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学术论文篇三：《精神病人的犯罪分析》 摘要近年来,精神病人犯罪的比率不小,对其周围的人的生命和安全造成了威胁。因此本文通过对精神病人犯罪的分析,以期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精神病 精神病人 预防和对策 近年来我国精神病人的犯罪率逐年上升,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精神病人犯罪作案手段残忍,人身危险性大,危害后果严重,对其周围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一个个惨案的发生,使很多人对刑法关于精神病人犯罪的相关规定产生了严重的不满,认为刑法应该与时俱进,平等对待精神病人,包括与常人同等的刑罚。 一、精神病人犯罪现状 2004年4月29日上午,宕昌县秦峪乡羊骨堆村小学发生一起恶性伤害事件,一名成年男子双手各持一把菜刀冲进教室,将15名学生及两名农民砍成重伤,行凶者袁某后被诊断患有精神病;2004年7月26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发生了一起劫机事件,事后证实劫机者杨劲松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并有精神病史;同年7月27日,长春市发生劫持人质事件,犯罪嫌疑人崔显海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8月4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幼儿园51岁的门卫徐和平持菜刀将15名 儿童 和3名老师砍伤,事后查明,徐患有严重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就在同一天,四川崇州发生了“犯病孙儿手刃祖母”的惨剧:患有家族遗传精神病的村民沈奇龙将85岁的奶奶杀死。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曾到某县调研,听说该县今年以来共发生16起杀人案件,其中30%为精神病人所为。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已超过8300万人。专家预测,进入21世纪后,我国各类精神卫生问题将更加突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当一些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婚姻、子女、养老等生存压力时,他们的无助和挫折,往往都成为一触即发的“引子”。一个“导火索”的不期而至,就会在瞬间点燃这个“炸药包”。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正进入到无情的“精神疾病时代”,正面临着精神卫生问题的严峻挑战。在这种背景下,精神病人实施危害行为的现象必然有增无减。 二、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频繁出现的重大恶性杀人案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不仅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也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思想。面对一个个鲜活无辜的生命被无缘无故的剥夺,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是精神病?精神病人犯罪的原因是什么?对于造成严重危害结果的精神病人不适用刑罚,刑罚的报应和预防目的如何实现?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以有效的控制和预防? 三、精神病及其病理 精神病是大脑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产生机能紊乱,并表现为精神活动障碍。具体包括认知障碍、情绪障碍、意志障碍、智能障碍、行为障碍等不同表征。人类精神活动的正常标志是精神活动的完整性,以及与周围环境的统一性。如果这种完整性和统一性被不同程度地阻隔和破坏,个体的精神活动就会存在缺陷,进而出现精神病态的反映,也就是个体的正常心理活动不能顺利地进行。在这种状态下,受心理指导的行为必然会出项异常。 (一)精神医学中的“精神病”概念 1.广义的精神病概念 在精神医学中,人们曾广义地将“精神病”一词用以泛指各种以精神活动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疾病。即把各种精神活动障碍均称为“精神病”,在涵义上等同于“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只是从程度上将精神分裂症、偏执狂等这类严重的精神障碍称为“重性精神病”,而把神经症、人格障碍等较轻的精神障碍称为“轻性精神病”。 2.狭义的精神病概念 在现代精神医学中,“精神病”与“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是不同的概念。“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为总类概念,是各种由于大脑功能失调而产生的以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为主要表现的一类疾病的总称,按其性质和程度,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组疾病:(1)精神病(包括器质性精神病和其他精神病);(2)神经症性障碍、人格障碍及其他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3)精神发育不全。而“精神病”则为属类概念,属于精神疾病中的一组疾病,即具有特定的病理基础,精神活动异常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并且持续达一定时间的精神障碍。 (二)刑法中的“精神病”概念 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界的通行证观点认为,精神障碍又称为精神疾病、精神疾患,它包括两大类疾病:一是精神病,包括以下几种严重的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这些明确诊断的精神病;严重智力欠缺,或者精神发育不全达到中度(痴愚)或者更为严重程度(如白痴);精神病系统状态,其中包括癔症性精神错乱和病理性半醒状态、病理性激情、一过性精神模糊这四种罕见的例外状态。二是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如神经官能症、人格障碍、性变态等。 精神病的形成一般与个体的经历、生活处境、遭遇以及遗传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有一定的关系。精神病人在日常生活中,其行为有时会给自己及他人的人身、财产或社会造成伤害,甚至违法犯罪。实际上就是个体与社会环境适应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的割裂。精神病人在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在幻觉和妄想等精神病态的支配下,实施危害社会行为,并且多数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 四、精神病人犯罪的基本原因 (一)社会环境的原因 社会环境包括宏观的社会环境和微观的社会环境中的各种消极因素,如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传统的和外来的低级文化、不良的社会风气、传媒的误导、他人的落后言行,都可与精神病人的犯罪发生密切的联系。首先,这些消极因素可以对精神病人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形成易于犯罪的素质。其次,这些消极因素可以培养、早就精神病人的犯罪意识,成为精神病人犯罪的直接原因。 (二)经济条件的原因 有的精神病人工作能力差,不容易找到职业,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或者经济收入微薄,也有些本身有工作的精神病人因精神疾病而失去工作。其中有些人为生活所迫,可能会发生盗窃、抢劫。经济地位的低下还可能使一些精神病人产生不满情绪和反社会意识。有些人形成较强的逆反心理,蔑视社会秩序,常常寻衅滋事。还有些人为人冷酷,情感淡漠,遇到激惹容易发怒,经常使用暴力,而且手段凶狠。 (三)文化程度的原因 一些研究报告发现,精神病犯罪者中有相当多的人文化程度比较低。精神病人由于学习机会少,或者天生智力低下,没有文化或者文化程度低的情况比常人多见。而文化程度低必然使精神病人的辨别是非、利弊的能力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容易在社会上不良因素的熏染下失足堕落。文化程度低也使精神病人难以形成较高层次的趣味,偏好感官刺激和物质利益,而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他们往往采取非法的、不道德的方法实现自己的欲望。 五、我国精神病人犯罪的主要特点和深层原因 (一)主要特点 第一,侵害目标随意:精神病人犯罪行为所针对的对象非常随意,经常是见谁打谁,受害人往往猝不及防,突遭横祸。 第二,报复心理极强:精神病人由于疾病的原因,对与自己稍有矛盾的人都可能进行不计后果、不择手段的报复,而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第三,人身危险性大:有关人士曾对精神病人犯罪进行过统计,发现杀人的占91%,平均每名被监管的精神病患者杀人,最多的杀死7人。 