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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西北游牧文化对春秋青铜带钩的影响
[摘要]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青铜带钩的功能和款式融合了大量游牧文化特征。春秋时期的马背民族，虽少有文字记载它们曾经的辉煌，但通过带钩上的神兽族徽和图腾纹样，却可以折射出具有鲜明特色的图案装饰风格，并以小见大地勾勒出古代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过往。
[关键词] 青铜带钩;游牧文化;工艺美术
[Abstract] long-term production practice, bronze hooked functionality and style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large number of nomadic culture. Horseback ethnic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lthough few written records of their former glory, but by God Orcs and totem emblem on the hook patterns, but they can reflect the pattern is distinctive decor, and see the earth in small outline history of Ancient Northwest minorities in the past.
[Keyword] bronze hook; nomadic culture; arts and crafts
春秋时期，流行于各诸侯国的青铜带钩是当时的王公贵族和社会名流为炫耀身份、随身配饰的一种奢侈品，其出土和传世的数量之众，艺术造型之丰富，堪称我国古代工艺美术史上的一朵奇葩。青铜带钩的制作要考虑机械装置的力学原理，是融高超的装饰造型技术和金属冶炼技术为一体的古代工艺美术精品。从现代人体工程学分析，带钩主要是嵌于革带上的金属扣件，便于调整长时间骑马行进者腰间受力范围的宽窄和时效。束带可以对下腹部的内脏进行包裹，使其不被高频率、强力度的震动所颠簸伤害，是起固定和支撑作用的，类似于西医骨科的石膏夹板。在湖南长沙陈家大山就出土有带钩和丝带等物品。部分楚简显示：“丝带有钩。”这种扣绊式样的构件，是进入父系社会后，男性悬系武器、印章、钱袋等小件的随身配饰。在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出土的春秋中期墓中，曾出土一枚水禽形铜带钩，是我国已发现年代最早的铜制带钩。
带钩的发展和应用，可以说是贯穿于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之进行系统的考察和研究，不仅能够还原出一个立体的历史场景，而且对于认识人类族群在亚欧大陆变迁中的交流与融合、古人对于金属冶炼工艺方面的发展创新、工艺美术与日常生活的完美组合过程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带钩所囊括的文化史意义体现在它在气候变迁、信仰图腾、审美情趣、服饰变迁、冶炼铸造、军事外交、文学诗词、族群融合、地区经济实力(手工制造业和贸易往来)等方面闪耀着历久弥新的光泽。如果说通过研究以女性为主的铜镜，能映射出社会的阴柔之美，那么，研究以男性为主所佩戴的带钩，则可以更加有力地勾勒出雄浑阳刚的尚武精神。
一、从玉制带扣向青铜带钩的转变
早在新石器时期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在葬者腰部位置发现了一块人工磨制的长方形玉石扣件。这是原始先民们服饰发展过程中的初始状态，也是国内目前发现最早用于服饰用途的玉石制带扣。从巨石文化的玉制带扣，到青铜文化代表的带钩，其功能和材质的转变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这个开端的历史意义，绝不次于1891年美国芝加哥机械师贾德森发明的拉链。工业文明催生的拉链是现代十大发明之一，而石制带扣的历史意义与拉链极为相似。
