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自然意象在诗歌中的研究论文

论中国现代诗歌对古典意象的继承与改造【 作 者 】朱寿桐【作者简介】朱寿桐(—），男，江苏大丰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江苏省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著作有《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上、下卷）等多种。 一中国现代诗人对诗歌意象的认识和把握的自觉意识主要来自现代主义观念和作品的影响，但在创作过程中，他们诗歌意象的设计往往与中国传统诗歌意象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诗歌主要是“形象思维”的产物，但由于体格和制式的限制，在表现诗人较为复杂的思想情绪时，就不能靠简单的形象比喻来完成，而必须有赖于密切型的意象；同时，中国古代诗歌成就已有了两千多年的积累，作为历史沉淀，其为后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精华往往都压缩在意象的光盘上，因而作为现代人唤起的对于古代诗歌乃至于古代文明的情绪记忆，便很自然地通过意象得以体现。 中国传统的诗歌理论中没有明确过“意象”的概念，但这并非说传统诗人们就没有总结过“意象”现象。其实，当古老的“比兴”说初露头角时，人们便可以从中得到有关“意象”揭示的信息。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解释“比兴”说时已较为明确地指出了“比兴”的意象内含：“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而且说“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意即一比可指多义，正是意象化的特征。周作人在为刘半农《场鞭集》所作的序言中也承认，中国传统的“兴”可与西方的“象征融合，构成诗化意象。到了清代，诗批家们已经明白地发现了中国诗歌的意象化传统。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这样总结道：“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显然，这里的“烟霞”、“草树”已不是一般的形象，而是凝聚着诗人所体验的“山之精神”和“春之精神”等精神意含的意象了。这段话不仅说明诗歌创作意象化的普遍化，而且也揭示了在传统诗歌表现格局中，以及在传统表现语汇的限制中，诗歌的意象化表现乃是一种必然的取法。虽然作为现代诗歌文化基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反对旧文化、反抗传统为价值指向的，但任何一个偏激地反传统的诗人也不可能摆脱优秀的传统文化遗存的深刻影响，胡适的“放脚体”新诗中就有传统意象的闪现，“五四”时代的那批诗人几乎都曾像胡适那样为挣脱不掉传统意象的缧绁而苦恼过。更不必说在新诗创作面临着从最初得到解放时的粗暴发泄到建立新的审美规范的艰难选择时，诗人们的思维定势将不会像前述诗人那样拘囿在新旧文化对垒的框架之中，而只以是否有益于在新的诗歌形式下的思想情绪的表达为依据；何况现代诗人毕竟是喝传统文化的乳汁成长起来的，各种文化遗传信息显然会在他们不再对传统进行设防的自由心态中发挥作用。于是，传统诗歌的意象几乎就从未间断过在新诗创作中的影响，而在像李金发这样的超越了新旧对垒的文化价值观的现代主义诗人中，传统意象的出现更是屡见不鲜。李金发新奇怪异的象征诗最初出现的时候，一度引起舆论大哗。人们在惊疑于其语言风格的怪诞别扭之外，还极反感于它的凭借古语而又食古不化。“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这是他《弃妇》中的开头，确实既泥古而又悖古，面目奇特而可憎。殊不知他正是在超越了新旧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诗歌创作的，既不是想张扬古代诗歌文化以向新文学示威，也不是想改造传统诗歌以适应新观念的表现，而只是本着有利于表现的原则，试图对诗歌的格式、范型作一种探索。他在《微雨》的“导言”中指出：“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成为无治状态，对于全诗的体裁，或使多少人不满意，但这不紧要，苟能表现一切。”“苟能表现一切”是他的唯一依据，在这样的依据上他既可以运用传统的表达，又可以探索新异的诗路，于是他的诗歌便显得那么怪异。而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即能对这样的怪异抱宽容乃至赞赏的态度，尽管它未必理想，甚至未必妥当，因为真诚的尝试者和勇敢的探索者是不受谴责的。