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对于“宋瓷之美”你是如何体会的？”的一片期末考试论文。字数1500左右送你一朵玫瑰花，传情达意全靠它，送你一朵大桃花，时来运转有赖它，送你一碗豆腐花，要你一天到晚笑哈哈！
我就是学习瓷器学的，呵呵。瓷器的前身是原始青瓷，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 器类有罐和钵。原始青瓷在中国分布较广，黄河领域、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都有发现。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 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婺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 、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其中，长沙窑的瓷器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点都有出土，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 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的主流达数百年之久，并远销国内各地及亚、非诸国；釉里红是用铜红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绘以纹饰，在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呈釉下红彩的瓷器。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大，成品率底，尤其是色纯正者少。釉里红呈色鲜艳，白地红花引人瞩目，极受人们的欢迎。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至今日。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陶瓷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说宋瓷,要从五大名窑说起.中国宋代瓷器生产，以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个窑口产品最为有名，后人统称其为“宋代五大名窑”。"汝窑"是北宋后期的宋徽宗年间建立的官窑,前后不足20年，窑址至今没有发现。为“五大名窑”之首。汝窑以青瓷为主，釉色有粉青、豆青、卵青、虾青等，汝窑瓷胎体较薄，釉层较厚，有玉石般的质感，釉面有很细的开片。汝窑瓷采用支钉支烧法，俗称“芝麻支钉”，瓷器底部留下细小的支钉痕迹。器、物本身制作上胎体较薄，胎泥极细密，呈香灰色，制作规整，造型庄重大方。器形多仿造古代青铜器式样，以洗、炉、尊、盘等为主。汝窑传世作品不足百件，因此非常珍贵。汝窑瓷器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其釉色。后人评价“其色卵白，如堆脂，然汁中榨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挣针”。可见汝窑烧制的青瓷确有独特魅力，被人们推举为五窑之首，名副其实。"宋官窑"青釉方花盆官窑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在京师汴梁建造的，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官窑主要烧制青瓷，大观年间，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主要器型有瓶、尊、洗、盘、碗，也有仿周、汉时期青铜器的鼎、炉、觚、彝等式样，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其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也甚为讲究，釉色以月色、粉青、大绿三种颜色最为流行。官瓷胎体较厚，天青色釉略带粉红颜色，釉面开大纹片。这是因胎、釉受热后膨胀系数不同产生的效果。这是北宋官窑瓷器的典型特征。北宋官窑瓷器传世很少，十分珍稀名贵。宋代官窑瓷器不仅重视质地，且更追求瓷器的釉色之美。其厚釉的素瓷很少施加纹饰，主要以釉色为装饰，常见天青、粉青、米黄、油灰等多种色泽。釉层普遍肥厚，釉面多有开片，这种开片与同期的哥窑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官窑釉厚者开大块冰裂纹，釉较薄者开小片，哥窑则以细碎的鱼子纹最为见长。"宋哥窑"青釉鱼耳炉哥窑，确切窑场至今尚没有发现。据历史传说为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两浙路处州、龙泉县各建一窑，哥哥建的窑称为“哥窑”，弟弟建的窑称为“弟窑”，也称章窑、龙泉窑。有的专家认为传世的宫藏哥窑瓷，实际上是南宋时修内司官窑烧制的。哥窑的主要特征是釉面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片”或“文武片”。细小如鱼子的叫“鱼子纹”，开片呈弧形的叫“蟹爪纹”，开片大小相同的叫“百圾碎”。小纹片的纹理呈金黄色，大纹片的纹理呈铁黑色，故有“金丝铁线”之说。其中仿北宋官窑的瓷器为黑胎，也具有“紫口铁足”。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传世哥窑瓷器不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宋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钧窑分为官钧窑、民钧窑。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窑广泛分布于河南禹州市（时称钧州），故名钧窑，以县城内的八卦洞窑和钧台窑最有名，烧制各种皇室用瓷。钧瓷两次烧成，第一次素烧，出窑后施釉彩，二次再烧。钧瓷的釉色为一绝，千变万化，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灿若云霞，宋代诗人曾以“夕阳紫翠忽成岚”赞美之。这是因为在烧制过程中，配料掺入铜的气化物造成的艺术效果，此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称为“窑变”。因钧瓷釉层厚，在烧制过程中，釉料自然流淌以填补裂纹，出窑后形成有规则的流动线条，非常类似蚯蚓在泥土中爬行的痕迹，故称之为“蚯蚓走泥纹”。钧窑瓷主要是供北宋末年“花石纲”之需，以花盆最为出色。"宋定窑"白釉孩儿枕定窑为民窑。定窑以烧白瓷为主，瓷质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定窑除烧白釉外还兼烧黑釉、绿釉和酱釉。造型以盘、碗最多，其次是梅瓶、枕、盒等。常见在器底刻“奉华”、“聚秀”、“慈福”、“官”等字。盘、碗因覆烧，有芒口及因釉下垂而形成泪痕之特点。花纹千姿百态，有用刀刻成的划花，用针剔成的绣花，特技制成的“竹丝刷纹”，“泪痕纹”等等。出土的定窑瓷片中，发现刻有“官”、“尚食局”等字样，这说明定窑的一部分产品是为官府和宫廷烧造的。宋代是中国的瓷器艺术臻于成熟的时代。宋瓷在中国陶瓷工艺史上，以单色釉的高度发展著称，其色调之优雅，无与伦比。当时出现了许多举世闻名的名窑和名瓷，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绘画和陶瓷的伟大时期”。在灿若繁星的宋代各大名窑中，景德镇青白瓷以其“光致茂美”、“如冰似玉”的釉色名满天下，而其中以湖田窑烧造的青白瓷最为精美，冠绝群窑。它的胎土采用当地高岭土，素白细密，洁净紧实，经过一道道繁复的工序，成就了冰肌玉骨，秀色夺人的艺术效果。烧造出的青白釉瓷器色泽莹润，清素淡雅，纯净细腻。宋代是中国陶瓷发展的辉煌时期，不管是在种类、样式还是烧造工艺等方面，均位于巅峰地位。难怪当代陶瓷收藏高手对手中的每一款宋代瓷器都会爱不释手：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好似晚霞般光辉灿烂，其“窑变色釉”釉色变化如行云流水。汝窑造型最丰富，来源于生活，如宫中陈设瓷，瓷釉显得晶莹柔润，犹如一盅凝脂。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是宋代龙泉窑中上好的青瓷。被美术家誉为“缺陷美”和“瑕疵美”的宋代辞瓷（又名冰裂、断纹）令人玩味无穷，其“油滴”、“兔毫”“玳瑁”等结晶釉正是宋人的创举。宋代定窑的印花、耀窑的刻花是瓷器装饰手法的新贡献。唐、五代时期窑工们创造的越窑如冰似玉的“千峰翠色”、“秋色”和邢窑白瓷，已不能同宋瓷争高低了……
