所谓“思维的复杂化，情感的线团化”，不但拓展了诗歌表达的功能，也可能更适于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感情。这一类诗歌“难懂”，往往就难在这种复杂的纠缠中。把握其“张力”的诗艺，才能解读其含义，欣赏其特殊的诗美。穆旦曾言：“诗应该写出‘发现底惊异’”，就是要写出前人未有的独特经验，通过对“张力”原则的运用，穆旦在现实的感受和经验中激活了全新的“惊异”。“用身体来思想”，这是穆旦诗歌艺术创新的第二个方面。感性与知性的结合，是九叶诗人的一个共同特征，除了在诗歌中表达对人生的思考和哲学玄想的内涵，它还指的是一种独特的现代诗歌技巧：思想知觉化，即不是用感性形象来象征、隐喻理性思辨，而是让知性内容直接成为可感的对象，如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所形容的那样：像嗅到玫瑰花香那样嗅到思想。这种技巧在穆旦的诗中化为一个更具体，更个人化的方式：用身体来思想。穆旦诗中的思想含量很大，很多诗句甚至类似于抽象的思辨，但这样的诗句却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甚至感到生理上的不安，其原因在于诗人常常将心灵的活动转化成身体的感受，将观念外化为具体的身体感知或生理意象，譬如下列诗句：“由于你的大胆，就是你最遥远的世界：/我的皮肤也献出了心跳的虔诚。”(《发现》) “……呵，这一片繁华/虽然给年轻的血液充满野心/在它的栋梁间却吹着疲倦的冷风” (《诗》) “你我手底接触是一片草场，/那里有它的固执，我底惊喜。”(《诗八首》)上面的诗句无不充满了大胆的奇想，内心的波动和抽象的观念都成为可以触摸、感受的现实，“身体”是这些诗句的中心，围绕它诗人似乎打破了灵与肉、自我与世界、物质与精神间的界限。所谓“思维的复杂化，情感的线团化”的特殊诗美效果也就出来了。唐弢就指出，“穆旦也许是中国少数能作自我思想，自我感受，给万物以深沉的生命的作用的抒情诗人之一，而且似乎也是中国少数有肉感与思想的感性的抒情诗人之一。”“生命的同化”，指的便是穆旦这种将一切转化成官能知觉的能力。《春》是穆旦的名作，它表达了一种青春的困惑的自我意识。诗中描绘的自然景象时刻传达着生理上的热切和焦灼：“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自然被拟人化了，它渴望着、摇曳着，隐喻了生命的勃发，而最后的结句尤令人惊叹：“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在这里光、影、声、色，自然的多种元素也被赋予了身体的感知——“赤裸”、“痛苦着”，诗人对生命的思考完美地化为身体的外延，形成了“新的组合”。如果说知性与感性的结合，是现代诗学的一个理想，那么“用身体来思想”则是其具体的方案，穆旦的写作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验证了诗歌想象力对现实、观念、感觉的重新组织能力。穆旦诗歌艺术第三个方面的创新，是对传统诗意的反动。在新诗诗人中，穆旦是受中国传统诗词影响最少的一个，这是他自觉选择的结果。穆旦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反对诗歌书写那些所谓诗意的“风花雪月”，主张要以特殊的现代经验为表现对象。他是力图通过追求“非诗意”来达到新鲜的独特的诗意。他认为中国诗与西洋诗(现代诗)主要的分歧在于：“是否要以风花雪月为诗?现代生活能否成为诗歌形象的来源?”新诗，自从发生之日起，虽然打破了旧诗外在形式的束缚，但古典诗歌情景交融、“思与境偕”的审美理想仍暗中塑造着新诗的品格。在戴望舒、卞之琳、林庚等人的诗作中，不难见到玲珑精致的古典审美情调的延续，这构成了新诗发展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也说明了传统与现代间复杂的关系。但在穆旦这里，这种情调遭到了自觉的抵制。在他的诗中，读者很少看到风花雪风的“诗化”境界，更多的物化的、异质性的现代经验。他早期采用现代手法写成的《还原作用》一诗中，就出现了“污泥里的猪”等丑的字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用了‘非诗意的’辞句写成诗。”在其他诗中，诸如勃朗宁、毛瑟枪、通货膨胀，工业污染、辩证唯物、电力枢纽等等“非诗意”辞句更是被大量使用，充满了动荡不安的现代的气息，极大地疏远了古典诗境的醇美取向。对古典诗境的反动，不仅表现在诗歌素材的现代化上，更显示为诗歌审美品质的生成上。古典诗歌以均衡、和谐、主客体的交融为审美旨归，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更是诗歌的理想。但在穆旦这里，张力性原则的使用，打破了“中和之美”，使我和物之间，自我和世界，自我与他人之间呈现出危机和裂痕，形成了另外一种“张力之美”。在语言上，穆旦也表现出一种“非诗意”的反叛的姿态，将新诗从封闭的“诗歌语言”的狭隘中解放出来。围绕着新诗“散文化”还是“纯诗化”，曾经展开过许多争论，在“纯诗化”主张中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将诗歌当作特殊的语言，远离日常直白的口语。在具体实践中，诗歌语言的特殊性往往表现为用词的典型，诗境的含蓄，语言的暗示性等，形成了一种幽妙醇美的诗风。但这样的诗意语言在穆旦诗中十分罕见，他不仅将大量现代生活词汇引入诗中，而且常常采用逻辑关联词和欧化句法，作为诗歌的主干，形成一种理性的推论力量：“虽然现在他们是死了，/虽然他们从没有活过，/却已留下了不死的记忆，/当我们乞求自己的生活，/在形成我们的一把灰尘里。”(《鼠穴》)在短短的几行中，反复使用逻辑关联词，一方面使语义准确有力，毫无模糊的暗示性；另一方面形成诗歌内涵的盘曲交错，与30年代诗人柔美舒缓的句法形成鲜明的差异。在用词上，穆旦也颇有特点，他诗句主要词汇不是以自然意象为中心的、充满感性的传统诗意词藻，除现代日常用语外，还掺杂进大量抽象的观念用语，如“绝望”、“历史”、“诱惑”、“逻辑”，在这些词语的组接中形成陌生化的效果。“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穆旦曾有这样的诗句。他的写作正是从“古诗词的山水里”挣脱出来，在一个散文的世界里发掘新的诗意。由于不同于人们一般的审美期待，他的诗歌给人以密度过大，过于观念化的印象，甚至有晦涩之感，但正如唐弢所说的：“他的诗里很少有中国人习惯的感性抒情与翩然风姿，因而不容易叫人喜欢，可陌生与生涩一经深深探索，又给人一种莫大的惊异、乃至惊羡。”从新诗发生之日起，在诗歌中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感受，就成为新诗发展的一个潜在动力，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新诗区别于“旧诗”或“西洋诗”的一个标志。在20年代，它表现于诗人对社会人生的普遍关注上；在30年代，“现代派”诗人又正面提出了这种现代性的理想。40年代，穆旦与九叶诗人将中国特殊的历史现实与现代诗艺相结合，在其中找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他们的探索可以说，实现了这一理想，即：用“现代的诗形”表达现代人的情绪和思想。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著名爱国主义诗人、翻译家。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曾用笔名梁真，与著名作家金庸（查良镛）为同族的叔伯兄弟，皆属“良”字辈。