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伤害类毕业论文范文

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一直是法学家们经久不衰的话题，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着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道德和法律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论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摘要：法律和道德是支配社会发展的两股力量，二者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在我国历史进程中，法律和道德交相辉映，在经济政治的基础上左右着历史的走向。现实中法律和道德的冲突激烈，这促使我们以古看今，从古代法律道德关系的处理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法律 道德 法治

人类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然而，不管法律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律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之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律不及之处，皆是道德用武之地，法律不可能完全取代道德。显然，中国古代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采用德法并治之治国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历史考证。

一、 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探析

(一)法律和道德的概念及其特征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由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行为规则体系，它是通过规定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确认、维护和发展有利于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社会关系和会秩序。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荣誉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它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信念力量来保证其完成。道德主要是从个人和社会整体的利益关系上来反映和调整社会的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

虽然历史上各个国家的法律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我们还是可以透过错综复杂的各式法律形式看清楚法律的特征，一般而言法律的特征大致包括：1.法律是一种概括、普遍、严谨的行为规范;2.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行为规范;3.法律是国家确认权利和义务的行为规范;4.法律是以国家强制为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同样，道德上的差异也并不妨碍它们具有如下一致的特征：1.道德规范是一种非制度化的规范;2.道德规范没有也不使用强制性手段;3.道德规范是一种内化的规范。由于二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法理上的探析。

(二)法律与道德的区别

1、法与道德产生的条件不同。法律是掌握政权的阶级运用国家权力，由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或认可的，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带有自觉性的特点;道德是人们在共同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中逐渐自发养成的，一般无须专门机构和人员来颁布制定。

2、法律与道德的规范内容不尽相同。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利与义务，而且这种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的;道德对人们的要求比法律要高，它要追究人们的行为的动机是否善良，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并不一定要求社会或者他人对其承担等量的义务。

3、法律与道德的表现形式不同。法律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而道德则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社会舆论之中。

4、法与道德的调整范围不同。法律所调整的是关系着根本的、重要的利益并且需要用国家权力干预、保证的社会关系;道德调整的范围要比法律的调整范围广泛得多。

5、法律与道德实施的方式和手段不同。法律的实施要求依靠国家的强制力保证;而道德的实施主要凭借社会舆论和教育的力量，依靠人们的觉悟，依靠社会团体，还要依靠行为人的内心自我强制。

(三)法与道德的联系

对法与道德的联系问题，主要有两派观点：实证主义法学认为法是国家的主权者的命令，是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法与道德之间、“实然的法”与“应然的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自然法学认为，只有体现道德的法律才是具有法律品质的法律。

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也有特定含义和理解。结合中国国情，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分述如下：

1、一国范围内的法律与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的体现。我们知道，道德是有阶级性的，而法律也是有阶级性的，二者都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要求，不同之处不过是其外在表现形式的差异。

2、法律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相互渗透。忠孝节义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道德规范，在其立法中体现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实践中，甚至是将儒家思想的教义作为办案的根据，《春秋决狱》一书就是其中的典型。

3、道德的状况制约立法的发展。如在汉朝之前，道德中的“三纲五常”等并没有上升为国家的法律规定和立法原则，而只有在社会的现实情况决定需要这样的道德。

4、道德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法律即使规定的再详细，也总会又顾不到的地方，如秦朝的法律体系繁琐，条目繁冗，“或盗采人桑叶，臧(赃)不盈一钱”。

二、中国法律和道德关系的历史探析

按照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来看，法律并非天生就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的，它只是在人类社会的矛盾(主要是阶级矛盾)激烈冲突以致纯粹依靠习惯和道德的力量无法解决时，而采取的强硬措施。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硬实力”，注重的是他律，而道德则是“软实力”，注重的是自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阶级对立现象只是历史现象，终将随着历史进程而被消灭。如果阶级消灭，法律便失去了存在的客观物质基础，其消亡是历史的必然，以此为契机，社会秩序的维持仅依靠道德的力量即可。

(一)古代中国的法律和道德关系的演进

在古代中国，法又被归结为“刑”，“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道德至晚是在西周时期被归结为一套完整的“礼”，它无所不在又包罗万象;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被确定为“德主刑辅”。因此，两者长时期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表现出了中国法律发展历程中特殊的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现象。

1. 道德的法律化

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道德法律化发端于西周初期的“周公制礼”，确定礼的基本原则“亲亲”、“尊尊” 并使之趋于法律化，达到“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出礼入刑。

周礼随着西周的灭亡而失去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真正对中国古代法律道德关系奠定理论基石的是汉儒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思想，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来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这是古代中国道德法律化历程的重要环节，其后两千年的封建时代均采取这一原则，其影响不但对中国和东亚地区，在世界范围内也很巨大。

其后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德主刑辅的潮流，并根据统治需要，制定引法入礼的指导思想，最终完成了道德法律化的历史任务，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主要评价。在这之后的一千余年里，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王朝几乎是原封不动的按照唐朝制定的规则来延续自己的统治和封建制度的实行，直至中国近代的来临之后，才被迫于清朝末年全面修订法律典籍。

2. 法律的道德化

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法律道德化的实质是由他力约束转向自我约束，由法律约束转向道德约束。

