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戴爱莲的毕业论文写作

爱是很无私的，为了自己的初恋一直照顾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真的特别的伟大。

因为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接待厅里，陈列着世界4位杰出的女性舞人的肖像艺术品，其中之一便是戴爱莲的石雕头像。在揭幕式上，她曾深情地说；“荣誉属于我的祖国。”这肺腑之言或可作为对其舞蹈生涯的一种诠释。《警醒》、《前进》等舞蹈，歌颂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回到祖国。

她的代表作《荷花舞》、《飞天》等舞蹈，既来自传统和民间舞蹈艺术，又做到了高度的升华，抒发了戴爱莲对祖国的赤诚之心。为表彰她为发展本国的舞蹈艺术所作的贡献和促进中英两国舞蹈交流所作的努力，1981年5月11日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决定，将戴爱莲的石雕头象安放在学院的大厅里。

这座头像是英国著名雕刻大师威利·索科普在1939年为当时正在英国学习的二十三岁的戴爱莲制作的。安放仪式庄严而热烈。 戴爱莲在国内外的威望，不只是由于她在舞蹈上有着深厚的造诣及突出的成就，作为一个艺术家，人们更着重的是她的品格和情操。

她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片丹心，四十四年如一日，她把自己和舞蹈艺术全部献给了人民，她是人民的舞蹈家。

扩展资料：

1940年戴爱莲从英国启程返回祖国，1941年1月22日由保卫中国同盟及昆明惠滇医院募捐委员会合办：为国际和平医院、昆明惠滇医院筹款演出。

她以抗日题材为内容，以火般的激情、精湛的舞技，表演了《警醒》、《东江》、《前进》及《拾穗女》四个舞蹈，开始了她用舞蹈艺术为祖国服务的艺术生涯为了发展中华民族的舞蹈，戴爱莲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在寻找中国舞蹈的“根”。