一直以来，人们似乎有一个共识：宋代是中国陶瓷艺术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宋瓷”代表了中国瓷器艺术中最高的审美境界。这样一个认识，通过教科书或大众读物无限制地进行着一种简单的复制，让人觉得这几乎就是一个无需质疑的真理。但问题在于，这种判断的标准在哪里，我们有没有真正从学理上对其进行思考？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反思，其意义也是相当明确的。一方面，有助于理解陶瓷艺术创作中的境界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扭转我们简单的思维习惯或认识偏见。 平淡：宋代社会审美理想 宋代大文豪苏轼曾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他认为文章由绚烂到达平淡，这才是成熟的标志，才是艺术上最高的境界。简单地说，平淡就是天真自然，不雕琢，不拘泥于法则。而实际上，苏轼的话反映出了宋代典型的士大夫审美趣味。在文风上，从韩愈的古文运动开始，之前绮丽的文风受到人们的抵制，转而崇尚平易的行文风格。在书法艺术中，宋人面对唐楷的气势与法度，转而追求晋人的高风绝尘，正如苏轼所推崇的“萧散简远”之淡泊境界。在绘画上，虽然雄浑的山水画与艳丽的院体画同样存在，但在苏轼和米芾的推动下，崇尚天真平淡的文人画开始兴起。而正是从宋代开始，“逸”格成为历代品评绘画乃至视觉艺术的最高标准，它代表了这种反对法度与雕琢、崇尚清新与自然的平淡之美。 宋代，重文轻武。文人的审美趣味很容易便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当时的大众也很自然地接受了这样的情趣。于是，“平淡”很快就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风尚，瓷器的生产也同样反映出这样的时代精神。宋代是瓷器生产相当繁荣的一个时代，有众多的瓷器生产地，仍然是“清淡秀雅”的艺术风格占据统治地位。即使是大量运用印花技术的耀州窑，其胎色也是相当淡雅的，呈现的是一种单色美。当然，将这样的风尚发挥到极致的当属北方的汝窑和南方的龙泉窑。汝窑生产的瓷器大都造型简练，呈淡雅的天青色，又因其烧制过程中温度较低，瓷胎未真正烧结，故釉色大多失透，显得宁静而自然。崇尚老庄的宋徽宗当时对汝窑的瓷器爱不释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瓷器生产树立了一个标准。靖康之变后，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南迁，南方的龙泉窑以其青玉般的釉色、简练沉静的造型、朴素典雅的气质，将“平淡”的审美理想发展到了极致。 艺术：“境界”判断与权力话语 舒斯特曼认为，审美教育是一种阴谋，它教育人们“自由”地去接受某种趣味。他的观点也许有些偏激，但已经很清楚地为人们揭示了审美格调判断中的人为因素。也许用福柯的思想来解释这种现象会更加贴切。在这位法国思想家看来，“真理意志” 与“权力意志”在根底上是二位一体的，真理的产生与认定渗透着权力因素，权力的运作有赖于真理话语的确立。①在任何社会的话语流通中都存在着有关何为理智、何为合理与真实的潜在话语标准，它在具体思想和知识问题的真假判断发生之前即已划定了关于真的可能边界，也就是说，发生在知识内部的真假只是真理在现实中成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②因此，“知识（真理）与其说是有真伪之分，不如说只有合法与否之分。”③如果我们用这种认识来看待长期以来人们对“宋瓷”的推崇，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就相当明显了。 从魏晋开始，中国汉族文人实际上主要继承了老庄道家的审美理想。这是一种清静无为、天真自然的审美理想。正如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反对过于繁复的声和色，主张淡与素。而庄子则要求人从任何外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自身的自由，这也是一种自然的审美境界，正所谓“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正如前文所言，道家的这种审美精神对中国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魏晋之后的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当然，由于宋代社会浓厚的尚文风气，文人的情趣能够迅速地推广到整个社会中去，因此，相对于其他时期，宋瓷最能够体现出汉族文人的审美理想。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把“宋瓷”理所当然地断定为中国历史上最高审美品格的代表，认定它体现了最高的审美境界。原因很简单，因为“宋瓷”代表了他们所钟爱的审美情趣。这样一种判断由于出自于知识分子之口，出自于学术机构的判断，于是很自然的就披上了“真理”的外衣。却从来没有人去反思为什么“平淡”就一定高于“雕琢”，为什么文人情趣就一定高于市井情趣。实际上，人们已经习惯了屈从于权力的判断。这里的权力并非我们日常理解中的政治权力或统治权力，而是一种话语权。它在无形之中束缚了我们的思考，在无形之中也将所有的其他观点与思想断定为“谬论”与“非真理”。 共识：永远无法企及的地平线 相对于宋代的瓷器，唐代及元明清的瓷器增添了不少民族趣味或市民审美因素。尤其是明清的瓷器，受到市民文化的影响，其瓷器的艺术风格倾向于繁琐的装饰趣味。从明中叶的“青花”到“斗彩”“五彩”和清代的“珐琅彩”“粉彩”等等，无不体现了这样的趣味。此时，它们正好和西方的洛可可艺术相映成趣。而且事实也证明，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是相当明显的，因此在西方，洛可可风格也被称为“瓷器”风格。其实，在西方国家，洛可可风格也长期受到所谓学者阶层的轻视，认为它是一种相当轻浮与柔媚的艺术风格。与之受到贬低的艺术风格还包括原始艺术、中世纪艺术、巴洛克艺术等等。传统的西方学者们一直都将古希腊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艺术当成了最高的审美理想，认为这是一种高雅而崇高的艺术风格，与之相比的其他艺术风格都显得逊色。 不过，在多元论思想的影响下，如今西方社会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判断的偏见与无知。中世纪艺术的深沉与神圣，巴洛克艺术的恢宏与动感……这些都是西方古典艺术所缺少的精神内涵，它们同样值得称道。事实上，每一种艺术风格或审美情趣都有它自己的拥护者与爱好者，若根据其拥护者的地位与阶层来判断审美情趣的高低，这无疑是一种相当霸道的标准。我们可以批评某艺术品的题材或主题不合情理或触犯了公共道德的要求，却不可评判哪一种审美情趣低下。因为审美本身仅仅是一种心理感受，我们不能用高低来对其进行界定。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借用沃尔夫林的观点来进行论证，他在阐述巴洛克艺术的时候说：“巴洛克艺术（或称之为近代艺术）的兴衰都不是由于古典艺术，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近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条兴起、高潮、衰落的曲线……”④沃尔夫林反对将古典艺术作为西方艺术的定点，认为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风格，表现的是各自的“时代精神”，而不能简单地说后代是前代的衰落。⑤ 从认识论讲，“整体性”思维本质上是事先预设一种本质或终极的本源，然后将其表象和再现。从现实来讲，它通过“权力”来产生一种真理，从而排斥、压制甚至摧残异端，最终完成了对“权力”的维护。在这里，笔者赞同利奥塔的观点，他反对哈贝马斯关于对话可以获得“共识”的观点，认为“共识是一条永远无法企及的地平线”，因此现在必须强调“歧见”。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的异国风情，宋代的平淡，或是明清的繁琐……它们仅仅是体现出自己时代或受众的审美趣味而已，并不能说明孰高孰低，谁是顶峰谁是低谷。
鉴定古瓷器主要从款识、造型、纹饰和胎釉特征方面下手，
每个朝代瓷器胎体的厚薄程度都不尽相同
提防新瓷作旧。把新瓷退去光泽，以显出古朴的风味
根据款式鉴别
识别真伪时，首先看款识，注意款识的笔法，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仿制者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不生动不自然。这种破绽，为鉴定瓷器提供了线索。
根据纹饰和色彩鉴定瓷器
从纹饰和色彩方面看，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随着绘瓷原料和技术的不断丰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上都有其不同时代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就成了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根据胎釉鉴别
从胎釉方面看，由于时代和地区的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故在鉴别瓷器时应对此细致的观察。
一般来说，从胎质、釉色可以看出其年代和窑口。