第四,再次危害社会的现象多:众多的精神病患者在犯罪后,依照刑法的规定不负刑事责任,并没有被送到指定的医院强制治疗,而是重新回到社会上,致使精神病人再次危害社会的现象日益增多。 (二)深层原因 第一,监护人的监护不到位。从笔者了解的情况:一个家庭中出现精神病人,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将背负沉重的包袱象掉进深渊一样,生活质量和心理的痛苦不必说了,经济和人身的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精神病治疗费用的庞大也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的。治疗后病情稍微控制便停药会引起病情的反复发作,再治疗起来更难时间更长。还有病人的不配合,几乎所有精神病的病人不会承认自己有病,一旦脱离医院的强制治疗和吃药,要让他们自觉的吃药很甚至会对给予他治疗的亲人有报复行为,使亲人产生恐惧心理,惧怕再次治疗后病情复发对他们人身的伤害。精神病人拒绝治疗,犯病会越来越频繁。此时出现了两种困境:精神病人去医院治疗没有钱,在家治疗病人不配合。从而形成了种种隐患。 现在的精神病人并不像人们所想象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他们看起来和正常人没有区别,甚至有的还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体面的工作,混杂在我们正常人中,如果不出现比较明显的侵害行为,人们是很难分辨出来的。往往等到结果出现时悲剧已经发生。 第二,政府的责任不到位。没有充分认识到精神病人暴力犯罪的危害性和严重性,没有对精神病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给予足够的重视;财力不足也使许多地方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给精神病人提供足够的治疗费用。 第三,我国对精神病人进行管理和保护的相关法律不完善,缺少实施细则。因为对精神病人采取强制治疗措施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剥夺问题,还有采取强制治疗措施的条件、程序的启动、案件的审理机关等等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因此,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在处理精神病人违法犯罪问题时往往面临着制度性的困境。 六、关于精神病人犯罪刑罚和预防的理论基础 (一)刑事古典学派的观点 刑事古典学派认为,对于精神病人而言,因为自由意志不能行使,精神迷乱状态下的行为非但不是犯罪,根本不算一种理性意义的行为,因而精神病与犯罪是严格区分的,处置手段也不同。在他们看来,危害行为的实施者要么是一个精神病人,要么是一个罪犯。如果他是一个精神病人,就不能再把他当作罪犯,对他的处置便与刑事司法无关,不应强制他们进精神病院;如果他是一个罪犯,那么对他的处置就与精神病院无关,他应当进监狱。 (二)刑事实证学派的观点 刑事实证学派则认为,精神病人和其他人一样,行为受到生理状况、自然现象和社会环境的支配。他的行为完全是由心理上的各种动机以及各种内外部条件共同决定的。因而犯了罪的精神病人应该属于罪犯的一部分。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龙勃罗梭和菲利。 1.龙勃罗梭 通过实证研究,龙勃罗梭认为尽管部分精神病犯在犯罪前后可能了解自己行为的犯罪性质,甚至知道自己在法律上所处的特殊地位,但那些在精神病发作时受病变因素的刺激而犯罪的精神病犯是缺乏或部分缺乏责任能力的。他认为在犯罪人和那些被认为犯了罪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是精神失常者,对于这些人,监禁是不正当的,释放又是危险的,而采取的一些有损于道德和安全的中间措施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龙勃罗梭认为只有建立刑事精神病院才能克服审判与正义以及与社会安全之间的不断冲突。通过刑事精神病院中的永久监禁,可以制止犯罪的遗传、犯罪结伙,防止匪帮的形成;可以防止累犯,减少诉讼开支,从而减少那些经常产生于模仿的新犯罪;可以使那些想假装精神病人的罪犯打消装假的念头,也不让那些辩护律师有机可乘。龙勃罗梭建议:“当出现精神失常的嫌疑时,陪审团应当由公民、法官和精神病医生共同组成”。龙勃罗梭这样构建改革措施:“应当根据法律尽快建立两个至少能容纳300个床位的刑事精神病院,并且在我国主要地区的监狱设立7个关押精神病人的区域。” 2.菲利 菲利认为,尽管法律认为精神病犯没有道义责任,但仍然建立监管精神病犯的精神病院。在对防范具有犯罪倾向的精神病人没有任何保证的现行制度之下,对其予以管理的费用比这些人造成的损失要大的多。菲利在对有些人针对残暴情景提出的其他批评置之不理,经验已经表明,在精神病院中,在具有专业知识并能够防止残暴行为爆发的管理人员的指导下,根据罪犯的倾向性对其进行分类,所以认为犯罪精神病院难以避免犯人暴行的预言是没有根据的。菲利的社会防卫受到了高度重视,以至于绝大多数古典派犯罪学家现在都接受了设置犯罪精神病院的提议。 两派的争论以刑事实证学派的胜利而告结束。随后更多的国家设置了犯罪精神病院。到20世纪初,将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障碍犯罪人强制收容进犯罪精神病院已经成为保安处分制度的重要内容。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精神医学的发展,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障碍犯罪人的处遇中,更强调对精神障碍的治疗和医学控制。在一些国家的保安处分制度中,强制收容的概念已经被强制医疗这个更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概念所取代。 七、我国精神病人犯罪的预防和对策 (一)刑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 第一,在我国已经全面步入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国家应当投入较大的财力和人力,建设一批具有较好软件和硬件设施的精神医疗场所,凡收进此类场所的精神病人,一律实行国家免费治疗,并要在专门的心理、生理医生专家小组给出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评估结果后方可准许其出院。这种投入时完全值得的,是收益大于支出的。 第二,虽然此类医疗场所是高度人道化的,但毕竟由于涉及限制人身自由,因此原则上应以精神病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为前提的。对于那些有严重肇事倾向和苗头的,应责令其家人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如其家人或监护人做不到这一点,或者此类精神病人没有家人或适当的监护人,流落街头,则应考虑将其收进此类场所加以治疗。 第三,决定某个精神病人是否进入此类场所,或者可否离开此类场所,应由专门的心理、生理专家小组提出意见,经法院司法裁决。 第四,对于监狱等其他场所发现的精神病人,应及时转入此类场所,对其进行治疗。 (二)政府要高度重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这一法律条款明确了政府对精神病人在危害社会时可以采取的措施,但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并不强。因为在政府性质的卫生防治机制中,并不包含对精神病人的调查统计,实质上政府本身也没有具体职能部门管理精神病人,更说不上治疗了。所以,法律的这一规定只是流于形式,实际上意义并不大。要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病人问题,就需要政府做到: 1.加快立法进程,保障病人合法权益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并不意味着精神病人犯罪在法律上不被认定为犯罪,而只是表明由于精神病人不具有责任能力从而不承担刑事责任。精神病人由于意识及意志方面的缺陷,法律对其进行保护,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符合刑法罪责相适应的原则。但是,一概将行为人放回社会,不仅被害人的心理得不到慰藉,更重要的是将极大地威胁到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这种作法的缺陷可见一斑。首先,精神病人犯罪多为凶杀等暴力性的犯罪,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都很大,法律采取一味的"放任"态度将不利于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其次,法律对精神病人的保护仅仅停留在事后不承担责任的程度,是无法根本保护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使得精神病人犯罪的严峻性问题的解决失去了有力的保障机制;最后,法律的规定过于抽象,实践中很难把握,缺乏操作性。要解决以上问题,就要把对精神病的立法提上议事日程,加快精神卫生立法进程,以法律的形式对精神病人的政治权利、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等方面加以保护,同时,对政府医疗措施、费用等相关方面,以及法律责任加以规定,切实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2.