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婚恋观的悲剧意识内容提要：张爱玲小说中表现出的婚恋观具有浓厚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在其爱情小说的内容上的体现有三种：有情人终不成眷属，相互利用，算计的爱和病态乃至变态的爱．她的悲剧意识根源于其内心的双重失落感：家庭的没落，童年的不幸，这对她的小说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即小说多以没落贵族家庭为场景，这种家庭氛围多不健康，且人物爱情结局都是悲剧性的．关键词：张爱铃悲剧意识荒凉婚恋观家庭张爱玲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最走红的女作家。她的作品与当时血与火的中国关系不大，与日寇的侵占香港和上海的沦陷也不大沾边。作品中也不去渲染民族情绪和抗战气氛，而是“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1透过她的叙述可以窥视现代市民群混乱无助的精神世界，以及弥漫于作品中几乎一成不变的悲凉氛围。张爱玲小说的底色是：荒凉。她作品的悲剧意识也可用此来概括。鲁迅小说、散文诗写的也是人世的荒凉，“那种荒凉是由于传统的腐朽，人心的麻木对于人性觉醒的摧残、压抑。人的世界布满了鬼影、阴森而寒冷，人的声音在野地里如野狼孤独的长嗥，这是鲁迅体察到的荒凉。”2《红楼梦》的繁华衬托了另一种荒凉。“散场是时间的悲剧，少年时代一过，就被逐出伊甸园。家中发生变故，已经是发生在庸俗黯淡的成人世界里。”3鲁迅的荒凉带有寓言色彩，是思想家的产物。《红楼梦》的荒凉带有日常色彩，是作家体验的产物。张爱玲无疑是近于《红楼梦》的，她的作品中荒凉的基调是建立在对日常生活的描述上，是对日常生活不厌其烦的描述上。张爱玲的荒凉是一种悲观的感叹。“这种悲剧意识象一座显微镜,用蒙上悲剧色彩的镜面扫描出一幅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时代莫可奈何的没落-----人性的卑微、阴暗、情感的千疮百孔，也就从中显露无疑”4。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只有两个角色唱戏：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既然男女情事更能揭示人生的全面，就在这放恣的人生状态中寻求一种真实的人性姿态，确定一婚恋为主题的同时，也确定了其婚恋的基本走向。张爱玲的小说中的恋爱、婚姻基本都无真诚可言。“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5是张爱玲自身对情感的表达。米先生和敦凤的婚姻如此，乔琪与薇龙的如此，其他人也一样。“创作主体的审美直接影响到作品的风格，这就使得张爱玲的作品中没有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癫狂，却总能在平凡琐屑的普通人的情感世界中找到一种比悲壮更易触动大众的方式，那就是苍凉的美。”主体的悲剧性精神气质使其婚恋观的三种走向也烙有悲剧性的烙印。张爱玲婚恋观基本走向之一：有情人终不能成眷属。在张爱玲的创作中，不乏对男女那种真挚、缠绵、动人的爱情的描写，如《十八春》《多少恨》 、《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中。但这些也不过是一场梦，一层缥缈的纱，，经不起现实的轻轻撕扯便嗤地破裂，其为那悲剧意识已经深入其中。张爱玲早已习惯将本来可完满成就的婚恋施以外在的破坏力而终导致起崩溃瓦解。《金锁记》中七巧对女儿婚事的百般阻挠；《花凋》里川嫦的婚姻失败缘于突来的痨病；《十八春》中曼桢与世钧的两情相悦、情投意合，但亲姐姐、姐夫的陷害导致他们长达十八年的阻隔，可谓有情人终不成眷属，成了眷属的却不一定是有情人：《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龙与葛薇龙，虽已为夫妻，却各怀心事，各自打算，寻找着离婚的法子。《倾城之恋》中成就白流苏与范柳原的姻缘恰恰不是两人的真情，而是香港的沦陷。取胜之后的白流苏庆幸之余“还是有些怅惘”，也是张爱玲悲剧意识的有力佐证。张爱玲婚恋观的基本走向之二是以交易为目的的互相算计的爱。“张爱玲的人物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更没有‘爱’，即使在爱的名目下走到一起的男女，那‘爱’也是着了不少杂色的”。6爱情在张爱玲笔下早已不再是风花雪月的点缀品，也不是两情相悦的生死缠绵，而是为了维持生计的盘缠《留情》、《连环套》，是赌桌上的筹码，（《倾城之恋》）甚至只是应付电车封锁是无聊与空虚的手段（《封锁》）。“在这种基本走向之下，爱情非但没有它产生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反而以有利可图作为实现婚姻的终极目标，，这样的婚恋状态只能是苍白、空洞的。