总之，辨别瓷器既要用眼来辨其色泽、厚薄、片纹、气泡，也要用手摩以别粗细，用指扣敲以察音响。必须耳、目，手三者并用。最后评定质量的优劣，以及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下面是视屏鉴定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顺治时期瓷器的鉴定:1、顺治瓷器，正处于明末清初过渡阶段，胎体厚重细润、洁白坚致，器形朴拙。2、釉面以光亮不足的卵青色为多，一些琢器釉面较厚，常使淡色青花模糊不清，并保持明代在器口施酱黄釉的特点。3、青花色调大致分为四种，其中的翠青色与康熙青花相似，不施青花的五彩器渐多。4、图案纹饰，内容新颖。流行的纹饰有，洞石花卉、麒麟、芭蕉、人物故事，还有画中题句等。5、器足演变为滚圆的泥鳅背状，底部可见螺旋纹，此时已流行明末出现的宽圈足的双圈底足。6、款识，分官窑款与干支纪年款，有楷书、隶书和篆书 康熙瓷器的鉴定:1、器形敦重古拙，新创器形繁多。琢器的颈部，较其它时期细长，圆器以墩式为主。2、胎坚质细，缜密似玉，修胎规整，普遍有厚重感。3、釉面光滑细腻，胎釉结合紧密，釉面有早期的青白演变为中期的粉白与浆白色。中期以后至雍正时期又变化为硬亮青釉4、青花使用国产珠明料，青花色调翠兰色为主，均有色调深沉，紧贴胎骨的特点。5、五彩与其它彩器，早期色彩浓重、艳丽，中期渐淡，晚期色调柔和。6、早期器物口部常涂酱黄釉，一般器口均施一层含粉质的白釉，给人以加厚口沿凸出的感觉。7、五彩是由红、黄、兰、绿、紫等五个颜色组成。明代 五彩是由红、黄、绿、紫四种釉上彩和釉下青花组成。以釉上的兰彩，代替釉下青花。还有红、黄、绿、兰、黑组成。康熙时五彩有的增加了金彩，使画面富丽堂皇。8、这时三彩器较为盛行，有黄地三彩、绿地三彩、紫地三彩、墨地三彩、酱白地三彩、虎皮三彩。此时还有釉下三彩，即由青花、釉里红和豆青三种釉下的色彩组成，它是康熙时期一种特殊品种。康熙抹红，其色为正朱，鲜艳夺目，其官窑彩碗为最佳。釉里红亦为上乘。9、康熙后期，出现了郎窑红，器物口沿有“灯草口”是从明代永乐时期出现的。10、康熙时，彩绘人物，多用兰笔勾出面目，甚为耐久，美人两颊又往往晕以淡赫，颇为娇烧。人物衣裙最为生动，树则老干锉费槎榧，花则风枝婀娜。画松为茄色之干， 墨色之针，渲以硬绿，给人以浓翠欲滴的感觉。11、图案纹饰时代感较强，其画意、笔法、布局、施彩工艺等均有特定的时代韵律。题材为历史典故、人物故事，还有渔家乐、耕织图、海、樵、耕、读等。此外，还有草虫、花鸟、云龙、山水、八仙人、八仙庆寿、八宝、博古、缠枝花卉、楼台殿阁、合合二仙、三星人等。12、器足，有平足、宽厚圈足、双圈底、二层台底、拱壁底、圈足。13、康熙时有一种双底大盘，足底有两个圈，在两圈之间，有个深槽，这种双底大盘，比较典型。还有这时的笔筒特点是上下两部分粗些，中腰较细，底面有一圈无釉。14、康熙宫窑款以书写为主，大多写在器底部，有少数写在器身上，一般为“大清康熙年制”有六字二行、六字三行、民窑器物一般无款，有的器物仅有青花双圈或一秋叶、盘肠等。 雍正时期瓷器的鉴定:1、雍正瓷的造型特点是:隽秀尔雅，小巧玲珑，以盘、碗、杯、碟和小件器物为主。器型比例协调，有所谓的“曲线美”。2、胎薄体轻，大器规整而不厚重。3、釉色品种繁多，釉面有桔皮纹，这是雍正器突出的特点。4、窑变红釉，由这时开始出现，是由红和兰两种颜色交织一起，兰色多于红色。5、炉钧釉，也是从这时开始的，是由高梁红和松石绿两种颜色交错在一起。6、青花色调为青白和粉白。青花颜色层次不如康熙时多，一般的只有2一3个深浅颜色。7、彩瓷的色彩柔和而不艳。粉彩、五彩、法琅彩所绘人物、景物，都明显缩小，画面聚收。粉彩纹饰细腻，色调淡雅，立体感强。在施彩的纹饰周围，侧视往往可见白釉地衬托处有一圈五光十色的“彩晕”。8、纹饰有工笔画风格，人物面目清秀，花卉尤其细腻妩媚。9、斗彩器比康熙时又有提高，无论是彩色还是花纹 图案都较前更为精细，用彩较薄，色调显得非常柔和淡雅。10、由雍正开始法琅彩瓷器称“古月轩”比康熙时的制作工艺更为精细。这时珐琅彩与康熙时有显著区别:康熙时，一般都是带彩地的较规矩的图案画。11、雍正时纹饰仍以绘画为主，图案特别工整别致。写生画中的花卉、禽兽非常生动，表现的阴阳面也很明显与当时的纸绢画风相同。12、绘画纹饰有缠枝花卉、折枝花卉、过枝花卉、松竹梅、皮球花、八桃、花鸟、花蝶、云龙、云凤、团龙、团蝶、八宝、壮丹、喜鹊登梅、山水、人物、西厢记、婴戏图、十六子、仕女图、八仙人及楼台殿阁等。13、器足规整，足边滚圆，露胎窄细。14、官窑年款有“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二行楷书款，也有六字三行楷书款，都有青花双圆圈、青花双方框，个别也有不带边框的，还有“大清雍正年制”，“雍正年制”图章款。 乾隆瓷器鉴定：1、造型规整，比例适宜，外观曲线虽不及雍正时的优美，但仍比嘉、道时期的隽秀，小件器物尤为精致。前期器型和雍正时一样恰到好处，后期则显呆滞。此后各朝的造型风格，除嘉庆初尚能恪守乾隆l日样夕长余者皆 为依次递减，每况愈下。2、前期胎体细润，后期渐趋粗糙。3、青花呈色虽有多种表现，但以稳定的纯正兰色居多。初期有黑褐、青灰、淡兰各色，色调均沉着，纹饰清晰。4、炉钧釉到乾隆时与雍正时不同，其颜色由松石绿和深兰色组成。5、法琅彩也称“古月轩”或叫“瓷胎画珐琅”，一般都有“乾隆年制”四字楷书的兰料款。6、古铜彩就是用粉彩及金彩，在瓷器上进行绘画，用来模仿古代青铜器的红、绿、兰各色锈斑，这是乾隆时期瓷器彩色的发明。7、乾隆瓷器中，有流行在红、黄、兰、绿、等彩地进行可绘画，可称为彩地绘画。8、有的彩地上开出圆光进行绘画，称作开光绘画。9、由乾隆开始出现了彩地轧道，这种轧道，是用工具划出来的，像轧出来的一样，因而称为轧道。10、出现了用粉彩绘画的百花不露地瓷器。11、彩资釉面，常有似涟满的均匀小皱纹。12、制作工艺水平极高、精巧、秀丽、无奇不有，为制瓷史上所罕见。13、图案纹饰，时代特征鲜明，绘画工细、层次清晰， 画凤严谨而细腻。14、器足较前朝宽厚、足脊滚圆，有的涂以黄色或黑色釉。足器近釉处，多有刮削胎体留下一圈小锯齿痕。15、官窑年款，多数是篆书体“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图章。 嘉庆、道光时期瓷器的鉴定：1、嘉、道时期资器的胎骨与乾隆时期相比变化不太大，只是胎质显得粗松一点。在胎骨的洁白程度上差了一些，胎骨较前朝略厚。从道光时起，器型线条生硬，常常见棱见角，无圆润秀美感，显得拙笨。2、瓷器釉质变粗，釉面上普遍出现了“细桔皮釉”及 轻微的“波浪釉”。臼釉的颜色还是白中闪青色，但洁白程度不如乾隆时期，后来逐渐变灰色。趴在豆青青花瓷器中，有堆粉青花，俗称“青花堆粉”或“青花加白”，烧制方法是，先在青花下面胎骨上， 按花纹图案的大致形状施以一层白粉料质，然后再在白粉上面绘以青花花纹图案，最后施釉烧制。堆粉青花的纹饰凸起，色彩鲜明，美观大方，具有立体感。这种堆粉青花最早始于康熙时期，到雍正、乾隆时有烧制，但数量不多，而到嘉、道时期才比较盛行。4、花纹装饰仍以绘画为主，但保留了乾隆时期的遗风。绘画平整、细致，所绘纹饰不如乾隆时生动活泼，成为比较死板的图案式，写意画较少。道光日才能将名人书画摹入瓷杯上，一方寸能画出五、六个人物形象，眉目如生，工致殊绝。5、绘画题材主要有:云龙、云凤、龙凤、三羊、狮球、花鸟、花蝶、草虫、花卉、四季花(壮丹、荷花、菊花、梅花) 三果、勾连、山水、人物(八仙、仕女、天河配、婴戏图)、风景(庐山十景、西湖十景、燕京十景），以及喜字、寿字、御句诗等多种文字装饰。6、喜字常常是与青花淡描装饰在一件器物上。这种青花谈描双喜字的纹饰最初是从乾隆时开始出现的，到嘉道时期才逐渐多起来。7、在嘉、道时期，凸雕的铁花纹饰开始多了，虽然在乾隆时已出现，但数很少。这种铁花纹饰，一般都装饰在哥瓷器物的口、耳、腰等部位上，俗称“哥瓷铁花”。8、属于影地绘画、移地轧道、彩地开光、绿里底及耳饰等，在乾隆时比较时兴的多种形式的瓷器花纹装饰方法，到嘉、道时，更加普遍应用。9、器物造型发生了一些变化，属于盘、碗类器物增多。属于瓶、尊等大型立体器物比较少了。此时出现了葵花口、四方口、六方口、八方口等形式。10、由道光时开始出现了作为陪嫁用的五件一套的器物、(即一件瓶、两件将军罐、两件花觚)俗称“五大件”。11、嘉庆、道光款识形式；①官窑年款是“大清×× 年制”六字篆书图章款，也有“××年制”四字图章款，楷书年款较少。②民窑器物，多数无款，书写年款的只是极少数。其形式为“大清××年制”六字篆书图章款，或“× ×年制”四字楷书款。③慎德堂为道光窑，以三字直款为佳。皆为抹红楷款，亦有金款。民窑还盛行家藏款，有“退思堂”，“行有恒堂”，多数为青花、红彩楷书款。④嘉、道时期还盛行仿制成化时期的年款。在一些器物底部刻划 “成化年制”的“豆于款”(即刻划年款后，用酱釉施在款上，形如豆干状），在哥瓷铁花器物上，多是这种“豆干”款识。 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瓷器鉴定：1、咸丰到宣统这几朝瓷器的胎骨，基本上相差不多，在胎质方面比不上嘉、道时期。这时胎质越来越变得粗松，胎骨也相应变厚了。2、由咸丰时开始，瓷釉逐渐变粗，瓷釉与胎骨结合不够紧密，因而出现的“波浪釉”和“桔皮釉”现象比嘉、道时期更为严重。3、在瓷器的釉面上，甚至经常还出现有气泡及脱釉现象。白釉不如嘉、道时洁白，而逐渐变成了白中微闪灰颜色。4、窑变红釉，这时又有了较大的变化。釉面上兰紫色彩斑，越变越少，而红颜色的面积越来越多，有的甚至基本上变为全红色，几乎看不到兰紫色斑了。 到光绪、宣统时，还出现了另一种由红与黑两种颜色组成的窑变红釉。窑变红釉的演变过程是:雍正是兰色多于红色:乾隆时是兰色少于红色；嘉、道是红色多于兰色；咸丰以后是基本上变为全红色；到光绪、宣统时是红与黑两种颜色组成的。