毫无疑问，在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之前，中国古代的人民在法律的道德化方面的成就是领先的。仅仅单纯依靠法律来规范社会生活和交往，即使是在文明程度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是不可能办到的，更何况是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古代中国呢?而将法律道德化，则可以在节省大量人力物力的条件下，将法律的作用面扩展到最大的范围，而且一旦法律作为一种道德力量保存下来，其影响维持的时间长度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如中国就维持了两千年。综合两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出，法律的道德化不单是道德的法律化的结果，更重要的，它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选择的最佳途径。

三、以史为鉴，促进法律道德和谐发展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对二者关系的法理分析，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一)、情法冲突

这种情况不可否认是在现实世界中客观的、大量的存在着的，而法治社会(不论是古代秦朝的专制统治前提下的“法制社会”，还是我们今天正在努力建设的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性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解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也极容易造成将法律法规高置起来，仅凭世俗的习惯来审理案件，这就又回到了古代封建社会的“春秋决狱”、“缘心定罪”的深渊里了。因此，只有在法的体制上作出调整，找到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平衡点”，我们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避免法与情的尴尬。

(二)、法中含情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像诸如正义、公平、平等、诚实信用、遵守善良风俗等普遍的或个别的法律原则，其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有力组成部分。也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才使法律原则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倘若法律不承认或者否弃这样的道德因素，那么法律或法律制度是存有极大缺陷，它是否有生命力或者在多大程度拥有生命力都是疑问。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

(三)、德法并重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当我们执着于法律的继承与移植、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时候，请让我们把视角拉到社会调控这个高度上来。我们会顿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对我们进行征服的时候，传统的德治精神正在历史深处遥遥呼唤。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尽管并不排斥道德，但无疑在宣扬法律至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道德，这其中尤以分析法学派的主张最为突出。

奥斯丁主张：“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道德要求，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然而这不是一个必然的真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与道德沦丧就是明证;传统的德治却是主张德主刑辅，法是德的附庸，贬抑了法的作用，也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所以，对二者都要加以扬弃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内核，进行结构重组，建立全新的德法结合的体制。

从历史上的道德和法律关系演变历程来看，正确处理好德法关系，在二者之间寻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和结合点，正是古代中国繁荣兴旺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原因之一，而当下理顺道德和法律的矛盾，从中发掘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则是复兴伟业的助力。

参考文献：

[1]周旺生.法理探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版

[2]韩明德，《法理学》(M)，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论法律和道德冲突的利益衡量

摘要 法律和道德作为人类社会主要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利益冲突一直是社会以及法学界极为重视的问题。本文从法律与道德之间冲突的历史根源谈起,简要分析了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现实意义,并通过现实中的两个真实案例分析,就法律和道德冲突的利益衡量作了简要的论述。

关键词 利益衡量 法律 道德 一、法律与道德冲突的历史根源

(一)历史文化原因

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归结于中国自古的历史文化,主要的根源在于伦理本位,伦理本位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孔子的“仁”和“礼”的影响,将整个社会生活都以伦理,也就是儒家思想下的社会道德为中心,所有的思想和活动都是围绕着伦理来展开,连当时的法律也是不例外的。随着时代发展至今,虽然伦理的思想远远没有古时候那么厚重,但是很多思想还是渗透到几千年的文化当中,依旧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一旦制定出的法律规范与这种约定俗成的社会道德出现不契合的现象时,势必就会对案件的审判产生一定的影响,体现出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

(二)现实社会原因

目前在现实中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往往会在某个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出现“民意”的参与。此类案件一般都是严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民众对其往往给予了极高的关注,这些关注的原因就在于人们的正义感以及对社会道德的维护。而民意表现出最极端的方式就是请愿书,这在现实社会中不是很新鲜的名词,一旦请愿书送至法院,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法官在审判中无形的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参照民意,但是民意代表的社会道德多少都会跟法律出现不同程度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就会直接体现出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反映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会对案件审判产生的影响实际上是不利的。

二、正确处理法律和道德冲突的现实意义

(一)维护法制的需要

法制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将所有的现行法律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而法制的更好要求,就是实现法律的“良法”要求,“良法”不仅体现在法律的适用方面,同时还体现在跟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和谐发展,这里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跟社会道德实现良好的相容性。同时,法律体系的建立以及良法的运行都需要其他社会规范的配合协调,只有当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冲突得到很好的解决,法制的权威性以及统一性才能够得到很好的强化和维持,司法实践才能很好的得到民众的支持,而这些都是我国实现法制的客观要求和必要保证。

(二)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

司法是社会矛盾的最终解决手段,争取使诉诸司法的所有案件得到合理解决是其担负的重要任务。这就决定了案件的正确审理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由于社会道德与民意息息相关,如果对道德冲突案件处理不公,司法这一最终手段失效,当事人则可能依靠自力救济解决问题,不但达不到息讼止争的目的,而且会导致矛盾激化,有的甚至酿成群体事件,危及社会稳定。因此能否正确处理情法冲突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所以,案件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不仅要使当事人服从法律、服从判决,更要使案件的处理结果在情理上无可挑剔,这样才能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

效率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案件一审终结,判决生效,这是最为理想的结果。但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法律与道德冲突案件的审理中,这种理想结果却较难实现,原因就在于此类案件的判决难以同时实现双方当事人的诉讼目的。现实中,绝大多数案子出现上诉,20%左右的案子进入再审,常常一个并不复杂的案子一审就是几年、十几年,无形中加大了司法成本,而且影响到司法公正等基本价值。正确处理法律和道德冲突,则有助于使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使判决及早生效,从而大大缩短诉讼时间,节约人力、物力、财力等司法资源,达到提高司法效率的目的。