超越于新旧文化价值观念，李金发一方面带着“异国的薰香”，带着法国象征主义的审美原则，一方面又不敢贸然照搬这些原则，便在尝试和探索中自然而然地向传统语体寻求承载的途径，这使得他的诗歌表达显得那么古拙。更重要的是，象征主义那种“先锋”化的诗思对于最初的接受者和尝试得李金发来说，即使假借传统语体之力也还是难以把握的，在这样一种天地悠悠、茫然无措的情形下，尝试者和探索家的正常心态便是向前例寻证，以获得有力的心理支撑。于是，李金发较之他以前的任何一个现代诗人都更注意采用古典意象装点自己的现代诗思。他的充满古意的诗歌意象应该比他诗中时常出现的传统语体更有蕴味。他这样描写他所观察到的《秋》：“勾留片刻，你将见斜阳送落叶上道”。斜阳古道，西风落叶，是中国古代诗歌典型的秋肃意象，李金发信手拈来，不着痕迹，表现出较深厚的古代文化素养。他的《夜之歌》则唱道：“神奇之年岁，／我将食园中香草而了之”，也在仿佛不介意间借用了可追溯至屈原《离骚》的“香草”意象，量得古意幽幽，内涵深湛。许多“五四”时代的诗人都曾热衷于从古典意象中吸取灵感，由此写出别开生面的诗作。郭沫若所吟诵的火中凤凰、吞月天狗、天上街市等，无不借鉴或直接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意象，冯至最著名的叙事抒情诗《蚕马》即是想从古代神异传说中吸取养分的，蚕马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意象，给诗人和读者提供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到了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新月派时代，诗歌中的古典意象便呈示出相当普遍的趋势。闻一多的诗中多咏“红烛”、“红荷”、“红豆”，分别表现出对这些古典意象的浓厚兴趣，有时还直接借助古典意象转达自己的感受，如对太阳描写的“六龙骖驾”和“神速金乌”意象的借用。在《奇迹》一诗中，他写有这样的诗句：“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紫霄上／传来一片衣裙cuì＠①＠②——那便是奇迹——”为了表现神秘的异香，传达阊阖里“衣裙”之声繁缛雍容，诗人选用了“cuì＠①＠②”这一古雅的象声词，唤起人们对《离骚》中“纷cuì＠①＠②兮纨素声”的幽幽意象的忆念。徐志摩对古典意象的兴趣也颇浓厚，他的新月派同人发现，单就《康桥再会罢》一诗，便能寻找出十几个古典意象来。新月派诗人孙大雨对中国古典文学意象也运用得较为自如。他的《一支芦笛》吹奏起来简直是神奇无比，不仅能招引凤凰来仪，还能号召鹏鸟来朝——“自从我有了这一支芦笛，／从来我不曾吹弄过一声，／……我只须轻轻地吹上一声，／文凤，苍鹰，与负天的鹏鸟，……都会飞舞着纷纷来朝。”“文凤”和“鹏鸟”所代表的意象充满着神奇和高贵，饱含着悠远和华丽，运用了这样的意象，便使诗歌像是在述说一个古幽迷人的故事，抑或是忆恋一场七彩迷离的梦幻。戴望舒对古典诗歌意象的成功借鉴使他得以成为30年代首屈一指的诗人。也许是针对文学革命时期的“不用典”之论，戴望舒力图为运用传统意象进行辩护，认为“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注：《望舒诗论》，《现代》第2卷第1期。）这其实也表露了他在选用古典意象时的基本原则：一是对于旧典应不加忌讳地放手运用，二是从古典意象中孕育新的情绪，或将新情绪诉诸旧意象作表现。这样的观念使得他在诗思运作过程中常不经意地拈来古诗意象，从而使诗意显示出葱茏的古雅意味。他在《寂寞》中写到“园中野草渐离离”，一方面自己“寄魂于离离的野草”，另一方面由“离离”二字唤起古代名诗中“一岁一枯荣”的仓凉意境，委婉而精切地表现出“寂寞”凄惋的情怀。他的《我思想》一诗直接取用古代文化意象，分明告诉我们那原是他的灵感之源。固然这里不排除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西方传统哲学的影像，但激活戴望舒情绪感应的主要因素还是《庄子》中飘忽无定，彼此模糊的蝴蝶意象：“我思想，故我是蝴蝶……／万年后小花在轻呼，／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来振撼我斑斓的彩翼。”较之庄子的蝴蝶意象，诗中的蝴蝶所具有的哲学思辨色彩减轻了，而多了层勃郁的诗意和诗性想象的成分：幻想到万年后的小花的呼唤，体验着在“无梦无醒的云雾”中逍遥游荡的轻妙。如果不借助蝴蝶的古典意象，要抒述这样的情绪确实相当困难；古典意象的加入则使得诗人在表现自己的情绪时直有举重若轻，得心应手之感。何况，戴望舒写诗时也不光受他所说的“新情绪”驱使，他自己在情致中便有相当多的古雅趣味，诚如他在《古意答客问》中所言：“所问我的欢乐何在？／——窗头明月枕边书”。照着“窗头明月”，读着枕边闲书，雅静、幽闲、心旷神怡：悠悠的古意，悠悠的诗情，悠悠不尽的慕古情怀。有着这样的“古意”雅情，戴望舒几乎每一作诗，便沉陷于古典意象的包围之中。连连不断的古典意象启发着他，使得他比其他诗人多了一份灵感的源泉，于是他能写出《雨巷》这样堪称典范的现代诗，并由此获得“雨巷诗人”的雅号。