5、青花的颜色，只有1一2个层次，在同治末期环出现了一种兰紫色的青花。同治以后堆粉青花比较少了，这时青花下面的堆粉极薄，颜色淡浅。6、由咸丰到宣统这一时期，粉彩发生了显著变化。粉彩的料质由精细变为粗糙，粉彩的颜色由浓艳变为淡浅。①咸丰、同治时，粉彩的含量比较多，彩粉比较浓厚，而且在精细粉彩器物上，往往还描绘金彩，所以此时粉彩表现得十分艳丽:②光绪、宣统时，粉彩含粉量减少，粉料非常淡浅。7、软彩，是同治晚期出现的。到光绪、宣统时比较盛行。软彩器物，只有民窑有，宫窑软彩尚未见到.。8、水彩，是光绪末期出现的，此种色彩不含粉质，具有彩料薄，颜色淡之特征。它是光绪末期，宣统瓷器上所使用的一种色彩。9、纹饰以绘画为主，但绘画日趋草率，缺乏章法，表现得极不形象，也不精美。绘画人物，比较呆板无生气。绘画花鸟，禽兽没有生气活泼之感。10、官窑文饰绝大多数是工笔画和规矩的图案画；民窑多数是写意画。同治晚期和光绪时期盛行软彩写意画，画稿则出自明、清两代的沈石田、唐六如、新罗山人、八大山人等著名画家，但画的很不像。11、这时纹饰还有五伦图、二十四孝图、司马光击缸、朱子治家格言、五子登科、状元及弟、马上封候、三星人、福禄寿等。12、绘画题材有:人物、山水、花鸟、蝴蝶、狮子、禽兽、云蝠、龙云、龙凤、白菜、三果、八宝、八卦、博古、钟鼎、九桃、缠枝莲花、缠枝牡丹、技子花、喜字、寿字等。13、纹饰中的喜字，在威丰、同治和光绪时期都极为盛行.此种青花双喜字特点，在几个时期的表现手法有些不同。①在咸丰时，双喜字的字体，书写的比较工整，笔道也较细②同治时期，双喜字的字体书写的就不大工整，笔道渐宽起来了；③在光绪时期，双喜字书写的极不工整，不但笔道较宽，同时字体也变得模糊了。14、这时期的耳饰主要有:狮耳、兽耳、象耳、蠕虎耳等。15、彩地绘画、彩地开光、彩地轧道及绿里、绿底等纹饰的品种不大时兴了。16、咸丰、同治时期，哥瓷器物上，特别盛行铁花装饰，光绪时较少。17、光绪、同治时期，小鸡、小博古的花纹装饰较为盛行。18、金字的喜字和双喜字，在同治时比较盛行。19、光绪、宣统时期，大博古、钟鼎插花、校子花、富贵白头、天女散花比较普遍。20、由咸丰开始直到宣统，除小部分瓷器制作较精细外，而大多数器物都较以前几朝变粗，更不如雍正、乾隆时的资器那样细致。这时期的器物造型和以前也有所不同。属于瓶、尊等各种类型的陈设减少，而多数器物都是日常生活实用品，如胆瓶、天球瓶、串带瓶、将军罐、粥罐、鸟食罐、香炉、鱼缸、花盆、水仙盆、脸盆、一品锅、捧合、节合、油合、扎斗、水壶、印合、笔洗、笔筒、帽筒、茶壶、茶碗、茶叶罐、酒温、酒蛊、盘、碟、扣碗、羹匙、烟壶、瓷枕、绣墩、挂屏、以及三星人、八仙人、观音人等。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胆瓶、茶叶罐、帽筒、茶壶、茶碗和成套的盘、碗等器物比较盛行。胆瓶不仅有150 件、300件、500件，还有1000件的大地瓶。21、光绪中期以后开始盛行仿制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各种造型的器物，包括青花、五彩、粉彩及一道釉的器皿，但仿品与真品相比都不相象。22、威丰时，官窑、民窑的器物大多数的年款是青花或红彩款，以楷书为主，不带边框，“大清咸丰年制”六字二行楷书款，字体规整，篆书图章款极为少见。民窑器大多数无款。同治、光绪、宣统官窑年款，大多数不带边框的“大清××年制”，六字楷书款。有一类书写篆书体的“体和殿”或楷书体的“大雅斋”两种款识。同治、光绪民窑器物，大多不书年款，在有年款的器物中，除楷书体外，还出现一种色泽较为暗淡的红戳子款，“××年制”、四字很不规则的篆书款，有阴文有阳文。宣统官款，有青花、红彩、精彩与墨彩款。青花款均为楷书，字体工整清秀，色泽明快，为六字两行竖写式， 无圈栏。民窑器物一般没有年款。
陶瓷老化痕迹物证鉴定技术方法（1）目视观察：在自然光下或照明光下，通过肉眼或借助放大镜对陶瓷器釉面状态进行初步观察和识别。（2）显微检验：对于通过目视观察难以辨别的陶瓷器细微老化痕迹形态，运用显微镜等放大仪器设备进行观察和识别。（3）仪器检测：运用光谱仪、能谱仪等分析仪器对陶瓷器釉层中的物质成分、元素进行测定。（4）测算：运用DM/WS1数码多功能取证检测系统等仪器对陶瓷器老化痕迹的大小、长度、宽度、高度、角度、弧度、深度、数量和距离等进行测算。（5）图像分析：运用光学或电子图像采集、数字图像处理、数字图像比对、数字图像电子测算等仪器设备对陶瓷器细微老化痕迹形态进行显微图像采集、比较和分析。（6）模拟实验：对一些难以判断的细微痕迹形态特征，通过模拟实验进行分析判断。（7）检验记录：1）鉴定人独立检验的记录。2）鉴定组共同检验的记录。3）意见分歧及讨论的记录。4）检验中使用的仪器名称、检验过程、检验条件、检验结果等内容的进行记录。（8）检验步骤：1）显微观察 2）采集特征3）标注特征4）测算特征5）特征分析6）综合评断
宋朝瓷器，以其古朴深沉、素雅简洁，同时又千姿百态、各竞风流的气象为中国劳动人民在世界工艺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让世人景仰的丰碑。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突破“南青北白”的局面2、品类繁多，器型多样。最受欢迎的有“梅瓶”、“玉壶春”等3、釉色优美，以典雅含蓄，高贵朴实，有类玉的效果，以单色瓷为主（除钧窑）。体现了儒文化所提倡的简洁素雅之美，有明显的民族精神体现。4、装饰方法有印花、画花、刻花、剔花、贴花、镂花等，图案以花鸟虫鱼等为主，造型，色彩，纹样追求完整、意境、气韵。
宋代的瓷器是以青花瓷为主，它的外观特别的漂亮，摸起来很圆润
宋代被公认为我国陶瓷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其中两宋也被公认为代表了烧造的最高水准和审美的最高境界。所谓两宋是指在宋代朝廷皇室直接控制下，集中全国制瓷名匠，专门烧造宫廷用瓷的瓷窑。它的范围包括：一是朝廷自置的;二是“民窑”供瓷。即所谓官汝、官钧、哥窑仿官。两宋官窑的辉煌成就主要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客观烧造技术已经成熟;二是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如果说宋代被誉为是一个“瓷器的时代”的话，那么瓷釉所体现的艺术特色与工艺技术成就即是这一“瓷器时代”的特征中无论是单色釉还是复色釉(花釉)所采用的厚釉装饰方法，还是釉与胎体纹饰结合的薄釉装饰方法，都极力求釉色的。这种釉色的，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呈色是釉中金属着色元素在“火”这个自然力的作用下产生的，没有人为痕迹，是自然天成的结果;二是它的色彩反映了大自然中、碧海青山、绿树黄沙、紫霞、宝石翡翠、等自然色彩。古人对釉色釉各种各样的称谓，如“天蓝”、“天青”、“月白”、“粉青”、“梅子青”等等。这些形象的比喻，说明了釉色所展现的;而这种自然美的形成，则又体现在制釉工艺技术与艺术审美及艺术表现的完美结合上。 让我们来看看青釉瓷。青釉瓷在宋代仍是瓷器生产的主流，也是人们喜爱的釉色。唐代和唐代以前的青釉瓷，虽然在釉的色泽与质地上也在以玉为追求目标，但与宋代的青釉瓷相比，玉质感方面就差的多了。因为当时使用的釉为石灰釉，釉层薄而透明，颇似玻璃质感。这种玉质感主要是使用了石灰釉、石灰碱釉和采用多次素烧胎体，多次施釉，增加釉层厚度而达到的。采用厚釉装饰法，不仅使釉质似玉，而且也使釉色柔和含蓄。为了更好地发挥厚釉装饰所具有地浑厚、凝重、深沉地艺术风格，宋代厚釉陶瓷造型，大多都是形体比较单纯的，没有更多的起伏转折变化的造型。把造型的表现余地留给釉的装饰，从而更加突出了厚釉的特征。宋代厚釉陶瓷造型的基调是敦厚、简洁、浑然一体，造型和釉色相辅相成，。厚釉装饰不等于把整个造型全部覆盖了，而是有隐有现，有藏有露，有深有浅，有虚有实，在单纯中求丰富，在含蓄中求个性。宋代厚釉青瓷釉色非常丰富，每个窑口间的釉色有别，即便是同一窑口也有许多不同倾向的色调。它不仅厚泽滋润，汗水欲滴，而且釉乳光更是迷人。如汝官器，近光下察看，釉中多布红斑，有的如晨日出海，有的似夕阳晚霞，有的像七彩长虹，有的如锦缎闪烁，展现出一种富贵高雅之态。除厚釉装饰外，宋代瓷器薄釉装饰也很具有特色，这种薄釉装饰以北方的、耀州窑和南方的窑的刻、印花瓷器最有代表性。这种刻、印花瓷器的胎体比厚釉装饰所采用的胎体选料精细，加工精致。可以说是胎(质地和纹饰)与釉共同构成了似玉的质感。的釉色有似雪的白色和白中微闪黄的象牙白色;耀州窑的釉色是以橄榄绿为代表，同时还有青绿、姜黄等色;窑的釉色则综合了青色和白色的优点，是青中有白，白中显青的青白色。这些釉色的特点都是薄而透明，能映出胎体的色泽与纹饰。如果说，汝、官、哥、钧和采用的厚釉装饰，其釉的色彩和似玉的质感主要是从釉本身直接反映出来的话，那么，上述三窑釉的色彩和似玉的质感，除釉的色质外还与胎体的色泽、质地及纹饰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宋代瓷器薄釉装饰所具有的釉色美，体现在釉与胎及纹饰三者共同构成的似玉的色泽与质感。乾隆皇帝称赞的白瓷“既质玉之质，复白雪之白”;宋代《德应候碑》赞美耀州窑青瓷“巧如范金，精比琢玉。”“视其色，温温如也”;宋代诗人李清照《醉花萌》词“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一段话中的“玉枕”，则是对窑青白瓷的赞美。宋代瓷器釉色追求自然天成的美，受益于传统美学思想。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崇尚天然真实，鄙薄雕琢伪饰，把自然朴素之美作为理想之美的典范。