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杨柳千条线
在利益成为偶像的时代,外来思潮的倾泻、多样性文化生态区域的减少以及国人对本土文化的质疑、淡忘、民族心理的自卑自残甚至民族精神的彻底失落,都在加速剥离中国民族文化的内核,充满个性的中国文化正在遭遇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流失,恐怕到了只剩下方块文字的最后屏障时,我们的文化被连根拔起就不是危言,何谈先进与否?无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还是民间艺术抢救工程,归根到底是我们对中国文化根系的生死捍卫。然而,最为根本的拯救是文化血脉的代代相传,传承问题不该只是少数人的呼喊与大众的空洞盲然,作为普及教育之一的中国儿童美术事业能否分担文化传承的忧患?儿童美术在塑造部分童年经验的同时,能否将文化镌刻在心灵?对此所进行的实验性探索有可能成为美术界和教育界对当今中国文化所能做出的较大贡献之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根民族的灭绝首先是她的文化灭绝。新世纪的国际竞争所以从经济上升到文化,就在于文化制胜带来民族荣耀和能够战胜一切的威力。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失去了精神和灵魂。文化民族性——民族的基本特质和标识,在成就人类文化多样性和相异性的同时,还传达着本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风格与气质,是维系民族存在的生命线。作为人类文化成就中一个真实的精神承载,民族性可以与现代性、国际性共生,却始终对抗同化。对民族性的关注,实际是对艺术同一性而不是单一性的深度认识。“艺术从初始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所有民族,无论他们在何地,都有一个永恒的寻求意义的需要——衔接时间和空间、体验和事件、身体和精神、理智和情感,人们创造艺术将它们联在一起,表达除此而外无法表达的东西。”①艺术的基本统一性不能与单一性混淆起来,艺术也最深刻地体现出文化的民族性,显示“不同力量之间存在的张力和摩擦、对立和冲突。他们趋向不同的方向,遵循不同的原则。”②这种多样性和相异性并不意味着不一致或不和谐。但是,文化无法通过物理惯性而保持其现有状态,“它常遭受物质与精神的变化和衰微,即使它的实体存在延续,也处在丧失意义的不断威胁中”③。在全球化背景和西方社会国家文化的战略攻势中,中国文化民族性的生态困境以及消解危机已显露于包括美术在内的各种艺术表述方式中。例如已处在近乎灭绝境地的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是中国母体文化、大众文化,具有原发性和广泛性,作为中国文化民族性最为传统与纯粹的载体,它不再是单纯的艺术形式,而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浓缩历史的记忆、质朴的民族信仰及情感,与中国文化的血脉同根同源,这个符号使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中国大众的生活和艺术有了深度的认识。但是,中国乡村缺乏特性的城镇化发展导致民间艺术的自然生态与生存空间受到严重破坏,众多的民间艺术图式随着老艺人生命的终结而消亡,即使其中属于美术的物质性表述还依然存在,但属于文化的那部分已缺少了原始生态的味道和神奇灵动的本性及生命力。对文化民族性和物化成果的保护固然可以通过博物馆文本记录、民间美术图式的原生形态挽救等多种方式来进行,但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拯救,传承则是最为根本的方式,或者说传承本身就是拯救。传承关系到中国文化的生存,也必然关联到未来的中国美术及其制造者还能否持有本民族的文化个性,并对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形成必不可少的影响,如同中国绘画所曾经达到过的境界。对中国文化传承的忧患,是我们在自省后文化主动性与自主性的必然体现,也是我们对艺术本体及其赖以滋养的文化生态的本质关注,更是对本土文化所面临巨大困境与挑战的深刻关怀。传承不是单纯的复制和对传统文化临摹者的培养,而是符合文化创新本质的不断更新和重建——通过全新的理智综合和复杂的重构活动使中国文化及艺术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同时还不丧失产生与推动它的原动力——中国民族的内在精神和气质。儿童美术与文化传承文化的本质以及它与传承者的关系清晰地告诉我们:儿童是文化传承的核心。从童年起,文化与人共生、根深蒂固。仿佛土壤、气候对于植物,儿童所身处环境中的一切,如建筑、音乐、礼仪、审美取向、生活方式等等都作为文化要素在时刻地影响着他们并形成观念、态度与意识,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而成为难以忘怀的童年经验。性格与本体习惯的形成过程也是将文化和基因溶于生命的过程。