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研究的论文范式

教育研究范式包括教育思辨研究范式、教育定量研究范式与教育定性研究范式, 尽管三种研究范式是先后出现的, 但由于教育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及各种研究范式的局限性, 并未导致一种研究范式完全取代另一研究范式的情况, 而是呈现三种范式在教育研究领域并存、整合的局面。

回顾教育研究的历史, 最早出现的是教育思辨研究范式, 而教育定量研究范式的出现是对教育思辨研究充满了价值规范语句而缺乏科学表达的一种反动, 教育定性研究范式的兴起则直指教育定量研究范式忽视人的主体性、独特性, 将人物化的弊端。

虽然这三种范式的兴起具有先后顺序, 后者都是对前者的批判与反动, 但由于教育现象的复杂性, 教育研究范式的变化不是以范式更替而是以范式的不断丰富为特征的, 一种范式的兴起不是完全代替另一种范式, 而是各种范式由主流到边缘或由边缘到主流不断交替的过程。

扩展资料

教育研究三种范式的主要特点

1、教育定量研究范式的主要特点：第一, 验证性。它是先提出研究假设, 并从实践中搜集资料来证实或证伪假设, 同时也表明了其研究逻辑的演绎性。

第二, 控制性。在研究情境方面,教育定量研究范式一般要求控制无关变量, 或设置控制组来抵消无关变量的影响, 以便精确的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三, 可重复性。教育定量研究范式要求研究者保持客观的态度, 研究资料和过程尽量避免价值、主观倾向的“污染”, 因此, 定量研究者认为只要有精密的测量分析工具和规则的操作程序, 研究就应是可重复的。2、教育定性研究范式的主要特点：

第一, 归纳性。教育定性研究范式的研究者在研究之前, 一般没有理论假设, 而是直接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概念和命题, 然后再上升到理论, 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归纳式研究模式。其最著名的理论建构模式是1967 年格拉斯和斯特劳斯提出的“扎根理论”。

第二, 自然情境性。教育定性研究范式要求教育研究者花费相当多的时间, 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去, 对自然发生的事件进行观察, 描述各种行为的发生, 并记录不同条件下所产生的结果。因此, 它常常又被称为场地研究、现场式研究、田野研究等。

第三, 描述性。根据教育定性研究范式搜集的资料, 一般采用文字或图片的形式, 而不采用数据的形式。它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原汁原味”呈现研究对象, 使研究的信息尽可能的详细与丰富。第四, 过程性。教育定性研究范式关心的是过程, 而不是结果和产品。3、三种教育研究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第一, 教育思辨研究往往是观念在先, 事实在后, 引证事实或经验主要是为了用来证明预先得到的理论或观念而不是从事实中发现理论, 用观念估量事物而不是从事实引出观念; 教育定量研究范式与教育定性研究范式都要求根据事实来确立理论, 但对事实却有不同的看法。

其中教育定量研究者认为事实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 与研究者的理论背景和研究角度都没有关系; 而在教育定性研究者看来, 没有离开认识者的事实, 事实是随着观察者的价值和视角而变化的, 是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视觉融合”。

因此, 教育定量研究范式注重对事实的说明, 教育定性研究范式则注重对事实背后所蕴含的价值与意义的探讨。

第二, 教育定性研究范式和教育定量研究范式都有一套操作程序和规则, 而教育思辨研究范式则没有, 因此, 教育思辨研究范式具有更大的随意性和灵活性。

第三, 教育思辨研究范式与教育定量研究范式都注重研究对象的共同性与普遍性, 而定性研究则注重研究对象的个性、差异性与特殊性, 它多运用“小型叙事”, 并把前两者作为“宏大叙事”加以反对。