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其为现代诗歌第一人。穆旦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了《探险者》、《穆旦诗集》(1939～1945)、《旗》三部诗集，将西欧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诗歌结合起来，诗风富于象征寓意和心灵思辨，是“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1941年12月穆旦所作的《赞美》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本语文教科书。 20世纪50年代起，穆旦停止诗歌创作而倾毕生之力从事外国诗歌翻译，主要译作有俄国普希金的作品《波尔塔瓦》、《青铜骑士》、《普希金抒情诗集》、《普希金抒情诗二集》、《欧根·奥涅金》、《高加索的俘虏》、《加甫利颂》，英国雪莱的《云雀》、《雪莱抒情诗选》，英国拜伦的《唐璜》、《拜伦抒情诗选》、《拜伦诗选》，英国《布莱克诗选》、《济慈诗选》。所译的文艺理论著作有苏联季摩菲耶夫的《文学概论》（《文学原理》第一部）、《文学原理（文学的科学基础）》、《文学发展过程》、《怎样分析文学作品》和《别林斯基论文学》，这些译本均有较大的影响。 有人认为其停止诗歌创作是因为江郎才尽，13岁时穆旦就已经开始了诗歌的写作。当然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明哲保身之举，为当时的政治气候所致。20世纪50年代起，穆旦开始从事外国诗歌的翻译， 相关书籍主要译作有俄国普希金的作品《波尔塔瓦》、《青铜骑士》、《普希金抒情诗集》、《普希金抒情诗二集》、《欧根·奥涅金》、《高加索的俘虏》、《加甫利颂》，英国雪莱的《云雀》、《雪莱抒情诗选》，英国拜伦的《唐璜》、《拜伦抒情诗选》、《拜伦诗选》，英国《布莱克诗选》、《济慈诗选》。所译的文艺理论著作有苏联季摩菲耶夫的《文学概论》（《文学原理》第一部）、《文学原理（文学的科学基础）》、《文学发展过程》、《怎样分析文学作品》和《别林斯基论文学》，这些译本均有较大的影响。 遗憾的是自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穆旦就停止了诗歌的创作而倾毕生之力从事翻译，有人对此的看法是他是江郎才尽，13岁时穆旦就已经开始了诗歌的写作。当然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明哲保身之举，因为那时的政治气候所致。穆旦完成了一个独立诗人所能做的，他理应被授予中国最独立的诗人。
在《一个中国诗人》中，王佐良向英语文学界和中国新诗界推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一群年轻诗人。王指出了这些诗人和英语文学中现代主义诗歌的联系。论文着意介绍的是他们之中的穆旦及其创作。王佐良指出了穆旦抒情诗中的现实主义品质；并且和当时一般中国作家的“冷淡”和“空虚”不同，穆旦的焦灼是真实的，主要的调子是痛苦，其原因在于别的很多作家只是在抄袭西方二流作家的文字，而且“在拥抱了一个现实的方案和策略时，政治意识闷死了同情心”(7)；穆旦则没有模仿，也从来不借别人的声音歌唱，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识，而是以一种“受难的品质”，深入到根底，即“心的死亡”，来表达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王佐良分析了穆旦诗歌的艺术手法，指出他采用了“辨证”手法，而且不仅用头脑思想，还用身体思想，这使得他的《诗八首》将肉体与形而上的玄思混合，成为“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8)。王佐良赞赏穆旦在表达方式上弃绝古典的词藻而运用现代白话，并有着许多人家想象不到的排列组合，使得他的作品有“一种猝然，一种剃刀片似的锋利”(9)，这种风格完全适合他的敏感。王佐良认为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创造了一个上帝”(10)，这在缺乏精神上的起伏、宗教诗从来没有发达过的中国，是一件几乎完全新的事，值得诗歌界的注意。
穆旦的生平资料：
穆旦1918年在天津出生，原名查良铮，曾用笔名梁真，1940年在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
195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53年回国后，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1958年受到政治迫害，调图书馆工作。1977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扩展资料：
穆旦早在四十年代就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青年诗人，他的诗在上海诗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四十年代初期，闻一多遍选《现代诗钞》时，选入了他诗作十一首，数量之多仅次于徐志摩一首。
1948年初，方宇晨的英译《中国现代诗选》在伦敦出版，其中就选译了穆旦诗九首。1952年，穆旦的两首英文诗被美国诗人赫伯特·克里克莫尔编选入《世界名诗库》同时入选的其他中国诗人只有何其芳。
穆旦诗作的艺术风格、诗学传统、思想倾向和文学史意义，在四十年代就被一些诗人和评论家较为深入地讨论着，并被介绍到英语文学界。
五十年代初以来，穆旦频受政治运动的打击，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被迫从诗坛上销声匿迹，转而潜心于外国诗歌的翻译，直到骤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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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曹植的生平 曹植，字子建，曹丕弟。生于乱世，幼年即随曹操四方征战。他自称“生乎乱，长乎军”（《陈审举表》），在时代的熏陶和曹操的影响下，树立雄心，以“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与杨德祖书》）自期。曹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深得曹操赏爱，几乎被立为太子。但他恃才傲物，任性而行，不自雕励，终于失宠。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曹丕继任魏王后，诛杀曹植心腹丁仪、丁廙兄弟。曹植位为藩侯，实同囚徒，汲汲无欢，终于在忧愤中死去。曹植最后一任徙封陈王，卒后谥为“思”，故后人又称之为陈思王。在政治上，曹植是一位悲剧人物，然而政治上的悲剧客观上促成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卓越成就。二．曹植的前期诗歌——“但美遨游，黼黻锦绣”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评曹植黄初之作：“陈思入黄初，以优生之故。