如果传承从童年开始,在儿童阶段就使未来的公民开始认知认同自己的母体文化,不仅顺应儿童身心的自然塑造,具有早期优势,更符合进步社会的教育观念:社会越发达,就越强调文化民族性的保持。日本西欧等国极其重视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本土文化教育,来培养民族情感和文化鉴别能力,通过教育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继承者。儿童美术是童年经验的自由表达、儿童天性与文化环境互动的必然产物,完全植根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之中。针对儿童美术的这个重要特性,教育者有极大的可能和自由将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元素注入其中,如水墨画和民间美术,使儿童美术在塑造孩子心灵的同时,将文化镌刻于人格上。但是,文化土壤的变异和民族文化艺术在教育中的长期短缺,已导致中国文化的生命内涵在年青一代的认知中悄悄地蒸发与淡化,作为传承者的人在儿童时期对本土文化和民族艺术形式感到的是严重的生疏和隔膜,取而代之的则是孩子审美趣味甚至食品口味的西化。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只具有种族的生理特征、习惯性情、而不具备对中华民族的深厚情感和文化的基因气质,加上当前成人价值取向的功利化对少儿教育的负面影响,都对传承造成了极为严峻的现实困难。尽管如此,先行者对传承之路的探索并未因此停止,反而加快了脚步,特别是优秀的儿童美术教育工作者。以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儿童美术纯朴率真的自然状态为前提,从儿童美术和教育为切入点来进行关于文化民族性传承的实验性探索有可能成为美术界和教育界共同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持续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可贵的实践2002年六月,在何韵兰女士的倡议下,由国家教育部艺教委和美协艺委会共同策划主办、深圳南山教育协办的“成就未来——少儿课外美术教育工程”启动,以在汕头开幕《中国少儿水墨画邀请展》作为“工程”的序幕。此展览采用传递方式在全国各地巡展至今,依靠各个地区的文化自主性,如同一条中国文化生命的清流,两年的时间就穿越了十多个省市直至基层,受到广泛欢迎。面对中国发达城市的儿童包括部分教育者在内的盲目崇洋心理和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的现状,笔者——儿童美术理论家胡暁佩女士策划和主持了“中国少儿美术国际巡展暨美术教育考察”活动,并于2003年1月在德国进行了首次尝试,活动在每年的寒暑假举行,以国际间儿童美术作品的高层学术交流为根本点,以珍贵的人文历史和城市风貌贯穿其中,让孩子、家长和教育者直观感受欧洲艺术的精华,并比较我们本民族的文化,深刻体会中国艺术的魅力和传统的活力,从孩子、家庭和美术教育作起,使中国宝贵的文化得以鲜活的再现和真正的承传。2003年11月初在中华世纪坛“还孩子一个率真的童年”大型综合展示活动作为国际部分展出了该项目的生动成果,孩子们的绘画日记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活动在展出原创儿童作品的同时采用中国水墨画材料作为中外师生交流作画的工具,许多孩子在交流中都成为外国师生的小老师,教他们怎样用中国的笔墨在宣纸上挥洒、泼墨,怎样用墨来游戏、创造。当浸润着民族气韵的水墨精神渗透到所有参与其中的孩子和成人心中时,也将中国文化拉近了他们的视线与心灵,这种自然的传承形式真实地具有水的穿透力和墨的浓度。当中国师生看到德国教育者和孩子对水墨的热烈赞叹和由衷惊羡时,那种使他们感到骄傲的民族自豪感和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成为了一生无法忘怀的记忆,并产生重新认知自己文化的强烈愿望,这些感言是出自参加活动的小孩,“我只知道毕加索,没想到德国朋友那么喜欢水墨,我却不知道中国水墨画的大师是谁,回答不出他们的问题,我要学”。“德国的房子很旧,很节约,很美,每个房子都有自己的画,我回去要让妈妈挂自己的画,水墨画。”。“我能说出爱琴海的传说,可是老师问我‘山海经’,我却不知道,其他小朋友都不知道。我回去要告诉妈妈赶快给我买书,这是中国的传说,老师说非常美丽,可是我是中国的还不会讲……”。“我家住的是欧式别墅,现在我知道了欧式的建筑是欧洲很老的风格,是他们古代的艺术,我们在抄他们的,还不对,我要拍很多照片,告诉爸爸妈妈什么是好的,亮的大理石,不美”。我们惊异孩子的感悟力,同时也惊异儿童美术及教育在中国文化传承中所具备的特别力量。在谢丽芳、刘宇欣等老师的倡议下,2003年7月名为“蒲公英行动”推进民间美术在小学美术教育中的传承与发展专项课题项目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启动,子课题延伸至西藏、江西九江、陕西安康、浙江无锡等地。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背景非常适合本地儿童美术的自然状态,特有的民间艺术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培植了儿童美术的纯朴与率真。