第四, 教育定性研究范式是通过归纳建构理论的, 而教育思辨研究范式与教育定量研究范式是通过演绎来建立理论的, 但演绎的作用有所不同。

教育思辨研究范式的演绎前提是作为不证自明的公理加以运用的, 而教育定量研究范式的演绎前提只是一种需要证明的假设, 接受或拒绝假设则要根据检验的结果而定。

第五, 教育定量研究范式侧重于“发现”, 教育思辨研究范式与教育定性研究范式则侧重于“发明”。发现主要是指描述客观存在的事实, 发明则包含主体的参与和建构。

教育定量研究范式主要是对教育现象及现状的描述和说明, 它只回答“是什么”, 而不提供价值上的判断“应该是什么”、“应该怎么做”。它主要对现状进行诊断而不开处方。教育定性研究范式与思辨研究范式由于价值判断的介入, 而能够超越教育的现实层面, 提供应然层面的规范性指导。

教育研究的三种范式各有优点, 又都存在缺陷。三种范式都能在一定的教育领域内发挥特长, 但又不能越俎代庖, 忘记了自己的有限性。

20世纪教育学的主要流派 ：20世纪是教育学活跃和发展的世纪，出现了众多的流派，彼此之间相互批评、相互借鉴、推陈出新。实验教育类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一些国家兴起的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法研究儿童发展及其与教育的关系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梅伊曼和拉伊，代表著作主要有梅伊曼的《实验教育学入门讲义》（1907）、《实验教育学纲要》（1914）及拉伊的《实验教育学》（1908）。基本观点是：第一，反对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强调概念思辩的教育学；第二，把提倡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运用与教育研究；第三，划分教育实验阶段；第四，主张用实验、统计和比较的方法探索儿童发展过程的特点及其智力发展水平，用实验数据作为改革学制、课程和教学方法的依据。实验教育学反对传统教育学思辩式的和经验式的研究方法，比较强调定量研究的方法，但由于受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其倡导的实验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文化教育类又称精神科学教育学，是19世纪末以来出现在德国的一种教育学说，代表人物有狄尔泰、斯普朗格、利特等人，代表著作有狄尔泰的《关于普遍妥当的教育学的可能》（1888）、斯普朗格的《教育与文化》（1919）、利特的《职业陶冶与一般陶冶》（1947）等。基本观点是：第一，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类历史是一种文化的历史；第二，教育过程是一种历史文化过程；第三，教育研究必须采用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的方法；第四，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促使社会历史的客观文化向个体的主观文化的转变，并将个体的主观世界引导向博大的客观文化世界，培养完整的人格；第五，培养完整的人格的主要途径就是“陶冶”与“唤醒”，建构对话的师生关系。文化教育学深刻影响了德国乃至世界20世纪的教育学发展，在教育的本质等问题上给人以许多启发，不足之处是思辩气息很浓，在解决现实的教育问题上很难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实用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一种教育思潮，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杜威、克伯屈等人，代表性著作有杜威的《我的教育信条》（1897）、《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1918）等。基本观点是杜威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第一，教育即生活；第二，教育即学生个体经验的继续不断的增长；第三，学校是一个雏形的社会；第四，课程组织以学生的经验为中心；第五，师生关系以儿童为中心；第六，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自己的独立发现、表现和体验。实用主义教育学以美国实用主义为文化为基础，是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教育学表达，对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理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推动了教育学的发展。不足之处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系统知识的学习，忽视了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忽视了学校的特质。其影响在50年代以后逐渐减弱，但在强调知识创新及学生探究、创造素质培养的20世纪末，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又出现了复兴的迹象。制度教育类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法国的一种教育学说，代表人物是F·乌里、A·瓦斯凯、M·洛布罗等人，代表著作是瓦斯凯和乌里的《走向制度教育学》（1966）、《从合作班级到制度教育学》1970）以及洛布罗的《制度教育学》（1966）等。基本观点是：第一，教育学研究应以教育制度作为优先目标，阐明教育制度对于教育情境中的个体行为的影响；第二，教育实践中的官僚主义、师生与行政人员彼此之间的疏离主要是由教育制度造成的；第三，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完成想要完成的社会变迁，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进行制度分析，帮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理解制约他们思想、行为的制度因素，把学校中“给定的”制度（即从外面强加的制度）变成“建立中”制度（即根据个人间的自由交往而导致自我管理的制度）；第四，教育制度的分析不仅要分析那些显在的制度，如教育组织制度、学生生活制度等，而且还要分析那些隐性的制度，如学校的建筑、技术手段的运用，等等；制度教育学关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重视教育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制度问题对教育的影响，促进了教育社会学的发展。