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次元2015
两岸关系是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关系的简称，自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两岸关系发生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展现了合作共赢的前景。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两岸的关系1500字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两岸的关系1500字论文篇1 《浅析两岸关系新发展》 摘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岸关系存在的很多问题一时不易解决，但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有着共同的血脉、共同的 文化 、共同的连结、共同的愿景，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发展两岸经济往来，通过经济交往弱化政治，让百姓之间紧密相连，两岸和平发展。二十一世纪是一个追求和平与发展、从对抗到对话、从斗争到合作的世纪，也是一个兼顾自由与责任的世纪。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我们同属一个国家、同属一个民族从来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两岸政治分歧问题，我们愿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同台湾方面进行平等协商，做出合情合理安排，推动两岸关系稳步前行。 关键词：两岸关系;一个中国;和平;新发展 一.两岸关系历史概述 宝岛台湾，自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到现在380多年，一直过着风雨飘摇的日子。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至此，台湾、澎湖重归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解放战争之后，国民党残余溃逃台湾，台湾与大陆再次分离。家乡不能回，亲人不能相见，两岸人民再次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大陆方面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并屡抛橄榄枝，两岸关系在艰难地前行着。两岸关系可以用“民间热，官方冷”来形容，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状。1988年，范光陵率台湾第一个经济文化访问团到大陆访问，开创了40年来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先河。1987年11月2日台湾开放一般民众赴大陆探亲，台海两岸人民打破以往隔绝状态、开始展开正式的交往,两岸关系迈入民间交流的阶段。然而，1999年以后，两岸关系受到“台独”分裂势力的严重冲击。大陆一方面坚决反对“两国论”、“一边一国”等分裂言行，另一方面扩大推行台资优惠政策，继续争取台湾民心。胡锦涛同志自2005年以来坚持“四个决不”(坚持一个 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 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并且启动国共两党对话，推进两岸 多层次交流，开始考虑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此外，2005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首次以国内法的形式将反分裂以及促进两时事报岸告人大民学交生流版法律化。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区域经济化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两岸领导人共同努力，推进全方位交流与合作，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加强两岸的交流与合作成为深化两岸关系、促进两岸最终走向统一的理论和实践需要。 二.两岸关系进展 今年以来，两岸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先后会见连战、萧万长、吴伯雄等人，阐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政策主张。国共两党在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重大问题上增进了共同认知。海协会与海基会签署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第五届海峡论坛成功举办。两岸人民往来和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交流合作继续发展。民间探讨解决两岸政治军事问题的研讨活动增多。认识当前台海形势和对台工作，一要深刻理解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总体考虑和政策主张。要坚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在认清历史发展趋势中把握两岸关系前途，坚持增进互信、良性互动、求同存异、务实进取，坚持稳步推进两岸关系全面发展。二要巩固和增进两岸政治互信。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 独”是国共两党一致的立场，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目前，国共双方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形成更为清晰的共同认知，对于巩固和增进两岸政治互信具有重要意义。三要稳步推进两岸关系全面发展。