民间艺术中混沌的思维模式、架构天地时空与神灵的古老象征、物我合一的稚拙表述、原生态的符号图示等都与儿童美术在构型、隐喻和时空表达方式上有许多相似,特别是民间艺术中类似游戏的本能文化表现与生命个体的童年艺术存在着天然的亲和力。同时,民间习俗的延续和在生活中的频繁出现也潜意识地影响湘西儿童的认知和思维,无形中为他们构建了本民族未受侵扰的原初心态和童年经验,为该地区民间艺术从儿童期开始的本土传承形成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蒲公英行动”最可贵之处就在于把优秀民间美术的传承与最富有创造生命力的儿童美术及教育融为一体,探索出一种在少数民族地区小学美术教育中可行的、可持续推广的民间美术的教育和传承模式。民间艺术中混沌的思维模式、架构天地时空与神灵的古老象征、物我合一的稚拙表述、原生态的符号图示等都与儿童美术在构型、隐喻和时空表达方式上有许多相似,特别是民间艺术中类似游戏的本能文化表现与生命个体的童年艺术存在着天然的亲和力。同时,民间习俗的延续和在生活中的频繁出现也潜意识地影响湘西儿童的认知和思维,无形中为他们构建了本民族未受侵扰的原初心态和童年经验,为该地区民间艺术从儿童期开始的本土传承形成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蒲公英行动”以民间美术为载体的初步实验成果于2003年11月初在中华世纪坛“还孩子一个率真的童年”大型综合展示活动中展出,各参与实验学校的儿童美术创作,以定位的民族性和材质的民间性倍受关注。结语中国民族民间美术是否能以更大的比例纳入中小学美术教学课堂,融进我们的儿童美术和教育,通过儿童已有的经验,以主动、积极的建构方式来获得对中国艺术的重新认识和对民族文化的基本信念?或者更进一步,通过对儿童的影响传达至家庭与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注入巨大的希望与动力,甚至拯救民族文化基因濒临丧失的命运。上述的实践为我们提供的不仅是一个区域范围内关于儿童与中国文化传承的有效模式和评价方式,或丰富了以中国地域文化为特色的儿童美术及教育形式,最为根本的是,实验所探索验证的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儿童美术和教育与中国文化传承不可分割的关系,以及它在保护中国文化民族性中的力量和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所可能做出的贡献。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背景中,保持中国文化生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取决于文化的拥有者和传承者将它代代相传的能力。我们还应充分尊重民族文化中智力表现的多样性、不同环境中儿童个体经验的差异性,在一个宽松、公平、多元文化的环境中,争取让多数儿童都具有能表现和发展对中国民族文化艺术认同的智力。是儿童美术和教育在人之初的血脉深处注入了本民族的精神,使可贵的传统在生命本体上得到内在的延续,根深才能蒂固。
人大菲菲
文化再生产就是以文化为生产资料来生产文化,这已成为当今民间文化发展的常见方式。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语境中乾州古城文化的再生产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旅游语境中乾州古城文化的再生产研究全文如下:
摘 要 :文章将乾州古城置于旅游发展语境中,把握古城文化景观的空间布局特征,理解古城文化景观的内在历史底蕴及当代价值,并分析制约乾州古城文化景观再生产的多种力量因素,把握古城文化景观再生产的内在本质及其文化表征意义。
关键词 :乾州古城;再生产;文化旅游
一、文化资源的存在
乾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距今约有1752年历史。从古时的军事重地到商业发展的交通要塞,乾州古城的历史文化十分丰富。它曾是南长城军事防御线上重要的指挥中心,清朝中衰之战――乾嘉苗民起义的主战场,流传着1925年川军熊克武部队炸不开乾州石城的传奇故事;它曾开通司马、镇溪(峒河)、武溪(??溪或万溶江)三大水系,商旅直底洞庭与汉口,条条官道分别通往泸、凤、永馁、思南、印江、茶桐、秀山等地;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战略的转移,修筑了湘川公路及乾州至所里(吉首)的公路支线,水陆并进,创造了乾州古城的辉煌。
乾州古城文化景观资源亦是丰富。从军事防御性建筑到祠堂会馆、楼阁古塔、古城巷道、河道码头及明清时期的特色建筑群随处可见。古城内北城门、胡家塘古民居群、罗荣光故居、文庙、抗日文化纪念馆、杨岳斌故居、观音阁、节孝牌楼、万溶江画舫观光、三王阁风雨桥等,都极具民族特色。从建筑景观价值看,古城的选址、城防的设置、街道的规划布局,除了具有鲜明的军事特征外,更具有层次丰富的民间特色,同时也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①。世代居住此地的土家族、苗族、汉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古城光辉灿烂的文明史。阳戏、辰河高腔、傩戏、汉戏、苗剧是古城里的主要戏种。四月八、赛龙舟、六月六、玩龙灯、耍武术、赶秋对歌、游“春”会、赶庙会、跳鬼、巫术绝技、赶场等民俗节庆活动,充分体现了古城人民的古朴民风。