《雨巷》属于戴望舒说的那种通过旧的意象表现新情绪的代表性诗歌。谁都能一眼看出此诗直接采用了古代诗歌中的丁香意象，但是，戴望舒没有简单地重复表现古典的丁香意象所包含的意绪，而是以古典意象固有的意绪作序引，借题发挥地表现自己新的体验，新的情感。在李商隐等古人的意象世界里，“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代赠》），南唐李jǐng＠③的《浣溪沙》词中更咏出“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他们所构筑的春风细雨之中丁香结愁的意象和意境，正是戴望舒此诗之所本。但戴望舒并没有把此诗真的写成“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注：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没有在“愁”字上大做文章，虽然他每每写到“愁怨”“忧愁”，可将这些传统意象的内容赋予了一位假想中的姑娘，这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实际上是他对古典诗歌中有关意象的复合印象的人格化体现，以她的恍惚出现又飘然而逝来表现诗人的“冷漠，凄清，又惆怅”的情绪体验。于是，在这诗中，“愁”不再像古诗中那样是表现的主要对象，“冷漠，清清，又惆怅”才是全诗表现的“新情绪”，“愁”连同包含“愁”绪的丁香意象，以及将这意象人格化的那位想象中的姑娘，只都成了借以表现这些“新情绪”的客体。这样处理的结果，传统的意象不仅没被破坏，而且，丁香作为喻体得到了更富有诗意的阐释：它不再单是“愁”字的写意，更像一位结着愁怨的姑娘；但诗歌又没有照搬古诗的意境，它将传统的“愁”绪当作审美对象，一唱三叹地感慨这种情绪的失落。当一位诗人连愁怨的意象都愿意在心中永远驻留，而不愿其流失的时候，可见他的凄清孤寂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同《古意答客问》中传达的情绪相联系，《雨巷》表现出了戴望舒对于古典意象和境界的由衷向往。他将古人已经用丁香意象美化了的愁怨情绪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美化，那便是幻想出了一个具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的姑娘，但对这新造的愁怨意象无论从感情还是从意绪上都毫无轻亵的表示，显示出对古典意象的虔敬与尊崇态度。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之所以值得如此尊崇，是因为其中确实含有某种永恒的魅力。在任何时候都会牵动诗人的心犀，招惹起他们一唱三叹的兴致。戴望舒等现代诗人所乐于引用的古典意象一般都具有这样的魅力。这时，一位不怎么出名的诗人对这种古典意象的魅力却有出奇的感受力，他就是在《现代》杂志上时常揭载诗作的禾金，他的诗《一意象》就直接歌咏了这样的意象：“孤城落日之高原”，显然借剥了“一片孤城万仞山”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古诗意境，但没有像《雨巷》那样赋予古典意象以新情绪表现的内容。何其芳的《古城》则与戴望舒相仿佛，既借剥了古典意象，又用以表现现代人的感受。——他借用的是“邯郸梦”的传统意象：“邯郸逆旅的枕头上／一个幽暗的短梦／使我尝尽了一生的哀乐。”“邯郸梦”的意象仍被完整地保留着，但诗人主要表现的却是现代人生色彩较为明朗的感兴。提倡“意象抒情诗”的施蜇存，自述喜欢李贺、李商隐、黄山谷、陈三立的诗，他的诗歌创作则每常借鉴古诗意象，秋风落叶式的构思和天涯孤客般的情怀犹如珠光点点散落在他诸如《秋夜之檐溜》等诗作中。在他和他同时代的不少诗人的理解中，“意象抒情诗”固然与外国的意象派诗关系十分紧密，但与古典意象绝非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当然，现代诗人的意象构思毕竟挣脱了古代思维的樊篱，很少有人再安心于恪守古典意象的规定空间，尽管他们会对那个遗传空间顾瞻不已甚至留连忘返；但他们的思绪是开放型的，他们将致力于意象的创新和改造，即使远离了“五四”新文化的时代气氛，他们也仍会意气风发地对一种新的诗学世界孜孜以求。 二提起中国传统诗歌的意象，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许多带着几千年历史文化沉积痕迹的固定话语，如写悲壮，则常用“风萧萧兮易水寒”和“大风起兮云飞扬”之类的“风”和“易水”的意象；咏悲惨则用“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和“鸿雁悲鸣红蓼风”乃至“蓼红苇白断肠时”中的“鸿雁”、“红蓼”等意象；说愁绪有“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和“清明时节雨纷纷”及“烟波江上使人愁”等烘染的细雨、烟波意象；言游子别绪则多采用“子规啼彻四更时”或“子规夜半犹啼血”的“子规”意象，更不用说抒命蹇而着“南冠”，叹荒凉而望“关山”，悲时序而伤落花，感兴亡而嘲“商女”或“西湖歌舞”，如此等等，难以尽述。 