诗思更加沉著。故建安之体，如黼黻锦绣，而黄初之体，一味清老也。”谢灵运评价曹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优生之叹。”（《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平原侯植》）。 曹植前期诗歌主要以游宴、言志、赠别为主，风流自赏，豪健洒脱，然亦有优世、优生之叹。1、游宴诗 曹植的《斗鸡》、《公宴》、《侍太子坐》、《名都篇》、《闺情》等诗写他早期的享乐生活。单纯读这类诗，的确给人以“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的印象。他有时沉浸、陶醉于这种贵介公子的享乐生活，乐而忘忧。但斗鸡走狗、金觞肴馔、红颜娇姿带给子建的，并不都是快乐的感受，透过这表面的欢乐，他往往会体会到更深刻的悲凉。2、言志诗 子建早期的言志诗可以《白马篇》为代表，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篇中所云‘捐躯赴难，视死如归’，以子建素志，非泛述也。”（朱乾《乐府正义》卷十二）它与《名都篇》恰恰形成鲜明对照，这两首诗恰恰表现了曹植人格的两极。3、赠别诗 离别，本来是黯然伤神之事，更何况在战乱频繁的建安之时，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说“在曹植之后，友情成为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主题，他所占有的地位，如同男女之爱之于西洋诗。这个诗歌的创始者，就是曹植。换言之，是曹植发现了友情对于人生的价值。”（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中译本，第131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曹植对于友情是有重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这不仅是指曹植友情诗的数量，更重要的是指其友情诗的质量。代表有《送应氏二首》、《赠王粲》、《赠徐干》等。二、曹植后期的诗歌——优生之叹，沉著清老 在曹丕、曹睿时代，“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三国志·魏书·曹植传》）坎坷的命运，不幸的遭遇，使曹植的诗充满了哀愁。徐伯虬云：“（子健诗歌）宛而不险，质而不蘼，蓄而不虚，节而不巧，幽愤而有余悲，其可谓古之遗声也已。”李梦阳、王世贞评点《曹子建集》）李梦阳云“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余悲，殆处危疑之际者乎？”（同上）幽愤、伤悲等消极情感正是子建后期诗作的情感特征。 曹植诗歌有建功立业之志，与曹操诗歌之“悲情”相通，亦有生命意识之念，与曹丕“忧境”相通，但更多地描述的是个体需要在遭受挫折之后的悲哀与怨恨，展示失意者的内心世界。其情趣着腾挪，深挚沉痛。故这里姑且称为“哀怨之情”。1、对生命悲剧的体认，对于生命本体旷世孤独的经验 曹植早期诗歌本已多有对生命悲剧的体认“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薤露行》)“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赠徐干》）“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送应氏二首》）……如此深重的悲叹发自于一个春风得意的少年王子之口，不得不令人深思。黄初年间，当丁氏兄弟等亲植派先后被剪除，当任城王不明不白地死于京师，当有司一而再，再而三地吹毛求疵，子建深深地明白，自己的生命随时可能被加上“动乱国经”的罪名而遭到毁灭。此时他心中怆悲忧患不知不同于他早年的慨叹，亦不同于中古时代普通文人的忧患意识。他此时的叹息饱蘸了血、饱蘸了泪，是浸透血泪的哀叹。二是对生命本体矿世孤独的体验。曹丕继位之初，即遣诸侯就国。从此，子建便处于被禁锢被封闭状态。其《迁都赋序》说：“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其实物质上的贫困还不是最残酷的迫害。更严重的是对其生命对其精神的威胁与折磨。子建后期处于曹丕爪牙的严密监视之中，这些监视者中既有奉迎圣上旨意的小人，也有专职的特工人员。他们联合起来，沆瀣一气，投井下石，与置子建于死地。他后期诗歌反复申诉愁苦之情：“慊慊仰长叹，愁心将何诉？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悲风来入怀，泪下如垂露”（《浮萍篇》）“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吁嗟篇》）“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翘思暮远人，愿欲托遗音。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杂诗》其一）后期的子建，只有将沉重的悲哀、弥天的愁苦独自吞咽，独自咀嚼。2、曹植诗歌是“怨而不怒”、“温柔敦厚”之诗教的典型代表 子建自云“欢怨非贞则，中合诚可经。”（《赠丁仪王粲》）看来他对中和之美深有体认。《怨歌行》以周公自况，极写为臣之难，却以“为君既不易”开篇，意在表明它对于为君之难亦颇为理解，这是他怨君而不怒君的缘由。被后人视为千古绝唱的《美女篇》也是典型的“怨而不怒”之作。本诗乃曹植后期处境和心情的写照。“子建志在辅君匡济，策功垂名，乃不克遂，虽授爵封而其心犹为不仕，故托处女以寓怨慕之情焉。……夫盛年不嫁，将恐失时，故惟中夜长叹而已（刘履《选诗补注》）。 怨而不怒的另外一种写法是借弃妇之形象来曲折吐露自己的怨怼。其《七哀》写一种深切的哀怨之情。刘履《选诗补注》云：“《七哀诗》，比也.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之也。”子建温柔敦厚之性情于弃妇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其《浮萍篇》写出恋恋之情，言辞温厚，弃妇对其夫有指责亦有眷恋，眷恋情深如海，指责委婉温和。子建以女性自拟、以丈夫拟君的象征法以及“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忽起忽伏、忽断忽续”（王邦采《离骚汇订》）的抒情方式来源于屈原之《离骚》。不过，子建弃妇诗已尽失屈子“扬才露己”、“暴显君过”、“怨怼激发”的锋芒，更加温驯和柔、吞声忍气、凄伤缠绵。 这种“怨而不怒”、“温柔敦厚”之情感、形诸于诗歌艺术，可以形成一种意向遥深、含蓄委婉、低回要眇的美学风貌。这种隐曲深沉、低回缠绵的美学风格与儒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教相融合，遂被后人视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正宗的派。3、曹植“哀而不伤”之情感渗透于所有诗作中 那些“忧怀从中来”的弃妇诗莫不怀着美好的期望，企求起伏有朝一日良心的觉醒，故不曾堕入消沉、绝望之境。然其“不伤”之情在下列两类诗作中展现得尤为充分：一类是言志之作，一类是游仙之作。前者有昂扬向上、自强不息之骨，与原始儒学之人文精神相通；后者有超旷逍遥、睥睨万物之气，与老庄哲学之精神境界相系。