乾州古城自身的丰富文化资源,契合了湘西州对旅游资源的发掘和开发。2009年2月,州委书记何泽中在州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建设一个龙头、一个集散中心、两条风景线、三个核心景点圈、实现六个增值”的“11236”旅游发展思路,为湘西旅游产业格局画好了蓝图②。其中“三大景点圈”之一就是乾州古城景点圈。因此,乾州古城的打造是必然的结果,开发乾州古城,成为实现湘西旅游战略格局中重要的一环。
二、文化景观的再现
古城镇的旅游发展是以文化资源为主导的,构成古镇旅游文化资源的要素,既有有形的实物,如:古街区、古民居、寺庙宗祠等能明确的被感知的东西;也有无形态的意境,如:古城镇的民风民情、古韵氛围等,可通过人们的体验所感知的东西。可以说,古城镇的打造即是对古城镇文化空间的一种再造。因此,不仅要在硬件即能明显感知的物质形态上下功夫,保持其全面而真实的风貌,更要在软件即通过体验才能感知的非物化形态上下功夫,注重文化氛围、场景的营造,让有形的和无形的要素都能很好的展现出来,体现古城镇旅游的特色。
(一)物质空间的再造――古镇古街重塑建
2005年,乾州古城被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这为乾州古城的保护和重建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当时乾州古城破坏严重,核心景区面目全非。吉首市政府引进了大汉集团对古城主街区进行了恢复式开发建设。对古城北城门、文庙、胡家塘、三门开城楼、风雨桥、观音阁、贞节牌楼、田碑林坝和田碑林茶馆等标志性景点进行了修复,修整了杨岳斌、罗荣光、张一尊、翦伯赞等名人故居,清理了万溶江河道并建设了沿河游道。其建设工作主要围绕古城核心保护区域内的人民南路、迎宾路、建新路、乾正街、东门巷、观音阁街、万溶江等旅游主线展开。
从2005年至今,乾州古城内景点的修复已基本完成。对76栋有保护价值的典型古民居实施挂牌保护,完成了6个文保单位和22栋重点居民的修缮,完成21处单位房屋和420 栋民居的仿古改造,涉及建筑面积万平方米,拆除临时建筑、违章建筑和不协调建筑四层以上部分5000平方米。景点重点项目建设停车场及游客服务中心已投入使用。在此基础上,乾州古城还规划了六大旅游主题浏览区:文庙文化展示区、胡家塘传统民居群、城隍庙民俗风情观光区、万溶江观光休闲区、解放路传统商业街、抗战标语展示区。这些“历史遗迹”是地方文化的代表,都借助于现代方法得以“复原”,并在复原的基础上针对旅游市场的需要进行了相应的建设和改造。
(二)心理空间的再造――“湘西坊”创业园的创办
作为旅游景区外在形象、内在文化的综合反映,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成功与否直接影响旅游经济效益的好坏。旅游纪念品的生产应立足当地,无论是工艺品还是土特产都应有明显的地方标志性,这样不仅能提高游客的购买兴致,还能起到宣传作用。
为做好地方特色旅游纪念品的开发项目,以加快旅游产品集散中心建设为目标,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劳动保障部门以湘西文化为主线和纽带,乾州古城为依托,大力建设集创业孵化、创业培训、项目交流、产品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创业基地――“湘西坊”创业园,大力发展特色商品产业、民族经典文化产业、地方饮食产业和旅游休闲娱乐产业。2010年,湘西州政府在国家工商局注册了“湘西坊”商标。同年2月5日,湘西坊名优特旅游商品一条街在乾州古城内正式开街,湘西坊淘宝旗舰店、百工坊、百味街、能工巧匠创业园等项目亦相继启动,“湘西坊”旅游商品品牌正式确立。
(三)意识空间的再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的进驻
从传统到现代,在整个中国社会转型和变迁的大环境下,乾州古城,这一有着四千多年历史的古镇,发生着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冲击――意识空间快速被现代生活方式肢解为碎片,但同时这些碎片又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地被再造。旅游开发让乾州古城整体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再具有鲜明的村落建制。意识空间的再造主要是通过“旅游化生存③”实践而实现的。“旅游化生存”又可分为两种具体形态:生活化生存、舞台化生存。 生活化生存是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的特点,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现、使用、保护和传承融入到古城的日常生活中。2011年5月10日,湖南省湘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在吉首市乾州古城揭牌开园。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由非遗展示馆、百工坊、百味坊、百戏坊等组团构成,集研发、展演、销售、休闲为一体。再造的文化空间里,游客可以看到工艺大师现场织锦,绘制苗画,雕刻傩面具、砚台、菊花石、手工制作粘贴画等,可以亲身感受湘西民族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亦使古老的民间手工重获新生。