三、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现实案例分析

(一)维护自身权利中的故意伤害

2005年1月,湖南省某市的士司机黄某遭到劫匪姜某等抢劫,姜某等歹徒下车逃窜时,黄某驾车追击,的士撞倒姜某,姜某伤重身亡。劫匪方把黄某告上法院,某市某区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黄某不服,上诉至某市中级法院,中级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个的案件的审判结果存在很大的问题,不但违背了刑法的主旨,同时也与社会道德相违背。首先,从法律层面上讲,法院判决黄某故意伤害的原因,主要就是认定黄某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法院认为姜某在抢劫以后的逃窜,不法行为已经结束,因此黄某再开车将其撞伤,已经不属于对正在进行中的不法侵害进行防卫,故将人撞伤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而属于故意伤害。

这种解释是很牵强的,在抢劫中的不法侵害往往是最难以断定的,因为对于抢劫的认定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实施暴力,另一个是对财产的不法侵害,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对抢劫的正当防卫中,不能单单认为就在犯罪嫌疑人对当事人进行暴力的时候就属于不法侵害,姜某在逃跑的过程中,仍然对黄某的财产处于不法侵害的状态中,因此抢劫行为仍在继续,所以黄某的行为仍然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

而从社会道德的意义上来说,很明显,当人们看到此类的案件审判结果就会认为,这是对抢劫行为的一种纵容。目前抢劫行为在现实社会中日渐猖獗,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财产安全,而当人们对自身财产进行维护的同时,又在案件审判上给予沉重的打击,这势必会带来不利的舆论压力。虽然黄某造成姜某死亡的结果过于严重,但是黄某毕竟没有杀人的故意,仅仅是为了追回自己的财产,因为这种行为而被判处故意伤害而受到如此重的刑罚,对民众的心理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

往往在此类案件中,涉及到盗窃、抢劫之类的案件,都或多或少会出现在法律和道德上存在一定的冲突,就如笔者所举的上述案件,我们对于正当防卫之类的法律规定上,尤其是防卫过当和防卫不当的认定上,有很多是社会道德所无法判定的,人们在道德中所理解的对个人正当利益的维护,很可能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就变成了防卫不当或者是防卫过当。因此笔者认为,让社会道德加以改变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事情,所以还是应该在法律规定上,在对正当防卫的相关规定上加以细化和规范化,尽可能的实现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契合。

(二)无因管理下的民事赔偿

妇女胡某和陈某是邻居,2002年2月的一天,胡某因临时急事,请求陈某替她暂时照看三岁男孩,陈某是个热心肠的人,满口答应。可是,在陈某抽空炒菜的时候,淘气的男孩不幸摔倒,被玩具戳伤右眼,后无法治愈,造成残疾。胡某最后把陈某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10万多元,法院依据民事无因管理的有关司法解释,判定陈某负主要责任,赔偿胡某6万多元。

这个案件如果单从法律规定上来讲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无因管理方面的问题,无论陈某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考虑,当答应为他人照看孩子的同时,就必然出现法律上的无因管理,无因管理不以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为前提,只是在管理的过程中,会出现相应的管理义务,一旦在管理在出现疏漏,也会对其不利后果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所以在本案中,由于陈某的一时疏忽,没有尽到合格的管理义务,从而使小孩落下残疾,因此依照无因管理的相关规定,必然会要求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但是从社会道德方面而言,这就存在很大的问题了,在法律上陈某本身并没有照看孩子的义务,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热心,初衷是助人为乐,帮忙去照看孩子,而且发生这样的结果并不是陈某所愿意看到的。然而,陈某热心的去帮助别人,结果却因此而必须要承担六万元的巨额赔偿,这让一般的民众是完全无法理解的。这样的审判结果不仅会严重的伤害到人们做好事的积极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社会风气。

因此笔者认为,在此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由于是民事审判,本身就存在一定的自由性,所以可以在参照法律条文进行审判的同时,也应该充分的考虑对社会正义感的维护,从正义的角度上去看待此类案件,尽可能的去对助人为乐的人多一点的权利维护,这样才能更好的维护法律的正义性,带来良好的社会风气。

参考文献:

[1]杨仁寿.法学方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孙笑侠.中国传统法官的实质性思维.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4).