她经过广西瑶山时，学习了瑶族舞蹈，改编成《瑶人之鼓》，在桂林时又向桂剧艺人学习了《哑子背疯》。

引一篇供参考（作者：王梅）尽管我不是舞蹈从业者，也不是舞蹈评论家，但是受邀参与编写北京市文联《新北京文艺60年・舞蹈卷》的工作，是我在精神上、情感上的一次深刻的洗礼。特别是在物质享受作为很多人终极追求的今天，通过采访几十年前那些老艺术家、舞蹈家的亲身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曾经在中国，有一群艺术家不计名利、无怨无悔地把青春和热情献给了祖国的舞蹈事业，他们的艺术脉搏和共和国的脉搏一起跳动。我也了解到，曾经在中国，舞蹈作为一种主流的艺术是如何深入民心、深入民间的。我记得在《新北京文艺60年・舞蹈卷》的第一章记录着新中国的舞蹈人是通过《人民胜利之歌》这部新中国第一部大歌舞来迎接新中国的建立。在整个书稿的编辑过程中，我知道了第一个专业舞蹈团在怎样的背景下成立，第一所舞蹈学校的建立倾注了多少老一辈革命家的关爱，第一部中国舞剧的演出鼓舞了多少热爱祖国、热爱艺术的人心，第一个学生舞蹈社团的成立凝聚了多少舞蹈爱好者的热情……我也看到，那些行进在庆祝“五一”、“十一”游行队伍中舞动着的身影，看到第一个由舞蹈人作为总编导的大型运动会开幕式是如何令人耳目一新，第一个民间舞蹈艺术节龙潭花会整合了多少民间舞蹈艺术力量……通过对过去60年新中国文艺的回顾我们知道，曾经作为新中国艺术最重要的一部分的舞蹈艺术，不仅承载者艺术的责任，还曾经作为文化外交手段、作为意识形态表达占据着首都艺术舞台，构成上层建筑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首都舞蹈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经历了每一个重要的艺术、文化、社会活动。作为主流的艺术，舞蹈不仅很好地扮演着自身的艺术角色，还肩负着文化引领的使命。但是，我想说，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今天，那些为国家带来丰厚经济产出的文化娱乐消费产品中，没有舞蹈的身影。音乐、电视、电影、动漫、展览、网络，小剧场话剧、曲艺、相声都可以有很骄人的业绩，他们甚至可以说自己是文化产业的支柱、栋梁。但是，在这些支柱里，没有舞蹈的身影。据北京市文化局《2008北京演出市场调研报告》载，在北京的2008年的演出活动中，音乐类演出台数是最多的，共演出剧目592台，占全部演出台数的37%，其次是话剧，共上演269台，占总演出台数的。歌舞类演出占全部演出台数的。在演出场次中，话剧共演出2664场，是所有演出活动类型中最多的，占到演出总数的。到2009年，这一组数字又有所变化。音乐类演出740台，占常规演出总台数的，其次是话剧演出，447台，占常规演出总台数的。而歌舞类演出仅占常规演出总台数的，较上一年度有所下降。从演出场次的一组数据看，话剧类演出场次全年为3536，占总演出场次的。其次是音乐、儿童剧，歌舞类占常规演出总场次的。低于京剧，高于地方戏曲和曲艺。通过数据分析得出话剧、儿童类、杂技演出频率最高。这样一组来自于剧场的统计数字可以让舞蹈界领悟，在今天，表演艺术的中心舞台已经没有舞蹈的位置。曾经作为主流艺术的舞蹈，如何再现昔日的辉煌？我相信是每一位有自觉意识、有社会责任的舞蹈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里我想起两个人，一年前，中国媒体因为一位德国舞者的突然辞世而热闹了一下，到了这位舞者周年祭时，一向对舞蹈较为冷漠的中国媒体同仁们再次热情了一下。真得感谢这位德国舞蹈思想者皮娜・鲍什，因为她的悲伤的思考，让舞蹈通过媒体进入中国公众的视野。相对于皮娜辞世之后媒体的普遍关注，让我想起四年前辞世的一位中国舞者，尽管媒体也有报道，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其身后的寂寞，像当下中国舞蹈一样。如果说皮娜代表了二战之后的德国思想的忧郁、力量和美感，那么这位中国舞者代表的应该是中国动荡的现代历史下的中国艺术家的担当与自觉。这就是在她身后被世人尊为“中国舞蹈之母”的戴爱莲先生。皮娜不仅仅作为一个单纯的舞者被公众、艺术史、文化史记住，人们更多讨论的是皮娜思想的独特和勇气。皮娜之于当下中国舞蹈的意义当首推她的思想，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感兴趣的是人们为何而动，而不是怎样动。”当中国大多数舞者纠结于“出不来动作”、不知道“怎样动”的时候，皮娜关注的恰恰是在思想的支配下，人们如何支配他的肢体。舞蹈是用肢体说话的，但是，说话是受大脑和思想支配的。“怎样说”是形式，“说什么”是灵魂。皮娜的舞蹈是通过个人化的思考，在她标志性的艺术阐释下――“我舞蹈，因为我悲伤。”――将自己孩提时代的痛苦和德国战后的挫败感深深地纠缠在一起，从而制造出战后隐秘又绝望的舞蹈景象。戴爱莲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投身到祖国怀抱的，战争中她最多的思想表达是民族的牺牲与自强。两位女性，同样是因为战争，一个在战争中，一个在战后，走向舞蹈和人生的舞台。相对于戴爱莲对于中国现当代舞蹈的建树来说，皮娜更像是一个舞蹈的破坏者。皮娜之前，舞蹈只是肢体的不断变换的美丽，即使20世纪初的现代舞，解放的也是身体的自由。而皮娜是在颠覆与破坏，舞台上，演员们可以像他们生活中那样，穿着高跟鞋或皮草，漫不经心、走来走去，甚至让舞蹈演员在舞台上说起了话……而戴爱莲几乎主导、亲历了中国当代舞蹈极为重要的事件，创办一所叫北京舞蹈学校的“舞蹈家摇篮”，就是今天的北京舞蹈学院。创办了一个中央芭蕾舞团……她还进行了中国民族舞蹈的收集、整理与艺术化的再现。在戴爱莲回国的时代，中国的民族舞蹈还是一片荒漠，因为她的甘泉，让这片荒漠繁衍出一片绿洲，成就中国当代舞蹈的一泓活水。两位舞者的可比性也许就在于――舞者应该是文化的思考者吗？舞者是否应该担当文化自觉者的使命？――皮娜和戴爱莲给出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中国舞蹈的思想者首先是一个建设者。新中国舞蹈在他们手中从无到有。新中国的舞蹈文化在他们的理想抱负下生根发芽。戴爱莲的遗嘱郑重地写着：“我是国家的人……我回国是参加革命……”人们的敬意是油然而生的。因为了解而更加崇敬。而忽视、泯灭曾经的历史是对于当下的亵渎。当年《南方周末》在报道皮娜辞世时使用的标题是《皮娜・鲍什不属于中国》，其主要依据是来自吴文光和文慧的关于“当代中国舞蹈沙漠说”的不同的表述，文慧痛惜现在大批的专业院校的舞蹈学生最后沦为电视晚会或商业庆典的大伴舞。进入社会后，他们的蜕变速度更是疾如洪流。文慧向当代年轻的舞者提出了一个询问：“如果不是每天到时尚消费地带耗着去，日常生活需要那么多钱吗？”过去的那些艺术家通过他们的人生经历似乎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中国舞蹈者必须沉下心来，去除浮躁，认真思考。为什么而舞的意义远大于如何舞。那么，当下中国舞蹈人，该如何接下这薪火，将这一光荣的传统传承下去？当一个艺术产品关系到每一位消费者精神的愉悦与悲伤，情感的渴望与表达的时候，他们会来买票进剧场的。当一个舞蹈让大家看过之后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就是艺术家抛弃观众、背离市场的时候。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勃兴，演出市场营销成为“显学”之后，我们似乎又进入另一个误区，这就是以为不论卖出的产品有多烂，只要会吆喝就行。其实，舞蹈艺术营销管理的缺失不是舞蹈市场边缘化的症结所在――尽管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根本问题还是缺少好作品。所以，我们回答标题所提出的设问，曾经作为主流艺术的舞蹈如何再现昔日的辉煌？这就是请新一代舞蹈人珍视老一代舞蹈人所建立的那些优秀传统，中国舞蹈是有传统的，这个传统就是中国舞蹈人对人生、对家国、对社会的责任与思考。曾经是，现在仍然应该是。