中国人对玉石情有独钟，并将玉制带扣视为祥瑞。《后汉书五行志》记载：“光禄勋史舍壁下有青年，视之，得玉钩各一。谓之吉祥。”另有《列仙传》描写汉朝有一位赵氏女子，天生勾手握拳，五指不能伸展。有一次在汉武帝巡狩路过河间时，“望气者言此有奇女”，汉武帝于是召见了她，赵氏女子将手展开，掌中紧握一枚玉钩，因此被封为“钩弋夫人”。这两则事例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到了汉朝，先秦时期遗留在民间的玉石制带扣仍然在继续沿用。随着部族的征讨、科技的进步和进一步的文化融合，兴盛于春秋时期的青铜带钩，逐渐取代了先秦的玉石带扣。其主要原因是青铜具备一定的韧性，且当时的金属冶炼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时间成本。从汉末开始至魏晋，青铜材质带钩逐渐又被其他材质的带扣所取代。
关于早期文献记载的带钩使用与研究，也是从汉朝开始的。王逸注《楚辞》之“鲜卑”、鱼豢和张勃解“钩络带”，还有高诱注《淮南子主术训》之“ ”等。宋朝吕大临在《考古图》中不仅收录了6件带钩，还标示了出土地点。曾出使过金国的宋朝官员龙大渊，所著《古玉图谱》图示带钩12件，并且对带钩进行了实物研究。同朝赵希鹄在《洞天清录》中，系统地将带钩按照工艺和造型作了分型分式、分期，分为六种，将图例划作三代和秦汉两期，对后世相关研究贡献很大。清朝吴大徽著《古玉图考》，对三件带钩作了考证。同朝阮元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收录了几件铭文带钩，并推论“革带有钩由来已久”。直至近代，王国维所著《胡服考》记载：“欲知带制，必于鞍制求之。”认为带具源于鞍具，也就是说马术鞍具是带钩发展的主要基因。包尔汉和冯家N也著文讨论了“鲜卑郭落带”的相关问题。王仁湘《带钩概论》在出土的实物基础上也进行了比较研究。
国外学者中，同属阿勒泰语系分支的日韩学者们，对源于游牧文化的带钩的研究具有整体认识。日本学者长广敏雄，不仅有比较系统的认识，还在其著作《带钩之研究》举出280余件款式各异的范例加以分析。还有藤田丰八、江上波夫、白鸟库吉等日本学者，也都不同程度地对“鲜卑郭落带”作过研究。与东北亚地区学者相比，欧美学者对此研究涉足较少。1966年，B卡尔格伦在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馆刊》第38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两位瑞典收藏家收藏的六百多件中国古代带钩藏品，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类研究。
二 、贵重金属铸造工艺的流传与部族迁徙的关系
早在两河流域的高拉遗址(欧贝德末期公元前4000年)，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金片制成的环、花饰和新月形饰物。这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高峰之作，也是人类金银工艺制品最早的实物。后来在麦斯卡拉木都墓中(萨尔贡时代公元前2900年―2370年前)，出土了细线刻镂的假发金盔，体现出苏美尔人卓越的金属制作工艺。古埃及新王国时代第十八代法老图坦卡蒙的灵柩中也出土了大量黄金随葬品。由此可以看出古代地中海沿岸地区贵重金属冶炼与工艺美术的发展水平。而此时黄河流域的先民，还处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陶器、巨石文化)。
商、周时期的中国金银器，属于草创阶段。就在距今3000～4000年前的川西平原上，曾经突然出现过一支与周围邻居们生活习俗大不相同的部族政权。他们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形态;以鹰为图腾，崇拜目光敏锐者;服饰着装以便于马上骑射的短裙为主;与以列鼎和斧 钺 作为王权象征的殷商文化相比，其黄金面具与金杖，却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政教合一的信仰标志高度一致;遗留的青铜人像的体貌特征，被刻画为大眼睛、高鼻梁、络腮胡子的人种特点。先进的金属冶炼和制造技术及其文明程度，明显高于周围的农业部族。这支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部族，虽然早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但是从三星堆文化遗留下的诸多实物资料可以看出，古代人口迁移过程中所带来的诸多域外文化基因。战国后期的魏王墓中出土的《穆天子传》，讲述了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到中亚巡游之事。书中记录，“昆仑山”中有沼泽泉水、虎豹熊狼，还有大型巨石建筑“黄帝之宫”等，而这与现在南疆的昆仑山的物种分布和自然环境区别很大，却和北疆阿尔泰山的景象吻合度极高。如果说先秦时期记载的周穆王游历西域不是正史，不足为凭。那么，再举以下几个实例进行对比分析。 1948年，前苏联考古学家鲁登科在阿尔泰山一带发掘了一批公元前石堆大墓。男女葬者均由香料涂敷。在其手臂、大腿和躯干分别绘有纹身图案：猫尾带翅的动物、鹰头蛇身狮、鹰嘴有角的鹿。随葬品极其奢华，其中有大量马的遗骸、马具、盔甲、地毯、绒袜、木质品、角质品，以及毛皮、珠串和金器，还有竖琴、单面鼓、麻种子和假胡须等。还有源自中原内地的丝织品、玉器、漆器、铜镜、青铜器等。