健全保障体系,提供良好治疗条件 精神病人病情的性质决定了患者必须坚持长期治疗,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患者家属根本无能力给病人治疗,而且法律规定的政府"强制"医疗,由谁出钱?到哪里治?这些问题不解决,精神病人得不到彻底治疗,就很难防止伤人事件再次发生,悲剧再次重演。因此,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从保障机制上为病人提供良好的治疗条件和治疗环境,保证患者能够及时和长期治疗,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用很大,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家庭无法承担,而医院也不可能全部支付,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加大经费投入,或者设立专门的精神病患者救助基金,解决治疗的经费。 (三)社会应大力帮扶,开展爱心救助行动 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用高、时间长,单靠家庭和政府的力量进行全面康复治疗难度很大,社会也应发挥其囊括范围广、组织发动易获支持的优势,开展爱心救助行动,通过发展公益事业或者组织公益活动,发动社会力量来支持精神病患者康复,让精神病患者在得到治疗的同时,更感到社会的关爱,加快康复进程。 如此,则精神病人幸甚,社会幸甚,人民幸甚。 注释: 刘仁文.对有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不能一放了之.省略cn/zywn44/. 黄辛.我国应加强严重精神疾病的前沿研究.科学时报.2006(6). 魏健馨,张学林.犯罪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高铭喧.刑法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刘白驹.精神障碍与犯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页. 法正居士.犯罪精神病院的产生及其在中国的前景.http://blog.省略/fzhjsh/. [意]切萨雷・龙勃罗梭著.黄风译.犯罪人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第376页,第392页. [意]恩里科・菲利著.郭建安译.犯罪社会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页. 刘仁文.刑事一体化下的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 猜你喜欢： 1. 精神病院工作心得体会范文 2. 大学生心理健康结业论文2000字 3. 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论文1500字 4. 精神病见习心得
近年来,随着人们法律意识及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越来越多。如轰动一时的贾国宇人身伤害赔偿案,获赔10万元,开了我国精神赔偿的先河,赔偿额高达数十万元的案件随之陆续耳闻,国外的同类赔偿更有高达上亿元的天文数字。于是,有人提出,能否由保险公司对精神损害加以承保,用经济的手段来转嫁风险,从而既保护了被损害人的正当利益,又能减轻损害人的经济和精神负担。那么,精神损害是可保风险吗?衡量某种风险是否可保,主要看它是否符合以下四条标准:(一)风险为纯粹风险,即只有损失机会,而无获利可能。精神损害不可能使任何人获利,满足这一条是不言而喻的。(二)有大量同类或相似风险存在。精神损害案件的日益增多,已是当今社会不争的事实。就以交通事故为例,据统计今年1—10月全国共发生交通事故33万余起,致死万人,致伤23万多人,平均每一小时就有40人因此受伤、致残,造成不同程度的肉体痛苦与精神伤害。如此众多的精神损害现象足以满足大数法则的要求,为保险人提供充分而准确的损失资料。(三)风险的发生是可测定的。尽管每件具体的精神损害是否发生、何时何地发生、发生后造成的损失程度如何是偶然的、不确定的,但其总体损失概率我们却可以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法等科学的手段予以测定。事实上,在国外,公民的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早已成为可保标的,人们可以根据需要自由投保,用经济而非法律的手段来保障自己的正当权益,正是因为保险具有如此强有力的补偿功能,才被誉为“社会的稳定器”、“家庭的保护伞”。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比照国外相似险种的设置,通过保险精算测定出精神损害发生的概率,使之可保化。(四)风险造成的损失可以用货币来估计。由于精神损害是无形的,其后果难以用金钱来数量化、具体化,加之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法规尚属空白,因此精神损害的赔偿额很难核定,这成为精神损害可保的一大难题,也是其难以市场化为一险种的现实原因。实际业务中,可参照实质损害赔偿的标准进行,即按照医疗费、营养费、抚恤费、丧葬费、误工费及收入减少补偿等实质损害赔偿的总和的一定比例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具体额度根据精神损害的严重性、恢复原状的时间和难易程度等在10%—200%之间核定。总之,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开展精神损害赔偿保险都有其现实可行性,而且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在精算充分的前提条件下,保险公司若能适时推出这一险种,相信应当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精神病学术论文篇三：《精神病人的犯罪分析》 摘要近年来,精神病人犯罪的比率不小,对其周围的人的生命和安全造成了威胁。因此本文通过对精神病人犯罪的分析,以期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精神病 精神病人 预防和对策 近年来我国精神病人的犯罪率逐年上升,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精神病人犯罪作案手段残忍,人身危险性大,危害后果严重,对其周围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一个个惨案的发生,使很多人对刑法关于精神病人犯罪的相关规定产生了严重的不满,认为刑法应该与时俱进,平等对待精神病人,包括与常人同等的刑罚。 一、精神病人犯罪现状 2004年4月29日上午,宕昌县秦峪乡羊骨堆村小学发生一起恶性伤害事件,一名成年男子双手各持一把菜刀冲进教室,将15名学生及两名农民砍成重伤,行凶者袁某后被诊断患有精神病;2004年7月26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发生了一起劫机事件,事后证实劫机者杨劲松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并有精神病史;同年7月27日,长春市发生劫持人质事件,犯罪嫌疑人崔显海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8月4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幼儿园51岁的门卫徐和平持菜刀将15名 儿童 和3名老师砍伤,事后查明,徐患有严重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就在同一天,四川崇州发生了“犯病孙儿手刃祖母”的惨剧:患有家族遗传精神病的村民沈奇龙将85岁的奶奶杀死。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曾到某县调研,听说该县今年以来共发生16起杀人案件,其中30%为精神病人所为。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已超过8300万人。专家预测,进入21世纪后,我国各类精神卫生问题将更加突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当一些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婚姻、子女、养老等生存压力时,他们的无助和挫折,往往都成为一触即发的“引子”。一个“导火索”的不期而至,就会在瞬间点燃这个“炸药包”。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正进入到无情的“精神疾病时代”,正面临着精神卫生问题的严峻挑战。在这种背景下,精神病人实施危害行为的现象必然有增无减。 二、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频繁出现的重大恶性杀人案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不仅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也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思想。面对一个个鲜活无辜的生命被无缘无故的剥夺,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是精神病?精神病人犯罪的原因是什么?对于造成严重危害结果的精神病人不适用刑罚,刑罚的报应和预防目的如何实现?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以有效的控制和预防? 