《赠白马王彪》是哀极而作，诗犹有“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之句，表现了诗人的自我克制力和志在四海的胸怀；《责躬》诗写于生死未卜之时，诗中犹谓：“愿蒙矢石，建旗东岳，庶立毫厘，微功自赎。危躯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奋戈吴越。”不改其建功立业之想。其后期表现慷慨不平之气的作品很多。 如果说不甘消沉的铮铮铁骨、堂堂正气来源于原始儒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那么，老庄思想、道教神仙境界则给了曹植以精神的自由与心灵的安慰。诗人在游仙境界中所表现所追求的往往是自己在现实中最缺乏的。子建后期生活的最大问题是失去了自由，因之他的游仙诗便表现对于自由的渴求，是他渴求真正的人的自由之意识的折光。绚丽的意象，开阔的境界，深沉的寄托，神奇的想象构成了曹植游仙诗的独特魅力，为后世处于哀愁之境的诗人指出了一条解脱的途径。 曹植诗歌形成了既含蓄蕴藉、低回要眇，又骨气充盈、远举豪逸的表情方式。曹植诗歌之所以深受后人推崇、认同，与其创造出此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感特征密不可分。
曹植是我国历史上伟大诗人之一，也是建安文人中一个最杰出的人物，他的著作有赋、诗、颂、赞等，但成就最高的是诗歌，从东汉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五言诗，经过他的努力，不仅题材范围扩大了，而且诗的风格也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转变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从“质木无文”转变为“以文被质”，把五言诗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给后来五言诗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 曹植的诗歌，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也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我们为了要比较全面地了解曹植的诗歌，有必要来进一步谈谈他的艺术性。他的诗歌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善统一，充分显示出他高度成熟的艺术才华。如同文学史上许多优秀诗人一样，曹植也创立了他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钟嵘评其诗“骨气奇高”（《诗品》），指出了曹植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这种风格首先是由其伤口的内容所决定的，他的诗充满了当时英雄豪杰甘心赴难，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形成了作品骨气奇横，神采焕发的风格和情调。“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为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游？壮介多悲风，谁泗驰激流。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诗中主人公意气风发，壮怀激烈的高大身影，耸立在狂风怒吼，浪高流急的大江的背景之上，磅礴壮观，大有气吞万里之势，这类篇章，在曹植诗中最引人注目。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吁嗟篇》，同时，也表现了他建功立业的政治雄心，贯穿了慷慨豪壮的献身精神和捐躯巳国，视死如归的态度。然而也会有壮志莫伸，抑郁不平之气。后人称许这类诗篇“长于豪逸”（秦观《韩愈论》）。 其次，是他的诗歌清素淡雅。（《七哀》）：“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诗谁，言是宕于娄。……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这些似素描，似速写，疏疏几笔，就让独困空闺的愁妇哀怨思恋的柔情蜜意跃然纸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如果说：“骨气奇高”偏重刚健，清素淡雅则偏于柔美，曹植诗歌的总的风格特征正是这种刚健柔美的融合和统一。他的作品大多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刚柔相济，浑然天成，这种风格自然是集众家之长的结果。（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悲凉慷慨的艺术风格是建安诗人的共同特点，但曹植艺术上高于建安诗人之处正在于他不但具有“骨气奇高，悲凉慷慨”的一面，也具有“词采华茂，雕绘工丽”的一面。 第三，曹植诗反映生活和塑造人物形象上取得了生气成就。为了增强作品的形象性，他很重视比喻、象征的表现手法：“皎若日出扶桑，形象夜同白昼灯火辉煌，惊风飘白日”，形容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比喻皆新鲜贴切，生动巧妙。《赠白马王彪》一诗中比喻非常生动。如一章中以恶鸟、害虫比喻朝廷中小人的嚣张形象。用“转蓬、浮萍”的遭遇象征自己漂泊无定的身世，用怨女愁妇的悲叹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情思，唤起读者联想，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曹植诗歌中的人物，不管是英雄、美人，还是游子、怨妇，无不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白马篇》里英气勃发，武艺高强的少年英雄；“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啼……”这个弓箭不离身手，全副武装的马上健儿，顶天立地，气壮山河，宛若读者亲睹。曹植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剖析入微，无比细腻，“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杂诗》）把织妇缠绵悱恻的幽情通过浪漫主义的幻笔，表现得淋漓尽致，意味无穷。《美女篇》描写少女的丰姿艳丽更是光彩照人：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罗衣何飘飘，轻裙随风还……。作者对人物的观察与描写，层次分明，因系采桑，首先从手上看起，再头上，身段，再神采风韵，把一个穿戴华丽，美妙绝伦的少女，生动形象地再现出来，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才能，故后人赞其《美女篇》“意致幽妙，含蓄隽永，音节韵度皆有天然姿态，层层摇曳而出，使人不可仿佛端倪，固是千古绝作。 作者：有鱼有鱼 1位粉丝 2007-2-26 23:21 回复此发言 2回复：【论曹植诗歌艺术】想抄论文的朋友来吧~~极具参考价值另外，曹植在刻画人物心理活动时，大量运用比兴。