1976年，在殷墟遗址商王武丁妻子“妇好”墓中出土的大量新疆和田玉，由此可以推测出连接西域与中原的商贸往来古已有之。
后世的专家学者进行青铜带钩的相关研究时，进行地理和空间上的孤立分析对比的做法值得商榷。这也和游牧文化缺乏文字传承而被中原知识界误读类似。
三、马具衍生品设计对社会变革的影响
《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谓肥义曰：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记录了赵武灵王在公元前307年，主动吸取了西北游牧族群骑马作战的优点，进行了“胡服骑射”的军服改革，大力发展骑兵和相关配套装备的生产研发，开拓疆域成就霸业。
《楚辞招魂》：“晋制犀比。”从中也可以推论出，晋国大量制造中亚摊式风格带钩，并得到社会各界广泛使用。
另有《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张晏也说：“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郭落带”即北方游牧族群所使用的革带，因鲜卑人图腾崇拜它，把它用作本部族的名称，并铸其形于革带上作为装饰。
周孝王时期，“赢氏家族”的秦非子因养马有功被封为附庸。公元前821年，秦庄公在与西戎部族的武装对抗中获胜，被周宣王封为西陲大夫，赐以原大骆之族所居的犬丘(今甘肃陇南礼县附近)。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派骑兵护送周平王东迁，又被赐封于岐山以西，自此秦国正式成为周朝的诸侯国。而善于骑乘驾车的“赢氏”后裔，通过百余年不断征伐，最终统一中原。这里有两个重要线索，一是善于管理和饲养马匹是古代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二是东北亚地区部族融合主要来自于西北强有力的混血。
内蒙古阿鲁柴登匈奴贵族墓出土的`鹰形金冠带，还有秦国故地出土的不少黄金制成的圆雕虎、鹰、蛇等动物或神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戎北狄部族与相毗的中山国出土的车幔富根珠帘、 轭 金钩饰、金龙首衡帽等，不仅在材料上更为精细奢靡，在器类的丰富与造型的生动多样上，也异彩纷呈。凤翔马家庄秦宗庙遗址和秦都雍城遗址发现的兽面纹嵌绿松石金方泡、节约等饰品，精美程度极高。在阿鲁柴登、西沟畔、东胜市碾房渠匈奴墓地，以及很多汉墓中出土的猛兽搏斗纹金带扣，便是西北游牧文化影响的重要佐证。从以上文献资料分析，说明青铜带钩从动物装饰造型到马具衍生品，其最早的使用者，是善于骑射的西北游牧文化为主的族群，而非地缘保守的农耕文化者。
四、游牧文化对青铜带钩的主要影响
距今7000到4000年前，随着气候的冷暖变化和波动，自然环境、生态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气候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气温和降水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水系、地貌、土壤、矿物等自然要素，决定着畜牧业和农作物的生长分布与发展布局。考古学家称之为“新石器时代”，气候学家则称之为“全新世大暖期”。在这个气候最为适宜的时期，人类文明出现了质的飞跃。首先是沿赤道周围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中美洲的玛雅文明，随后是处在温带地区的古中国。这些文明的产生几乎都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推进的。
而位于赤道附近或者地处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的古代文明先后灭亡，世界文明的中心开始向北倾斜，并且转移到了大部分国土都处于温带的中国。其后的数千年间，古中国一直保持着领跑者的地位，成为了世界文明的中心。再后来，欧洲开始了工业革命，世界文明的中心也逐渐北移，转移到了现在的欧洲及北美。