但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诗歌所提供的意象也还是相当集中的，如果做一些过细的工作，大抵不难总结出中国古典意象的基本类型。古代诗人一般都把为历史所认可了的意象视为典范性的表达而加以袭用，无论从理论上和习惯上都不提倡意象的创新，唐代皇甫shí＠④的话颇有代表性：“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意谓意象营造如果不守古之常而思创新，则必然显得怪异。“怪”在古代语言表述中可不是褒义。而现代诗人普遍的价值观念则锐意于意象的创新，即使不能创新，也至少要做到对旧意象进行翻新；墨守旧意象旧意境，一向被视为保守乃至无能的表现。朱自清在《解诗》一文中指出：“诗人的譬喻要创新，至少变故为新，组织也总要新，要变。”这当然是针对新诗人而言的，这样的观点在新诗人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几乎所有的新诗人都如此重视意象的独创，有的甚至通向一种偏见。直到80年代还曾有一些著名的诗人从这样的独创论出发偏激地否定戴望舒的《雨巷》充斥着“用惯了的意象和用滥了的词藻”（注：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丝毫不理会戴望舒在半个世纪以前所作的“旧的古典的应用”“无可反对”的辩白。现代诗人提倡意象创新，无论从其初衷还是从结果来看，都是为了新诗能够甩脱传统的缧绁并求得别开生面。特别是卞之琳等现代诗人在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鼓励下积极从事现代意象的营造之后，现代诗歌确实摆脱了旧诗的阴影而树立了自己的独立品格。诗评家李健吾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在考察了30年代现代派诗人注意意象创新的实绩之后，指出：“所以最初，胡适先生反对旧诗，苦于摆脱不开旧诗；现在，一群年轻诗人不反对旧诗，却轻轻松松甩掉旧诗。”（注：李健吾：《〈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咀华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显然对“轻轻松松甩掉旧诗”一语不能予以狭隘的理解，以为现代派诗人的诗与旧诗就没有了一点瓜葛。李健吾这段话实际上是表述了这样的一种事实：文学革命之时胡适等想摆脱旧诗，虽然语言形式上和思想观念上作了很多创新努力，但他们诗歌所运用的意象差不多都是旧意象的沿用，没有重视新意象的创造，而且他们一般还没意识到意象建设之于诗歌的重要性，这便导致最初的新诗即使形式上像新的，表述上也还是古意盎然；现代派诗歌兴起以后，诗人在意象创造方面享有高度自由，他们可以直接运用和改造传统意象，也可以随自己的感受按自己的意志创造新的意象，这时，即使他们也常表现古意，但那不过是有意为之，如果要与古典意象划开界限，这对他们会是相当容易的事情。当然，中国的现代诗人并不像他们的外国同道那样天生有反骨，特别是到了30年代之后，与传统的对垒早已不是新文学界的价值指向，故而也不会是现代诗人的基本目标，这样才出现了戴望舒等一批明显地趋奉古意的诗人。但是，现代诗人在现代生活感兴和外国诗歌潮流的作用下会不断调整自己的意象构思，新文化环境对他们的这种重新构思又颇多激励，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将会出现许多对于熟读古诗的人来说相当陌生的意象，更有意趣的是，许多传统的意象由于构思方式的不同正面临着内涵或色彩的改变。古代人构思意象纯粹由“象”出发，以“象”为主，附“意”于“意”，正如唐代皎然在《诗式》卷一“团扇二篇”中所提倡的“假象见意”。在这样的构思运作中，诗人们首先捕捉到“黄昏”的景象之美：那时明暗交错，彼此混沌，云里雾里，一派朦胧，或有细雨霏霏，则宁静绝俗，故常有“黄昏细雨”之叹；若夫日沉月初上，则牵动微妙幽思，顿生浪漫之想，遂多“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之唱。于是，黄昏之象的美引起了一系列美的意念，造成了传统的“黄昏”意象充满了美艳动人的光泽，“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音浮动月黄昏”的名句，其中最自然且最能令人神思飞扬的当还是“月黄昏”的意象。或许人们会引李商隐的《登乐游原》来说明黄昏意象被用来表现愁的意念：“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殊不知这一阙仍是感叹黄昏之美，黄昏之美将要掩去无限好的夕阳，这是用夕阳之好衬托黄昏之美。