如《野田黄雀行》通过描写一个少年解救见鹞自投罗网的黄雀的故事，寄托自己要营救蒙难朋友的急切愿望，这种手法是对古典诗歌艺术手法的继承，又是诗人所处特殊地位不能畅所欲言的直抒胸臆，只能借助比兴曲折含蓄地加以表现。 第四，咏物之诗也有独到之处，颇见佳句。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七哀》）全诗主要描写片妇清夜独居愁思，并非刻意描写月景，这二句景物描写，增添了全诗悲切凄凉的气氛，月光徘徊，征妇的思心也随之徘徊。《送白马王彪》第四章中写眼前景物，抒发心中难堪的感情，“秋风寒蝉，白日西匿”，呈现出秋天原野原一片萧条的景象，这种景物已触动了行人的忧伤之感，何况又见到归鸟投林，孤兽索群，物类相轻的形状，人不如物，怎能不感物伤怀呢？这样描写景物，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而又紧扣主题，感情委婉真挚。从以上看来，曹植诗歌中的景物描写，都是与抒情紧密结合，因而他笔下的飞禽走兽，花卉草木和山山水水，都饱含着强烈的思想感情，做到了情景交融，相得益彰。但是，总的说来，曹植虽然在景物描写上和其他建安诗人一样尚欠工丽细致，却也开了南北朝山水诗之先河。 第五，曹植在诗歌语言上很有提炼。这首先是他的语言优美而朴素。曹植对语言的运用比起乐府民歌来已跨进一了步，他已注意到语言的内涵和色泽的选择，因而他所描写的人物形象或生活现实都具有特殊的生动的色彩。他的语言的特征被钟嵘冠以“词采华茂”的桂冠，他是受之无愧的。郭沫若先生评他的诗“爱驱驶辞藻，使乐府也逐渐脱离了民俗。”曹植对语言的严格要求，主要是不满于东汉文人创作的“质木无文”，也不甘于停留在乐府诗歌的通俗易懂上，而要求在语言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故其《名都》、《美女》、《白马》诸篇，用词妍美，词藻绚烂。又如《七哀》，它既没有汉赋的堆砌词藻，也没有六朝文学的浮弱淫靡，而是呈现出一种自然、朴素而带有清丽的美。这种“美”就给他刻画的思妇的体态、容貌活灵活现的色彩鲜明的展示在我们面前。另外，他炼字造句也毫不含糊，朱华昌罗池“时雨静飞安”、“时俗薄朱颜”、“鸱鸟鸣衡轨”等句中的“昌”、“静”、“薄”、“鸣”这些带音响或动作性的字眼，无一不经千锤百炼才镶嵌在作品里，如宝石般闪光，醒人耳目，对后代作家影响很深。 总之，曹植诗在内容、语言等各个方面在建安文学中可以说是独具特色，独树一枝，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一、慷慨任气骨气奇高 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刘勰如是评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在同也。"(1)由此看来，"慷慨""任气"乃建安文人普遍共有的风格特征。而钟嵘《诗品》评曹植的诗"骨气奇高"，主要是指曹植的诗中尤其突出地表现着这股"慷慨"、"骨气"。其诗作的"慷慨"、"骨气"具体体现在： (一)感时伤乱、悲悯民生的"忧生之嗟"。建安作家生逢乱世，饱经流离，他们或半生戎马，或历经忧患，对生活感触多，体验深，因而，感时伤乱同情人民疾苦成为建安诗作"慷慨之音"的共同内容。曹植"生乎乱，长乎军"，也曾随父南征北战，直至建安九年，曹操消灭了最大的敌人袁绍，占据邺城为根据地，曹植才过上了安定优裕的生活。可以说，曹植对当时丧乱现实有所了解。《送应氏》就是诗人笔下感时伤乱的力作。诗中描绘了战乱给社会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达了诗人深切的悲悯之情。 "忧生之嗟"表现为对生命的忧惧和对内心苦悲的嗟叹："人生一世间，忽若风吹尘"(《薤露行》)，"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日希"(《赠白马王彪》)。像大多数建安诗人一样，曹植希望通过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而"譬如朝露"般短促的生命，尤其是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时时折磨着诗人敏感的心灵，更加激发了诗人对功名的追求；历经生活的磨难，诗人陷入深深的苦闷、悲哀、忧惧、愤懑之中。特别是建安25年曹操死后，曹植一直受到曹丕父子的打击和迫害，曹植时刻感到"身轻于鸿毛，谤重于泰山"(《黄初六年令》)，终日提心吊胆，忧惧生命。生活境遇的巨变直接影响了诗人的创作风格。曹植诗也从前期的乐观开朗、豪放俊逸变为后期的隐曲深沉、哀怨忧愤，然而那种"慷慨""任气"的风骨却始终充溢侵人。 曹植后期诗作更多地运用比兴手法，间接形象地抒写内心的苦闷悲愤，因而显得隐曲深沉。如《吁嗟篇》以飞篷比喻自己迁徙飘荡的生活，《七步诗》用豆箕煎比喻骨肉相残；《种葛南山下》、《揽衣出中闺》等，以怨女思妇的口吻托物讽喻，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幽怨、愤激、无奈。"孤魂翔故城，灵枢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赠白马王彪》)，面对骨肉相残，生离死别，诗人则悲惧忧愤，感情的激流似喷泉直涌而上。"自顾非金石，咄咄令心悲"、"仓猝骨肉情，能不怀苦辛?"(《赠白马王彪》)艰险的经历、复杂的心态，更加重了诗作的沉郁之气。故而曹植后期诗作更多"忧生之嗟"和愤激不平之气。 (二)建功立业、执著追求的"慷慨之音"。连年的战乱带来社会乱极思治的普遍要求，"建不世之业，留金石之功"成为"那个时代文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3)，而曹植对功名的追求尤甚。曹植一生忠爱君父，忧国忧民，胸怀大志--"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与杨德祖书》)；又因曹植从小受父亲曹操雄才大略的影响，早年就发下"皇佐扬天惠，四海交无兵"(《赠丁仪王粲》)的宏愿。曹植虽然文学才能卓越，但却不甘心仅做一位文学家。"他的第一志愿是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立'经国之大业'。其次是在学说上有所贡献，'成一家之言'，最后才是做一个文学家，'以翰墨为功绩，辞赋为君子'"(4)。因而，倾吐诗人建功立业的远大理想和昂扬奋发的豪情，成为曹植前期诗作的重要内容。《白马篇》是曹植前期的代表作。诗中塑造了一位英姿飒爽、武艺精湛、视死如归的游侠少年形象。在这个理想的人物形象身上，倾注了诗人"立功立事，尽力为国"(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三)的素志，诗中洋溢着任情使气的豪侠之气。读完全诗，掩卷凝思，你是否直觉一股浩然之气扑面盈怀，令人振奋?你是否感觉到一股强烈的爱国激情荡气回肠，催人奋发向上?"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曹丕《典论·论文》)，曹植早期诗作中涌动着的"气"就是这种阳刚之气、浩然正气，他的"慷慨"是积极的、焕发的、昂扬的，这也正是构成曹植诗的"骨气"。后人推重的"建安风骨"指的就是这种精神。 "曹植后期的诗是他痛苦生活培育出来的，因此更多慷慨之音。"(5)虽屡遭迫害，曹植并未颓丧，"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名"(《与杨德祖书》)的远大理想始终未变；虽忧谗畏讥，然"更多慷慨之音"，而"骨气奇高。"最能代表其平生志业理想的诗篇，当是他作于明帝太和年间的乐府诗《薤露篇》："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孔氏删诗书，王业璨已分。