三、精神病及其病理 精神病是大脑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产生机能紊乱,并表现为精神活动障碍。具体包括认知障碍、情绪障碍、意志障碍、智能障碍、行为障碍等不同表征。人类精神活动的正常标志是精神活动的完整性,以及与周围环境的统一性。如果这种完整性和统一性被不同程度地阻隔和破坏,个体的精神活动就会存在缺陷,进而出现精神病态的反映,也就是个体的正常心理活动不能顺利地进行。在这种状态下,受心理指导的行为必然会出项异常。 (一)精神医学中的“精神病”概念 1.广义的精神病概念 在精神医学中,人们曾广义地将“精神病”一词用以泛指各种以精神活动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疾病。即把各种精神活动障碍均称为“精神病”,在涵义上等同于“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只是从程度上将精神分裂症、偏执狂等这类严重的精神障碍称为“重性精神病”,而把神经症、人格障碍等较轻的精神障碍称为“轻性精神病”。 2.狭义的精神病概念 在现代精神医学中,“精神病”与“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是不同的概念。“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为总类概念,是各种由于大脑功能失调而产生的以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为主要表现的一类疾病的总称,按其性质和程度,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组疾病:(1)精神病(包括器质性精神病和其他精神病);(2)神经症性障碍、人格障碍及其他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3)精神发育不全。而“精神病”则为属类概念,属于精神疾病中的一组疾病,即具有特定的病理基础,精神活动异常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并且持续达一定时间的精神障碍。 (二)刑法中的“精神病”概念 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界的通行证观点认为,精神障碍又称为精神疾病、精神疾患,它包括两大类疾病:一是精神病,包括以下几种严重的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这些明确诊断的精神病;严重智力欠缺,或者精神发育不全达到中度(痴愚)或者更为严重程度(如白痴);精神病系统状态,其中包括癔症性精神错乱和病理性半醒状态、病理性激情、一过性精神模糊这四种罕见的例外状态。二是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如神经官能症、人格障碍、性变态等。 精神病的形成一般与个体的经历、生活处境、遭遇以及遗传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有一定的关系。精神病人在日常生活中,其行为有时会给自己及他人的人身、财产或社会造成伤害,甚至违法犯罪。实际上就是个体与社会环境适应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的割裂。精神病人在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在幻觉和妄想等精神病态的支配下,实施危害社会行为,并且多数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 四、精神病人犯罪的基本原因 (一)社会环境的原因 社会环境包括宏观的社会环境和微观的社会环境中的各种消极因素,如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传统的和外来的低级文化、不良的社会风气、传媒的误导、他人的落后言行,都可与精神病人的犯罪发生密切的联系。首先,这些消极因素可以对精神病人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形成易于犯罪的素质。其次,这些消极因素可以培养、早就精神病人的犯罪意识,成为精神病人犯罪的直接原因。 (二)经济条件的原因 有的精神病人工作能力差,不容易找到职业,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或者经济收入微薄,也有些本身有工作的精神病人因精神疾病而失去工作。其中有些人为生活所迫,可能会发生盗窃、抢劫。经济地位的低下还可能使一些精神病人产生不满情绪和反社会意识。有些人形成较强的逆反心理,蔑视社会秩序,常常寻衅滋事。还有些人为人冷酷,情感淡漠,遇到激惹容易发怒,经常使用暴力,而且手段凶狠。 (三)文化程度的原因 一些研究报告发现,精神病犯罪者中有相当多的人文化程度比较低。精神病人由于学习机会少,或者天生智力低下,没有文化或者文化程度低的情况比常人多见。而文化程度低必然使精神病人的辨别是非、利弊的能力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容易在社会上不良因素的熏染下失足堕落。文化程度低也使精神病人难以形成较高层次的趣味,偏好感官刺激和物质利益,而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他们往往采取非法的、不道德的方法实现自己的欲望。 五、我国精神病人犯罪的主要特点和深层原因 (一)主要特点 第一,侵害目标随意:精神病人犯罪行为所针对的对象非常随意,经常是见谁打谁,受害人往往猝不及防,突遭横祸。 第二,报复心理极强:精神病人由于疾病的原因,对与自己稍有矛盾的人都可能进行不计后果、不择手段的报复,而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第三,人身危险性大:有关人士曾对精神病人犯罪进行过统计,发现杀人的占91%,平均每名被监管的精神病患者杀人,最多的杀死7人。 第四,再次危害社会的现象多:众多的精神病患者在犯罪后,依照刑法的规定不负刑事责任,并没有被送到指定的医院强制治疗,而是重新回到社会上,致使精神病人再次危害社会的现象日益增多。 (二)深层原因 第一,监护人的监护不到位。从笔者了解的情况:一个家庭中出现精神病人,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将背负沉重的包袱象掉进深渊一样,生活质量和心理的痛苦不必说了,经济和人身的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精神病治疗费用的庞大也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的。治疗后病情稍微控制便停药会引起病情的反复发作,再治疗起来更难时间更长。还有病人的不配合,几乎所有精神病的病人不会承认自己有病,一旦脱离医院的强制治疗和吃药,要让他们自觉的吃药很甚至会对给予他治疗的亲人有报复行为,使亲人产生恐惧心理,惧怕再次治疗后病情复发对他们人身的伤害。精神病人拒绝治疗,犯病会越来越频繁。此时出现了两种困境:精神病人去医院治疗没有钱,在家治疗病人不配合。从而形成了种种隐患。 现在的精神病人并不像人们所想象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他们看起来和正常人没有区别,甚至有的还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体面的工作,混杂在我们正常人中,如果不出现比较明显的侵害行为,人们是很难分辨出来的。往往等到结果出现时悲剧已经发生。 第二,政府的责任不到位。没有充分认识到精神病人暴力犯罪的危害性和严重性,没有对精神病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给予足够的重视;财力不足也使许多地方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给精神病人提供足够的治疗费用。 第三,我国对精神病人进行管理和保护的相关法律不完善,缺少实施细则。因为对精神病人采取强制治疗措施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剥夺问题,还有采取强制治疗措施的条件、程序的启动、案件的审理机关等等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因此,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在处理精神病人违法犯罪问题时往往面临着制度性的困境。 六、关于精神病人犯罪刑罚和预防的理论基础 (一)刑事古典学派的观点 刑事古典学派认为,对于精神病人而言,因为自由意志不能行使,精神迷乱状态下的行为非但不是犯罪,根本不算一种理性意义的行为,因而精神病与犯罪是严格区分的,处置手段也不同。在他们看来,危害行为的实施者要么是一个精神病人,要么是一个罪犯。如果他是一个精神病人,就不能再把他当作罪犯,对他的处置便与刑事司法无关,不应强制他们进精神病院;如果他是一个罪犯,那么对他的处置就与精神病院无关,他应当进监狱。 (二)刑事实证学派的观点 刑事实证学派则认为,精神病人和其他人一样,行为受到生理状况、自然现象和社会环境的支配。他的行为完全是由心理上的各种动机以及各种内外部条件共同决定的。因而犯了罪的精神病人应该属于罪犯的一部分。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龙勃罗梭和菲利。 1.龙勃罗梭 通过实证研究,龙勃罗梭认为尽管部分精神病犯在犯罪前后可能了解自己行为的犯罪性质,甚至知道自己在法律上所处的特殊地位,但那些在精神病发作时受病变因素的刺激而犯罪的精神病犯是缺乏或部分缺乏责任能力的。他认为在犯罪人和那些被认为犯了罪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是精神失常者,对于这些人,监禁是不正当的,释放又是危险的,而采取的一些有损于道德和安全的中间措施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龙勃罗梭认为只有建立刑事精神病院才能克服审判与正义以及与社会安全之间的不断冲突。