这种对自然美的崇慕和追求，对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中国艺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宋代瓷器釉色追踪自然天成的风韵，不仅同中国传统美学的旨趣相合拍，而且在这种美学观念指导下产生的艺术佳作，由于是通过工艺技术手段来实现的，因此，它们与诗歌、小说、戏剧、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相比，人工编造的痕迹更少，真可谓达到了，的妙境。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宋代种种美丽的名瓷，被世人誉为奇珍异宝，获得历代人们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美。这也是宋代瓷器能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一个重要原因。宋代瓷釉的美不仅体现在釉色上，而且更体现在釉的肌理上。如果说，釉色之美还只是瓷器产品的共性之美的话，那么，肌理之美则是体现其个性之美。肌理一词，原是指人的肌肤组织和形态特征。在现代设计中，肌理一词用来特指材料的质感和纹理，而瓷器的肌理主要指釉的质地以及产生的纹理效果。如果把肌理二字细分析一下，“肌”代表釉的质地，“理”代表釉的纹理。古人对于釉质的追求和欣赏一直是以玉为目标的，但古人在追求和欣赏如玉般的釉质的同时，也对釉内及釉面上自然形成的各式纹理所形成的肌理效果倍加赞赏。翻开古人笔记，不难发现古代文人曾以许多名词称颂这些纹理，有的和纹理的形式有关，有的形容它的颜色。如“”是形容官窑器上的开片，有如冰块之晶莹透亮作层层开裂状;“鱼子纹”是指哥窑器内小开片，状如鱼子之密集者;“牛毛纹”是形容厚釉流淌的纹理，如同牛毛状;“桔皮纹”是指烧成中釉内气泡密布破裂所造成的表面呈细小针孔状，若桔皮;“兔毫”是形容器之铁釉结晶有如兔之;“鹧鸪斑”是形容黑釉上的白色斑点，恰似鹧鸪鸟胸部羽毛黑白交杂状而言。可见，古代人对瓷器的欣赏是全面而细致的。在宋瓷中，对于釉的纹理的欣赏，首推青瓷器上的。的出现，原本是工艺上的一个缺陷，是由于瓷器胎体和釉料的膨胀系数不同，在冷却收缩时开裂的，但古人却对这种自然产生的开裂纹理十分欣赏，它们掌握了其规律，有意识的拉大胎体和釉料间膨胀系数的差距;控制开裂纹路的大小与疏密，并通过着色处理使纹线产生色彩变化。冰裂纹的开裂，犹如寒冬时节江河冰面开裂时的纹线，纵横交错，变化万千。这种冰裂纹效果大概使匠师们觉得存在某种意蕴，便把生活中的这种自然现象重现在瓷器上，使人们感到意外的清新生动。匠师们对冰裂纹自然变化的追求，也赢得文人雅士们的欣赏，使得这种无意出现的自然“开片”现象得到了肯定，并成为一种流行的装饰手法。常见的官窑、哥窑等冰裂纹器是为宫廷烧制的炉、瓶、壶之类陈设品。冰裂纹按形状分有鱼子纹、柳叶纹、细碎纹(又称百圾碎)、蟹爪纹等。按颜色分有浅黄鱼子纹、鳝血丝、金丝铁线等等。哥窑素以优美的冰裂纹闻名，有“金丝铁线”之称。其与众不同的是大开片中套小裂纹，紫黑色裂纹包围着金黄色细丝状裂纹，使本来就不规则的冰裂纹效果更显出变化的丰富，造化的奇妙。这种非人工有意描绘出或刻划出的冰裂效果，美在自然天成。中国传统美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崇尚自然，鄙薄雕琢伪饰。历史上很多艺术家、哲学家在这方面都有论述。从庄子的“天地有大美”，到刘勰的“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以及、、、苏轼等。问题是，像这种由于工艺缺陷而相成的瑕疵，在宋代人眼里觉得美而珍爱，这或许与宋代流行的“以丑为美”的艺理有关。宋代文人们对官、哥窑等瓷器上，因工艺缺陷形成的诸如冰裂纹、桔皮纹、蚯蚓走泥纹等纹理如此偏爱，是与它们的念有密切关系的。如果瓷器上只裂出一道或几道纹线的话，我想这种缺陷就不会给人以美的感受，而真正是缺陷了。所以说，冰裂纹等纹理的形成是源于工艺上的缺陷，但古人在这个缺陷之中发现了美的蕴藏，于是有意为之，把缺陷发展成了美。与冰裂纹等因工艺缺陷而形成的“瑕疵美”相反，兔毫纹、油滴斑、鹧鸪斑和树叶纹等纹理之美，则是一种的美。兔毫纹等是在黑色的釉面上出现的纹理，黑瓷本来就是以它黑如漆的釉色而闻名，黑色给人一种的宁静和严肃的感觉，一直是人们喜爱的颜色。宋代的匠师为什么要在这漆黑的釉面上做文章呢?可能是黑釉瓷器明度最低，烧造成形后容易让人产生郁闷沉重的感觉，于是匠师们便变化出新色样以惹人喜爱;也许是匠师们不甘心瓷釉色调的单一呆板，而想再现大自然中某些物象的、风貌，追寻那自然天成的造化之态;或许是无意的配料和烧造中的偶然巧合，出现了这些奇妙的纹理，于是有意为之，弄出这一鬼斧神工来。兔毫、油滴、鹧鸪斑等纹理效果的形成，是釉的液相分离、析晶造成的。在结晶过程中，若温度升高达到1300℃以上时，就会流淌成黄棕色、铁锈色或乳白色等多种色彩的条纹，这就是诗人们说赞美的绚丽夺目的兔毫纹。兔毫纹的纹理具有秩序感，颇合规矩，猛看上去似乎是整齐化一的，人们也不会联想到兔毫。但兔毫纹在规矩、序列、统一之中，却有着一种形状、色调上的随意变化，符合形式美中变化的统一。当我们细细查视，便发现毫峰的宽度并非计算机操纵下的一致，毫峰中的釉色也有些微微近似的差别。这既是人工作用的结果，又不完全人所能控制变化的。可以所兔毫纹理的产生是“”的杰作，它有人为的因素，但又不露任何人工痕迹，表现出“自然天成”的趣味。在宋代名窑中，釉色变化最丰富的非莫属。不仅以天蓝、天青、月白等青瓷与同时代的青瓷名窑媲美，更以海棠红、玫瑰紫、葡萄紫等红紫色，在众多的名窑中。钧窑的特征表现在釉层丰厚，釉质乳浊莹润，釉纹深沉多变，釉面有明快的流动感;釉色以蓝红为基础，熔融交辉，形如，灿如晚霞，变化莫测，具有的艺术魅力。人们把这种奇妙的现象称为“窑变”。钧瓷窑这种现象，早在唐代的瓷器上就已出现。被誉为“鲁山花瓷”的河南鲁山等地生产的花釉瓷器，就是要变现象的反映。这种花瓷是利用含有不同金属氧化物的釉料，浇淋于胎体上使釉料相叠相交，在高温下焙融流动，产生、、气韵天成的窑变效果。唐代鲁山窑变彩斑装饰，无疑为宋代钧瓷彩斑的出现开启了先声，并在技术上创造了有利条件。但钧瓷窑变釉又不同于唐鲁山花瓷窑变釉，鲁山花瓷是采用含有不同呈色剂和不同粘度的两种釉料，通过叠加和流动来产生变化;而钧瓷窑变釉是同一种基本釉中含有不同的呈色剂在火中的变化。因此，在釉面上没有色斑突起的痕迹，色彩形象的变化，完全熔于釉面之内，比鲁山花瓷更显自然。钧瓷窑变釉色的美妙，固然与配釉及烧成有关，但其所具有的装饰简练、线条明朗、突出、起伏适当的特点也增加了钧瓷窑变釉的艺术感染力。它利用造型的边口和转折部分造成的薄釉和积釉，形成深浅不同的色彩变化;利用造型的出沿、出筋、出戟的凸凹线条阻止或凝聚流动的釉层，形成各种纹理变化。形与釉相辅相成，既衬托出造型的形体美，又突出了厚釉的天然美。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北宋钧窑花盆，花盆为菱花式，它以近于直线的微曲廓线构成丰润端正的形体，以凹凸变化的曲线勾勒出菱花形的盆沿和足边，腹部的棱线与菱花式口沿、足边，上下呼应，和谐美观，犹如一朵盛开的菱花，富丽典雅。菱花式盆通体挂釉，釉在盆体竖面上流动，蓝红两色交融，呈现出玫瑰红色调的晚霞景色。玫瑰红色与盆体边棱部位呈现的茶黄色相衬，犹如夕阳与晚霞相辉，给人以美的遐想。钧瓷上的窑变现象，鬼斧神工，。它在红、蓝、月白等基本色调上，有的色带呈光芒放射状;有的色带横向或斜向浸漫，如同云雾缭绕峰峦;有的色带纵向流淌，犹如瀑布从山巅直泻而下，气势雄浑，飘逸虚幻，颇具。钧瓷窑变可贵之处是它不露任何人为造作的痕迹，完全是一种自然的形态，体现出一种“”的美。这种美达到了“”、“大音希声”、“”的审美境界。中国古典艺术理想一贯反对雕馈满眼而崇尚质朴无华，把平淡自然看作艺术的最高境界。钧瓷窑变就是这样成功的艺术品，虽然有人工的因素在内，但看上去却宛如天然，体现了中国人“”的念。从绘画到园艺，从文学到戏剧，中国人的念，始终在追求着与自然的融合。这也同我们中国人的整个哲学观念完全一致：“”，“天作之合”、“”、“”、“天香国色”，一切一切，皆以“天”为标准。所谓“巧夺天工”就是切忌留下任何人化的痕迹。钧瓷窑变不正是通过“巧夺”来达到“天工”所赋予的自然之态吗!人们不是常说：“陶瓷是‘火’的艺术”吗!正因为“火”这个“天工”的作用，才使窑变成为可能;才使釉色变化出如高山云雾、峡谷飞瀑、夕阳紫翠的绝妙奇景;才使釉的装饰通过“融”和“化”产生浑化无迹、运化无痕、浑融天全、通体自然和谐的艺术美。每个时代的历史遗存都不可避免的保留着属于那个时代的烙印，遗传着属于那个时代的基因。不管是技术的，还是文化的。本文试探讨宋官窑瓷自身品格与当时的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其它思考。宋官窑瓷全属青瓷系。熟悉史的人都知道，宋代是我国陶瓷全面发展的辉煌时期，并非青瓷一支独秀。在归纳宋代名瓷的各种说法诸如“五大名窑”、“六大窑系”、“八大名瓷”中至少还包含了定窑白瓷，吉安、建阳的黑瓷。定窑白瓷以精湛的印花工艺名闻全国，一度曾经成为供瓷，后来因为有“芒口”而被废止。黑瓷在宋代的影响也很大，宋人尚品茗，宋代的茶不同于现代的茶，沏出的茶以出白沫为佳，所以宜用黑盏来进行考教，因此黑釉茶盏盛行，自皇室到民间，风行全朝。并由此出现了众多名品，如油滴、兔毫、玳瑁等。其中现存日本，被日本奉为“”的宋“曜变天目”碗，有鬼斧神工之妙，精美绝伦，其烧造极难，已成绝响。可是黑瓷一直没有成为“供瓷”。可见宋人对青瓷的不是偶然的，至少不是技术上的原因。那么青瓷因何胜出呢?