但是，制度教育学过分地依赖精神分析理论来分析制度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教育类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教育问题的论述；一部分是苏联和我国的教育学家们根据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包括教育原理）对现代教育一系列问题的研究结果，例如克鲁普斯卡娅关于教育的著述、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和教学》（1945）、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39）、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1930）等。基本观点是：第一，教育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存在脱离社会影响的教育；第二，教育起源于社会性生产劳动，劳动方式和性质的变化必然引起教育形式和内容的改变；第三，现代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使学生的全面发展；第四，现代教育与现代大生产劳动的结合不仅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方法，也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第五，在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上，教育一方面受它们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反作用与它们，对于促进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作用；第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辨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即要看到教育现象的复杂性，不能用简单化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教育研究，又要坚信教育现象是有规律可循的，否则就会陷入不可知论和相对论的泥坑中去。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为教育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实际教育学研究过程中，许多人没能很好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往往犯一些简单化、机械化的毛病，这是我们在学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应当特别注意的。批判教育类20世纪70年代后兴起的一种教育思潮，也是当前在西方教育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思潮，代表人物有美国的鲍尔斯、金蒂斯、阿普尔、吉鲁，法国的布厄迪尔等，代表性著作有鲍尔斯与金蒂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1976）、布厄迪尔的《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1979）、阿普尔的《教育中的文化与经济再生产》（1982）、吉鲁的《教育中的理论与抵制》（1983）等。基本观点是：第一，当代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不是一种民主的建制和解放的力量，而是维护现实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工具，是造成社会差别、社会歧视和社会对立的根源；第二，教育是与社会相对应的，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学校教育机构，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样态、经济结构都强烈低制约着学校的目的、课程、师生关系、评价方式等，学校教育的功能就是再生产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关系和经济结构；第三，大众已经对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丧失了“意识”，将之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事实，而不是某些利益集团故意制造的结果；第四，批判教育学的目的就是要揭示看似自然事实背后的利益关系，帮助教师和学生对自己所处的教育环境及形成教育环境的诸多因素敏感起来，即对他们进行“启蒙”，以达到意识“解放”目的，从而积极地寻找克服教育及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策略；第五，教育现象不是中立的和客观的，而是充满着利益纷争的，教育理论研究不能采取唯科学主义的态度和方法，而要采用实践批判的态度和方法。世纪之交的批判教育学仍在发展之中，可能会对21世纪的西方教育理论乃至我国的教育理论产生相当的影响。中国特色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则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问题，致力于教育学的本土化。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展教育学的元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者为最。