保持两岸关系大局稳定，继续反对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主张和活动。推动两岸民间政治对话，为今后两岸协商解决政治分歧创造条件。四要积极宣导“两岸一家人”的理念。凝聚两岸共同的民族、文化认同，明确携手实现振兴中华的努力目标，共同谱写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新篇章。 三. 两岸关系的未来 (一)近期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惨遭滑铁卢。尤于蓝营大败，再加上时间紧迫，在未来的一年多时间当中，两岸可作的事可能将极为有限。 先来观察时间的安排。在选后新的当选人将在12月25日就职，这刚好已近年底。六周之后，又是过农历年，因而也难有何作为。农历年过后就是三月份了，日前民进党已宣布，届时将会推出2016的候选人，而国民党若要初选，那也就必须开始准备。因而，上半年已过，而在下半年就已经进入选举期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的选举必须在一月份进行，因为新任“立委”必须在3月1日就职，而“立委”选举又是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一同举行。易言之，自地方选举后至2016“大选”，总共也只不过13个月的时间，而实际上这些时间都已经被切割，在两岸方面，确实难以有所作为。 虽然如此，卡在“立法院”的服贸等法案要通过的可能性却会增加。因为这完全掌握在民进党手中，而民进党已势在必得，故也不会为了2016的“大选”而过于开罪于企业家。尤其，若民进党解除封锁，让这些协议发挥一些正面的效果，同时亦可获得部份的功劳，有助于2016的“大选”。 (二)2014年12月17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范丽青表示， 2008年以来，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开创了新局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给两岸同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得到了两岸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我们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保持稳定的发展势头，希望两岸同胞共同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希望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在既有共同政治基础上继续努力，相向而行，推动两岸关系稳步前行。 四.启示 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形势启示我们，要将两岸和平发展向和平统一方向引导，除了搁置争议之外，我们还需站在争取台湾民心的战略高度，在经济、文化、社会交流等方面不断细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路线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夙愿。中国梦与台湾的前途是息息相关的。中国梦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梦，需要全体中华民族一起来圆梦。 参考文献: [1]人民政协网：《两岸经合》，2014-1-14. [2]华夏经纬网：《人民日报》2014-12-17讯. [3]华夏经纬网：汤绍成，夜话宝岛，2014-12-17. [4]郑必坚 ，《中国和平发展与两岸关系的回顾和前瞻》 [5]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文)[N]，新华社，2011-03-16 形势与政策论文篇2 《浅谈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管理的规范化》 一、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在实际教学中,形势与政策应当说是一门比较受欢迎的课程,青年人比较关注新闻时势发展趋向,关心国家命运与个人前途,因为有些政策会直接影响学生的 毕业 分配或是其他牵涉个人利益的问题。高校学生正处于心理成熟和生理成熟的快速成长时期,对于新事物好奇心较强,接收能力也较强。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形势与政策课有许多真实的教学实践却是在听会议、看电视中进行的,许多学生也认为只要经常看新闻报道,注意关心国家大事,就可以掌握此课程。另外,一些教师在教学中,对待某一事件经常仅从个人观点作一些肤浅的讲解,缺少对引发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深度的理论性 总结 ,讲形势不是看表象,谈政策没有真正从政策出台的前因后果、从纵向的社会形势、从横向的国内外形势等多种因素来看待。 许多学生存在对形势与政策的模糊认识,认为与自己无关的根本不用听;与发展前途有关的,也是只看表象,没有了解事物的本源。比如大学生就业难,有许多大学生关心的就是自己的专业与就业,或是发展前途,或是就业待遇是不是自己的期望。发现自己所学专业前景不妙或薪酬不高时,有许多学生仅把拿毕业证当成就业的“门票”,不从深层次上研究专业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更没有对自己做长期的就业计划,更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没有细心解读形势与政策。根据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综合分析,发现真正的原因是教学管理不规范,随意性太强,致使多数同学只是在考试前夕进行恶补,并且学习内容有局限性。以下是我校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管理方面出现的问题。 首先,授课教师大多身兼多职,人员关系复杂,且大多较分散,难按计划规定进行教学,管理难度较大。这些教师有的是本校的在职行政人员,在这些任课教师中,有许多人自身对形势与政策认识就出现了偏差,也不具备充足时间很好地备课,走过场的不在少数。其次,没有固定的教师队伍,教师队伍流动性大,教师资格难认定。