就宋官窑瓷而言，它从设计制作到烧成遴选虽然是由许多人共同来完成的，但是他们有着基于同一思想根源的默契，他们把属于那个时代的文化基因完美地移植到了瓷器上。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些造型和装饰极为简约和单纯的瓷器上体味到一种纯粹的审美，一种对尽善尽美的追求。在这些瓷器上我们宛然可以看到一个宋人的理想品格。宋代统治者非常重视陶瓷的烧造，宋代皇帝的文化品位本身就很高，象就是一个很有艺术修养的工笔画家和书法家。被推为五大名窑之首的汝窑就是在他的授意下建立起来的。因此，我国从宋代开始出现观赏陶瓷，即精神成果超过实用价值的那类陶瓷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中国的陶瓷艺术也应该说从那时起步入了真正精神的殿堂。我们不妨从宋官窑瓷的造型、装饰和瓷质釉色三方面来分析一下宋官窑瓷的风格特征和历史传承关系。造型。官窑仿玉器、仿青铜器，同时也有许多碗、盘、瓶、洗等造型。官窑造型单纯、简练、求正不求奇，线形不张不驰，对形式美法则的控制非常讲究。从比例、尺度、均衡、韵律等方面反复推敲，让人感觉到一种毫不张扬的、含蓄典雅的、静态的、内在的美，对器形的任何一点改动似乎都会破坏它的美，这种对度的把握可谓恰倒好处。宋前陶瓷造型相比而言多不太严格，兴之所至，心之所专，做出的东西多少缺乏一些理性的控制。或各具情态，或大同小异，尤其器皿型陶瓷器器形的演变痕迹比较明显。这至少说明这些造型虽然生动活泼，但可以修改的地方还颇多，还没到“定型”的程度。而宋代官窑的许多造型已经成为后世学习的楷模。从隋唐开始也有一些造型比较严格的，但也是就其个体而言，很难看到某一类陶瓷整体造型的严谨，而且也找不到其它任何一类陶瓷，让人能感觉到这种严谨的造型是某种精神要求的表达。宋后瓷器由于青花的兴起造型语言本身的重要性降低了，它的造型要同青花装饰相适应，甚至造型的设计是为了更好地突出青花的装饰美，所以单纯就造型而言它易显得不足，那种形式感后面的内容几乎无存。相比之下宋官窑瓷造型虽单纯，但那种用心和刻苦却是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汝窑：釉色清润，有气泡，一般为满釉，支钉烧官窑：施多次釉，有时釉厚于胎，开片大，如冰裂，颜色深于汝窑浅于哥窑哥窑：“金丝铁线”即裂纹深浅相交，开片比官窑小钧窑：釉色以青蓝为基调，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釉面有“蚯蚓走泥”纹定窑：倒扣烧制，器口沿呈黑色边
【摘要】：陶瓷与书法艺术虽是两门独立艺术，代写论文但两者自古以来就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两者具有相通的艺术特征。现代条件下陶瓷与书法艺术亦交相辉映，不同的陶瓷造型可以采用与其风格相协调的书法来加以装饰，使陶瓷艺术获得锦上添花的效果。虽然书法艺术在陶瓷中的运用仅处于辅助地位，但其作用和意义不容忽视，值得从事陶瓷艺术的人们加以关注和应用。 【关键词】：陶瓷，书法，艺术魅力 引言 陶瓷是泥与火的艺术，书法是笔含墨的艺术。艺术都是相通的，陶瓷与书法原本属于独立艺术，然而艺术间不乏契合。陶瓷同书法艺术的契合给欣赏者感觉无疑是锦上添花。对两者成功的驾驭，在于对两门艺术的解读和深掘，而后达到综合艺术的完美和统一。 1陶瓷与书法的历史渊源 中国制陶起源很早。自古相传“神农氏作瓦器”，“昆吾氏作陶”。而汉字起源同样是历史悠久。远在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四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以及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陶器上面常见有作为记事的符号，似可视为汉字的滥觞。可见古代陶瓷和文字的起源，从一开始就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陶器上面多带有篆书雕印文字，陶器上的文字也成为后人研究战国文字和制陶业的宝贵资料。秦兵马俑身上多刻印有工匠的姓名，如“咸阳午”等，字体有的是篆书，有的则近似草隶。三国、两晋时期是青瓷器普及和发展阶段，同时也是陶瓷书法艺术进一步提高与形成典范的过程。唐代楷书、章草、大草、行书等书写体系逐渐完善，这一时期由于饮茶之风盛行。书法装饰便出现在茶壶、酒坛上，有楷、有草，均有大书法家张旭、怀素、颜、柳之风韵。多写名人诗句或“酒”、“茶”文字，酣畅淋漓，圆润遒劲，纯真自然，配以不同的器物造型之上，极具古朴、简约之美感。宋代书法是我国书法发展的一次高峰，书法艺术方面趋于完善和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反映在陶瓷造型中已有“大巧若愚”的自然之韵。陶瓷上的书法装饰在这一时期自然也就成为其明显的特征，且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耀州窑用书法装饰的酒具、茶具，其书法亦颇有“苏、黄、米、蔡”之韵。以至元、明、清各代书法装饰陶瓷也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装饰形式和艺术美感，这有其精神上的必然和谐。 2 0世纪6 0年代以后，随着陶瓷艺术的丰富和发展，代写毕业论文随着人们对陶瓷艺术视野的扩展。陶瓷和书法的结合样式也越来越多地出现，表现手法也越来越多样化，艺术品位也越来越有所提高，书法也逐渐地成为陶瓷装饰中所独具魅力的种类。众多陶瓷书法作品，或以笔写，或以刀刻，或以釉上，或以釉下，各具风采盎然。近年来各地陶瓷艺术家利用各地不同的材质和工艺，创作出大量的优秀作品。如广东佛山的现代陶艺、山东淄博的色釉刻瓷，江西景德镇的陶瓷书法刻划和堆字等。这些作品充分利用书法的形式美和陶瓷材质美在文化内涵和形式上的联系，和谐而自然地结合起来，为陶瓷书法艺术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境界。 再从陶瓷发展的历史来看，从原始陶器到彩陶、彩绘陶，再到后来陶与瓷的流脉和传派，陶瓷艺术的奥秘既深藏在历代传承的手工模式之中，更神奇地深藏在从配料、拉坏、成形、装饰到烧制的个体经验之中。因此，陶瓷与书法一样，它的原则、法规、模式、风格、内涵也都受到整个中国文化内涵与形态的制约。 简言之，我国自古以来陶瓷工艺与书法艺术的发生和发展，历史悠久，关系密切，是当时文化、艺术及至政治、经济状况的具体反映。 2陶瓷与书法的艺术特征 陶瓷与书法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从其实质来讲，有相通之处，代写硕士论文两者有着许多共同的文化内涵，有着和谐的审美情趣。 首先，两者都是造型艺术。书法是以线条的流动来表现作者的情感心绪和品格修养。陶瓷造型通过各种线型和体面结合变化，空间的虚实、体量大小关系、轮廓的起伏等，构成陶瓷的造型美。 其次，从审美特征来看，两者都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状物与抒情相统一的艺术。书法无色而具有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来自自然形象而又远离了自然形象。书写者将自己的精神意蕴、生命情丝、审美趣味化为或纵或收、或枯或润、或粗或细、或刚或柔的线条，并通过这些笔墨线条的枯润、浓淡的个性因素，反映出人的审美经验。汉代的杨雄在《法言》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唐代孙过庭认为书法艺术可以看出书法艺术家的情感，即“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清代刘熙载更是一语道明：“写字者，写志也”、“书法，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而已。”
30年前，兵马俑博物馆还是一片田地，1974年3月29日，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县西杨村的农民在打井时挖出了秦俑的陶片，从此，这里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法国总理希拉克参观后说：“世界上有七大奇迹，秦俑坑的发现堪称第八大奇迹。” 30年过去了，可是这里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陕西省骊山北麓，茂密的林木掩映着一组规模宏大、外观别致的建筑，这就是闻名遐迩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兵马俑坑发现于1974年，位于秦始皇陵以东公里处，经考古工作者连续多年大规模钻探及研究考证，这里是中国第一个封建皇帝秦始皇之陵园中一处大型从葬坑。从此，这块曾是乱石堆积，偏僻冷寂的荒漠田野热闹起来。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纷至沓来……前不久，记者又一次重访这里。 奇迹制造三十年未解之谜 如果把兵马俑和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放在一起，可能看不出兵马俑在艺术方面的精美，兵马俑胜在“奇”上。它究竟是怎样的奇法？兵马俑博物馆老馆长袁仲一先生曾经说过，“为什么说兵马俑是个奇迹？我总结出了三个字：大、多、真。