张爱玲笔下婚恋状态所呈现的悲剧意识彻底渗透到了作品的每一个细胞。《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个聪慧、浪漫的女孩，为能继续上学求助于姑妈，却一步步陷入金钱与酒色交易的圈子。最后，连她自己也不愿跳出这个大染缸了，明知嫁给浪荡公子乔琪的结局必然是替姑妈弄人、替乔琪弄钱，却依然甘心沉沦，清醒地埋葬了自己的青春。《琉璃瓦》中家境小康的姚先生心想用七个女儿的婚姻作筹码来攀权附贵，结果事与愿违，女儿们一个比一个不争气，老是鸡飞蛋打让姚先生跳脚，最后他彻底失望了，太太却又生了个女儿，在这场闹剧中，表现了其骨子里的悲剧意识。张爱玲身为女性，她说过：“女人在为男人而活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爱的意思就是被爱。”
1．中西两种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和她作品中的文化背景。 中西两种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首先来自她的父母。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遗少式的人物，风雅能文，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张爱玲在少年习作《天才梦》中曾说："我三岁时能背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他的泪珠滚下来。"而张爱玲的母亲则是一个果敢的新式女性，敢于出洋留学，敢于离婚，她的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更为西方化的。她母亲第一次从海外回来时，就在张爱玲幼小的心灵中撒下了西方文化的种子。据张爱玲后来在《私语》一文中说，母亲的回来使她十分兴奋，"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了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睛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她一直喜欢老舍的小说《二马》，除了因为她母亲当时喜欢这部小说的原因外，还在于这部小说写的是北京人在伦敦的故事。 其次来自她自己的经历。受父母的影响，张爱玲从小会背唐诗，也从小就学英文，在教会中学读书时就曾在校刊发表过英文文章，虽然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争没能前往，但仍然到中西文化杂交的香港接受了大学教育，这段经历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最初的几篇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沉香屑 第二炉香》等都是以她在香港的生活为题材的。而她从小卷不离手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的营养，更是深入到了她的骨髓之中，从字里行间渗透出来。 张爱玲作品中的文化背景可以归纳为：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 2．张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上海系列"等作品的主要内容、独特风格和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 对于张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上海系列"主要内容的了解，可以《沉香屑 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为主，辅以教材中介绍的其他作品。其独特风格的基调是"苍凉"。在教材中，特别分析了《金锁记》如何将人生的荒诞与荒凉诠释到了极致。大家也可以参考前面对这三部作品的介绍加以论述。 张爱玲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较少表现的，也正是她作品的独特之处。我们说，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在这一点上，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与同时代甚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有着较大的区别。