通过刑事精神病院中的永久监禁,可以制止犯罪的遗传、犯罪结伙,防止匪帮的形成;可以防止累犯,减少诉讼开支,从而减少那些经常产生于模仿的新犯罪;可以使那些想假装精神病人的罪犯打消装假的念头,也不让那些辩护律师有机可乘。龙勃罗梭建议:“当出现精神失常的嫌疑时,陪审团应当由公民、法官和精神病医生共同组成”。龙勃罗梭这样构建改革措施:“应当根据法律尽快建立两个至少能容纳300个床位的刑事精神病院,并且在我国主要地区的监狱设立7个关押精神病人的区域。” 2.菲利 菲利认为,尽管法律认为精神病犯没有道义责任,但仍然建立监管精神病犯的精神病院。在对防范具有犯罪倾向的精神病人没有任何保证的现行制度之下,对其予以管理的费用比这些人造成的损失要大的多。菲利在对有些人针对残暴情景提出的其他批评置之不理,经验已经表明,在精神病院中,在具有专业知识并能够防止残暴行为爆发的管理人员的指导下,根据罪犯的倾向性对其进行分类,所以认为犯罪精神病院难以避免犯人暴行的预言是没有根据的。菲利的社会防卫受到了高度重视,以至于绝大多数古典派犯罪学家现在都接受了设置犯罪精神病院的提议。 两派的争论以刑事实证学派的胜利而告结束。随后更多的国家设置了犯罪精神病院。到20世纪初,将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障碍犯罪人强制收容进犯罪精神病院已经成为保安处分制度的重要内容。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精神医学的发展,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障碍犯罪人的处遇中,更强调对精神障碍的治疗和医学控制。在一些国家的保安处分制度中,强制收容的概念已经被强制医疗这个更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概念所取代。 七、我国精神病人犯罪的预防和对策 (一)刑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 第一,在我国已经全面步入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国家应当投入较大的财力和人力,建设一批具有较好软件和硬件设施的精神医疗场所,凡收进此类场所的精神病人,一律实行国家免费治疗,并要在专门的心理、生理医生专家小组给出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评估结果后方可准许其出院。这种投入时完全值得的,是收益大于支出的。 第二,虽然此类医疗场所是高度人道化的,但毕竟由于涉及限制人身自由,因此原则上应以精神病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为前提的。对于那些有严重肇事倾向和苗头的,应责令其家人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如其家人或监护人做不到这一点,或者此类精神病人没有家人或适当的监护人,流落街头,则应考虑将其收进此类场所加以治疗。 第三,决定某个精神病人是否进入此类场所,或者可否离开此类场所,应由专门的心理、生理专家小组提出意见,经法院司法裁决。 第四,对于监狱等其他场所发现的精神病人,应及时转入此类场所,对其进行治疗。 (二)政府要高度重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这一法律条款明确了政府对精神病人在危害社会时可以采取的措施,但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并不强。因为在政府性质的卫生防治机制中,并不包含对精神病人的调查统计,实质上政府本身也没有具体职能部门管理精神病人,更说不上治疗了。所以,法律的这一规定只是流于形式,实际上意义并不大。要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病人问题,就需要政府做到: 1.加快立法进程,保障病人合法权益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并不意味着精神病人犯罪在法律上不被认定为犯罪,而只是表明由于精神病人不具有责任能力从而不承担刑事责任。精神病人由于意识及意志方面的缺陷,法律对其进行保护,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符合刑法罪责相适应的原则。但是,一概将行为人放回社会,不仅被害人的心理得不到慰藉,更重要的是将极大地威胁到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这种作法的缺陷可见一斑。首先,精神病人犯罪多为凶杀等暴力性的犯罪,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都很大,法律采取一味的"放任"态度将不利于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其次,法律对精神病人的保护仅仅停留在事后不承担责任的程度,是无法根本保护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使得精神病人犯罪的严峻性问题的解决失去了有力的保障机制;最后,法律的规定过于抽象,实践中很难把握,缺乏操作性。要解决以上问题,就要把对精神病的立法提上议事日程,加快精神卫生立法进程,以法律的形式对精神病人的政治权利、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等方面加以保护,同时,对政府医疗措施、费用等相关方面,以及法律责任加以规定,切实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2.健全保障体系,提供良好治疗条件 精神病人病情的性质决定了患者必须坚持长期治疗,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患者家属根本无能力给病人治疗,而且法律规定的政府"强制"医疗,由谁出钱?到哪里治?这些问题不解决,精神病人得不到彻底治疗,就很难防止伤人事件再次发生,悲剧再次重演。因此,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从保障机制上为病人提供良好的治疗条件和治疗环境,保证患者能够及时和长期治疗,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用很大,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家庭无法承担,而医院也不可能全部支付,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加大经费投入,或者设立专门的精神病患者救助基金,解决治疗的经费。 (三)社会应大力帮扶,开展爱心救助行动 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用高、时间长,单靠家庭和政府的力量进行全面康复治疗难度很大,社会也应发挥其囊括范围广、组织发动易获支持的优势,开展爱心救助行动,通过发展公益事业或者组织公益活动,发动社会力量来支持精神病患者康复,让精神病患者在得到治疗的同时,更感到社会的关爱,加快康复进程。 如此,则精神病人幸甚,社会幸甚,人民幸甚。 注释: 刘仁文.对有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不能一放了之.省略cn/zywn44/. 黄辛.我国应加强严重精神疾病的前沿研究.科学时报.2006(6). 魏健馨,张学林.犯罪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高铭喧.刑法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刘白驹.精神障碍与犯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页. 法正居士.犯罪精神病院的产生及其在中国的前景.http://blog.省略/fzhjsh/. [意]切萨雷・龙勃罗梭著.黄风译.犯罪人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第376页,第392页. [意]恩里科・菲利著.郭建安译.犯罪社会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页. 刘仁文.刑事一体化下的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 猜你喜欢： 1. 精神病院工作心得体会范文 2. 大学生心理健康结业论文2000字 3. 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论文1500字 4. 精神病见习心得