[3]梁慧星.裁判的方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一、校园暴力犯罪的定义及其类型 关于校园暴力犯罪的课题，目前在我国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的研究，现有的调查或分析，一般仅从一个较为片面的角度出发。比如社会学注重对其现象的收集、归纳；教育学则则偏重对自身体制和教学内容的检讨；至于司法界，无论是在实务中还是理论上，亦只是单从一般的犯罪学角度探究其成因而企图完成事前的预防或事后的惩戒教育。由于考虑的范围比较孤立，必然不能全面而深入地剖析 “校园犯罪”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而，唯有从更高的角度方可能俯瞰全局，既找出“校园暴力犯罪”现象背后的成因，更能综合地构建行之有效且针对性强的预防和教育的系统。 现有的研究资料，一般将校园暴力犯罪作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校园暴力犯罪，是指犯罪构成中的客观要素，如犯罪主体、对象、案发地等方面的其中之一涉及校园因素的暴力犯罪；狭义的校园暴力犯罪仅指犯罪构成中的犯罪主体为教职工或学生。 而根据校园暴力的来源及施暴者的不同将其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暴力现象。此类校园暴力主要是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或家长采取不恰当的、粗暴的方式对待学生，以致对其身心健康造成伤害的行为，如体罚、变相体罚、言语侮辱等。二是青少年学生的施暴行为。学生施暴主要是指某些学生因过早的、不成熟的三角恋、钱物需求、青春性意识萌动或者仅仅因为模仿录像某些情节、发泄心中怨气等而对其他学生施暴的行为，如殴打、强奸、抢劫、侮辱、杀害等，此类行为在宝安区俗称“下暴”。三是校外人员对学生的暴力行为。这一现象主要是指一些校外的闲杂人员或非法商家，为了一定的物质利益，满足欲望或为了发泄心中不满而对于不谙世事的青少年学生施行的身心侵害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些非法之徒窜入学校或在学校附近、学生上学的路上抢劫学生财物，对学生进行人身侵害、人格侮辱等；其二、在文化娱乐活动中，一些商家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纷纷将兜售目标定位于广大学生，其中不少人用黄毒诱以牟取暴利 。 综上，本文结合对宝安区内发生的校园暴力犯罪真实案例的调查，将发生在学校及其周边地区，由同学或校外人员针对学生生理或心理实施的暴力犯罪作为研究的范畴。 二、深圳市宝安区校园暴力犯罪的现状及特点 考察校园暴力犯罪的现状和特点，我们不可忽略地应该首先了解所研究的地域的经济、社会情况：地处深圳市西部的宝安区在全国属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2003年宝安区的国内生产总产值达518亿元，占整个深圳市的三分之一。仅宝安区福永镇，就有怀德、桥头、凤凰等多个村的年总收入超过5000万元。宝安区目前正在或者已经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以前经济欠发达地区迅速地转变为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二是从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地区转变为工业发达地区；三是正处在农村城镇化的转变过程中。人口方面，宝安区外来人员有270多万，户籍人口只有30来万，外来人员子女的入学问题不容忽视。宝安区现有中小学校共计264间。在校中小学生23万7千多人。教师职工人数超过1万人，其中公办教师4800多人，民办教师（即聘请教师，工资学校自筹）5200多人。 伴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外来人员急剧增加，居民贫富悬殊加大，独生子女家庭增多，社会环境复杂，民办学校放开等因素的影响，宝安区的校园暴力犯罪案件也呈上升势头。部分城镇学校甚至出现了校内外环境复杂，在校生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局面。 从宝安区批捕起诉的案件情况来看，2003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285宗。而2003年在校学生犯罪或者以在校学生作为犯罪对象的案件共计23宗，2004年1-10月为22宗，同比略有上升。这45宗案件抢劫占％；盗窃占％；其他占％。另外，教师犯罪案件除了2001年某英文书院教师王某猥亵本校三名十一、二岁的学生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外，尚无案发。 从相关案例来看，宝安区校园暴力犯罪有以下特点： 1、以财产型犯罪为主 宝安区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造成消费主义风行。青少年学生易在此环境下产生错误的消费意识，产生讲奢华和及时行乐的短期行为倾向。当他们的高消费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时，往往铤而走险，实施敲诈勒索、盗窃、抢劫、绑架等犯罪行为。另外，部分学生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优越，零花钱较多，不少学生还配有手机等较为贵重的物品。使得不少学生也成为不法分子的犯罪对象。我们曾经对宝安区某街道办的一所初级中学展开调查，发现被调查的学生中竟然有61％的学生对学校内外环境有不安全感。 从宝安区检察院起诉的在校学生敲诈勒索和抢劫案件来看，其对象主要是在校学生，甚至有些对自己的同班同学下手。他们大多并非因为生活困难而去犯罪，而是想通过犯罪获得用以享乐、消费的财物。例如，宝安区某中学学生张某，自二○○二年九月到被抓获的一年间，共参与抢劫摩托车十二次，其中三次的作案对象是同校的同学。每次得手后，张某便能分到一些赃款，并用这些钱到网吧打游戏、购买名牌服装或者请同学吃饭。经调查，张某的父亲是小巴司机，母亲是清洁工，家境虽不十分富裕，但不缺吃穿，而且定期有零花钱。可是这些不能满足张某大手大脚的消费欲望。