首先，我们注意到，张爱玲写的女性，与二三十年代作家塑造的"时代新女性"不同，她实际上写的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或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甚至于还留过洋，但她们都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同窘况，既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远离革命运动，只能把当一个"女结婚员"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和出路，而她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只能是她们待"嫁"而沽的筹码。其次，我们还注意到，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与通常的新文学作家笔下旧式女性也不同，张爱玲没有农业文化的背景，她的文学素养是在代表着工商文化的城市背景中形成的，她笔下女性形象几乎都是日益没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这些女性在人生中受到的苦难，不是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经济上的穷困，而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 3．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以及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和本身的缺陷。 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古典小说的根底"和"市井小说的色彩"。
二十世纪小说的变迁
我瞎说啊。我觉得张爱玲是中国不可忽视的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从她小说的特点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说。比如我认为她是很难得的描写人性的大师，类似于黑泽明的高度了，苏童受她影响就很大。还有她的写作思维的变化，非常诡异但又精彩。
《更衣记》双重美学品格论析 1942年，张爱玲在英文杂志《二十世纪》月刊上发表了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后重写成中文，名为《更衣记》，刊于1943年12月的《古今》上，1945年收入散文集《流言》中，全文五千余字，记录了中国时装三百年来的变化。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及独特的生活阅历赋于张爱玲散文一股强烈而独特的文化气息，古典的民族文化精神与西方现代意识的双重渗透，使《更衣记》具备了双重美学品格。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把握与扬弃，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充满了浓厚的文化内涵。 1、对东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领悟赋予了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以双重美学品格。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是现代作家共同面临的课题，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对此深切的领悟赋予了张爱玲作品以双重美学品格。“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n' s Schiaparelli' 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①兼用东西方两种文化视点，而能一语中的，这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显示出更令人信服的文化内涵。 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影响极深。就其文化内涵而言，儒家思想中的“礼”的观念已渗透到穿衣戴帽的许多细节中，尤其是上层社会，无论是“君子”还是贵妇的服饰，无一不受这种观念的支配，而忠孝思想对服饰的影响更为显著。张爱玲对此观察与体会得相当敏锐。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 这些服饰上的规矩与民俗文化息息相关，是中国古代服饰的独特风貌，对清代仕女服饰至民初服装文化颇有参考价值，张爱玲的散文的确可以称得上是风俗录。 