近年来,随着人们法律意识及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越来越多。如轰动一时的贾国宇人身伤害赔偿案,获赔10万元,开了我国精神赔偿的先河,赔偿额高达数十万元的案件随之陆续耳闻,国外的同类赔偿更有高达上亿元的天文数字。于是,有人提出,能否由保险公司对精神损害加以承保,用经济的手段来转嫁风险,从而既保护了被损害人的正当利益,又能减轻损害人的经济和精神负担。那么,精神损害是可保风险吗?衡量某种风险是否可保,主要看它是否符合以下四条标准:(一)风险为纯粹风险,即只有损失机会,而无获利可能。精神损害不可能使任何人获利,满足这一条是不言而喻的。(二)有大量同类或相似风险存在。精神损害案件的日益增多,已是当今社会不争的事实。就以交通事故为例,据统计今年1—10月全国共发生交通事故33万余起,致死万人,致伤23万多人,平均每一小时就有40人因此受伤、致残,造成不同程度的肉体痛苦与精神伤害。如此众多的精神损害现象足以满足大数法则的要求,为保险人提供充分而准确的损失资料。(三)风险的发生是可测定的。尽管每件具体的精神损害是否发生、何时何地发生、发生后造成的损失程度如何是偶然的、不确定的,但其总体损失概率我们却可以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法等科学的手段予以测定。事实上,在国外,公民的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早已成为可保标的,人们可以根据需要自由投保,用经济而非法律的手段来保障自己的正当权益,正是因为保险具有如此强有力的补偿功能,才被誉为“社会的稳定器”、“家庭的保护伞”。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比照国外相似险种的设置,通过保险精算测定出精神损害发生的概率,使之可保化。(四)风险造成的损失可以用货币来估计。由于精神损害是无形的,其后果难以用金钱来数量化、具体化,加之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法规尚属空白,因此精神损害的赔偿额很难核定,这成为精神损害可保的一大难题,也是其难以市场化为一险种的现实原因。实际业务中,可参照实质损害赔偿的标准进行,即按照医疗费、营养费、抚恤费、丧葬费、误工费及收入减少补偿等实质损害赔偿的总和的一定比例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具体额度根据精神损害的严重性、恢复原状的时间和难易程度等在10%—200%之间核定。总之,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开展精神损害赔偿保险都有其现实可行性,而且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在精算充分的前提条件下,保险公司若能适时推出这一险种,相信应当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论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是近几年才出台的一项法律制度，她的问世和实施不仅是我国人权制度的完善，也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但是，现有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问题，如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对象、界限、赔偿数额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等问题，规定的很不具体明了，缺陷很多，且操作性不强，造成法官判案各行其是，有必要进行完善。为此，笔者撰写此文，对以上问题的完善略谈一管之见。 何谓精神损害赔偿？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是指侵害人因侵权行为损害他人的正常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给受害人带来打击、造成悲伤或痛苦，受害人可依法获得赔偿权的法律制度。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精神损害赔偿是协调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属于民法调整的范畴。精神损害赔偿是近几年才正式出台的一项法律制度，她的问世和实施不仅是我国人权制度的完善，也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我国《民法通则》、《婚姻法》等法律法规对精神损害赔偿作了简要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精神损害赔偿也作了专门的司法解释，但目前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相关问题的规定还不够明了和完善，操作性不强，造成司法实践者各行其是。因此，笔者试就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对象、界限、赔偿数额以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等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即指何种侵权损害情形下予以精神赔偿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8日颁布的法释[2001]7号《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院《解释》）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四种情形：一是侵害他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格权，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的；二是侵犯监护身份权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给监护人造成精神损害的；三是侵害死者人格权或非法利用、侵害遗体、遗骨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的；四是灭失或毁损他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而造成精神损害。此外，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成员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里的损害赔偿既包括物质损害赔偿，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符合以上范围情形的则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反之，不符合以上范围情形的则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从以上的规定不难看出，现行法律制度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过于狭小，它仅容纳了对大部分人身权的侵害，而把所有对财产权的侵害和对其他一些人身权的侵害排除在外。笔者认为、侵犯财产权或其他人生权，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的，也应给予精神赔偿。例如，张某长期在外打工，将其所积蓄30万元寄存在好友李某处，并托李某将其购房及结婚家俱，并告知女友刘某。后张某携刘某回家准备结婚。李某因将张某之款用于做生意全部亏损，无法购置房屋和家俱。刘某认为，不告而别，不与张某结婚。张某见人财两空，一时想不通患上精神病。又如某甲因邻里纠纷，将邻居老艺人某乙倾注一生心血的雕刻作品――神雕劈碎。某乙一气病倒，数月卧床不起。再如，医师某A将其病号某B的性病史到处宣扬，致使某B的男友怀疑其作风问题而与其分手，邻居同事都不愿与她接近。某B为此很苦恼，吃不好，睡不着，工作经常出差错，抑郁不乐达半年。以上三个例子中，李某和某甲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医师某A侵犯了他人的人身隐私权，均给他人造成了精神损害，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对象 精神损害赔偿的对象即指因侵权行为造成精神损害并可依法获得精神赔偿的受害人，也即精神赔偿的权利人。根据最高院《解释》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对象既可以是受害者本人，也可以是受害者的近亲属。但在确定精神赔偿的权利人时，只能是固定的单项选择，而不能随意选择或双项选择。即受害者未死亡的权利人为受害者本人，受害者死亡的，权利人为受害者的近亲属。这样规定，表面看起来，好象没有什么问题，但细究一下，也不难发现一些问题：一是当受害者死亡精神赔偿权利人为其近亲属时，权利人和受害者是否一致？二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权利人和受害者一致即属同一人，那么又如何对待因侵权行为致残的人的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因侵权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姑且称之为直接受害人，因直接受害人的损害而引起精神损害的姑且称之为间接受害人。间接受害人即为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人是有家庭和亲情的，因此，一般情况下有直接受害人就会有间接受害人。那么，当直接受害人死亡，作为权利人的间接受害人其行使的精神损害赔偿权，是自己的权利还是直接受害人的权利，也即此时的赔偿是对直接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还是对间接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有人认为，间接受害人行使的是直接受害人的权利，是一种财产继承性的权利行使。笔者不敢与这种观点苟同。首先，作为自然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的外在形式即精神不能直接转化为财产，且其随生命结束而消失，消失后无需任何手段来保护，更谈不上财产性继承。其次，国家法律法规对因侵权致人死亡赔偿时给予一定数额的死亡补偿费或死亡赔偿金，实际上是对受害人死亡的安抚费。它不是安抚死者，死者因生命结束无需安抚。