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钓鱼岛论文的文献

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并利用钓鱼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简称钓鱼岛）包括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早在1403年（明永乐元年）出版的《顺风相送》中就明确记载了“福建往琉球”航路上中国的岛屿“钓鱼屿”和“赤坎屿”，即今天的钓鱼岛、赤尾屿。中国明清两代朝廷先后24次向琉球王国派遣册封使，留下大量《使琉球录》，较为详尽地记载了钓鱼岛地形地貌，并界定了赤尾屿以东是中国与琉球的分界线。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明朝册封使陈侃所著《使琉球录》是现存最早记载中国与琉球海上疆界的中国官方文献，明确记载了“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意即琉球人乘船过了赤屿（即今赤尾屿），看到古米山（即今久米岛）后便认为到达琉球。这表明，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而非琉球国土。 1719年（清康熙五十八年）清朝册封副使徐葆光所著《中山传信录》明确记载：八重山是“琉球极西南属界”。从福建到琉球，“经花瓶屿、彭家山、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取姑米山（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马齿岛，入琉球那霸港。”这里所谓“界上镇山”，即琉球西南海上边界的主岛。当时琉球的权威学者程顺则在《指南广义》中对此也有相同论述，时间上还早于《中山传信录》。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和琉球对两国海上疆界和相关岛屿归属的认识十分清楚，且完全一致。（二）中国对钓鱼岛进行了长期管辖早在14世纪即明朝初年，中国海防将领张赫、吴祯便先后率兵在东南沿海巡海，驱赶倭寇，一直追击到“琉球大洋”，即琉球海沟。此时，钓鱼岛已成为中国抵御倭寇的海上前沿，被纳入中国的海防范围之内。 1561年（明嘉靖四十年），明朝驻防东南沿海的最高将领胡宗宪与地理学家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明确将钓鱼岛等岛屿编入“沿海山沙图”，纳入明朝的海防范围内。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徐必达等人绘制的《乾坤一统海防全图》及1621年（明天启元年）茅元仪绘制的中国海防图《武备志·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图》，也将钓鱼岛等岛屿划入中国海疆之内。清朝沿袭了明朝的做法，继续将钓鱼岛等岛屿列入中国海防范围内。 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郑舜功受明朝政府派遣赴日本考察撰写了《日本一鉴》。书中绘制的“沧海津镜”图中有钓鱼屿，并写道“钓鱼屿小东小屿也。”所谓“小东”，即当时台湾别称，说明当时中国已从地理角度认定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清代《台海使槎录》、《台湾府志》等官方文献还详细记载了对钓鱼岛的管辖情况。1871年编写的《重纂福建通志》进而确定钓鱼岛隶属于台湾噶玛兰厅（即今宜兰县）。（三）中外地图证明钓鱼岛历史上属于中国 1579年（明万历七年）中国册封使萧崇业所著《使琉球录》中的“琉球过海图”、1863年（清同治二年）的“大清壹统舆图”等，都明确载有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日本最早记载钓鱼岛的当属日本仙台学者林子平于1785年所著《三国通览图说》的“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图中标绘了钓鱼岛等岛屿，并将其与中国大陆绘成一色，意指钓鱼岛为中国一部分。1876年日本陆军参谋局绘制的《大日本全图》、1873年日本出版的《琉球新志》所附《琉球诸岛全图》、1875年出版的《府县改正大日本全图》、1877年出版的《冲绳志》中有关冲绳的地图等，均不含钓鱼岛。 1744年来华的法国人、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el Benot）受清政府委托，于1767年绘制出《坤舆全图》。该图在中国沿海部分，用闽南话发音注明了钓鱼岛。1811年英国出版的《最新中国地图》明确钓鱼岛为中国领土。1877年，英国海军编制的《中国东海沿海自香港至辽东湾海图》，将钓鱼岛看作台湾的附属岛屿，与日本西南诸岛截然区分开。该图在其后的国际交往中被广泛应用。由此可见，中国至迟在十五世纪初就已发现钓鱼岛，并将其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进行管辖。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对这一事实是承认的。这说明钓鱼岛绝非“无主地”，日方所谓依据“先占”原则取得钓鱼岛“主权”的说辞纯属欲盖弥彰的历史谎言，不值一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