从首句“向晚意不适”也能分析出，此诗后几句都应是写意随景转，着意抒写“驱车登古原”后的“意适”，黄昏之象是诗人“意适”的高峰体验。理解这首诗，似不宜立足于“夕阳”而从“只是”的转折中总结出惋惜、惆怅的感叹。黄昏时分确实也容易勾起人们的种种愁绪，不过自古以来，人们宁愿将愁绪表现的任务交付给黄昏之后的皎皎明月或黄昏之前的沉沉暮日，唯独避开黄昏。曹丕有“仰看明月光”而“郁郁多悲思”之咏，古诗中有“明月何皎皎”但“忧愁不能寐”之唱，这些都直接促成了李白的那首脍炙人口的《静夜思》。白居易的《城上对月期友人不至》吟到“明月照西楼”，后接着的则有“不醉即须愁”之句，可见明月无论在什么情境下都可能挂连到悲思愁绪上来。至于用日暮的意象写愁绪，古代诗歌中也属屡见不鲜，陈子昂的《晚次乐乡县》有“日暮且孤征”的社会之叹，孟浩然的《宿建德江》有“日暮客愁新”的个人之伤。 现代诗人则毫不犹豫地将种种愁绪交付黄昏意象去表现。因为现代诗人的意象营构是“意”常先于“象”，产生了一定的“意”便酝酿到相当的浓度之后，才在“象”的世界寻找载体，结成意象，于是对于黄昏这样的古老意象，他们可以先不加以审美的理解，而将自己的现代感受和人生体验中的一些相应印象赋予黄昏意象作新的表现，这就改变了黄昏意象传统的内含，而使之呈示出迷茫、悲愁色调。现代的“黄昏”意象因而划出了与传统意象清晰的界线。鲁迅《野草》中的《影的告别》这首散文诗，最先十分明确地刻画出了现代的“黄昏”意象，——那是通过徘徊不定、彷徨无地的“影”凸显出来的：它界乎明暗之间，既不能得到光明的肯定，也不能接受黑暗的否定，而维持徘徊不定、彷徨无地的现状似也难能做到，于是陷入十分痛苦、哀愁的境地。黄昏便是痛苦、哀愁的意象体现。作为一个现代精英人物，鲁迅常常体验到这样的彷徨和徘徊的痛苦以及不能肯定也无法否定的哀愁，他曾多次将这样的痛苦和哀愁付诸各种各样的意象加以表现，如既不愿冻灭也不能燃烧的“死火”，既想抗争又陷入“无物之阵”的这“样的战士”等；当他出于现代人的思考迫切地想将这些痛苦和哀愁具象地表现出来的时候，他很容易唤起了对于黄昏时分“影”的联想，“黄昏”在他的诗心中属于怎样的意象便可想而知了。40年代的“新生代”诗人陈敬容把握住了黄昏那种“朦朦胧胧”、“半明半暗”的意象特征，但没有像鲁迅那样深刻地把握住它徘徊不定、彷徨无地，既不能肯定又不能否定的意象实质。作为一个在感情方面较为充沛的女诗人，陈敬容从黄昏意象中领略的还主要是对黑暗的“凄伤和恐惧”：黄昏是黑暗的预言者，是黑暗淫威先声夺人的具现；从这样的意义上，她给黄昏意象涂抹上了可诅咒的色调。在她的《冬日黄昏桥上》这首诗里，甚至黄昏的颜色将暮日也染得可怖了：“冬日黄昏的天空暗沉沉／将落的太阳／只增加入夜的寒冷……”黄昏的到来对于神经脆弱的诗人其意义便是黑夜降临序幕：“黑夜将要揭露／这世界的真面目／黄昏是它的序幕。”这样的黄昏意象没有什么美好可言，正像世界在黑暗中展现的真面目不会有什么美好的东西一样。诗怪李金发写过“黄昏的和谐”，似乎想为黄昏意象抹上一层温和的色调。但其实那里的和谐还是充满黑暗的展现。他的《黄昏》一诗虽然以象征主义的反语对黄昏所招致的黑夜进行了美化的描写：“黑夜之宫庭／将开着花了，……”但随后表现的主题还是愁绪与悲伧：当“山头最后的光影”残留着，那便是“聚哭是我们的时候了。／我酒入愁肠，／旋复化为眼泪，……”黄昏依然是愁怨和悲哀的意象。 现代主义基本上立足于人生和社会的负面开发诗思，故有消极、颓废之称：这样的思维方法也影响了中国现代诗人。他们在上述辩证法的思路中强调最力的当然是负面的东西，对于黄昏意象的揭示，也多在黑暗方面。就像现代派画家习惯于阴暗和冷色调地处理各种题材一样，现代诗人由于立足点有阴郁、灰暗方面，不仅将黄昏这样界乎明暗之间的意象往冷色和暗色方面处理，而且将一些本来是明朗色调的意象也处理成阴暗灰冷的风貌。本来“绿”属于生机勃勃的意象色彩，可在卞之琳《雨同我》一诗中，“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却将忧愁付诸绿色意象；常白的《看灯》甚至将红色和绿色都处理成愁怨的色调：“长街灯市，排开红绿的新愁。”在色彩意象的采用上，最能反映出古今诗人意象构思之不同的乃是“紫”色。传统诗人多愿从吉祥、和谐、富贵、安宁、纯洁等正面意义上处理色彩的意象内涵，无论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都分别赋予各自的正面含意，似乎只有对“黑”这样绝对化的颜色才付以反面的象征意念，如“黑云压城城欲摧”之类。其中的紫色常用作表示高贵、祥和的意象。高高在上的天堂被称为“紫宵”，李峤的《长宁公主东庄侍宴》中有“别业临青甸，鸣銮降紫霄”句；高贵地域的路径如宫中道路等被称为“紫陌”，刘禹锡有“紫陌红尘拂面来”之咏；紫色即使当平常的色彩也用于明雨鲜艳的描述，朱熹在《春日》中写有“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最为明丽的太阳也可用紫色去形容，贾至的《早朝大明宫》即有“银烛朝天紫阳长”之唱。然而，现代诗人偏于冷色调和灰暗心理的表现，紫色到了他们的笔下便完全消失了上述吉祥、高贵、明丽的意蕴，而呈示出诡秘、愁苦、恐怖、怨毒的色泽。