在战战兢兢地参与一次抢劫后，他尝到了甜头，便有了之后十几次的作案。 2、犯罪手段趋向成人化、智能化 以往未成年犯罪作案手段和方法较简单和原始，多以语言威胁并辅以轻微的暴力手段，或用撬门扭锁，翻墙爬窗的方法，并具有明显的突发性和偶然性强的特点。但现在，受暴力文化熏陶的青少年实施的犯罪，不少表现为采用绑架、恐吓、麻醉等手段，有先进的通讯工具，作案经过精心策划，作案后及时毁灭证据。如有些青少年会根据报道上所披露的警方侦察过程和方法，破坏现场，扰乱警方视线。 3、团伙化犯罪特征明显 青少年犯罪团伙化的特征明显。少年犯罪团伙，大多十五六岁，人数少则二人多则十几人。例如，宝安区某镇派出所在最近破获的一起刑事案件中，一次就挖出9个“娃娃贼”,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3岁，均系初中学生，他们选出了“少年帮主”，组织和指挥每起犯罪，仅去年8月份以来，他们入室行窃，共盗窃财物价值2万余元。 乐于成群结伙是青少年的特点之一。他们不愿意受到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制约，希望独立行事，但独立能力又较差，思维处于矛盾之中。受影视、报刊中描写的“帮派”、“行会”的影响，于是气味相投的“哥儿们”便聚合在一起，一旦受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或坏人挑拨，就很容易走向犯罪道路。学生帮派是校园中的一颗毒瘤，一旦形成，就会无法无天，群架斗殴，扰乱校园秩序。 4、受校外不良人员影响较大 我们注意到，超过半数的在校学生犯罪案件中，犯罪的学生都是和校外不良青年纠合在一起。或者共同实施犯罪，或者和校外人员的指使、怂恿直接相关。在我们调查过程中，几乎每一间学校的师生均反映有学生和校外不良青年“混”在一起，抽烟、打游戏、欺负本校同学等等的现象存在。校外不良青年大多是刚毕业又未能升学、就业或者中途辍学的原在校学生。也有一些看中中学生认知能力不足，讲义气、易跟随、易成“党”成“帮”的社会闲杂人员到学校拉帮结派。镇南派出所几年前曾经在宝安区挖出一个带黑性质的团伙“水房帮”，抓获该帮“头目”肖跃（男，29岁，松岗镇人），缴获猎枪一支，飞鹰刀三把。肖跃先后在宝安中学、新安中学、西乡二中、海滨中学、黄田实验学校、东方英文书院等学校吸纳三十多名初中生入帮会，每人收取入帮费36元，并带领这些学生吃霸王餐、报复打斗等。今年我院起诉了一宗在校学生戴某（男，刚满14周岁两个月）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案。戴某就是和校外不良青年纠合在一起，报复同班同学，将和自己有矛盾的同学打成重伤。 三、校园暴力犯罪形成的原因 曾几何时，校园是一片尊师爱生、高雅向上、令人向往的净土，是什么原因使暴力袭击了这个“安全岛”？下面，我们从宝安区的实际出发，寻找其症结所在，以寻求预防与消除校园暴力犯罪的方法。 1、在校学生自身的原因。 犯罪分子并非天生，任何一种犯罪都是犯罪人后天社会化过程的中断。社会化过程是一个不间断的程序，任何一个时期或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甚至因偏差导致犯罪。青少年学生在生理向成人过渡时，他们的心理仍不成熟、不稳定，有较大的可塑性。 他们分辨是非、美丑、善恶的能力较弱，感情容易激动，遇事缺乏冷静。他们的心理特征是：物质欲望的增多与未独立经济的矛盾；独立自主的要求与依附限制的矛盾；性欲萌发与道德法律的矛盾等等 。凡心理意识不健康、法制观念淡薄的学生，在社会上各种腐朽思想和恶势力的影响下，在不良社会现象或信息的误导下，一旦得不到良好教育和及时引导，极易诱发其内心私欲膨胀，进而陷入违法犯罪的泥坑。 宝安区检察院近期起诉一宗十分令人痛心的强奸案，二○○三年十月，被告人曾某（十五岁，辍学）和被害人谢某（十二岁，初中一年级）通过电脑网络认识，后两人交往频繁，发展为早恋。二○○四年一月的某天晚上，被告人曾某将被害人谢某带到宝安区西乡一间旅馆的房间内，在明知被害人未满十四周岁的情况下，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后曾某在二○○四年二月十三日再次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并导致被害人怀孕。被害人的身心当然均受到了剧创，但不能不说二人在此案件中均表现出了性知识贫乏、法制观念谈薄、自我保护意识欠缺的问题，又都是社会不良现象和信息的受害者。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总之,校园犯罪主体的个人素质是犯罪动机形成的内在依据,是故意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2、外在环境的影响 首先，社会环境的消极影响。现阶段我国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重建立、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内在驱动力是实现商品的价值，追求高额利润。这极易使一部份人的价值观发生倾斜和逆转，从而产生极强的物质欲望和非法占有意识。宝安区濒临港澳，由于人员频繁往来和境外传媒带来的商业价值观念，以及生活中各种各样纷至沓来的信息，都在冲击着青少年的神经，作用着他们的社会化取向。流行文化、商品广告也附会和迎合着青少年的特点和需要，塑造了“崭新”的价值观念。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新的意识使价值观不成熟的青少年产生超年龄阶段，超支付能力的需要，随之，更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如前所述，张某的案例便说明了这一点。 随着改革浪潮汹涌而至，媒体的不良影响不容忽视。凶杀、暴力、淫秽、迷信书刊、影视片充斥校园内外，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对师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宝安区某中学一个16岁的少年为买一台单放机竟实施绑架，他的犯罪直接动机应归咎于暴力电视的影响。