大就是陶俑像真人真马一样大小，过去在博物馆里经常看到一些陶俑，但都比较小，一般都二三十厘米，最多也就六七十厘米。兵马俑真人一样大小，在感官上超过了人们的想象。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感官上发生一定变化，它会自然地产生一种力量和艺术上的崇高感。兵马俑1、2、3号坑出土的秦俑达到8000多件，仅1号坑就有6000多件，大气磅礴，邓小平当年看到后一直感叹‘不得了，不得了’。” 记者了解到，从兵马俑发现开始，袁馆长就一直没离开过这个地方，别看挖出来的文物有8000多件。可他都能如数家珍般说得很具体。他介绍说：“兵马俑都是一个个雕出来的，不是用模子做出来的，雕塑的人很多。据我初步统计，发掘和修复过程中，发现制作者的名字有87个，这些人都是老师傅了，下面还有一些徒弟，我推算一下，一个老师傅带着10个徒弟，就是870个人。我估计有上千人参加了这个工作，在中外雕塑艺术史上这都是奇迹。由于制作的人很多，一个人一种风格，有中央宫廷的工匠，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匠。一般人看兵马俑觉得都差不多，由于我们搞的时间长，能看出是什么人做的，宫廷工匠制作的作品从形象来说都是大力士，非常英武，来自民间的工匠制作的风格比较清新活泼，高矮胖瘦都有，这和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系。从整体看，宫廷工匠的技艺水平高一些，比较熟练一些。民间工匠水平有高有低，这主要体现在身体的比例上，比如胳膊的长短不一，手的大小不一样。另外从面部表情上也可以看出水平的高低。所以，希拉克提出了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 当然，出土文物在证实一些史实的同时，也同样给专家学者带来更多的问题，兵马俑由于其特殊时代、背景和出土量之大，它制造出的未解之谜也远远多于任何出土文物。这些谜团涉及到政治、社会、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 过去认为中国的雕塑艺术是在南北朝以后佛教传入中国才真正发展起来的。兵马俑发现以后，可以看出中国的雕塑艺术远在秦代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古代民间雕塑有六法，堆塑捏贴画刻，兵马俑上都有。另外从雕塑风格上讲，秦的雕塑艺术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是高度的写实，秦俑不是这样，它写实，但带着一定的写意。 在兵马俑出土的青铜剑上，可以看到，这些剑出土时候都非常锋利，基本上光亮如新，有的根本没有生锈，制作得也非常规整，经过检测，它表面上经过了铬盐氧化处理。根据以往的记录，这种技术德国在1937年发明，美国在1950年发明，但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就掌握了这门技术，真是冶金史上的奇迹。 出土的青铜剑在古代到底是怎样的工艺流程？有人做过各种模拟性实验，北京冶金技术研究院做过一个实验，用老陈醋、土硝和铬矿石加在一起加热，加热到800度，变成液体，涂在剑的表面。有人还用蓝宝石在剑的表面上摩擦，可以把铬涂在剑的表面上。另外，像出土的铜马车，一辆车有三千多个零部件，组合起来非常复杂。它的车盖有2平方米，薄度有2～4毫米，是浇铸而成的，这对温度的要求非常严格，过高过低都会“千疮百孔”，还有车上的伞，首先要浇铸成铜块。边上用锻造技术，这涉及到合金量的比例，如果含锡量过多或过少都不行。 记者了解到，兵马俑的制作也是个问题，这么大是怎么制作出来的？现在做都是分节做的，烧出来之后堆在一起的。那时候是整个烧出来的，有两个问题不好掌握，泥巴从湿到干的收缩比怎么掌握？烧制过程中软化到硬结的收缩比例怎么掌握？还有兵马俑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薄厚同时放到窑里烧，怎么掌握火候？还有泥巴，掺和石英砂的比例怎么掌握？诸如此类的技术问题，在当时都是怎么解决的？至今依然没有搞清楚。 发现“奇迹”，富了周围农民 在兵马俑博物馆的西侧，有两个村子，一个是西杨村，一个是下河村。兵马俑发现30年后，现如今的西杨村由于兵马俑的发现和兴建秦陵遗址公园，已经“缩水”得所剩无几，不少农民搬到了兵马俑博物馆的东侧居住。记者在这两个村子采访时发现，这里的耕地不多，据村民介绍，原来耕地有很多，虽然现在每家都有耕地，但面积比以前少多了，大部分农民都借助兵马俑和秦皇陵一带的旅游景点做起了生意，有开饭馆的，有开车的，有做建筑工的，有做导游的，有卖纪念品的。总之，不管他们做什么，都跟当地的旅游有关。靠着旅游业，农民逐渐富裕了。 在秦陵遗址公园看管树木的西杨村农民杨钰告诉记者说：“兵马俑没有发现前，这里很穷，农民一天的工分是7分，当时外地姑娘都不愿嫁到这里，这里年年都没粮食吃，而且还极度缺水。”30年的旅游经济发展让这两个村子发生了巨变，有的农民买了两辆汽车，村里所有人都住上了两层小楼。在村子里，记者遇见一位老太太，她在缝制手工艺品，她说一天能缝5个，一个可以卖5元钱，而且这个工艺品很好卖。“买的全是外地人，还有许多高鼻梁的外国人呢。”老太太笑眯眯地比划着告诉记者。 兵马俑所处的秦陵镇农民如今绝大多数都在博物馆附近做生意，他们谁都会说上几句外语，靠旅游吃饭使很多农民确实富起来了。 究竟是谁发现了兵马俑 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参观兵马俑时，说了一句话：“兵马俑很了不起，发现兵马俑的人也了不起。”到兵马俑参观的外国元首有很多，但是像克林顿这样指名道姓要见发现人还是头一次。于是，当年兵马俑发现人之一的杨志发有幸见到了克林顿。关于兵马俑的发现人问题，时隔30年，依然有多种不一的说法。 当时发现兵马俑是什么情况呢？据兵马俑袁馆长回忆，1974年3月，西杨村打井，当时在场的有三个生产组，每个组两个人，西杨村农民杨新满当时是政治队长。陶俑挖出来之后，他们也不认识，到处乱丢，后来临潼县文化馆的赵康民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让农民用架子车拉回去。当时送到县文化馆的农民就有杨新满。在此之前，当地农民曾三十多次看到过陶俑，但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1974年还是这个情况，村里的老太太还烧香磕头，说是瘟神，把俑头敲碎了，有的放到田地里当成稻草人赶鸟。老袁当时去的时候，从马路边上、垃圾堆里拣出很多陶俑残片，从废品收购站里收回了很多铜箭头。 兵马俑博物馆一位女讲解员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人们比较认可的兵马俑发现者就是西杨村的农民杨志发。”不久前的一个下午，记者在她的带领下，找到了正在兵马俑博物馆签名售书，如今已71岁的杨志发，当记者提出要对他进行采访时，没想到被他摇头拒绝。问他为什么不接受采访，老人家只嘟囔着说了一个字：“烦”。究竟是什么让这位老人如此烦心呢？显然当地其他农民竞相争夺发现权让他感到了不快。有人提议，与他一起照相。他一口答应，不过照一次相，要收50元人民币。尽管老杨要收钱，可要与他合影的游客仍然不少。记者从侧面了解到，除了克林顿接见过他，日本NHK电视台还曾把他请到日本，专门讲述当年发现兵马俑的过程。但由于其他农民对发现人的异议，让这位整天坐在博物馆商品部悠闲地签名售书的老人如今变得有些不安。 记者随后又在秦陵国家遗址公园找到了杨新满，67岁的他如今在一位私人老板开的玉器店里签名卖书，老板一个月给他1000块钱，记者见到他时，他的面前除了摆着临潼县（今临潼区）文化馆给他颁发的一张发现兵马俑证明书外，还在旁边墙上悬挂了一幅巨大的他和兵马俑的合成像，这位老人同样表示出不满，他说，当年发现兵马俑的人一共有9人，现在只剩下4个了，他希望有生之年能得到一个让他满意的结果。杨新满想得到的是什么结果？为什么这些人对“发现人”这么看重？陕西省文物局负责人说：“还是利益的驱动。”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在1号坑当年打井的地方标明发现人的名字。颁发发现认证书，并给予他们一定的物质奖励和补偿。对此，兵马俑博物馆的负责人强调说：“我们只能说，是农民当年打井时集体发现的，别的什么都不会做，而且国家从来没有做这样的先例！” “发现人”之利，搅乱旅游市场 记者在兵马俑博物馆采访时发现，“发现人”签名售书已经成了当地的一道景观，但也常常因此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纠纷。比如在采访杨新满的时候，由于签名问题，导致游客与玉器店的服务员争执起来，引起众人围观，严重影响西安的形象。还有就是在兵马俑博物馆，一些“野导”（即没有经过培训考核和颁发上岗证的导游）利用种种欺和暗示手段让游客去买杨志发签名的书。在博物馆内，记者跟随在一个旅行团的后面，听到导游如此介绍：“这里就是当年农民打井发现兵马俑的地方，当年发现兵马俑的人，现在只剩下杨志发一个人了，他现在已经退休，是咱们馆的名誉馆长，享受馆长的待遇。杨先生平时特别忙，要参加学术活动和接见外宾，偶尔到馆里签签名，不知道他今天在不在（其实杨志发差不多天天都在），我们一会儿到后面看看。”之后“野导”删繁就简，没一会儿就把游客带到了杨志发签名的地方，一进来就惊呼：“你们今天真幸运，他在这里。”之后“野导”介绍，杨志发面前摆的关于兵马俑的画册只印了3000本，马上就卖光了。实际上，这本没有标出定价的画册在西安的旅游点到处都是，而且每个地方定价都不一样。记者从兵马俑博物馆了解到，博物馆迄今只有袁仲一一个名誉馆长。按理说，杨志发作为兵马俑的发现的人之一，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在馆里签名售书。但是经过一些“野导”的蛊惑，这里面便多少有了一些欺的成分，因为每卖出一本书，导游有数额不等的回扣。 在这里，不仅是“野导”在吃“发现人”，就是正宗的导游，也参与其中。如此抢吃“发现人”，让好多热心的游客大呼上当！