舞台化生存指经过艺术加工和提炼,将传统文化搬上“舞台”,使其转化为舞台表演艺术向游客展示,且随着规模的扩大,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旅游表演业。2011年5月,以“格朗渡”为名,在湘西吉首市乾城巫傩堂内,由湘西州格朗渡艺术团表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景演出正式开演,演出通过湘西1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现场演示,把湘西的风土人情、文化、历史渊源集中呈现在舞台上。目前该节目已经成为让游人了解湘西的一个主打节目。
三、多方力量的共同发声
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文中表示,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它的形成不是一种力量的塑造,而是各种不同力量最终“妥协、交易而形成的”。乾州古城一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正是不同力量作用的结果。
(一)政府主导
文化资本的不断再生产过程,政府的力量不可忽视。旅游开发模式主要为三种:政府主导模式:政府运用掌握的城市规划审批权力对文化旅游开发进行宏观的管理;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模式:政府成立相应的旅游开发项目公司,相关资产以政府财政划拨的形式注入项目公司;经营权出让模式:地方政府将管辖范围内的旅游景点开发出来后,通过出让旅游开发经营权的方式,吸引投资商介入古镇旅游开发。从旅游开发模式中可以看出,政府是公共旅游资源的最大整合和调配者,是行业运行和发展的“游戏规则制定者”。一方面,政府为了使民族文化旅游更好的发展,必须使民族文化不断传承;另一方面,为了打造民族地区旅游文化品牌,增强旅游文化的可视性,就必须在民族地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来吸引注意力。从乾州古城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看,政府在其中起着主导地位,其主要活动是由政府牵头投入巨额资金开发修复,同时制定一系列的管理政策和规定来规范乾州古城以及乾州旅游方面的管理。
(二)市场推动
旅游业的发展方向是引起文化资源重构与民间文化重组的重要因素。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很多文化被重构,很多如民族风情园等充满民族特色的景区都是为了旅游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而在以文化为主题的景区中,基本都有民族歌舞表演,这些表演者大都是旅游公司聘请的,他们对原有文化进行了选择性的传承。乾州古城的被挖掘开发过程亦是迎合了市场经济的需求。2004年,作为吉首市人民政府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湘西州五十年州庆重点工程“锦绣乾城”项目正式进入规划阶段。由政府牵头引进的大汉集团在此项目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看好的亦是在文化遗产旅游新兴下,乾州古城的潜力。旅游公司的招商为古城旅游发展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锦绣乾成的打造,一方面对原有的乾州古城进行了多方位的复原,另一方面又使得乾州古城的发展区别于历史的轨迹,成为了一个集特色土产购物、民俗表演、品牌餐饮、旅游休闲、商务会所、宾馆住宿为一体的4A级仿古旅游商业风情小镇。市场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撑,文化的再生产使得传统民族文化被重新挖掘开发出来,显示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专家学者发掘
文化学者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脑④。民族地区的人民在学者们的帮助下,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的民族民间传说,通过文物和历史遗址来确定当地的民族历史文化,并由此重新构建新的民族文化资源,为旅游者描绘或是说虚拟了一个新的有着深厚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⑤。湘西州文化学者为乾州古城开发做了大量的考证,从其历史人物、文化民俗、建筑风格等等各方面进行了资料的整理,对乾州古城的开发方向做了一个历史文化的再构建。杨良华《乾州风韵》、盛天宁《清代中衰之战――乾嘉苗民起义研究》等著作,便是以乾州为蓝本而著。