法制宣传工作中，往往通过媒体把案例报道作为社会新闻的形式，对寻找阅读视听快感和心理刺激的青少年学生来说，也许或多或少接受了法制教育，但过频的案情信息和犯罪手段的报道，亦容易使某些学生对社会现状的认识产生偏差，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无节制披露，难免给青少年带来不良诱惑，客观上成为若干校园犯罪的“指南”。 其次，校园环境的消极因素。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在社会交往中具有重要意义。学校教育是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它的一些缺陷直接影响着学生，以至诱发学生犯罪行为的上升。 在宝安区，素质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但面对升学压力中学教育仍只能以应试教育为主，拿考试为教育指挥棒，这难免使不少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只抓分数，忽视了对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素质教育。部分学校对学生违纪事件简单地求助于行政处罚，滥用“劝退”、“勒令退学”等手段，随便开除学生，将矛盾推向社会，促使本应接受学校教育的青少年成为社会上违法犯罪的“后备军”。学校一贯“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以成绩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往往容易引起受教育者的反感，结果适得其反，导致逃学、退学、流失等现象。有些学校则单纯以学习成绩划分快班和慢班、“优等生”和“劣等生”，结果会在“劣等生”中出现极高的犯罪率。据调查，宝安区犯罪的在校生中，差生占70%～80%，双差生占40%～50%。 体罚学生也是我国传统教育方式的一个弊端，它会使学生形成敌视老师和优良学生的逆反心理。笔者认为这也是导致我国校园暴力犯罪层出不穷的重要外因之一。宝安区现有教师队伍的现状也是不容乐观的，在10000多名教职工中，超过半数是聘请老师。为数众多的聘请老师存在素质参差不齐，收入偏低，无归属感的现象。在笔者挂职担任法制副校长的学校，就曾出现聘请老师多次拍打学生的头部致学生不适，引起家长状告学校的事件。 第三，家庭环境的消极影响。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人格社会化的关键期往往首先在家庭中完成 。一个人的性格、道德品质、理论情操的形成都与父母教育和家庭环境相关，人是在家庭生活中学会掌握社会的基本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我们认为,家庭问题也是近年来宝安区校园违法犯罪案件增加的重要因素。比如独生子女家庭过分溺爱问题、外来人员子女疏于管教问题。例如，宝安区检察院承办的一起典型的校园暴力犯罪案件中，宝安区石岩镇某中学学生李某自二○○三年九月份以来，以收取保护费为名义，指使黄某、刘某多次对被害人文某、徐某、甘某进行敲诈勒索，共得赃款三千三百余元。经查，李某是家中的独子，性格乖张，而其父母平日忙于工作，对其心理健康与行为动向不能及时了解，对他的管教方式是“铁栅加铜锁”，可是再怎么看得紧，也难免有空隙，一旦这种过分的管制暂时真空，李某便由于过分守管制而不懂得约束自己，致使李某在父母面前貌似乖驯，而在学校同学面前却又换了一副模样，经常殴打、勒索低年级同学，最终触犯了法律。 另外，家庭结构的破损，如父母离婚或丧父丧母，使家庭功能作用削弱，温暖减少，造成子女心灵创伤，亦易产生变态心理。据调查,在宝安区在校生中，因父母离异造成性格、兴趣爱好、理想追求发生变化，学习成绩下降的达65%以上，犯罪人数占未成年人犯罪的12%。 第四，社会综合治理环节薄弱。综合治理是一项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的社会系统工程。目前这方面的工作仍存在欠缺。首先是预防不力。有关部门对文化市场、娱乐场所管理不严,经营人员素质不高。据调查，宝安区校园暴力罪犯在社会上呆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网吧、迪厅等娱乐场所。尤其是过早流入社会的学生，除父母以外，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他们觉得自己已成为最不为社会注意的人。其次是管教打击不力。学生、教师的主要生活地点在校园，处于群体之中，他们有共同的心理、生理特征。对一些违法犯罪情况，学校与专政机关配合不默契，未让违法犯罪人接受特殊的思想、法制、人生观教育，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势必会重新犯罪。社会综合治理力度不够，对那些滑向犯罪深渊的人也不能起到震慑作用。 四、校园暴力犯罪的预防对策 1、加强学校管理与预防，将校园暴力犯罪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 学校作为教育系统工程的重要阵地，自然是制约犯罪的重要防线。学校是家庭外部与学生、教师保持最密切、最经常联系的单位，为了校园暴力犯罪预防工作落到实处,，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学校必须转变“智育至上”的传统教育观念，加强德育。教育家陈衡哲说过:“一个人才的造就，单靠知识是不够的，在它的上面,还有那位至高无上的君主，叫做‘人生’。” 我国的教育，提倡应试能力和高分，追求升学率，重智育，轻德育，结果导致一些心理素质差的学生踏上犯罪或自杀之途。宝安区的学校教育也不例外。学校应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通过多种形式，有计划地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理想教育、道德教育、集体主义教育以及青春期教育。尤其“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将预防犯罪的教育作为法制教育的内容纳入学校教学计划” ,真正走出教育误区，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全面发展的人。 其次，必须进一步加强法制教育。强化法律意识应从在校学生抓起，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将预防犯罪教育作为法制教育的内容纳入学校教学计划。