它是安抚生者，是对生者因受害人死亡承受悲伤痛苦的安抚或精神补偿。由此可知，间接受害人作为权利人行使的应该是自己的权利，是对自己的精神损害行使索赔权，而不是代直接受害人行使精神损害赔偿权。 既然直接受害者死亡后，间接受害者可对自己的精神损害行使索赔权，那么，在直接受害者致残时，如何对待间接受害人的精神索赔权呢？不容否定，直接受害者致残时会给间接受害者带来精神损害，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例如直接受害者高度残疾，面目全非、生活不能自理）间接受害者的精神损害程度不亚于直接受害者死亡时的精神损害。因此，对因直接受害者致残造成间接受害者的精神损害，法律也应给予保护。 在此提一下精神病患者和植物人的精神损害保护问题。有人认为，精神病患者或植物人的意识、思维活动本来就不正常，也体味不出精神打击的痛苦，因而对其精神损害没有必要予以法律保护。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首先，精神保护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法律应该平等地赋予给每一个公民，而不应有所区别。精神病患者或植物人也不例外。其次，精神保护权作为一项人身权中的人格权，它与其他人格权如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紧密连在一起，如果任意否定精神病患者或植物人的精神保护权，势必践踏他们的其他人格权。第三，精神病患者或植物人虽然不具有常人的意识和思维，也体味不出常人的精神痛苦，但并不完全丧失意识和思维，也不完全丧失精神痛苦，只是与常人相比程度不同而已，或是以另一种方式承受痛苦和折磨。 三、精神损害赔偿的界限 精神损害赔偿界限即指因侵权行为造成他人精神损害达到一定程度，法律认可准予赔偿的起点线。由于精神损害的大小没有秤称尺量，每个人的表现又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看不见，摸不着。因此，针对精神损害程度，法律设定一个具体赔与不赔的标准，显得犹为重要。有了这个具体标准，就等于给了司法实践者一杆秤，一把尺，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才得以正确裁量。另外，有了这个标准，还可以防止精神损害赔偿的随意性，避免针对同样的问题作出不同处理的不良现象。根据最高院《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这一规定实际上是间接地给了精神损害赔偿一个界限标准，即受害人遭受精神损害，必须造成了严重后果，方可请求赔偿。这个标准很笼统，很不具体，太难操作，所谓的“严重后果”究竟指什么，令人费解。根据《解释》的相关规定和司法实践，笔者以为，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应从以下几方面去理解：一是侵权直接致人残疾或致人死亡。如交通事故致人残疾或死亡。二是侵权间接致人残疾或致人死亡，即侵权引发受害人原有的病症或因侵权迫使受害人遭遇某种境遇而致残或致死。如甲与乙有矛盾，甲不准乙 从其门前大道通行，如乙硬要通行，甲则重拳出击。乙惧怕，外出只好走山路绕道而行，在走山路时被毒蛇咬死。本案中乙死亡虽然不是甲侵权直接造成，但与甲不让从大道通行有关联。因而甲侵权间接致乙死亡。三是侵权使人精神失常，无法进行正常生活和工作达一定时间。如前面的例子中，医师某A泄漏病号某B的性病史隐私，使某B精神失常，就属这种情形。四是侵害死者的人格权或侵害遗体、遗骨，给死者的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如何某与死者柳某生前有夙仇，柳某下葬的当日晚上，何某用锄头将柳某的尸体挖出，捣烂，不日被野兽吃尽。柳妻知情后痛不欲生，卧病月余。 四、精神损害赔偿的赔偿数额 精神损害赔偿的赔偿数额是指赔偿精神损害的折价数额。人的精神和生命是不可以用金价来衡量的，但在精神损害赔偿中确定一个统一的公平合理的赔偿额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法制的严肃性和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关系到实施精神损害赔偿的社会效果，关系当事人切身的合法权益。最高法院《解释》第十条对确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规定了七个方面的参考因素：一是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二是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是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是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是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是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七是法律法规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除第七个因素外，依据前六个因素根本无法确定一个统一的赔偿数额，也无法确定一个公平合理的赔偿数额。而社会的进步和法制的发展又要求确立一个统一的公平合理的赔偿数额。这是因为：精神赔偿权这一表现为人身人格权的民事权利每个公民都平等地享有，当然也就要得到平等地保护。精神本无价，如果要标价的话，那么在公民受到精神损害时，其价格应该说是相等统一的，不应受其他条件影响而有差别，这是其一。其二，在确定一个公平统一的赔偿数额的同时，还应考虑精神损害程度不一或 等级不同的具体情况，对不同等级或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害分别确定一个合理、公平、统一的赔偿数额，以显示法律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其三，对精神损害若不确定一个统一、公平合理的赔偿数额，那么法官对精神赔偿的自由裁量权空间就显得太大了，他们可以各行其是地裁量。这样不仅达不到法治的目的，而且还容易滋生腐败。 确定一个统一、公平、合理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首先要对精神损害的程度科学地划分为不同等级，然后对不同等级配以相应的金额。笔者认为，根据精神损害程度的不同，可将精神损害划分为四个等次，即：因侵权直接致人残疾或死亡的，为一级精神损害；因侵权间接致人残疾或死亡的，为二级精神损害；因侵权致人一段时间精神痛苦的，为三级精神损失；侵害死者人格权或侵害遗体、遗骨致人精神痛苦的，为四级精神损害。配置赔偿数额即确定不同等级精神损害的精神抚慰金问题，可参照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按伤残等级确定相应生活补助费的做法，但应避免地区差别和行业差别，以维护人权的平等性。具体操作可统一按上一年全国平均生活水平年为计算单位，一级精神损害可赔8―10年，二级精神损害可赔5―8年，三级精神损害可赔3―5年，四有精神损害可在1―3年间赔偿。在具体案件中，还应考虑最高院《解释》第十条规定的情形及受害人是否有过错责任来确定他的最后赔偿数额。 关于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精神损害，如何计算权利人的问题，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精神损害，如果该多人为直接受害人，权利人按直接受害人的人数计算；如果该多人既有直接受害人，又有间接受害人，那么权利人的计算，就是直接受害人的人数，加上间接受害人的人数，间接受害人的人数以家庭或亲属范围为计算单位，某单位为多人的计算为一人。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不足的是，它忽略了间接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及合法权益，不应该把多个间接受害人计算为一人。既然间接受害人同为权利人，那么所有间接受害人均应受法律保护。 五、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害人只能对其遭受的物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不得对其精神损害起附带民事诉讼。对此最高院有两个专门的司法解释。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限制精神损失赔偿的做法弊多利少，是不可取的，主要表现在： 首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限制精神损害赔偿会导致不可调和的法律冲突。一个国家所有的法律规范，就某一事项所作的原则规定和具体要求，应该是协调统一的，然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限制精神赔偿损坏了我国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性，造成法律冲突。我国《民法通则》、《婚姻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等涉及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法规对精神损害赔偿作了明确规定，最高法院对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也作了专门的司法解释。附带民事诉讼的实际问题处理最终要适用民事实体法，对此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条已有明文规定。