由于目前没有对形势与政策课程标准性的规定,仅有大纲性的教学指定目标,因此,对于教师任职资格考核、教学内容评估、教学质量监管等都存在种种不利的因素。教师往往为了完成课堂任务而教学,很少对自己讲解的内容作出评估,更没有进行自我总结。学生也把这些课当成消闲课,自认为对于当前形势很了解的也不在少数,遇上教师谈到某些问题抱怨多。学生与教师的种种现状,也决定了课程很难达到某种深层次的效果,难于对教师队伍进行培养和管理。 再次,没有紧跟形势和政策的相关教学大纲和具体教材。形势与政策不仅是学习会议精神的课程,也不是仅仅读读政策而已。我国的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全国 教育 教学领导小组也只在每年的春秋两季下发教育教学要点,没有相对完整、稳定的统一学习教材,只有《大学生时事政策 报告 》作为参考教材,没有完整系统的大纲明确指定学习内容。这些状况决定这门课程只能处在“边角余料”的位置。 二、解决的途径与 方法 第一,从高校管理层面上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管理机制,并从管理理念上重视该课程,提高思想认识,要将教育部规定的课程纲深入细化在具体管理 措施 上。管理层的重视会直接影响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具体推进,比如规范制订该课程的管理制度、评估标准、教师资格认定等。教学管理的规范化是我们提出的构建形势与政策课“四化”体系中的一环,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因为教学管理的规范化直接决定着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能否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各高校必须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第二,构建长效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领导机制。高校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不同于一般课程的教学活动,它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需要校党委统一领导,各职能部门分工负责。高校制订可行性的方案后,逐渐形成校党委统一领导,人文学院主管,宣传部、教务处、学生处、团委共同负责的体制,把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列入学校发展规划,与学校整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有效地化解教学管理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难题,促使形势与政策教育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从而强化形势与政策课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人文学院负责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计划实施和日常管理,教务处负责做好教学计划的编制和课程教学的安排与管理,学生处负责党总支副书记和政治辅导员等兼职教师的选拔与培训,宣传部负责邀请高层领导、知名专家组织专题报告,团委负责组织第二课堂学习讨论和实践活动,努力建立起一支以专职教师为骨干、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为主体、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 第三,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教学管理。形势与政策作为一门必修课程,必须与其他课程一样实行规范化管理。在国家没有相应配套教材的情况下,灵活结合时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要点、 热点 问题,构建从“话题”→国家相关政策或法律、法规→现行“话题”优点与缺陷→改良建议等一系列规范模式。避免泛泛而谈的无边际讲课方式,反对没有任何标题的授课形式。话题与形势与政策紧密相连,与学生自身紧密相关。既能够上活课堂,也能让形势与政策课成为一个良好的沟通桥梁,让学生对社会问题有个深入的看法,对国家政策也有个初步完整的认识,也能激发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兴趣,鼓励学生担负起历史赋予的社会责任,了解青年人对国家发展前途应有的历史使命。 第四,构筑良好的形势与政策的教学理念。在全校统一认识,正确对待,并且坚持不懈地实行长期有效的教学理念机制。众所周知,每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形势变化决非偶然。同一时期重大历史进程常常决定一个社会的进步或倒退,作为社会未来生力军的大学生来说,对此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决不能用把必修课当成可有可无,只要考试通过就行的思想意识去学习,这显然是一种肤浅的学习观念。结合实际,根据高校自身情况,有必要将相关重要政策内容引入课程中去。实现时势与政策的紧密结合学习。要真正学而致用,学而会用,学而切行。深入了解国家发展形势,清醒认识自己在历史进程中所要担负的历史重任,这也是构筑良好的教学理念的重要根基。 形势与政策论文篇3 关于《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效整合的几点思考 《形势与政策》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它也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一样，在教学中陷入了困境。我院《高职院校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实效性研究》课题组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要提高本课程的实效性，必须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进行有效的整合。 