我认为这种爱表现的很好，这个人是非常痴情的，而且对自己的爱情非常的珍惜，付出了很多，很值得人们思考，让人很感动。

风陵渡口初相遇，一见杨过误终身。只恨我生君已老，断肠崖前忆故人。”

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些人即使只是短暂的停留，却能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默默地在心中为他留下一个位置。

郭襄与杨过初见，便为之留下了爱的位置，三毛自始至终都为自己所爱之人菏西留着一个位置，而我们的舞蹈之母戴爱莲却始终都为自己的初恋留有一席之地，自始至终都无人能替代。那她的初恋又是何人呢？此人便是英国出名的雕塑家威利。

初次相识

他们还未相识时，戴爱莲因提出现代舞与芭蕾舞相结合的先进思想，违背了当时的主流思想而被伦敦威格曼剧团开除。

这时的戴爱莲只身一人身在异乡，没有了工作，也就没有了收入。尽管她非常热爱舞蹈，但是为了补贴家用，她只能为雕塑家做模特，威利受雕塑家邀请到此地拜访，他们也由此相识。

但是，刚接受工作不久的戴爱莲却又得知那个雕塑家即将离开英国，这也意味着她将再一次丢失工作。得知此情况的威利，也许是对这位美丽大方、可爱迷人的东方女子动了情，他便小心翼翼地提出他想请她当模特的想法，但是没有钱。让人意料不到的是，没想到戴爱莲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萌生爱恋

她做了威利的模特，因为饭店的饭菜太贵，威利付不起两人的餐费，她便在家中每天做饭与他共餐，因为没有独立的住所，她便在工作室里与他同住，照顾起了他的生活起居。也许是因为爱，她从不抱怨生活，也许是因为爱，只要有他在，那便是幸福。

因为他们一同工作，一同生活，在相处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彼此有很多相似的经历，相同的家庭背景，有着共同的话题。都说工作的男人是最帅的，在工作的过程中，戴爱莲慢慢地对这个有着艺术气息的艺术家心生敬佩，对这个雕塑家也慢慢产生了懵懂的爱情。

此时的威利对这个东方姑娘更是刮目相待。她吃苦耐劳，心灵手巧，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她跳舞竟然跳得如此之好。他沉迷于她动感迷人的舞蹈，她沉迷于他巧夺天工的雕塑，心生好感的两人，彼此爱上了对方。