艾青在《大堰河——我的保姆》等诗中将逝去了的生命形容为“紫色的灵魂”，就使得紫色成了诡秘的意象，李金发的《题自写像》中有“即月眠江底，／还能与紫色之林微笑”，也分明带有这样的诡秘意味；戴望舒在《夕阳下》写“远山啼哭得紫了，／哀悼着白日底长终”，这紫色便充满着愁苦和悲哀；新月诗人朱大楠则那么怨毒，将紫色用来描绘毒蛇的纹章，在《松树下》写道：“松树下有紫鳞毒蛇蟠踞，／野猪和獾兔都叫她美人。”对于古代诗人来说，一个成功的意象营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它可能成为万代诗人借鉴的对象，成为一种经典；可在过分信奉“兴生于中，无有古事”之信条的现代诗人笔下，他们的意象造设无须像古代诗人那样求得普遍的共感，只要体现出现代感兴的独特性，而且，各种现代诗歌理论都在鼓励感受和表述的独创性，这使得现代诗歌意象的造设便呈现出随意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所揭示的结果便有两个方面。一是意象的繁多和重叠。与传统文论中所宣扬的“繁而不珍”（注：《文心雕龙·物色》。）观正好相悖，闻一多在《〈冬夜〉评论》中明确提倡现代诗歌须“有浓丽繁密而且具体的意象”，现代诗人一般都愿意以意象的繁密夸耀自己的构思，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意象繁多常令人目不暇接。二是意象的个人性及对普遍经验的突破。现代诗歌，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是建立在艺术个人主义化观念基础之上的，其理论往往只注重创新，鼓励意象的新奇，相对忽略了意象设计的普遍意义，造成许多“读不懂”的现象。这样的现象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意象的经典化。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纟加卒＠②原字纟加蔡＠③原字王加景＠④原字氵加是 （注：原文太长，有删减）

提起李清照，人们首先把她当作词人，并誉之为婉约派宗主。即使相信李清照改嫁的有关记载，对其晚节颇致不满的纪昀，修《四库全书》为《漱玉词》作提要，也称赞其词“抗佚周柳”，“为词家一大宗”。还有人特别欣赏她的诗。晚清樊增祥《石雪斋诗集》卷二《题李易安遗像》诗序云：“其所为古诗，放翁、遗山且犹不逮，诚斋、石湖以下无论矣。”李清照的文章，赞赏者亦大有人在。曾与柳如是摹仿赵、李“翻书赌茶”故事、学际天人的钱谦益，读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拍案叫绝：“其文淋漓曲折，笔力不减乃翁，‘中郎有女堪传业’，文叔之谓耶。” （《绛云楼书目》卷四）。这些关于李清照文学成就的评论，未免有过誉之处。相对而言，李清照在史学方面的贡献，却很少有人予以重视，并做出公正评价。 李清照对史学的第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协助赵明诚纂修《金石录》并历尽艰辛将它保存下来。清道光《济南府志·列女传·李清照》：“明诚作《金石录》，考据精确，多足证正史之失，清照实助成之。”应该说是可信的。他们在青州一同生活了十年的“归来堂”，实际上是一个史学研究的“夫妻店”；《金石录后序》前半部分，基本是叙述他们共同研究史学的经历；所谓“浸觉有味，不能自已”，所谓“甘心老是乡矣”，所谓“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所谓“意会心谋，目往神受，乐在声色犬马上”，道出了两人对史学的共同兴趣。可以这样说，即使李清照没有参与《金石录》的编著、整理，她能力尽艰辛把这部珍贵的史学著作保存下来，也已经难能可贵了。 李清照和《金石录》的关系，一般学者都了解。但李清照对史学的另一重要贡献——为宋代保留下一部孤本的《哲宗皇帝实录》，却一直被学术界忽略。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己酉南渡，国史散失，靡有孑遗。其后数下诏访求之，绍兴元年，才得布衣何克忠所藏《太宗实录》四册而已。上以书籍残缺之际，特命以官。已而戚里张懋家献太祖至神宗六朝《实录》、《会要》、史志等书，小校唐开亦献王珪所编《五朝会要》，最后五年三月，始从故相赵挺之家得蔡京所修《哲宗实录》，皆下之史官。”《宋会要辑稿》：“（绍兴）五年五月三日，诏令婺州索取故龙图阁学士赵明诚家藏《哲宗皇帝实录》，缴进。”按，赵挺之去世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赵明诚去世于高宗建炎三年（1129），所以准确地说，《哲宗皇帝实录》是从赵明诚遗孀李清照处索得。据李清照作于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的《打马图经·序》：“今年十月朔，闻淮上警报……余自临江溯流，涉严滩之险，抵金华，卜陈氏第。”