在《更衣记》中，张爱玲本着对人性的兴趣，和对民族性和风俗民情的特殊了解，从谈服饰入手，来表现中国人的普遍性格: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姿，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 与其说张爱玲在谈服饰不如说她谈的是中国人的民族性。在《更衣记》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张爱玲浓厚的追求“个性化”的服饰情结，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张爱玲在此文中有意无意中所做的一个“文眼”: 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了？ 追求服饰的自由，追求一种“无所顾忌”的自在人生，这在张爱玲的许多散文中都有体现。受过东西方文化浸染的张爱玲在其服饰美学思想中体现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本色”的张爱玲。 2、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 张爱玲既有独特、敏锐的感性观察力，又有独特、清醒的理性。她的散文差不多成了智慧的凝聚与发现，充满近乎神秘的哲思意味，闪烁着理性的波光。她总能在读者面前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但这又不是有意为之，这些知性沉思是性灵之河的流淌中不时露出的一些理性的石子。在《更衣记》中张爱玲对服饰的存在形态进行深邃的哲学思考，它赋予人的已不再是情感的震撼，而是理智的启迪。 这吓人的衣服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张爱玲对人对事看得太透太入骨，说起话来掷地有声，不留余地她能超越具象化的描写，自然地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使读者获得智慧的顿悟与提升。她让读者对兼具形象描摹与启人心智功能的文章化境有了更深层的理解，这也是她所有散文的一种审美趋向。可以说，张爱玲的某些散文已成为人类知性和个人经验的结晶，她那种对人类、民俗等析理奥妙的探寻常使作品流露出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味。“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一句轻轻的话语便诠释了她的美学观念，又使其散文超越了题材上的通俗和凡常，显露出其析理深度，给人以警醒和启示。 3、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兼具“机警、幽默、感伤、讽刺”的特点。 《更衣记》的语言风格同张爱玲大部分散文一样，感觉丰盈，浮想联翩，韵味盎然，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深具民族风味，同时也吸收了英国小品文机智幽默的特点。张爱玲被公认为是语言炼金师，一个个绝妙的譬喻，常令人赞叹不已。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象个女人而象一缕诗魂。 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这些轻松随便灰谐风趣的句子，这些绝妙的比喻，在张爱玲散文中随处可见，突现了张爱玲散文语言“机警、幽默、感伤、讽刺”②的特点。 张爱玲还喜欢套用现成的诗句、俗语、谚语，并认为是中国人语言中重要的纤维。“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这些民族色彩浓厚的语句，被张爱玲信手拈来，运用得恰到好处。正如余彬所说:“她的散文显然比她的小说更来得从容不迫，挥洒自如。她的散文则往往可以做到起落无迹，‘行于所当行，止所当止'。”“其隽永的讽刺，尖新的造语，顾盼生姿的行文，使其文章显得分外妖娆俊俏。气盛言宜，她的文章议论风生，神采飞扬，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毫无阻滞。正是傅雷赞叹的，是‘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③ 《更衣记》中还运用了大量的色彩语言词汇，如“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沿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映现在读者眼前的全是这类鲜活的服饰描写，张爱玲善用色彩描写的原因在于她的女性气质，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她所受的良好的美术教育，所以运用色彩描写成了张爱玲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天才梦》的结尾句把生命之乐和生命之悲同时惊现于人们面前，给沉浸于现代文明中的人们以震撼。