另外,在专家学者的发掘和旅游开发中,许多民族传统节庆里的禁忌与章法逐渐淡化消失,民族礼仪不再具有传统的祭祀性,取而代之的是娱乐性,节庆不再是本民族的节日,而变成了游客与当地人的共庆。如乾州古城正月十五火烧龙仪式,本是靠天吃饭的土家族先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一种意识,带有浓厚的稻作文化及神灵崇拜的烙印。由于专家学者的发掘和旅游开发的需要,它成了一种带有娱乐性、观赏性的节目,烧龙的形式也在变迁的过程中更具戏剧化。
综上所述,乾州古城的打造,向我们展现了文化景观在旅游语境下的当代变迁过程。它并非是单纯的对历史景观的修复,而是各种力量因不同的利益需要,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的变迁具有再生产性。通过对古城再造模式的研究及动力机制的分析,对其他地区的古城镇旅游化打造具有指导意义。
★基金项目:吉首大学校级科研项目资助(编号:13JDY024)。
注释:
①张群.“凤凰古城的保护开发思路”[J].安徽农业科学,2008(12).
②吴刚.乾州古城:吹响湘西旅游第三次创业的号角[EB/OL]. ,2011-12-29.
③旅游化生存:是指借助旅游之力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有效利用、开发成可供游客游览、体验、学习、购买的旅游产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生存、发展的模式.
④赵德利.主导?主脑?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角色定位[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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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长系列水文资料分析,湘江长沙段丰水期,灾害性洪水日愈频繁,使橘子洲淹没机率增大;枯水期河床水位极低,使橘子洲临水侧河滩显露期达3~4个月之久,这一水文特征,既降低了橘子洲内的景观品位。又限制了其旅游业的持续发展,而橘子洲具有很高的旅游观光价值和良好的开发前景。于是提出了“堤—路—景观”珠联璧合建设的防洪设想,为大规模开发橘子洲旅游资源提供安全保障作用。
怀念旧莳光
地理小论文我们的长沙是湖南省省会,位于湖南省东部,湘江下游长浏盆地西缘。长沙市南接株洲市和湘潭市,西抵娄底市,北达岳阳市、益阳市,东挨江西省宜春市、萍乡市。地理坐标为东经111°53'~114°5',北纬27°51'~28°40',东西长约230公里,南北宽约88公里。我在这个美丽的城市中生活了14年,他在14年中的变化,我们历历在目——从成片成片的贫民窟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从破旧的老街到人山人海,灯红酒绿的步行街„„长沙是楚文明和湘楚文化的发源地,有文字可考的历史3000多年,因屈原和贾谊的影响而被称为“屈贾之乡”。长沙又称“楚汉名城”,马王堆汉墓和走马楼简牍等重要文物的出土反映其深厚的楚文化以及湖湘文化底蕴,位于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为湖南文化教育的象征。历史上涌现众多名人,留下众多的历史文化遗迹,成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沙的经济是突飞猛进——201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亿元,同比增长,人均GDP超过8千美元,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稳居第12位,GDP百强城市中排名第18位。可喜可贺!长沙市总面积平方千米(即万平方千米),长沙市总人口7044118人,户籍人口为6511888人;其中长沙市区面积1938平方公里,长沙市区人口约363万(2011年)望城并入长沙城区后建成区面积约为320平方公里。截至2011年7月1日,长沙市辖:长沙市区(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望城区)及长沙县、宁乡县、浏阳市,共六区二县一市。长沙早在春秋时期,就是楚国雄踞南方的战略要地之一。汉朝的刘邦立国之后,于公元前206年改临湘为长沙,长沙并设立汉朝的属国——长沙国,自此之后,长沙开始筑建城墙,并逐渐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关于长沙一名的由来,历来文史学者众说纷纭,没有断论。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五种说法:一、得名于星宿。