骋我迳寸翰，流藻垂华芬。"当时曹植已届中年，经历了种种人生变故，从翩翩佳公子变为了郁郁不得志的待罪藩王，因此，诗中表现的思想追求，尤能反映诗人终身坚持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同时，更充分表现了曹植愿辅佐明君，建立功业，以实现"三不朽"境界的才志抱负。虽处忧患之中，曹植对于功业、荣名的追求却是执著的。他继承了屈原坚持理想、缱绻忠怀、至死不渝的执著精神。"......惟陈王处骨肉之变，发忠爱之忱，既悯汉亡，又伤魏乱，感物指事，欲语复咽，其本原已与《骚》合"(6)正是说明这一点。 曹植后期的诗作在隐曲地倾诉壮志难酬的苦闷、郁愤之时，亦贯穿着"慷慨不群"愤激不平之气。"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难。"(《杂诗》)在隐曲的表白心迹的同时透着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气韵，创造了一种凄凉、悲壮的"骨气"。正如人所评，"(植)在压迫之下并不颓废，不放弃英雄事业的理想，始终意气慷慨，所以他的诗感情强烈，精神焕发，骨气奇高。"(7) 二、以情纬文辞采华茂 曹植有很深的古典文学修养，又有进步的文学观念，"街谈巷说必有可乐，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与杨德祖书》)。是曹植，将质朴无华的乐府民歌发展成为"辞采华茂"的文人五言诗。主要表现在： (一)由叙事转而抒情，拓展了五言诗的题材。乐府民歌，以叙事见长。建安诗人在继承了其叙事为主的特点的同时，兼而抒情，这种特色在曹植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首先，曹植诗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抒情性。不论写什么内容，读者都能从中看到诗人独特的形象--抒情主人公"我"。他早期抒发豪情壮志的《白马篇》、《薤露篇》，使人感到他的振奋、开朗、自信；其描写怨女、弃妇的《七哀诗》《美女篇》，让人领略了他内心的苦闷、忧怨；而揭露现实、反抗迫害的《赠白马王彪》、《泰山梁甫行》等，则使人感觉到他的积郁、忧惧、怨艾、愤懑。他的后期诗作感情尤为强烈，有的哀怨缠绵，有的悲愤激昂，正因为他是"有意为文"，有意识地进行诗歌创作，从而大大增强了文人五言诗的感人力量。 其次，曹植拓展了五言诗的题材范围，更充分地展示诗人复杂的爱憎感情。如：同是拈取征夫思妇这一题材，《杂诗》(微阴翳阳景)因物起兴，唤起了诗人对役夫长年不归、男女旷怨的联想，便直抒恻怆之情；《杂诗》(西北有织女)塑造了烦恼总萃的思妇形象，从细腻的雕镂中，曲折地传达思妇婉娈的柔情、纷乱的愁思和无尽的寂寞哀怨；《门有万里客》则用粗放的线条，勾勒仆仆风尘不得宁居的征夫情态。因作者长期迁播，生活困苦，与征夫感受统一，情感渗透融合，故诗人不再借助隐喻比拟，而直接使用精炼而性格化的语言，表达征夫愤怨的情绪，从而显示了诗人潜藏于心的反抗力量。 (二)"由质朴而华美"，使五言诗词采并茂，文质相称。汉乐府民歌语言古朴质直，建安诗人的作品也大多如此。曹植的诗则在保持其朴素自然特点的基础上，对语言进行了加工、提炼，使其诗表现出语言洗炼、词采华美的特色。 曹植诗讲究词采和对仗，注意炼字和声色，"以最洗练最精彩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木需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杂诗》)。激昂豪迈的语言，表现着诗人悲壮凌厉之气慨。"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寄松为女萝，依人如浮萍。"(《闺情》)，恻怆委婉的细语，倾吐着内心的哀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地。"(《公宴诗》)。绮丽的语言，绘出西园绚烂的秋色，而"被"字与"冒"字把茂密的物象形容到极致，且对偶精工，置之于唐人律体也并不逊色。 曹植诗还非常讲究韵律，增进了诗歌语言的和谐。比如："朝游北海岸，夕宿潇湘氵止"(《杂诗》)，"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赠白马王彪》)等诗句，平仄协调，音调铿锵，读来适口，听之忘倦，为五言诗声律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曹植诗中还常常使用双声叠韵的复音调，如"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美女篇》)、"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七哀》)等诗句，正是"冉冉"、"翩翩"、"徘徊"等叠韵词语的使用，使曹植诗音调谐和、"文才富艳"(8)，由此亦见曹植诗在"修词"、"炼字"方面的功夫。 (三)讲究写作技巧，丰富了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陈思极工起调"(9)。曹植诗善于托物起兴，往往在一首诗的起首两句，便突出和渲染气氛，使读者一开始便感觉到诗人的感情基调。这当归于曹植锻炼警句的功夫。如：《野田黄雀行》起句用"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来渲染环境的险恶；"八方有异气，千里殊风雨"，《泰山梁甫行》起句描述各地气候不同，烘托滨海人民生活的痛苦，造成一种先声夺人的效果。 曹植诗还大量运用比喻、夸张、象征、衬托等写作技巧，大大增强了文人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钟嵘评价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是相当中肯的、恰切的。也正因为此，曹植才无愧于"建安之杰"的称誉。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曹植，乐府五言诗才真正走上雅化的道路，并呈现出日后诗歌鼎盛的气象。我最喜欢的，是曹植白马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放马江湖、忠肝义胆的侠客形象，跃然纸上。