这个还挺难的！
高级军吏俑高级军吏俑，俗称将军俑，在秦俑坑中数量极少，出土不足十件，分为战袍将军俑和铠甲将军俑两类，其共同特点是头戴鹖冠，身材高大魁梧，气质出众超群，具有大将风度。战袍将军俑着装朴素，但胸口有花结装饰，而铠甲将军俑的前胸、后背以及双肩，共饰有八朵彩色花结，华丽多采，飘逸非凡，衬托其等级、身份，以及在军中的威望。车士俑车士俑[1]车士，即战车上除御手（驾车这外的士兵。一般战车上有两名车士，分别为车左俑和车右俑。车左俑身穿长襦，外披铠甲，者）头戴中帻左胫着护腿，，手持矛、戈、戟等长兵器，右手作按车状。车右俑的装束与车左俑相同，而姿势相反。他们都是战车作战主力，但据文献记载，他们在兵器配置和作战职责上有着一定的区别。从秦俑坑战车遗迹周围发现的兵器看，秦代战车上的车左和车右均手持戈、矛等格斗用长兵器及弓弩等致远兵器，说明战车上车左、车右的分工并不十分明确。在战车上，除了矛御手和车左、车右俑外、还发现有指挥作战的军吏俑。军吏有高低之分，负有作战指挥的责职。立射俑立射俑在秦俑中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兵种，出土于二号坑东部，所持武器为弓弩，与跪射俑一起组成弩兵军阵。立射俑位于阵表，身着轻装战袍，束发挽髻，腰系革带，脚登方口翘尖履，装束轻便灵活。此姿态正如《吴越春秋》上记载的“射之道，左足纵，右足横，左手若扶枝，右手若抱儿，此正持弩之道也。”立射俑的手势，与文献记载符合，说明秦始皇时代射击的技艺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各种动作已形成一套规范的模式，并为后世所承袭。跪射俑跪射俑与立射俑一样，出土于二号坑东部，所持武器为弓弩，与立射俑一起组成弩兵军阵。立射俑位于阵表，而跪射俑位于阵心。跪射俑身穿战袍，外披铠甲，头顶左侧挽一发髻，脚登方口齐头翘尖履，左腿蹲曲，右膝着地，上体微向左侧转，双手在身体右侧一上一下作握弓状，表现出一个持弓的单兵操练动作。在跪射俑的雕塑艺术中，有一点非常可贵，那就是他们的鞋底，疏密有致的针脚被工匠细致地刻画出来，反映出极其严格的写实精神，让后世的观看者从秦代武士身上感受到一股十分浓郁的生活气息。武士俑武士俑即普通士兵，作为军阵主体，在秦俑坑中出土数量为最，可依着装有异分为两类，即战袍武士和铠甲武士。他们作为主要的作战力量分布于整个军阵之中。战袍武士俑大多分布于阵表，灵活机动；铠甲武士俑则分布于阵中。两类武士皆持实战兵器，气质昂扬，静中寓动。军吏俑军吏俑从身份上讲低于将军俑，有中级、下级之分。从外形上看，头军吏俑[2]戴双版长冠或单版长冠，身穿的甲衣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军吏俑除了服饰上与将军俑不同外，精神气度上也略有差异，军吏俑的身材一般不如将军俑体魄丰满魁伟，但整体上比较高大，双肩宽阔，挺胸伫立，神态肃穆。更多的表现出他们勤于思考，勇武干练的一面。骑兵俑骑兵俑出土于二号坑，有116件，多用于战时奇袭。由于兵种的特殊，骑兵的装束显然与步兵、车兵不同。他们头戴圆形小帽，身穿紧袖、交领右衽双襟掩于胸前的上衣，下穿紧口连档长裤，脚登短靴，身披短而小的铠甲，肩上无披膊，手上无护甲。衣服短小轻巧，一手牵马，一手持弓。从这种特殊的装束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从古代骑兵战术出发，骑士的行动敏捷是一项基本的要求。二号坊出土的骑兵形象，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史上发现的最早的骑兵实物。因而对研究当时骑兵服饰和装备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考古资料。驭手俑驭手俑为驾驶战车者，在三座俑坑中均有出土，他们身穿长襦，外披铠甲，臂甲长及腕部，手上有护手甲，胫着护腿，脖子上围有颈甲，头上带有巾帻及长冠，双臂前举作牵拉辔绳的驾车姿态。由于古代战争中战车的杀伤力极强，因而驭手在古代战争特别是车战中，地位尤为重要，甚至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胜负。铜车马秦陵铜车马出土于秦始皇陵西侧20M处，1980年局部试掘铜车马坑时，在一木椁内出土一前一后纵置的两辆大型铜车马，出土时已残破，经修复后恢复原状。 铜车马主体为青铜所铸，一些零部件为金银饰品。各个部件分别铸造，然后用嵌铸、焊接、粘接、铆接、子母扣、纽环扣接、销钉连接等多种机械连接工艺，将众多的部件组装为一体。通体彩绘，马为白色，彩绘时所用颜料均为用胶调和的矿物颜料，利用胶的浓度塑造出立体线条。车、马和俑的大小约相当于真车、真马、真人的二分之一。它完全仿实物精心制作，真实地再现了秦始皇帝车驾的风采。秦代的金属加工技术有了辉煌的成就，在秦陵铜车马的制造上集中体现出来。秦陵铜车马共有三千多个零件，秦代工匠巧妙地运用了铸造、焊接、镶嵌、销接、活铰连接、子母扣连接、转轴连接等各种工艺技术，将此结合为一个整体，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特别是一、二号车的伞盖，其厚度仅～厘米，而面积分别为和平方米，整体用浑铸法一次铸出，即使在今天，要铸成这么大而薄、均匀呈穹窿形的铜件也非易事。至今，铜车马上的各种链条仍转动灵活，门、窗开闭自如，牵动辕衡，仍能载舆行使。秦陵铜车马被誉为中国古代的“青铜之冠” 。
据说宋徽宗曾经对窑工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通俗的说宋汝窑的特征就是:天青色，香灰胎，蟹爪纹，底部有支钉痕。
汝窑是中国宋代汝、官、钧、哥、定五大名窑之首。南宋人叶在《坦斋笔衡》中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这说明在宋代时，就有“汝窑为魁”的说法。南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云：“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这段话说明，汝窑作为宫廷控制的窑口，禁止其他民窑仿烧。汝官瓷，做工精细，讲究质量，不计成本。在当时已经是很难得到的宝贝了。
资料记载的汝窑瓷釉色共有八种，但是传世至今的只有三种：卵青、粉青、天青。卵青釉颜色与鸭蛋的青色相似，颜色闪淡蓝，有粉质感，几乎不透明，也称月白色。釉面存在较浅的开片现象和少量棕眼。粉青釉颜色蓝中闪绿，比卵青颜色更深一些，釉层透亮，釉面开片纹路较深，纹线呈白色，棕眼较多。天青釉颜色呈淡蓝色，釉色纯正不闪绿，犹如雨后的天空蓝色，釉面呈现亚光光泽。值得一提的是，天青釉在较低的烧成温度下，其发色为淡淡的天青色，釉面半乳浊，如果温度过高，则变成透明的青绿色，并存在排列稀疏的大气泡。
汝窑瓷釉层薄而均匀，釉色纯正，为结晶釉，透过放大镜观察釉层，能看到结晶颗粒。汝窑中的釉色粉青、虾青、月白和偏天青色为早期瓷，釉下存在稀少气泡，排列均匀。而釉色纯正的天青釉和天蓝釉瓷，釉下气泡较大，排列密集。
汝窑瓷釉料中因为加入了玛瑙研磨成的粉末，所以烧成后釉面呈现于是版光泽，
汝窑釉面存在的开片现象，按照纹路的不同分为蟹爪纹、鱼鳞片纹（也称蝉翼纹）、细碎鱼子纹、柳丝纹、冰裂纹等，纹路轻浅，且很细。
汝窑瓷器中圆器都是采用支钉烧的烧造方法，所以观察瓷器底面，能看待细小如芝麻的支钉痕。支钉痕排列紧靠底足内墙，断面颜色呈现白色；琢器大多采用垫烧，也有采用满釉支烧的，使用垫烧方法的瓷器底足不施釉露出瓷胎，釉面和瓷胎的结合部位，颜色微泛粉红色。
埋藏地下百年乃至千年的汝窑瓷在出土后常常伴有“吃土”现象，但这对瓷器本身没有什么影响。透过放大镜观察，
明代的曹昭在《格古要论》里这样说：“汝窑器，出北地，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土脉滋媚，薄甚亦难得。”这说出了汝窑的一些基本特征。
一、胎釉
汝窑瓷器胎均为灰白色，深浅有别，都与燃烧后的香灰相似，故俗称“香灰胎”这是鉴定汝窑瓷器的要点之一。
二、造型
汝窑瓷器造型有盘、碗、瓶、洗、尊、盏托、水仙盆等。其中瓶的变化较为丰富，有纸槌瓶、玉壶春瓶、胆瓶等多种。
三、仿品
后世仿汝窑者始于宣德官窑，署有宣德官窑款，其釉色较宋汝透亮，纹片较宋汝密而规整，且釉面具有宣德特有的橘皮纹。清雍正唐英时再度仿汝窑，
汝窑稀少，与它烧造时间短不无关系。古瓷专家陈万里、冯先铭认为，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至宋徽宗建中靖国（1101年）的15年间，是汝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汝州城文庙烧造青瓷，专供宫廷。之后几年，宋徽宗时而“废汝用钧”，时而“废钧用汝”，汝窑烧制便时断时续，至靖康之耻，专供宫廷的汝窑与北宋同时灭亡。
关于汝窑存在的时间，各路专家推测并不一致，但主流的说法是，仅有20年左右。南宋时，汝窑已经“近尤难得”，十分珍稀了。
关于汝窑存在的时间，各路专家推测并不一致，但主流的说法是，仅有20年左右。南宋时，汝窑已经“近尤难得”，十分珍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