论关于教育定量研究的三个问题

论文关键词：研究定量研究定性研究

论文摘要： 定量研究方法是教育研究中的主要研究范式之一。在教育研究中应用定量研究方法时，应明确其适用范围；在处理、使用数据时，应实事求是，注意数据的有效性；应客观看待其局限，注意与其他研究方法尤其是定性研究方法的整合使用。 定量研究是对事物的量的分析和研究，是通过结构观察、、实验、测验等方法搜集数据，并结合已有的量化资料对事物进行客观研究，以揭示事物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一种研究方法。定量研究从理论上讲起源于实证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及其方法论、纽拉特和卡尔纳普等的实证主义以及美国的实用实证主义的发展，使定量研究应运而生，并在20世纪中后期发展成熟。[1]起初，定量研究作为主要研究范式之一，主要被运用在自然科学和科学领域。后来，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西方一大批自然科学家和教育研究者如高尔顿、桑代克等，开始把定量研究应用到教育领域中。我国的定量研究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左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有了很大进展，但仍然不够成熟和完善。其中，教育领域中定量研究的运用更是有许多问题值得注意。下面就其中的三个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希望对改进教育定量研究有所帮助。 一、教育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问题 关于定量研究在教育中的应用，一直以来都有两种不同的倾向。最初，定量研究在教育中的应用遭到许多质疑和批评，后来随着其在教育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以及一些显著成效的取得，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把教育研究完全定量化，不论什么教育问题，都要用定量方法来研究。显然，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利于教育研究的。我们知道，任何方法都不会是万能的，教育定量研究也不例外，它不可能适合一切教育研究。因此，在教育研究中选择研究方法时，一定要遵循“方法与问题相适应”的原则，根据所研究的教育问题的具体特性来慎重选择。如果不适合用定量方法，一定不能苛求。这就要求我们要明确定量研究在教育领域中的适用范围。下面就从两个方面来简要说明教育定量研究的适用范围。 1.教育定量研究适合于对教育中的物质现象进行研究 教育定量研究是对教育现象的量的方面的研究，然而并非所有的教育现象都能量化。一般而言，教育现象中属于物质现象的方面，如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教材与教学质量、毕业生就业率等，量化是比较外显的，可以采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而那些属于精神现象方面的，如学生的学习态度、教师的师德状况等则很难量化或难以量化到让人满意的程度，采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效果可能不会很好。[2] 2.教育定量研究适合于对研究者不熟悉的或较大样本的教育对象进行研究 定量研究注重的是研究的条件和结果，而不是研究的中间过程。它不考虑研究者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而且，它往往是通过大量的抽样来进行研究，进而从样本推断总体的情况，研究的结果具有普遍性，因此适合对研究者不熟悉的或较大样本的教育对象（如某区义务教育普及状况、某地流动子女就学状况、某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等）进行研究。像学生个案研究、学生袋评价等则不适宜用定量研究。[3] 二、教育研究中定量数据的处理问题 由于教育定量研究是对教育现象的量的研究和分析，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就难免会遇到数据处理的问题。教育研究中定量数据的处理要注意两个问题。 1.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教育研究中，在对搜集来的资料和数据进行量化分析时，一定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有时，有些研究可能要对许多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者此时一定不要因为怕麻烦而简化数据或者故意丢掉一些数据。此外，对资料和数据统计分析的结果有时可能会跟自己的研究假设有出入甚至大相径庭，这时研究者一定要尊重客观事实，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研究假设而人为地篡改数据。比如研究某大学的就业率，数据统计分析的结果是50%，而研究者就可能出于某种目的而把这一数据改为80%。这种做法是对客观事实的不尊重，也是对教育研究的不负责任。 2.要保障数据的有效性① 在教育研究中，除了要实事求是地处理搜集来的数据，还要保障数据的有效性。只有有效的数据才能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才能说明所研究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注意，有时有些数据虽然是客观的，但对研究不一定是有效的。比如研究某大学的A、B两个专业的就业率，数据统计结果显示A专业就业率为60%，B专业为100%。但A专业有100名学生，而B专业只有1名学生。虽然数据统计结果显示B专业的就业率远高于A专业，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B专业比A专业好就业。很显然，这个例子中B专业这个100%的就业率就是无效的，是不能说明所研究问题的。 三、教育研究中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的整合问题 近些年来，关于研究方法的整合问题已经有许多学者在研究。我们知道，每种研究方法都不可能单独解决所有研究问题，因此多元方法整合进行研究就成为了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在教育领域，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将定量研究与其他研究方法尤其是定性研究方法进行整合。定性研究是对事物的质的方面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采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研究方法”。[4]在教育研究中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整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整合中也要注意做到优势互补。 