1 整合的原因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主要特点与 其它 课程相比，具有政策性、时效性、理论性、现实性的特点，内容信息量大，与现实联系紧密，综合性强、涉及面广，既包括国际局势、国内形势，又包括党和政府出台的重大方针政策，社会热点问题。 近年来，许多研究者都在考虑如何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效性。如有的研究者谈到要提高教师素质，最好由专任教师任教，同时要求教师知识结构要多元化，要有经济学，法学，外交学校，历史学等专业背景。有的研究者则认为要采用多种形式的教学手段，鼓励学生参与时政讨论，定时组织学生收看新闻，以板报、短信、微博等形式发布每日要闻。有的研究者则认为要注重学生的实践，只有在实践中学到的东西才会有更深的感悟，因此必须建立固定的 社会实践 基地。这些研究者要么讨论《形势与政策》的理论教学，要么讨论实践教学，在具体的操作中，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还是分开的。理论教学基本由教师主导，教学的内容由教师确定，教学形式仍然以教师讲授为主。实践教学只是作为理论教学的补充，安排的课时少，二者有渗透，但教学的空间和模式不同决定了这种渗透并不多。这种教学功能的定位与分工确实比较合理，且易于操作，但无论是在功能定位还是教学设计上，并不利于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互补与融通。因此学生在参与的时候积极性还是不高，教学的效果仍然不够理想。 2 如何进行整合 鼓励学生参与教学内容的设计 目前，《形势与政策》课程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也没有统一的教材。基本上是由各个学校参照中宣部提供的指导意见，自行选择教学内容。这是这门课程的劣势，同时也是优势。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教师在内容的把握上会存在混乱的现象，但同时没有统一的教材，教师可以发挥主动性，根据当前热点，所在地区的发展，甚至任教学校的学生专业情况等选择教学内容。教师将选择的教学内容分为几个专题，让学生选择，得票数高的专题确定为教学内容，甚至可以每年抽取一部分学生代表参与到教学内容的设计中来，每个专题学生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关注的是什么，教师在与学生代表讨论之后把学生感兴趣的问题作为教学的重点。这样确定下来的教学内容势必能引起大部分学生的兴趣，同时，在参与的过程中学生也进行了思考，甚至争论，这也是一种实践。 采用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参与教学 首先，教学内容由教师与学生共同确定后，在教学中也要让学生参与进来。《形势与政策》课程主要采取专题讲座的形式，这些专题可以由教师来讲，个别专题可以由学生来讲，配合一定的奖励措施，学生一定积极参与。学生在准备专题的过程中会查大量的资料，一方面增长了知识;另一方面也锻炼了自身能力，对本国、本省、本市的情况会进一步的了解。 其次，必须争取在每一堂课上设计一到二个有争议性的问题，让学生分组讨论，最好是当前热点问题。如讲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涉及金融方面改革时，可以让学生讨论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余额宝”。 再次，围绕重大节庆日，纪念日及重大事件的发生，组织各种座谈会、演讲会，有针对性的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也可与团委、学生会合作开办相应的社团，有些专题交给社团来负责，轮到某一专题时，邀请社团成员来为学生作报告。 最后，我们将每年高校都会举办的“三下乡，青年志愿者”等社会实践活动与“形势与政策”课结合起来，邀请参加这些活动的学生举行座谈会，谈谈自身的体会，感想，将他们的所见所闻与其他同学分享交流。 以上这些教学形式，把“教师讲学生听”变成“学生做学生讲”，这些学生的见闻必然对其他同学的心灵产生影响，因为是自己的同学，他们的话更加可信，比听教师讲效果更好。 将社会实践基地与网络作为教学空间 以往的《形势与政策》教学环节中，受师资力量、学校条件，经费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多数的教学空间都选用在阶梯教室、学术报告厅中进行，一次性受众 面相 对较大，仅凭教师或专家或学生的讲解，即使运用多媒体设备予以教学辅助，在一定程度上也难以引起大多数学生对教学的共鸣，无法真正的融入课堂，从而降低对该课程学习的兴趣，容易对该课程产生倦怠情绪，甚至是抵触情绪。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教学空间的开放在《形势与政策》课堂教学中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可以打破传统的教学空间限制，将该课程的教学空间扩大到教室以外的环境中去。如讲民生问题这一专题时，我们就与团委和各系部开展的活动结合起来，要求学生组成小组，与常州社区居委会联系，甚至带领部分学生到社区作调研，回来撰写调查报告，讲这一专题时，请各小组汇报本小组的调查报告，看看常州市在民生问题上才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今天的大学生都喜欢在网上与人交流，教师也应该与时俱进，将教学空间拓展到网络。利用社科部创办的网页，我们专门开辟出“形势与政策”师生互动专栏。教师在这里接受学生的访问，解答学生对一些热点难点问题的困惑。 猜你感兴趣： 1. 2017两岸关系形势政策论文1000字范文 2. 2017关于两岸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3000字 3. 2017两岸关系形势政策论文1000字 4. 台湾问题与中国前途 1500字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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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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