大概从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开始，北半球受到气候转暖的影响，在整个欧亚草原的广阔地区，被驯化的野马成为人类文明中重要的载负者。逐草而徒，居无常处，骑马挂鞍，劫掠人口，来去倏忽……成为游牧文化的标志。这时，以精湛的金属冶炼和驯马为代表的斯基泰人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他们的势力范围控制着西自黑海以北、东至伊犁河下游的广大地区。而以斯基泰文化辐射而带来的兴衰沉浮，涵盖的地域范围也屡经变迁，时有扩张与收缩。其遗物和陪葬品中有大量的贵重金属、兵器、马具和日常生活用品，其中，以动物和神兽纹样的金器、青铜器更具代表性。
历史上的斯基泰王国(公元前 7 世纪后半叶到公元前 3 世纪上半叶)存在的时间相当于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史记》、《汉书》等东方文献将其称之为塞种或尖帽塞人等。而西方的古希腊文献、亚述编年史以及神谕和旧约全书，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尤其是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创作的《历史》一书中提供了较多信息。
公元前7世纪后期，希腊诗人阿利斯铁阿斯的游记长诗《独目人》详细描述了中亚东部的部族情况：“受阿波罗神的感召，他到伊塞顿人的领地旅行。先是越过伊塞顿人领地的是独目人驻地;然后又越过独目人到达看守黄金的格里芬人驻地，最后越过格里芬人领地的是希波伯里安人(西伯利亚人)，他们的领地一直延伸到大海。”文中描述希波伯里安人居住的海滨异常寒冷，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意思就是“北海”。
现代有学者推论证明，阿利斯铁阿斯的游记并非是他 本人的亲身经历。“伊塞顿人”对“斯基泰人”讲过“独目人”与“格里芬人”争夺黄金的故事。斯基泰语把独目人拼写为：“arimaspu其中前半部arima代表一，而后半部spu是眼睛的意思。”而位于塔里木盆地东南的伊循城，得名于希腊史料的伊塞顿。那么既然伊塞顿人也是游牧部落，他们的牧场就应该在阿尔泰山以南、天山以北的伊犁地区。这个道听途说的词，让阿利斯铁阿斯对“一只眼的族群”信以为真。这个塞语的名字“前半部是孤独的，后半部守望者”正确的拼读是“孤独的守望者”。这个语言差异造成的误会，可以说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以讹传讹的范例了。
阿尔泰山脉一带自古盛产黄金，原苏联考古学家在巴泽雷克，发掘了5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型墓葬，从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黄金制品，其中包括一些带有“格里芬”形象的饰物，可见阿尔泰山北部的巴泽雷克墓穴主人就应该是传说中的“格里芬人”。他们被称为“黄金守护者”。从战国晚期起，随着北方部落的日益联合与强大，它们以整体的有组织的方式，主要通过阿尔泰地区的古代游牧部落，与中原地区文化产生了深刻的联系。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某一个暂时性的中心论调的宣扬，都会受到周遭其他联系的制约。世界遗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和世界地质公园，三位一体的统一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UNESCO)”。华夏文明从“中原中心说”逐步转向“区域类型”研究，是一个必然趋势。以前在“一元论”认知体系的“中原中心说”中，国内很多学者在农耕文化的背景下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以青铜金属为主的带钩，发源于内地的春秋时期，主要在五霸逐鹿的地缘范围。他们仅从款式和类型学上，就割裂了带钩发展变化在整个亚欧大陆的历史成因，他们认为：“由西亚传入的带钩多以动物纹装饰为主，只有钩背和钮柱，而无钮。它的钩首都弯向钩背与钮柱同在一侧，无论造型、装饰及用法与东周带钩不相同，东周带钩的起源只能在中国本土寻找。”这种观点是是不全面的，青铜带钩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融合了大量来自西北的游牧文化。这些呼啸山野的马背民族，虽少有文字记载它们曾经的辉煌，但利用带钩上神兽族徽和图腾纹样，却可以折射出具有鲜明特色的图案装饰风格。通过对青铜带钩的进一步研究，使春秋、秦汉时期主流社会的审美趣旨与文化倾向更加真实生动。
[参考文献]
[1]成珞.斯基泰人初探[J].世界民族，2003，(4).