通过开设法制教育课、举办法制教育讲座、参观法制教育展览等形式，使学生真正懂得什么是违法、什么是犯罪以及犯了罪应受到怎样的处罚，以强化其法律意识，培养其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采取有力措施，强化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减少中小学生辍学流失现象；严格执法，在全社会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切实做好预防在校学生犯罪工作。 最后，必须净化校园内外环境。净化校园环境，政府应予大力支持。据新华社报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任期间曾宣布：联邦政府将拨出亿美元专款,用于防止校园暴力犯罪案件的发生。中国政府财政上拨专款预防校园犯罪不易，但可采取行政手段以期达到相同目的。以宝安区为例，可以由公安机关侧重辅助学校安全保卫基础工作，搞好学校派出所的建设，提高校区保安素质；着重抓好校内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管理，整顿校园周边的书摊、美容院、歌舞厅等娱乐场所，扫除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力争将此类犯罪诱因降低至最低限度。中小学可针对学生特点，印发《防范校园暴力犯罪指南》等小册子，让每位师生人手一本，提高他们的自我防范意识。加强学生宿舍管理，实行校外人员出入登记检查制度。 上述校园预防措施若能落实，不仅可减少违法犯罪发案率，而且为侦查破案奠定了必须的基础条件。 2、强化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和控制功能 搞好道德和品质教育是提高青少年思想认识的有效途径，而家庭是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首任老师和终身老师。 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独生子女家庭不断增加的宝安区，家长普遍在物质方面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这无形中养成他们重物质、轻精神追求的思想。所以，家长更应注意提高自身素质，加强家庭教育。首先要发挥榜样和示范作用，言行举止要符合社会规范，价值取向要符合社会标准。其次，要创造和谐的家庭气氛，使孩子的身心沐浴在阳光雨露中，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前途向往与追求。第三，在注重孩子学业的同时，更要重思想品德教育，教给孩子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教育孩子孝敬长辈，关心爱护周围的人。第四,对孩子进行“磨难”教育，有意创设逆境，培养孩子积极进取的精神。第五，举办家长学校，教给家长教育孩子的科学方法，使家长做到爱而不溺，严而不死，教与养有机结合。 3、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要消除暴力犯罪，就要净化社会环境，消除可能影响学生社会化过程的各种消极因素，消除产生暴力犯罪的不良心理基础，减少不良因素对暴力犯罪可能产生的诱发和刺激作用。 随着宝安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导致犯罪的因素也在增多，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净化社会文化环境的紧迫性。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对当前文化市场中的不良现象进行依法治理，使文化市场能守法经营；同时，肩负预防校园暴力犯罪重任的少年活动中心也应密切协作，并通过博物馆、电影院、公园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使他们的心灵得到净化，思想得到升华，言行得到规范。 4、教育多于责罚，抓好帮教安置 关于惩处改造，一定要坚持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一方面，对已经犯罪的学生要依法处理和惩办，以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并教育本人；另一方面，要注意改造方法，提高改造质量，减少校园暴力罪犯回归社会后重新犯罪。此种罪犯大多系未成年犯，虽然易冲动、爱结伙、缺乏同情心，但与成年犯相比，恶习相对较少，反社会心理并不顽固。故针对其世界观尚未定性，渴望光明的心理特点，正确引导其积极向上，努力改造其成为新人是有可能的。国外和港澳地区针对“犯事少年”的教育改造有不少可取做法。比如，香港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立法规定并不算宽松，其法律规定刑事责任最低年龄为十岁，但是在处罚时却是彰显保护与感化的精神。香港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罚分为羁留环境和非羁留环境两种，对少年犯来说，判处羁留是法庭最后的选择，只要有其他可行的非监禁式的措施，就必须先予执行非监禁。而澳门提倡“爱心矫治”，采用感化服务与社会支援的方式，使违法的未成年人尽早适应社会、重返社会。在我国，这些方法也同样会行之有效，对于青少年罪犯一定要区别对待，分别关押，分档管理，因人施教，这些做法有利于校园暴力罪犯真正从内心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认罪服法，提高改造质量，预防其再次犯罪。 关于帮教安置，一方面，要动员全宝安区的各界力量，将帮教校园暴力罪犯和有劣迹的在校学生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列入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议事日程，并切实抓好落实；另一方面，要召集宝安区公安、司法、劳动、街道居委会等有关部门，切实做好释放后的未成年犯的上学和就业安置工作，使他们回归社会后真正感觉到社会的温暖，以减少和消灭促使其重新犯罪的环境和条件。