对曹植的诗歌，解放后的六十年代，学术界曾经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讨论。在这次大讨论中，许多学者对曹诗颇多贬斥之辞，这集中体现在郭沫若、张德钧和廖仲安等先生的著作中。郭沫若先生在《论曹植》1一文中，从批评王通、丁晏等人对曹植的评价入手，对曹植和他的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认真地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宠的曹植。这一段话，集中反映了郭沫若先生对曹植诗的总的见解。在他看来，曹植的诗并没有什么艺术成就可言，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过是封建文人吹嘘所致。郭沫若先生在对曹植大加贬斥的同时，又处处以曹丕作反衬，“曹丕恰恰和他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对郭沫若先生的这一观点，当时就曾有人著文商榷，表示异议2，但附和者亦不少。廖仲安先生在《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3一文中，明确表示赞成郭氏观点。他说：我在搜集曹植的传记材料和阅读曹植诗歌的过程中，越来越相信郭沫若的分析。当时，张德钧先生也著文参加了讨论，他在《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4一文中，也持有和郭沫若先生相似的观点。他明确指出：（曹植的作品）都没有出离曹植个人利益得失的情况，要说已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恐怕结论下得早一点。不可否定，郭沫若等先生在对曹植的具体评论中，当然也有他们的合理成份，但是，笔者认为，他们对曹诗的总体评价实在是有失偏颇，对曹诗还有待于我们今天重新加以认识。曹诗究竟取得了怎样的艺术成就，曹植究竟在建安诗坛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人们的“封建意识凑成的”，还是他的诗歌创作的实际成就确定的，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粗浅的论述，以就教于大方之家。一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我们评价曹诗的艺术成就，也首先必须以他的诗作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为依据。曹植现在诗篇共八十多首，是建安时期的诗人中给后人留下诗歌最多的一位。把曹植的这些诗歌综合起来考察，不难发现，反映社会动乱，关心民生疾苦，这是曹植诗歌最有价值的主题。希望采纳
——浅谈顾城诗歌的民族内蕴 以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来观照宇宙人生的思维方式顾城的诗并没有在题材的历史性、精神的原始性等方面做过追求，总是呈现童话般的纯净。而在这纯净之中，同样具有民族性，这在思维方式上就体现为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辩证思维的基本特点是：认为宇宙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中西方在辩证思维上也存在差异。西方辩证思维强调对立双方的斗争和排斥，以一方消灭另一方作为矛盾的解决方式。而中国的辩证思维最主要的特点在于：“体认世界本身便是一和谐或和谐历程，其中所有事物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均无本体上的真实性。”⑾“看重对立双方的依存与调和，以动态平衡为目标”⑿。因此更强调整体性，注重综合，轻视分析。《杨树》是顾城八岁的诗作，其中就已透露出诗人的辩证思维：“我失去了一只臂膀／就睁开了一只眼睛”凡物必有消有长，失去一个方面，必在别的方面得到相应的补偿。这与古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往返循环、运动变化的观点有着潜在的联系。而这种认识对诗人来说并不是经过分析得到的，而是形象地，在自然层面上的领悟。到了《我的幻想》：“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诗人通过幻想与现实的矛盾对立传达无可奈何的心情。可以说这种辩证思维更具情感性，是在人生层面上的表现。而《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其中的辩证思维则是哲理的，是辩证思维在社会层面上的进一步发展。至于后期诗作中的《小说·X》：“地球是一滴蓝色的水／中间住着微弱的火焰”辩证思维又回归到自然原始层面上了。虽然我们不能说辩证综合思维或是其他什么思维更能接近真理，但是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它往往能使诗歌在情感的共鸣之外还具有哲理性的领悟，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没有理性作为深层意蕴的感性，将是单薄的。同时这种思维形式使诗浸染着民族的色彩，与遥远的古中国文明遥相呼应。直觉体悟也是我国民族思维形式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特点是主体直接渗入客体。”⒀主张直觉地把握世界，而不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来认识世界。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中指出：“中国美学根据阴阳五行的宇宙一体论理论，认为自然界与人有相互联系，有同构性、同型性，因而确信自然景物能够寄寓人的心性情感，能够在自然中发现人本身。”这就启示我们，与其说直觉体悟是类比推理的广泛运用，勿宁说这是体认到自然与人之间存在“异质同构”关系的结果。顾城认为：“诗人在感知和表达时，并不需要那么多理性逻辑、判断、分类、因果关系。他在一瞬间就用电一样的本能完成了这种联系。”“诗人总是通过灵感——彻悟的方式去发现世界和人所未有的、新的、前所未知的联系。”⒁并举了“太阳是甜的”这句诗的形成为例。诗人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做的。“有些灯火／是孤独的／在夜里／什么也不说”（《有些灯火》）由灯火的孤独沉默体悟到人的孤独、人的不被理解的精神处境。“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远和近》）从“你”、“我”、“云”之间物理距离、心理距离的转换，从而体悟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戒备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一层层拉开树枝／你看树站着睡觉”（《桥》）由树与桥的关系，体悟到人生态度的多元性。“人们拒绝了这种悲哀／向天空举起彩色的盾牌”（《雨》）由雨天打伞体悟到拒绝的姿态。而雨——悲哀、伞——盾牌、举起——拒绝的对应呈现出复合跳跃的关系。正如道家主张以“坐忘”来保持心境的纯静，从而直接与道契合。当顾城进入“无我”状态，他与世界联系的最主要方式也就只剩直觉体悟了。而这种体悟就体现得更跳跃、更直接。直觉体悟与辩证综合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杨树》，在辩证综合的同时也是一种直觉体悟，在失去臂膀——睁开眼睛与物的消长规律之间无法用逻辑来分析，它是不可论证的，是顿悟。同样，《远和近》在直觉体悟之中也充满辩证的色彩。“你”与“我”的空间距离是近的，心理距离却很远。“你”与“云”的空间距离是远的，心理距离却很近。谢冕称“新诗潮”中涌现的诗人为“崛起的一代”。“崛起”正是因为有着坚实的土壤，这便是中国几千年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同样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总是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上的一种接纳与融合，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可以接受西方的生活习惯，但是他精神中最本质的东西却永远不会被取代。诗贵在创新，但没有基础，创新无从谈起；没有背景的创新只是一种标榜。顾城的诗正是在民族文化肥沃的土壤中开出的一朵朴素而美丽的小花。他诗中的“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观使他的诗具有孩童般的天真、纯净；而从道德境界向天地境界升华的价值取向又使诗挣脱权威话语，实现本质的回归；至于以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来观照宇宙人生的思维方式，使诗在时空转换、意识流手法等外来的艺术手法之中发散着民族文化的浓郁芬芳。 转帖来的。