[2]王仁湘.带钩概论[J].考古学报1985，(3).
[3]刘飞雪.关于斯基泰文化的思考[J].历史教学问题，2011，(1).
[4]肖兵.犀比鲜卑西伯利亚――从《楚辞二招》描写的带钩谈到古代文化交流[J].人文杂志，1981，(1).
[5]仲高.欧亚草原动物纹样的角色转换[J].西域研究，2004，(2).
[6]王立波.新疆出土文物中的动物“化合式”变形艺术[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6，(2).
好奇怪的样子哦
草原之家——蒙古包 呼伦贝尔草原锡尼河畔的蒙古族 (布里亚特) 是个游牧民族， 现在大部分已经定居生活了， 但是还有一些零散的半定居的“泥包”。 “泥包”建筑外型很像蒙古毡包，它用柳条排编构筑再和泥覆盖，里间打上木地板，架起火炉来，室内十分暖和。在夏季牧场上可以看到不少空无人住的“泥包”，听牧民们说，到了草绿河开主人们重返这儿时，只须将旧包补修一下，就可以居住了。 习惯于流动的蒙古族 (布里亚特) 更多的还是使用传统的蒙古毡包。这是能够拆移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典型民居，它具有制作简便、易于组装、抵御风寒等特点。中国其他地区的蒙古族，以及东北的鄂温克、达斡尔，西北的哈萨克、塔吉克等民族多使用类似的毡包。仅是高矮、形状略有差异，名称也有所不同，但是整体构造，甚至民居文化和祖先拜火的遗风，都是同出一辙的。 我为拍摄蒙古族婚礼，初冬时节搭乘拉运牧草的拖拉机进山，到达威特根河一带狭长谷地的草场上，正好看到牧民们在给新婚的儿女搭建新蒙古包。据介绍这里德高望重的男人都参加了这项活动。我此时突然明白建新包是一个很庄严的仪式。那些老人们神情严肃，先将一根根2米多长的木棍，用毛绳捆编联接成圆形围墙栅。新郎的阿爸是这项仪式的主持人，他站在围墙里中间地方，双手高擎穹庐的顶圈，像是在接取光芒四射的太阳（蒙古族等北方游牧民族崇拜日、月、天、地、火）; 前来帮忙的人把几十根油漆发亮的长竿搭上这只顶圈，构成雨伞架一般的蒙古包顶架。这时候，新郎阿爸腾出了手，他表情严肃地将铁炉子搬了进来。依照当地的话说，就是把“火”请了进来。这样今后新居主人就可以得到火神女王的保佑，兴业衍子。 方才草场上还晴空丽日，顷刻间扬起了漫天雪霰，但是人们照样忙碌着，他们要赶在新娘接来之前搭好新包。新包的骨架上很快就覆盖了一二层厚实的毛毡，这些牧民自制的毛毡面上还用棕色毛线扎缝了吉祥图案。部分骨架和毛绳尾梢上系着五彩丝带，意喻五色经幡，包上毛毡再搭捆结实了毛绳，新的蒙古包就落成了。 新郎的阿爸这时又忙着置酒去祭祀天地，帮忙的老人们松了口气，被请到旧包中喝奶茶。当男人们认真地搭着蒙古包的时候，女人们则在原来家居的旧包里忙着操办婚宴。这几座风吹雨打多年的旧蒙古包，依然坚固、保暖，人们生活如旧，只是已经成年的儿女们即将走出家门，在草原上另立门户生活了。 新的蒙古包建成后，人们就开始拥入新包，在几位老阿妈指点下，七手八脚地布置起来。照规矩，蒙古包中央是炉灶。门正面边上放置一张长方矮桌，衣箱等主要家具搁在右边，人们在四周铺了一圈毛毡和牛羊皮，而这时炉灶旁的大块地面仍袒露着原来的草地。按习俗，进门的正面和左面是家中长者以及宾客的坐寝处，进门的右侧放着精美的铜床，床上已堆满簇新的铺盖，显然这里是新人的天地。 我在搭好的新包里见到的陈设，旧包里都有，只是新包里暂时没有婴儿吊床和红光熠熠的佛台。我本以为新一代的牧民已经不大信奉喇嘛教了，后来从婚礼程序上我才知道，佛台是要由新郎阿爸恭恭敬敬地请进新包的。 我闻到了旁边旧蒙古包飘来的阵阵肉香，走出毡包只见远近村邻身穿节日盛装，骑马或步行赶来参加盛大的婚宴。马桩那儿已拴了一大群马匹；新蒙古包门口人头攒动，乡亲们挤着看包里的新鲜摆设。不远处的威特根河畔，牧民们在汲水、饮马，太阳光又挤破了天上的乌云，投泻在喜气洋洋的草场上。 这时新郎本家的妇女们都聚集在蒙古包后面的一排大铁箱跟前，准备新郎的婚礼服装和答谢宾客的礼物。这些大铁箱是蒙古族（布里亚特）民居的一部分，他们把大部分衣什存放在这里面。我见过许多已经住进砖房的人，仍在使用着这种大铁箱。 