金华为婺州治所，李清照在这里一直居停到次年五月以后。 《哲宗皇帝实录》由蔡京主持编写于徽宗大兴党狱之际，自然有褒贬颠倒、轻重失伦等诸多问题，但作为历史文献，它叙典章，述文献，次第先后，却大致能保存真相，对后世修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李清照于兵荒马乱、辗转流离中，所收藏文物丧失殆尽，而最终将《哲宗皇帝实录》与《金石录》一同保存下来，说明她充分了解在汴京沦陷，碧简飞灰之后，这部著作关系国史存亡，斯文绝续的意义。 李清照对历史文献的热心不是偶然的，她出生在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右文”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又因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空前充满活力。李清照的本家、婆家，都是经史世家，她本人对历史有浓厚兴趣，她的丈夫赵明诚对历史研究更是情有独钟。两人志同道合，相得益彰。《金石录后序》云：“丞相在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 《哲宗皇帝实录》可能就是他们利用这个方便条件从史馆抄录的。 《宋史·哲宗本纪赞》：“哲宗以冲幼践祚，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马、吕诸贤，罢青苗，复常平，登俊良，辟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佑之政，庶几仁宗。”赵明诚、李清照都是所谓元佑旧家后裔。哲宗朝历史，记载着他们父辈的辉煌和光荣。两人家世传闻，多得故实，足以辩诬订讹，这也是他们珍重保藏《哲宗实录》的原因。 李清照遗著中，有《夜发严滩》（又名《钓台》）一诗，是绍兴五年从金华返回临安之作。诗云： 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 这首诗可能是有为而发，诗中所说为名利来往的可能不仅是李清照自己。她是为避难而来，也不用乘什么“巨舰”。这首诗有可能是讽刺那些倚仗权势，催逼她交出《哲宗实录》的官吏。当然，李清照也是凡人，她未必心甘情愿的把自己历尽艰辛保存下的重要典籍平白献出。也应该讨价还价。当局给她以精神和物质奖励，酬劳报功，更是理所当然。 陈祖美《李清照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附录之《李清照年谱》，说李清照藏《哲宗皇帝实录》，“这当时是一种有违禁性质的大事，清照不久离开婺州治金华，当与此事有关”。这是著者猜测。宋代文禁不严，《实录》也不是“非扩散性材料”，更何况是在“书籍残缺之际”。 李清照对历史的兴趣，很自然的升华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而两宋之际北方故国的沦陷，她本人的颠沛流离，使这种关心更加痛切。这在她的诗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乌江》、《咏史》、《浯溪中兴颂和张文潜》、《上枢密韩肖胄诗》等，或借古讽今，或以今寓古，充满爱国激情和民族义愤。有人批评其中有些诗典故用得“太多太滥”（徐北文《李清照全集译注》，205页，济南出版社，1998）。这是事实，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是否我们的历史知识比李清照贫乏？ 《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史官熟知古今天下存亡兴衰、人情真伪消长之事实，从中总结出规律，故能出乎史而入乎道。而“道艺为一”，也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欲达到“道艺为一”的境界，不能不知史。李清照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与她渊博、深厚的历史知识是分不开的。即使李清照最负盛名的抒情题材——词的创作，也与她的历史意识有关。《词论》虽然不长，但其中包括一部词史，铺展开来又可以成为一部类似莱辛“论绘画和诗的界线”的《拉奥孔》。任何文学体裁，都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充分展开其丰富性和多样性，表现其独特性。这是李清照的《词论》在今天给我们的启示。 作为一个女性，李清照在史学上的造诣、贡献与她的诗词创作一样，不让须眉。与今日当红的一些女性作家相比，琼瑶老妈子之流的撒娇派，虽能窃取李清照一二清辞丽句，但在史学上的造诣与文学表现的深刻等方面，实难望其项背；至于那些吃青春饭、用身体写作，专门向洋人献媚，斯滥至极的所谓美女作家，更难同日而语。