同样，“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更衣记》中这一句似乎不经意的“文眼”，也道出了张爱玲古典美学思想中的一种现代的文明意识。张爱玲散文中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在中国现当代散文随笔中，都堪称典范。 [1]来风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2]周芬伶.《艳异-一张爱玲与中国文学》[M].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3]余彬.张爱玲传.[M].海南出版社，1993.
我有是有，但自己也要用。下半年可以给你。
张爱玲小说的底色是：荒凉。 鲁迅的小说、散文诗写的也是人世的荒凉，那种荒凉是由于传统的朽腐、人心的麻木对于人性觉醒的摧残、压抑，人的世界布满了鬼影，阴森而寒冷，人的声音在野地里如野狼孤独地长嗥。这是鲁迅体察到的荒凉，是一个先知式的思想家在时代的转折关头对于生活的独到捕捉。《红楼梦》的繁华衬托了另一种荒凉。“散场是时间的悲剧，少年时代一过，就被逐出伊甸园。家中发生变故，已经是发生在庸俗黯淡的成人世界里。”卡夫卡的小说充满着恐怖的荒凉，人在体制的惯性中丧失了一切的自主意识，成为“动物”，而世间的一切规则、机构，就像永远无法进入的封闭的迷宫般的城堡。 鲁迅、卡夫卡的荒凉带有寓言的色彩，是思想家思想的产物。《红楼梦》的荒凉带有日常色彩，是作家体验的产物。张爱玲无疑是近于《红楼梦》的，她作品中荒凉的基调是建立在对于日常生活的描述上的，而且是对日常细节的不厌其烦的描述上的。“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张爱玲的荒凉是一种悲观的感叹，一种女性化的敏锐细腻的感叹。时代、国家、革命等一切的大题目都被浓缩在家庭生活的一幕或一角，社会的波澜壮阔是遥远而短暂的，长久的是那些平凡男女的平凡的悲欢，其间的曲折、跌宕才是生命的底蕴。 张爱玲作品中最触目惊心的是；人淹没在日常的细节中。人的灵性；人的活泼与绚烂，僵死在程式化的生活里，每天都做着同样的事情，遇见同样的面孔，谈论的是同样的话题，时间变得虚幻，一天与一年与一生，没有什么区别。父母亲只盼望着女儿嫁人，嫁了人的女儿又成为母亲的翻版，又接着造人，那些小人又会长大，又会重复他（她）的祖父母或父母亲的生活。就这样循环下去。家里的卧室、客厅、公司的办公室、电车、咖啡厅的一角……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局促于这些狭小的空间，每天往返，一点点地磨蚀生命，一天天地萎缩下去。 热闹、拥挤，然而陌生、隔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充塞着幻觉、烟幕。这个世上“好人” 很多，但“真人”很少”。“好人”的好是社会赋予的，是一种客套或习惯。人们相互亲热、敷衍，仿佛人情味十足，但内心的想法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仇恨、嫉妒、鄙视、猜忌，掩饰在冠冕的言词之下。 因而，张爱玲的人物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更没有“爱”，即使在爱的名目下走到一起的男女，那“爱”字也是着了不少杂色的。《留情》中淳于敦凤与米晶尧那种相儒以沫的样子，别人看来都以为是一对恩爱夫妻，但敦凤心里明白：“我还不都是为了钱？我照应他，也是为我自己打算——反正我们大家心里明白。”这些男女甚至连简单的情歌都似乎丧失了，剩下的只有强烈的愿望，抓住一些实在的、物质的形质。 现代女作家中，张爱玲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将男女之间的“爱”还原得透彻明白的人。 人的本质始终是自私，这也许是张爱玲的观点，因而，她笔下的人心总是那么寒冷、荒凉。一颗一颗的心是迷失的，是孤单的，在自己的家里，也永远有着异乡人的凄楚。 《花凋》中川嫦的父亲不肯花钱给川嫦治病，因为她的病治不好了，“明日她死了，我们还过日子不过？”敦凤的心里盼望着米晶尧的前妻早点死掉；而葛薇龙（《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姑母设下了圈套让自己的侄女往里钻。为了自己的贪欲．也为了自己隐秘的复仇心理；……世界是嘈杂的，然而用张爱玲笔下一个人物的话说：多么寂寞，死一样的寂寞。 张爱玲作品荒凉的气氛还在于她叙述的调子，那种特有的回忆的调子。读她的作品，总想起小的时候，在古老的临河的大墙门前，在月光里，听老爷爷老奶奶讲从前。讲的人是眷恋的，哀伤的，听的人则是萧瑟的、恍惚的。