我想人们从这里不难想象得到，蒙古族（布里亚特）的前辈当初从遥远的贝加尔湖畔向呼伦贝尔草原迁徙的情景：千百辆木制勒勒车满载着一只只大铁箱和拆散的蒙古包，蜿蜒成队；老人和孩子挤坐在一辆辆四轮马车上；男子汉们骑乘快马吆喝着大群牲畜，驱车前行；少男少女则纵马在队伍的前后突驰、嬉闹…… 傍晚，迎接来的新娘和娘家的人们，坐车围绕新郎家足足转了三大圈才下车进新蒙古包。因为这一带已是冬季，原本在草地举办的盛大婚礼，只能改在蒙古包里进行了。人们按辈份分包落坐，吃喝、谈笑、歌唱、玩耍。参加婚礼活动是青年男女相识、相爱的极好机会，据说眼前成亲的这一对，就是在以前别的婚礼上相识的。新郎、新娘坐在暖融融的新包里，听着娘家兄妹唱的别离悲歌，却不时浮出幸福的笑颜……
a田艳恒
西藏，这个耸立于地球之巅、平均海拔4000余米的雪域高原，以其恢宏的气势傲然于世。千百年来，生活于这块高天厚土神奇大地上的藏门珞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西藏文化。西藏民俗文化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厚重的文化内蕴和特有的高原风采深受世人的瞩目和关注。一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2]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3]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著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王）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地域性特征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4]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著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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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戀寶寶 4人参与回答 2024-12-02 就以个人经验做个总结。仅供各位参考，希望能帮的上大家。开题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论文名称论文名称就是课题的名字第一，名称要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论文的名
淘气别闹 4人参与回答 2024-12-02 中共铜陵市委党校李宁博士，长治市清真食品消费市场研究，晋中学院学报2017年4期。
水墲月心时 4人参与回答 2024-12-02 提要民俗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旅 游资源,开发民俗文化旅游是顺应当今世界旅 游的发展趋势。 广西有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旅游资源,只有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合理布
apple13810 3人参与回答 2024-12-02 国家的历史有长有短，疆域有大有小，实力有强有弱，人口有多有少，民族构成、宗教信仰、政权性质和经济结构也有差异，故而各国的饮食文化是不一样的。 中国饮食文化 在中
残殃之暮 4人参与回答 2024-12-02 优质学术期刊投稿问答知识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