古诗鉴赏探究的论文语文教学大纲要求高中生应“初步具有鉴别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文学作品自然包含古代诗歌，因此，几乎每年高考都有古代诗歌理解鉴赏题。但在实际教学中，这个领域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论文百事通不少教师对古代诗歌的教学仅仅停留在翻译古代汉语字词的水平上，或者仅仅满足于背诵一些诗词名句以应填空之需，自然距离达“纲”甚远。有的教师虽然也引导学生欣赏古诗词，但或蜻蜓点水，或只读不写，学生的朦胧感知不能上升为明晰的认识，因而鉴赏能力的形成还是落不到实处。我在教学实践中领会到，要提高学生鉴赏古代诗歌水平，在教学中须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准确把握“初步”二字。由于对中学生的鉴赏要求只是“初步”，所以不能求其像专家教授那样博大精深、广征博引，作艰深的理论探讨。例如写李白，大约只须写到“豪放飘逸”“清水出芙蓉”等，不必“神识超迈”（赵翼《瓯北诗话》），“放言实是法言”（刘熙载《艺概》）；说意境，只说“是作品描写某种事物所达到的艺术境界，是作家思想感情和作品生活图景和谐统一的结果”（高中课本《古代诗歌的艺术欣赏》），不必大谈“意象”（王世贞《艺苑卮言》）、“兴象”（胡应麟《诗薮》）、“情景”（王夫之《姜斋诗话》）、“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等。当然，“初步”也不能仅是浅层次停留在对诗词语言文字的简单诠释上。第二，立足学生实际，帮助学生克服时代差异，借助形象思维，设身处地理解诗词意境。由于时代的差异，当今中学生对古诗词中描写的意境往往有较大距离感，难以理解。例如离别这一题材，由于古人远行只能借助舟楫车马，而今天交通工具已进步，日行万里并非难事，离合聚散不算稀罕，因此那种“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君问归期未有期”（李商隐《夜雨寄北》）等愁苦，学生未必能全部理解。但是，人类的情感又有许多相通之处，通过形象思维，借助联想想像，设身处地，往往能帮助学生克服时代差异所带来的困难，加深对诗歌内容的理解，从而获得审美享受。例如“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哭后心理活动如何？若设身处地，便不难代为设想。他想收留琵琶女，但自己左迁湓江，收留一个江湖歌妓，怎禁得世俗非议？他想帮她打听商人的下落，但那唯利是图的商贾又怎能治愈琵琶女心灵深处的创伤？他想资助她一些银两，但又怕亵渎了她高洁的人格，而且那精妙的琵琶曲是仙界的音乐，哪能用银钱去玷污呢？……月上中天，凄寒的江风吹得芦荻瑟瑟作响，江涛发出悲凉的叹息。琵琶女伫立良久，向诗人深深一鞠躬，随一叶扁舟消失在茫茫江天。诗人心弦乍断，百感交集，但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只能对沉沉夜幕发出无可奈何的呼号：茫茫黑夜啊，你吞噬了多少美丽的人生！其他如《涉江》中屈原的心理活动，白居易《夜闻歌者》中“一问一沾襟，低头终不说”，姜夔《扬州慢》中“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人生如梦”（是真消极吗？）等，都不难通过这种方法去理解。第三，赏与析结合，从对语言文字的分析中把握艺术形象。我国古代诗词受韵律、平仄等限制，语言十分考究。古人作诗特别讲究“炼字”、“意胜”、“象外之旨”、“神余言外”等，要求“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沈德潜《说诗》）。中学生虽有一定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但对诗词语言的理解，能力还相对薄弱，因此，指导他们写赏析文章时起点不能过高，要从语言文字的分析入手，抓住重点诗句，把握艺术形象。例如“琵琶声停欲语迟”，简单的七个字就不仅仅记叙了动作，而且生动形象地刻画了琵琶女矛盾复杂的心理活动——始闻“问”声（“寻声暗问弹者谁”）一惊，故“停”；继而辨明问意，故“欲语 ”；但久历风尘，饱经沧桑，飘零江上，一颗残破的心，从何说起，故“迟”。七字三顿，细致入微而又婉曲含蓄，内涵十分丰富。再如“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穿”“卷”“拍”三字动词神完气旺，笔力千钧，勾画出气势雄浑的“大江赤壁图”。抓住这些地方，析中赏，赏中析，才能准确地把握诗中艺术形象。第四，教师示范，做出榜样。目前，供学生写诗词赏析文章的参考例文几乎没有。专家论文往往高远，可望而不可及；《教参》上没有现成的例文；各式各样的作文选刊瞄准的多是高考作文。教师亲自动笔写，可填补这个空白。教师的文章好比一架梯子，一端立足学生实际，一头搭靠名家名作，它本身也许没有多少学术理论价值，但谁能否认，踩着这梯子登堂入室的学生未来却很可能在学术理论的殿堂里大有作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