他们眼里只有对方，已经容不下任何一颗小小的沙子。她为他舞动身姿，她为他雕刻雕像。他们在寂静的森林中漫步，他们在故事中遨游，他们在工作中互相欣赏。

但是天意造人，此时的威利已经有了未婚妻，深陷爱情中的威利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安，最后在树森中对戴爱莲说：“虽然我很爱你，但是我们相识太晚了”。这一句短短的话，就像狂风暴雨般深深地戳伤了戴爱莲的内心。但是自尊心很强的戴爱莲，并没有把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反而装起了一副事不关己，我不在乎的样子。

分道扬镳

随着威利未婚妻西蒙的到来，并且由于当时处于动乱时期，威利已和自己的未婚妻离开了英国。留下了戴爱莲独自一人在英国的小树林中独自徘徊，让她深陷夜夜思君不见君的痛苦中。

虽然戴爱莲自小生活于国外，但是她却依旧深知自己是个中国人，她的根在中国。但是她却一点都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一点也不会说汉语。为了了解自己的祖国的文化，她苦读中国的文书。在祖国有难之际，她毫不犹豫地回到了祖国，积极投身于舞蹈事情，为祖国作贡献。

也正是因为回国，她从而认识了自己的丈夫叶浅予。叶浅予是我国当时非常出名的漫画家。他非常欣赏戴爱莲优美多姿的舞蹈，戴爱莲则非常佩服他的漫画水平。但是她不懂汉语，而他却不懂英语。两个看似没有交流的人，却因为互相欣赏，通过画画和手势慢慢地走在了一起。

他们结婚后，婚姻生活甚是甜蜜，叶浅予也是非常地疼爱自己的妻子，他们眼中只有彼此，在叶浅予的画本中，画满了那个如蝴蝶般飞舞的戴爱莲。

但是，叶浅予为了工作，他还是留下了她独自回到了香港，他们的感情也逐渐走向了终点，最终以离婚为告终。

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离婚后的戴爱莲又火速与她的舞蹈搭档丁宁喜结良缘，订下了婚姻，但是多年过去，她发现她自始至终都忘不了自己的初恋情人威利，她的心中永远都容不下其他的男子，最终这段婚姻还是以离婚为告终，她也在孤独中度过了无数个相思威利的日夜。

再次见面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四十年悄然离去，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舞蹈大使”戴爱莲受邀去英国参加活动，而当时的英国著名的雕塑家威利也在会场，相见时，他还是她心目中的王子，他还是她的心爱之人，她一直都没有忘记他。

与威利一家相处之后，她成了西蒙的好朋友，威利的儿子也成了她的好儿子，因为爱，他幸福，她也便觉得幸福。

陪伴终老

几年后，西蒙去世，独自生活的威利患上了轻风中风，家人们为他找来保姆照顾他，却都被他一一拒绝。只为恳求自己心爱的女子能够留下来照顾自己，与之度过晚年。

照顾他，陪伴他，与他幸福生活，是戴爱莲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事情。她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照顾她最爱的男子，直到他安然离去。

威利去世后，戴爱莲是孤独的，她总是独自一人注视着威利为她雕刻的雕像出神。最终，她也跟随着威利离开了人世。

问世间情为何物？所谓情也许就是爱他时，与他经历了人世间的小浪漫。所谓爱，也许就是在心间为他留下一席之地，哪怕是等待40年之久，也永远不会因时改变。所谓爱，也许便是与你安度晚年的幸福快乐。

戴爱莲带芭蕾到中国 第一位中国芭蕾舞者戴爱莲，出生于1916年，现已90岁；她曾在英国学习芭蕾舞，回国后培育了中国第一批芭蕾舞蹈员。中国第一间芭蕾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校于1954年成立，便是由戴爱莲担任校长，华永康也是当时的第一批学生之一。1956年，北京舞蹈学校上演了第一出完整的芭蕾舞剧《无益谨慎》(关不住的女儿)，并于1958年演出《天鹅湖》，白淑湘就是中国第一位白天鹅。 1959年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成立，是中国第一个芭蕾舞团，舞团于1963年脱离母校，成为中央芭蕾舞团，即现时的国家芭蕾舞团。现在中国已发展至有5大芭蕾舞团，除了国家芭蕾舞团外，还有上海、辽宁、广州及天津芭蕾舞团。 香港芭蕾舞的发展要追溯到1922年，俄罗斯的巴芙洛娃来港演出，吸引了当时只有10多岁的何婉宜4姐妹，请来英国老师学跳芭蕾舞。后来，英国芭蕾舞教师卡佩尔在金巴利道开设舞蹈学校，她离开香港后，由何家4姐妹接管执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