这是流传最广,最为人接受的一种说法。古天文学根据天空方位将天上的星辰分为二十八宿,分别个立一方。二十八宿中有一轸宿,为南方朱雀七宿的最末一宿。轸宿有星四颗。《西步天歌》中有“轸宿四珠不等方,长沙一黑中间藏”的记载。轸宿对应的地面南岳衡山,星相学里,轸是衡天地之重的星宿。附属它的小星星——长沙星,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中云:“长沙一星在轸中,主寿命”,又云:“长沙星明则主长寿,子孙昌”。古人认为:上有星象,下有相应的星野。《史记?天官书》云:“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列域”。于是长沙星相对应的地面即叫长沙。故长沙又名星沙。星相学这一说法符合古人的认知程度和心理需要,故流传甚广,影响最大;二、还有种解释,就是长沙为什么称为星城,因为我感觉长沙像是一个像星星闪动'闪耀的城市,像星星一样璀璨,时刻迸发着青春与激情.三、得名于沙土之地。长沙的地质结构为石英砂岩、砂砾岩、粉砂岩及页岩等为基础,经长期的外力作用,底层崩塌的岩石经风化、流水的冲刷,使大量的沙石聚积地表。特别是湘江流域一带,至今枯水季节犹能见到大量的沙滩、沙洲等。尤其是沙粒长大:白如霜雪,长如米粒。故曰长沙;四、得名于沙洲[即橘子洲]。橘子洲是位于湘江中部的水陆洲,长约5公里,宽约公里。关于此水陆洲的出现年代,有不同的认识。据宋《太平寰宇记》说“晋惠帝永兴二年,此州生”。五、得名于古蛮越祭礼之地。在古蛮越语言中,沙,指原始女神;长,指祭坛。在楚“南平蛮越”之前,长沙居民属蛮越族。长沙在民国时是中国政治的革命中心之一。1911年10月22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起义新军光复长沙。1915年,曾就读于时务学堂的蔡锷发动了护国运动。1919年,长沙派送大批五四青年赴法勤工俭学,长沙也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地之一。毛泽东、何叔衡、任弼时、蔡和森、向警予等一批中共早期领导人都在长沙读书或者从事政治活动。1927年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并试图攻打长沙;失败后他转向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现实方针。1949年8月5日,长沙正式建立共产党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长沙开始重建与发展。长沙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早期读书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被认为是革命圣地。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长沙经济开始和沿海城市的差距逐步加大;1990年代后期,长沙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成为中西部重要的中心城市。2007年年底,长沙同湘潭、株洲被国务院批准为长株潭“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为中国中部崛起的重要引擎。长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末夏初多雨,夏末秋季多旱;春湿多变,夏秋多睛,严冬期短,暑热期长。全年无霜期约275天,年平均气温~℃,极端最高气温为℃,极端最低气温为-12℃。年平均总降水量毫米。水资源以地表水为主,水源充足,年均地表径流量达808亿立方米。除了湘江外,还有汇入湘江的支流有15条,主要有浏阳河、捞刀河、靳江和沩水河。最大的水库为宁乡县境内的黄材水库和浏阳市境内的朱树桥水库。湘菜是我国八大菜系之一,讲求油重色浓、主味突出,尤其以辣、腊、香、鲜、酸见长。在长沙可以亲自品尝正宗湘菜——百鸟朝凤、组庵鱼翅、子龙脱袍、三层套鸡、长沙麻仁香酥鸭等等。长沙的风味小吃如同湘菜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数不胜数。品尝小吃有几大特定区域:南门口——最著名的“四娭毑”的口味虾和“伍娭毑”的臭豆腐;火宫殿——小吃种类最全;先锋厅——品尝坛子煲汤的妙地;动物园对面的玉林米粉店等等。主要的当地湘菜有:浏阳蒸菜、乡里腊肉、剁椒鱼头、酱椒鱼头、宁乡口味蛇、剁辣椒炒肉、黄鸭叫、红烧肉、四方坪土鸡、潭州瓦罐、竹香鱼、浏阳火焙鱼、红烧猪蹄等。主要的当地小吃有:长沙臭豆腐、糖油粑粑、姊妹团子、黄金糕、德园肉包子、口味虾、口味蟹、口味田螺、口味鸡、口味田鸡、鸭舌、鸭脖、荷兰粉、猪血、白粒丸、文记四合一、向群锅饺、炖猪脚、兰花干子、油豆腐、刮凉粉、杨裕兴的面、长沙肉丝米粉、唆螺、麻辣捆鸡、香菜凉拌腰花等。这,就是养育了我14年的故乡——长沙,让我们一起祝福他,祝他的明天将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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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曾在唐河县第一高级中学的前身就读。