张爱玲曾经说过：回忆总是令人惆怅的，过去的美好只会使人感到一切都已完了，而过去的烦恼，只会使人再度烦恼。 回忆的语调之所以苍凉，是因为时间的阴影，那种犀利而黯败的光芒，足以击败一切的抗争与反叛。 张爱玲的场景都是时间性的场景，例如家传的首饰，出嫁时的花袄，雕花的家具，重重叠叠的物质的影子间，晃动着沧桑变幻，辉煌衰败，喜怒哀乐，人的面影越来越黯淡，直至虚无。而她作品的取景往往集中在某个时间点，典型的如《封锁》，只是电车中短暂的一幕，然而，却仿佛将长长的一生写尽。生命的真相——壮丽与苍白，在这一刻中已呈现无遗。 张爱玲的笔调一方面让我们感到时间过于短促，另一方面却又感到时间过于漫长，年复一年，不断地，演着老一套的戏。就如她的姑姑说到一个年老唠叨的朋友：“生命太短了，费那么些时间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是太可惜———可是，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觉得生命太长了。” 张爱玲曾谈到：中国人与众不问的地方是，这“虚空的空虚，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总像个新发现．并已就停留在这阶段。一个一个中国人看见花落水流，干是临风流泪，对月长叹，感到生命的短暂，但是他们就到这里为上，不往前想了。实则上，读完张爱玲的作品，觉得张爱玲说的好像是她自己。张爱玲最明显的不是正在于：反来复去感叹的是同一种荒凉的情绪，而选取的角度、空间似乎始终相似，连许多人物都是相似的。 有人把张爱玲与鲁迅相比，但很显然，鲁迅是一位能够承担“伟大”两字的作家，不单单因为他与时代的关系，他与民族的联结，也在于他在艺术表现上总是能够不断超越自己，他的主题固然集中，但他的每一篇作品总能打开一个新的天地，以及开创一种新的格式，从狂人日记》到《故书新编冲的作品，没有一篇是重复的。 相比之下，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到《五四遗书》似乎始终没有“长大”，唱的仍是同一种腔调。一个不能不断地突破自我的作家，终究难以以“伟大”形容。 张爱玲只是一位创造了一种独特风格的优秀作家。民国女子——张爱玲胡兰成当年为取悦张爱玲所写的捧场文章倒是有很多精到准确之处，比如，“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再如，“她的生活里有世俗的清洁。”还有这段话，看来就像是胡兰成捏住了张爱玲的七寸，“她写人生的恐怖与罪恶，残酷与委屈，读她作品的时候，有一种悲哀，有时是欢喜的，因为你和作者一起饶恕了他们，并抚爱那受委屈的。” 一个女天才和一个男才子之间的结局，是后者又“欢喜”又“悲哀”地制造了罪恶、残酷，前者因为清洁，因为不纠缠，因为那种凄美的“萎谢”意象的暗示，于是只能自己抚爱自己的委屈，甚至抚爱自己的绝望。 台湾作家季季曾在文章里说，当年她主持某大报副刊时，拒绝刊发一篇侵犯了张爱玲隐私的文章，此事为张爱玲所知，来信称：“肝胆相照”；在此之前，季季曾有心促成张爱玲重回上海，去看望久病在床的姑姑（熟悉张爱玲作品的读者自然熟悉当年她和她姑姑之间的深厚感情），但在这封信里，张爱玲拒绝了。两相对比，季季大为感慨，“她不回去探望久病的姑姑，却对从未谋面的我写出‘肝胆相照’这样的字眼！同样的张爱玲，同样的一封信，为何一则看似寡情，一则形似深情呢？”这也就是张爱玲，一个寡情薄意却又可以生死相许的女子。要分析得刻薄一点，寡情薄意是本性，生死相许是希冀；前者是不奇怪的，特别是其心境寂灭的晚年，更是打不起精神，对于亲情，别说回报，连应付也懒得了；后者是她的一种自我塑造，要知道，张爱玲是喜欢传奇的，也是喜欢戏剧性的。如果我的这段臆测可以成立的话，张爱玲给予胡兰成最后那段飞蛾扑火般的牺牲，也就可以解释了。我不是说在张爱玲这方面没有一种年轻女子单纯的情感，只是这种情感里掺加了太多的幻觉和一种对背叛和决绝自虐似的偏爱。 这样说成立吗？ 不敢肯定。因为张爱玲不说话。几乎所有关于张胡二人的说法均出由胡兰成之口。感谢这个饶舌的才子成全了我们这些张迷的窥视欲，哪怕它不完全真实。胡兰成自己说，他将《今生今世》寄给了张爱玲，她简单而客气地回信说，书收到了，谢谢。别无它话。 这几个字让胡兰成好生伤感，说是爱玲的确将他完完全全置于脑后了，哪怕是她不作回音也好啊。而这种冷淡完全是张爱玲式的。读者都知道，张爱玲当年在文章里将她家的恩怨情仇向大家—一交待，她是一个不讳言私事的人，但关于她和胡兰成，我们看不到她的任何交待，这真是应了老话，“曾经沧海难为水”，无话可说他应了她祖父张佩纶的一句诗，“秋色无南北，人心自浅深。” 张爱玲曾说人生恨事有四：一、海棠无香；二、鲥鱼多刺；三、曹雪芹《红楼梦》残缺不全；四、高鹦妄改，死有余辜。她用的是闲笔，人生的要紧处全被她荡开，天凉好个秋的意境。 对于很多张迷来说，人生恨事之一就是，爱玲无话，兰成多嘴。而人们偏偏想把这段男女情事探个究竟。浅析张爱玲作品中女性的“自我爱恋情愫”——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内容提要：张爱玲小说以爱情为创作的题材，表面看并无新颖之处。但是，她却从男男女女的平凡琐事中抽出了女子特有的“自我爱恋”情结，这表现出张爱玲的特异之处。作家认为这是女子最本质的情感之一。所以，以此为机缘，作家解开了女子难解的复杂感情，这使作家从更深层面表达出了女性的自我意识。本文试图通过对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的解读，深入认识张爱玲小说女性刻画的这种特异性，并进一步探讨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关键词：爱情；女子；“自我爱恋”情结；女性自我意识