1.二者整合的必要性 在研究中，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以及定量研究方法本身的局限，决定了定量方法不可能单独解决所有教育问题。定量方法只有与定性方法整合使用，才能促进教育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 （1）教育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教育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在教育研究中不可能追求完全定量化，有些研究只有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整合才能完成研究。教育研究所要研究的教育现象，由于时间的一维性以及教育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非线性作用，不仅不可重复、不可控制，而且都有一个个独立的具有反思能力的人参与，完全定量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在教育研究中我们人为控制的教育现象，也无法做到与当时情景完全相同，充其量只是帮助控制某种教育实验中的某些无关变量。[5]另外，从辩证唯物主义方面来说，任何教育现象都是量与质的统一体，不存在只有量没有质或只有质没有量的教育现象。因此，我们要想清晰透彻地研究、理解一种教育现象，就必须同时对它的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进行研究。 （2）教育研究中定量研究本身的局限。教育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多局限。首先，由于适用范围的限制，它对那些不能量化的教育现象无能为力；其次，定量研究的结果具有概括性，虽然能由样本推测教育现象总体的特征，但只能代表总体的一个平均数值，而不能体现出每个个体的特殊性；再次，定量研究要求严密性，但实施起来却很复杂、困难，如问卷和测量量表的编制有许多要求，样本的抽取要求随机，要对调查资料进行数理等；[6]最后，由于技术与测量工具的发展尚不完善，许多教育问题难以采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或者即使采用定量方法，结论也可能出现偏差，难以有效地说明问题。[7]教育定量研究的这些局限也决定了其不可能单独解决所有教育问题，有些教育问题的研究必须要借助其他方法尤其是定性方法的帮助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2.二者的整合要做到优势互补 在教育研究中，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的'区别，从研究目的上说，定量研究的目的是对教育现象的量的规定性的研究，定性研究则是对教育现象的质的规定性的研究；从适用范围上说，与上述定量方法的适用范围不同，定性研究主要适用于对教育现象精神方面的或研究者比较熟悉的较小的样本以及具体的个案进行研究；从研究方法上说，定量方法是一种演绎过程，注重统计分析和研究的结果，定性研究则基于描述性分析，注重研究的过程；从研究结论上说，定量研究的结论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和精确性，可以推论到总体，定性研究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不能推论到总体。[8] 两者的联系表现在：定量研究不能代替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必须以定性研究为基础。在教育研究中，无论定量分析如何发展，其工具和技术有多么完善，所能解决的也只是教育现象中量的方面的关系，教育现象中本质方面的东西必须借助定性分析才能认识。而且，定量研究的结论如果没有通过定性研究进行清晰透彻的解释，就只能是一堆死的数据，是无法明确地揭示所研究的教育现象的。[9] 由上述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关系可以看出，两者在许多方面都是互补的。在教育研究中，将两者整合使用，一方面可以弥补各自单独使用时的缺陷，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使教育研究在量的方面科学、精确，在质的方面清晰、透彻，从而提高说服力。因此，在教育研究中，我们应避免“泛化”定量研究，而应重视两者的整合使用，充分发挥各自的研究个性和特色，形成巨大张力，达到优势互补。[10]比如研究大学毕业生就业分布状况，就可以通过问卷等定量方法获得各个地区就业学生的数据，然后再通过定性分析产生这种分布状况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这样将定量与定性结合使用，既发挥了定量分析的精确性、客观性和简洁性，让学生就业分布状况一目了然，又发挥了定性分析的全面性、深刻性和探索性，给出了清晰的原因分析及对策，两者优势互补，很有说服力。 四、结语 总之，定量研究作为教育研究中的主要研究范式之一，有优势也有局限。我们只有把握其适用范围，将其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进行优势互补，才能提高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和精确性。 注释： ① 这部分内容参考老师课堂讲授内容,如有错误和疏漏,那是笔者理解有误,特此说明。 参考文献： [1]沃野.关于科学定量、定性研究的三个相关问题[J].学术研究,2005,(4):41-47. [2][3][10]付瑛,周谊.教育研究方法中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比较[J].教育探索,2004,(2):9-11. [4]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22-23. [5]栗玉香,冯国有.教育科学研究不宜苛求定量分析[J].上海教育科研,1991,(2):33-35. [6]吴争程.定量方法在我国社会研究中的应用现状探析[J].湖北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1):12-13. [7]常 蕤 .教育研究中的定量研究 刍 议[J].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19,(1):61-62. [8]伍红梅.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比较及结合[J].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综合版),2009,9(3):70-72. [9]嘎日达.论科学研究中质与量的两种取向和方法[J].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1(1):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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