1912年[span]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从1939年到1946年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1922——1980年),现代著名诗人,1922年8月16日出生,河南唐河县祁仪镇人。原名李振鹏,笔名里计、[span]于一帆等。1938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次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赴太行山,在八路军部队曾任连政治指导员,联络参谋。1942年冬至1947年,在陕北三边工作,先后当过小学教员、县政府秘书和地方小报编辑。这五六年的战斗生活使他接触了各种人,了解到许多感人的革命历史故事,熟悉了陕北人民的思想、性格、语言及其所喜爱的文艺形式,为以后的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给他以极大的启示和鼓舞,激发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并开始进行业余创作,他尝试着以民歌形式,写出章回小说《老阴阳怒打虫郎爷》等作品。1945年底,在《解放日报》上连续刊登了优秀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 ,这首长诗,热情歌颂了陕北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闹革命的斗争事迹,成功地塑造了王贵和李香香的动人形象。这首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长诗,是诗歌领域里实践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第一个硕果,是中国新诗发展的新阶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茅盾称它“是一个卓绝的创造,说它是民族形式的史诗也不过分”。1948年李季回到延安,任《群众日报》副刊编辑。1949年,参加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不久到武汉,任中南文艺工作者联合会编辑出版部长,主编《长江文艺》,这期间有诗集《短诗十七首》、长篇叙事诗《菊花石》。1952年冬到玉门油矿深入生活,担任矿党委宣传部长,创作长篇叙事诗《生活之歌》,短诗集《玉门诗抄》、《玉门诗抄二集》、《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礼》。1955年至1957年,在北京任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在此期间,写作并出版了《西苑诗草》和《建设的歌》。1959年后,任作协兰州分会主席,出版了长篇叙事诗《杨高传》,这首诗,规模宏伟,故事复杂,人物众多,所反映的生活面比《王贵与李香香》更广阔。诗人以高度的概括力,通过主人公杨高战斗的一生,真实地反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残酷、尖锐、复杂的斗争生活,艺术上把民歌和古典诗词、鼓词结合在一起,采用了我国传统的说唱文学的章法和句法,在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1958年诗人还写了许多配合政治形势的报头诗,分别收入与闻捷的合集《第一声春雷》、《我们遍插红旗》中。1959年出版了儿童诗《三边一少年》,小说散文集《戈壁旅伴》、《心爱的柴达木》和他十年的短诗选集《难忘的春天》。1961年出版《海誓》,这是他访问欧亚四国所写的二十几首国际题材的短诗集。1962年后,先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主编。1963年出版叙事长诗《向昆仑》、《剑歌》、《石油诗》(一、二集)。粉碎“四人帮”后,任《诗刊》主编,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发表了两部同样题材的具有浓郁的石油工人生活气息的长篇叙事诗《石油大哥》和《红卷》。1980年3月8日,诗人与世长辞。此外,还有传记《毛泽东少年时代的故事》、儿童故事诗《奈良川的大石桥》。李季在新诗发展的道路上,勤于向民歌学习,不断探索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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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想,写自己不擅长的作品,为什么不写大众化的呢,这样写才会有对比性,而且我又不知道你的读过的作品有哪些,还不要小说,唉~我努力找一些吧,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