我毕业的时候用的是张爱玲《金锁记》中金锁的人物形象分析你可以用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形象分析这方面的都比较好写，资料也比较多。就像三楼说的，你的题目很大，作为一般本科生来说很难驾驭，像我的话，本来就是要写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比你的题目还小，可是老师还是说比较难把握，书也看不完哎，所以就单挑了一本金锁记。而且本科生的论文重的是方法，研究生中把握，我的学姐告诉我一般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不会用这种非常多人研究的作家哎，很难出新，貌似这样。 如果从纵向展开，你的书看完了么？如果对书本没有一定的了解，你如果去归纳出特点，当然，很多特点一些专家肯定都说过了，但是自己的见解个人认为比较重要，论文马上也要开始写了，各个时期的书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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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瞎说啊。我觉得张爱玲是中国不可忽视的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从她小说的特点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说。比如我认为她是很难得的描写人性的大师，类似于黑泽明的高度了，苏童受她影响就很大。还有她的写作思维的变化，非常诡异但又精彩。
建议深度剖析张爱玲本身的人生经历，他的每一本小说的创作环境，他人生的经历使他的小说如何变化
一 影象镜头语言的美与文字语言的美二 李安的综合艺术之美与张爱玲的语言艺术之美三 张爱玲的苍凉与李安的爱与温暖四 张爱玲的冷然对性与李安的灵肉统一五 两部作品的一致性两人的作品大部分差不多，但是在仔细较之来看，两部作品又有互补之处，都有它们的精妙之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张爱玲的冷，让易先生终究旁观者清；李安的温情，让易先生依旧当局者迷。在这一点上，张爱玲毕竟是张爱玲，李安毕竟还是李安。李安是在张爱玲的文字地盘上，大开色戒。两部作品都是令人震撼的艺术！
张爱玲的好写一些吧， 毕竟散文更感情化一些，也好把握一些，而我觉得聊斋不是那么好写的吧，毕竟看那些百家讲坛啊什么的，都说的好深奥的，什么中国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啊，爱情什么的。所以还是建议写张爱玲吧~~
你可以选择研究张爱玲或者萧红，研究萧红最好，可以研究她的前后期思想转变的原因。以及卡夫卡对她的影响，据我所知，这个的资料非常少，你得好好请教你的导师。
简单！去百度搜点.自己整理下，不就OK
建议深度剖析张爱玲本身的人生经历，他的每一本小说的创作环境，他人生的经历使他的小说如何变化
我们描写月亮时说“朦胧”“皎洁”。张爱玲说：“阳台上看见毛毛的黄月亮。” 我们珍惜生命，尊重生命，歌颂生命。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我们都很谦虚，惟恐别人说自己狂妄自大。张爱玲说：“我从小就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我们描写夏天炎热说“像下了火”，描写苦夏的感受说“日子真难熬”。张爱玲说：“夏天的日子一连串烧下去，雪亮，绝细的一根线，烧得要断了，又给细细的蝉声连了起来。” 我们渴望出名，渴望出人头地，但谁也不好意思明说。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我们把对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不可知的未来，说“明天会更好。”张爱玲说：“将来的平安，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 我们习惯上把物质和精神截然的分开，并且轻物质重精神。