《诗经》的普遍性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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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歌意象组合——>喻象＝诗，语境＝歌，喻象十语境＝诗歌。一，意象只要是想出来或者画出来的事物和现象就是意象。在诗歌中承载了情感的事物和现象就是诗歌的意象。意象从形式上可分类：1，心象（古今胜语皆出自肺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2，景象；3，事象；4，物象；5，拟象；6，感象；7，幻象；8，征象；9，实象；10，虚象。意象从性质上又可分为：一般性意象，艺术性意象，精神灌注果实的意象。意象的局限性：一是意义模糊，容易被当成山水诗；二是过于含蓄；三是不能单独抽出来句读；四是会错当成散文；五是西方意象派是抽象的名词概念不是诗的意象。正是由于意象的局限性，所以意象只能作为诗的材料而存在。有人认为意象是景。 二，隐比诗歌核心部分是用一种言尽而意不尽的方法来表达。这种方法是由n（n＞＝1）个意象组合，通过想像精心推出自己认可的形象即喻象。这种方法我们把它叫“隐比”。“隐比”是用想像、用心来比，并借助于事、物、感觉、联想等来比。诗歌就是用形象的语言去表达非形象的观念，让思想感情从“隐比”中流出来。隐比可为生命忧患而比；为性情的悲欢而比；为理性的张扬而比。古人云，篇中乏隐，等宿儒之无学，句间鲜秀，如巨室之少珍。隐语在近代是一种文字游戏，偏于谐；在古代是极严肃的事，所以 符谶大多是隐语。隐比是用心来比，各有各的比法。原因是：大家活的是境界，小家活的是心态。关于古之赋比兴：赋，一是直言，二是铺陈。汉赋只讲究字词的铺陈而缺乏实际内容，所以现在不受欢迎。比作为表现方法，不仅限于比喻、比拟，还包括象征、寄托一类的手法。如设比言志，托物咏怀，以景寓意，借事抒情等（意志情怀）。比还可分为显性的比和隐性的比，归于修辞学上的比喻、比拟为显比；象征、寄托等用心来比的为隐比。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故言之无罪，闻者足戒。有象征、寄托的诗词，没读出来，便是没读懂其诗；反之，没有象征、寄托的诗词牵强附会出象征、寄托来便是错解其诗。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一触物起情，二托物兴词，三协音发端。 三，喻象意象与喻象的关系是毛线与毛衣的关系，也可以是毛线与毛围巾的关系，意象是材料，喻象是产品。n（n＞＝1）个意象组合通过隐比合成喻象。意象群组合成喻象的种类：1，并列组合；2，宾主组合；3，递进组合；4，交叉组合；5，细节组合。逻辑的组合才是真美。喻象是用心想的方法创造的艺术形象。在诗歌中的喻象，是具有完整喻义的语言艺术形象。喻义这是由诸多意象的情感组合想像升华成情趣。圣人立象（喻象）以尽意。喻象概要：1，有喻象才是真正的诗。2，表达完整的喻义。3，情深厚隐晓谕世人。4，一语多关。5，象外之象。6，言浅意深。7，也可由一到两个句子组成，可独立存在于诗歌、散文、谚语、格言、口头文学。8，给人语言、形象的美感及理性的喜悦。9，喻象不仅仅是观念和情绪的产物。古人言，诗有三般句：自然句、容易句、苦求句。喻象句型：1，自然句言浅意深。2，错综句主词优先。3，可以两句见意。4，词意俱不尽。5，词尽意不尽。6，意尽词不尽。感知是审美发现，喻象是审美表现。有喻象自有高格、自有名句、自有境界。 四,意境事物和现象融入情感即意象，n个意象组合以符合常人的心态想像推出喻象。喻象带着深切的情感即喻义。从喻象、隐比的过程、语境状况可看出情景融合的程度及诗的意境如何。喻象的核心是喻义，意象的核心是景。意象合成喻象的核心是隐比。意境有境近意远之说，境取身边明确的景，意要深远发人深思。写景宜显，写情宜隐。切忌显流于粗浅，隐流于晦涩。意境有实境虚境之说。实境：是如在目前，是直接描写的景、形、境。 虚境：是见于言外，是指实境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像的空间，又称为诗意的空间，一方面是原画面在联想中的延伸和扩大；另一方面由原画面派生出的新画面及不尽之意又称为灵境。（当人心虚弱时，感觉也可能无限扩张）实者逼肖，虚者自出。意境：内抒发自己的感情；外足以感人。上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意境的作品：1，深切的感情；2，明晰的景物；3，晓畅的语言和丰富的蕴藉（情景交融让人回味，飘逸）。意境中蕴含的那种咀嚼不尽的美的因素和效果叫韵味。韵味又叫情韵、韵致、兴韵、兴味等。韵味包括情、理、意韵、趣味等多种因素。韵者美之极，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是意境的生命。意境感受力的高低决定了鉴赏者的艺术水平。 鉴赏者在一定的艺术直感下，艺术意境“重现＂，并与作品之间的情感交流出现了高潮，在兴奋中获得快感，这时候可能是不求甚解但思绪飞扬，既使过目而去但余味不尽。鉴赏者最大的庸俗是装腔作势，最大的媚俗是人云亦云，最大的卑俗是顾影自怜。 五,语境诗言志，歌咏言，语境等于歌。言由字词组成，实字其体骨，虚字其性情。诗歌中的实词是用来隐比的事物和现象。实词材料，虚词感情。要化虚词、实词、词组为情思。化繁为简一句多义。句中藏比虚实相生，比诗眼（诗歌中最能开拓意旨和表现力最强的词句叫诗眼）要贵，亦远胜语义、语感等其他技巧。精心雕琢的辞藻，只应该用在中立部分，在这些段落里，既没有性格也没有思想，太华丽的辞藻还会掩盖性格和思想。以实求虚才能通达艺术极境。把情志融入外在世界，它的存在才真实。格律诗的格律过于拘泥，不利语境发展。喻象＝诗，语境＝歌，喻象十语境＝诗歌。诗歌先从纯粹的审美开始（美具有引人向善的作用和力量），先解决形式美（情语之美十喻象之美＝形式之美），而后，为我所用就是最大的政治，再就是民生，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内容美）。总之，人们对诗歌等艺术的创作和欣赏的功用及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让生命从被动转化为主动，让感受从纯粹的接受性转变为自主性而形成间接经验。而且感受到不是单一或简单的情感状态，而是人生的极端，包括了快乐与忧伤，希望与恐惧，兴奋与绝望之间连续不断的震撼。感受的是其内在的运动，而没有外在的重力和压抑性力量的威胁，即有情感但没有压力的一种形态。诗歌让人们主动参与了解世界，感受时代的变迁，世间的冷暖，社会的发展，并在变化的世界中随遇而安，进而去发现世界的意义，改造世界，以此深化其生命的内涵，彰显心灵的解脱和自由。再者，凡是艺术都带有几分游戏的意味，诗歌也不例外。一个诗作者过分于形式技巧，容易走上轻薄纤巧的路，是大可不必的。诗歌是沉静的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