近期国内外不断有血腥校园暴力犯罪的新闻见诸报端。这些报道警醒了人们，校园不再是一方净土。校园暴力已经逐渐成为政府和社会民众所关注的特殊社会现象。本文试图从经济相对发达的深圳市宝安区出发，调查该区校园暴力犯罪的现状、特点，分析其形成的根源，并基于司法实务的视角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力图构建一套有效的预防机制。 关键词：校园暴力犯罪 经济相对发达地区 学校教育体制 暴力文化 一、校园暴力犯罪的定义及其类型 关于校园暴力犯罪的课题，目前在我国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的研究，现有的调查或分析，一般仅从一个较为片面的角度出发。比如社会学注重对其现象的收集、归纳；教育学则则偏重对自身体制和教学内容的检讨；至于司法界，无论是在实务中还是理论上，亦只是单从一般的犯罪学角度探究其成因而企图完成事前的预防或事后的惩戒教育。由于考虑的范围比较孤立，必然不能全面而深入地剖析 “校园犯罪”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而，唯有从更高的角度方可能俯瞰全局，既找出“校园暴力犯罪”现象背后的成因，更能综合地构建行之有效且针对性强的预防和教育的系统。 现有的研究资料，一般将校园暴力犯罪作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校园暴力犯罪，是指犯罪构成中的客观要素，如犯罪主体、对象、案发地等方面的其中之一涉及校园因素的暴力犯罪；狭义的校园暴力犯罪仅指犯罪构成中的犯罪主体为教职工或学生。 而根据校园暴力的来源及施暴者的不同将其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暴力现象。此类校园暴力主要是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或家长采取不恰当的、粗暴的方式对待学生，以致对其身心健康造成伤害的行为，如体罚、变相体罚、言语侮辱等。二是青少年学生的施暴行为。学生施暴主要是指某些学生因过早的、不成熟的三角恋、钱物需求、青春性意识萌动或者仅仅因为模仿录像某些情节、发泄心中怨气等而对其他学生施暴的行为，如殴打、强奸、抢劫、侮辱、杀害等，此类行为在宝安区俗称“下暴”。三是校外人员对学生的暴力行为。这一现象主要是指一些校外的闲杂人员或非法商家，为了一定的物质利益，满足欲望或为了发泄心中不满而对于不谙世事的青少年学生施行的身心侵害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些非法之徒窜入学校或在学校附近、学生上学的路上抢劫学生财物，对学生进行人身侵害、人格侮辱等；其二、在文化娱乐活动中，一些商家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纷纷将兜售目标定位于广大学生，其中不少人用黄毒诱以牟取暴利 。 综上，本文结合对宝安区内发生的校园暴力犯罪真实案例的调查，将发生在学校及其周边地区，由同学或校外人员针对学生生理或心理实施的暴力犯罪作为研究的范畴。 二、深圳市宝安区校园暴力犯罪的现状及特点 考察校园暴力犯罪的现状和特点，我们不可忽略地应该首先了解所研究的地域的经济、社会情况：地处深圳市西部的宝安区在全国属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2003年宝安区的国内生产总产值达518亿元，占整个深圳市的三分之一。仅宝安区福永镇，就有怀德、桥头、凤凰等多个村的年总收入超过5000万元。宝安区目前正在或者已经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以前经济欠发达地区迅速地转变为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二是从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地区转变为工业发达地区；三是正处在农村城镇化的转变过程中。人口方面，宝安区外来人员有270多万，户籍人口只有30来万，外来人员子女的入学问题不容忽视。宝安区现有中小学校共计264间。在校中小学生23万7千多人。教师职工人数超过1万人，其中公办教师4800多人，民办教师（即聘请教师，工资学校自筹）5200多人。 伴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外来人员急剧增加，居民贫富悬殊加大，独生子女家庭增多，社会环境复杂，民办学校放开等因素的影响，宝安区的校园暴力犯罪案件也呈上升势头。部分城镇学校甚至出现了校内外环境复杂，在校生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局面。 从宝安区批捕起诉的案件情况来看，2003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285宗。而2003年在校学生犯罪或者以在校学生作为犯罪对象的案件共计23宗，2004年1-10月为22宗，同比略有上升。这45宗案件抢劫占％；盗窃占％；其他占％。另外，教师犯罪案件除了2001年某英文书院教师王某猥亵本校三名十一、二岁的学生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外，尚无案发。 从相关案例来看，宝安区校园暴力犯罪有以下特点： 1、以财产型犯罪为主 宝安区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造成消费主义风行。青少年学生易在此环境下产生错误的消费意识，产生讲奢华和及时行乐的短期行为倾向。当他们的高消费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时，往往铤而走险，实施敲诈勒索、盗窃、抢劫、绑架等犯罪行为。另外，部分学生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优越，零花钱较多，不少学生还配有手机等较为贵重的物品。使得不少学生也成为不法分子的犯罪对象。我们曾经对宝安区某街道办的一所初级中学展开调查，发现被调查的学生中竟然有61％的学生对学校内外环境有不安全感。 从宝安区检察院起诉的在校学生敲诈勒索和抢劫案件来看，其对象主要是在校学生，甚至有些对自己的同班同学下手。他们大多并非因为生活困难而去犯罪，而是想通过犯罪获得用以享乐、消费的财物。例如，宝安区某中学学生张某，自二○○二年九月到被抓获的一年间，共参与抢劫摩托车十二次，其中三次的作案对象是同校的同学。每次得手后，张某便能分到一些赃款，并用这些钱到网吧打游戏、购买名牌服装或者请同学吃饭。经调查，张某的父亲是小巴司机，母亲是清洁工，家境虽不十分富裕，但不缺吃穿，而且定期有零花钱。可是这些不能满足张某大手大脚的消费欲望。在战战兢兢地参与一次抢劫后，他尝到了甜头，便有了之后十几次的作案。 2、犯罪手段趋向成人化、智能化 以往未成年犯罪作案手段和方法较简单和原始，多以语言威胁并辅以轻微的暴力手段，或用撬门扭锁，翻墙爬窗的方法，并具有明显的突发性和偶然性强的特点。但现在，受暴力文化熏陶的青少年实施的犯罪，不少表现为采用绑架、恐吓、麻醉等手段，有先进的通讯工具，作案经过精心策划，作案后及时毁灭证据。如有些青少年会根据报道上所披露的警方侦察过程和方法，破坏现场，扰乱警方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