张爱玲说：“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区别。” 我们谁也不会把家里人随口说的家常话写成文章。张爱玲就把她和姑姑的对话写成《说胡萝卜》一文。文章结尾还不无得意地说：“妙在短――才抬头，已经完了，更令人低回不已。” 我们谁都爱钱，但个个假充清高，跟朋友吃饭时总抢着买单。张爱玲就不。小时候“抓周”，她一把就抓了一个“小金磅”。长大后上中学时发表了文章，她马上拿着五块钱的稿酬去给自己买了一个发卡。她公开宣称：“我是一个彻底的拜金主义者。” 我们谁也不会爱上早以名扬天下的“文化汉*”，而且这个人是个典型的“多妻主义者”，他先后和五、六个女人结为夫妻。但张爱玲就偏偏爱上了这个人而且一往情深。两人分手后，张给胡兰成寄去一封绝情信，但又十分同情他窘迫的生活，随信寄去她的稿酬30万元。张爱玲对此解释说：“只要我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又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张爱玲喜欢听闹市的声音，喜欢听着街上电车的响声入睡，喜欢看报纸上的广告，甚至喜欢闻汽油的味道，说“清刚明亮”――而我们绝大多数人是不喜欢的。 我们很多人也许没有读过《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但张爱玲读过，而且说：“这两部书足以称得上是世界名着。”对此评价，我们很多人只能摇头。 我们都曾有过自己伟大的理想。张爱玲曾这样描写她的理想：“我十岁一定要穿上高根鞋，十六岁要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 我们写小说的时候都会塑造“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张爱玲七岁时写了一个小说，写到女主人公要自杀了，就让这个女孩从上海乘火车专门到杭州西湖自杀。张对此解释说：“因为我觉得西湖诗意。在那儿自杀是的。” 我们常说“人生失意常八九”，我们常常用“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来激励自己前行。张爱玲却说：“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张爱玲的朋友是炎樱。炎樱在报摊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说：“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 张爱玲最尊重的长辈是胡适。胡适说张的小说：“平淡而近自然。” 张爱玲最亲近的人是姑姑。姑姑说：“冬之夜，视睡如归。” 张爱玲小时候家里有铜床，雕花桌子，高脚银碟子，狼皮褥子。张爱玲死的时候是倒在家里的地毯上，被发现时已死六七天了。她告诉读者：“在一切都不可靠的社会里，只有金钱和孩子着实一些。”
张爱玲从女性的立场和体悟出发，以女性的眼光观察女性，并通过隐喻式的批判讽刺手段来表现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荒凉感和无望感：她们明确认识到了自我永远从属于男权社会而无力摆脱！从这种特定的女性视角出发，张爱玲以安稳的小情小爱为切入点，在男男女女的世俗世界中解剖女性，质疑男权。她站在故事之外，昂着脖颈，抱着手臂，冷眼看她作品中的女性，体现了作者非同一般的勇气和敢于直面人生的自审和自省意识。她不宣扬女性的主体意识，只是把女性从属于男性这一真实，敏锐而冷静地述说出来，没有希冀也没有指责，只是“苍凉”地展示女性的真相。 一、张爱玲笔下的“她们”：比喻世界中被“物化”的喻象二、张爱玲笔下的“他们”：比喻世界中的“残缺化”喻象
再看张爱玲《我的天才梦》“张爱玲是一个奇怪的女人”。上学那会儿，最不爱听语文老师讲张爱玲的作品，就像不喜欢《红楼梦》里一切关于林黛玉的故事一样，直到现在，林黛玉的矫情我依旧不敢恭维，但张爱玲已悄然进入我关注的女人目录里。依我看来，张爱玲和林黛玉最大的区别就是“自知之明”。张爱玲14岁时就已经为她恍然的一生垫好了伏笔，《我的天才梦》其实不仅是一场梦，是她一生的根基.....“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划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splendour”（光彩壮丽、显赫、杰出），“melancholy”（忧郁），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违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 “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苏格兰风笛），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