这样一来，针对精神赔偿而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就免不了出现刑民不一，程序法和实体法互相矛盾，即产生刑事法律限精神赔偿和民事法律准许精神赔偿的规范冲突。我国《立法法》对法律的新旧规范冲突、级别规范冲突、特别规范与一般规范冲突作了处理规定，但对不同法律部门的一般规范冲突和特别规范冲突，未作处理规定。民事法律准许精神赔偿与刑事法律不准许精神赔偿的规范冲突，既不是新旧规范冲突或级别规范冲突，也不是特别规范与一般规范的冲突，因而其规范冲突得不到协调解决，使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对立起来。 其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限制精神损害赔偿违背了程序法服务实体法的法理原则。我们知道，实体法是指规定现实社会关系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程序法律是指规定保护实体权利义务的实现的而进行诉讼的步骤、方式或方法的法律。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归根到底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程序法是手段，实体法是目的，程序法服务实体法。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在惩治犯罪方面，它的服务对象固然是刑法，但在保护人们被犯罪行为侵犯的合法民事权益方面，它也不应超越程序法与实体法关系的范畴，还应当服务民事实体法。然而，民事实体法准许精神赔偿，刑事诉讼法排除精神赔偿，司法实践也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精神赔偿拒之门外，这样，不仅打破了程序法和实体法手段和目的的正常关系，而且还出现了实体法服从程序法的奇怪现象。 再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限制精神损害赔偿是不切实际和不科学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对受害人遭受不法侵犯造成的精神打击和精神痛苦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给予精神赔偿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是精神损害程度，而决定精神损害程度的主要方面是侵害人不法侵犯手段的恶劣性及其对受害人的影响。一般情况下，不法侵犯的手段越恶劣，对受害人的影响就越大，受害人的精神损害也就越大。不容否定，民事侵权会造成精神损害，刑事犯罪也会造成精神损害。就精神损害程度而言，在很多情况下，例如诽谤、侮辱、毁容、强奸、杀人中的碎尸、焚尸等刑事犯罪，其不法侵害手段比民事侵权行为恶劣的多，其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的精神打击和损害程度无疑比民事侵权的受害人要大的多。然而民事侵权的受害人可依法通过民事诉讼获得精神赔偿，刑事被害人及其亲属却不能通过附带民事诉讼弥补精神损失。这无疑是不合情理的，也是不公正的。更重要的是要正视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均可能造成他人精神损害这一事实，刑民法律不应该作出相矛盾的规定，否则有损法律规范的科学体系。 最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限制精神损害赔偿，势必增加当事人的诉累和人民法院的工作负荷，降低诉讼效率。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一般情况下，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这样规定是出于减少诉累和保障较好诉讼效率的立法本意。又据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九条之规定，受害人或其亲属没有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限制精神赔偿，而民事诉讼又准许精神赔偿，因此，许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或其亲属误以为可通过民事诉讼获取精神赔偿，在刑事诉讼中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另外提起民事诉讼，有的甚至地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后，又单独就精神损害赔偿提起民事诉讼。这就使得大量本可与刑事案一并审理的附带民事诉讼，另外还要履行起诉、立案、审判等程序规定。不仅如此，而且还会出现基于同样的案件事实，由于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对精神赔偿的不同态度，曾经对多起案件作出了不同的判决结果。这样做的效果很不好，也不会被民众所接受。 另外，有人认为，刑事犯罪不同于民事侵权，刑事被告人是要承担刑事责任，民事侵权人不会承担刑事责任，因此，若刑事被告人承担了刑事责任，对被害方可不予精神赔偿。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犯罪行为不仅侵犯了刑法保护的客体而承担刑事责任，而且可能侵害他人的民事合法权益而承担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责任，不可相互替代。精神赔偿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不能因为被告人承担了刑事责任，而免除其精神赔偿的民事责任。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建议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条款，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避免法律冲突，维护程序法和实体法正常的法理关系，确立公平科学的法律赔偿体系，减少诉累，提高诉讼效率。
精神医学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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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血浆D-二聚体（D-dimer, DD）含量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的关系。方法 运用乳胶颗粒法对31例中老年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血浆DD含量进行检测，并与25名无精神疾病和脑血管病史的女性正常人（对照组）比较。 结果 精神分裂症组的血浆DD含量［（±）mg/L］高于对照组［（±）mg/L］，P<。以阳性症状为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血浆DD含量［（±）mg/L］高于以阴性症状为主的患者［（±）mg/L］，P<；且治疗后血浆DD含量［（±）mg/L］较治疗前降低（P<）。结论 中老年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浆DD含量高于女性正常人，存在高凝状态和纤溶功能亢进。
【关键词 】 精神分裂症； D-二聚体
已有研究证实，精神分裂症与高粘滞综合征（HVS）关系密切［1］。D-二聚体（D-dimer， DD）可作为体内高凝状态和纤溶亢进的分子标志物［2］，是交联纤维蛋白D区降解的肽片断，主要由D区的D（α）、D（β）及D（γ）- D（γ）链组成，可影响红细胞的聚集功能及调节纤维蛋白原在肝脏的生物合成［3］。为了探讨两者的关系，我们对我院1997年9月至1998年6月40岁以上的31例女性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血浆DD含量进行检测并与正常人比较，现将结果报道于下。
对象和方法
一、对象
1.精神分裂症组：共31例，均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和诊断标准第2版修订本的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4］，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38分。为排除年龄和性别对研究结果的'影响，31例均为≥40岁的女性。患者年龄40～76岁，平均（57±9）岁；病程3个月至17年；头颅CT或MRI未见脑血管病征象。31例中首次采血前未服用任何精神药物者12例，另19例均停用精神药物>7天；将31例再分为以阳性症状为主［以下简称阳性，阳性症状量表（SAPS）≥28分，阴性症状量表（SANS）≤12分］和以阴性症状为主（以下简称阴性，SANS≥30分，SAPS≤10分）的两组，分别为11例和20例。
2.对照组：共25名，均系我院女职工，无精神疾病和脑血管病史，年龄42～78岁，平均（58±12）岁。采血前1个月内未服用过任何精神药物。
二、方法
所有对象均于早晨9时前空腹采血，枸橼酸钠抗凝，采用乳胶颗粒法、进口胶体金标准法试剂盒（南京弘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检测血浆DD含量，正常参考值为< mg/L。阳性组患者在精神症状消失后复查1次血浆DD含量。统计学处理采用t检验。
结果
精神分裂症组的血浆DD含量［（±）mg/L］高于对照组［（±）mg/L］，t=，P<。阳性组血浆DD含量［（±）mg/L］高于阴性组［（±）mg/L］，t=，P<；且前者治疗后血浆DD含量［（±）mg/L］较治疗前降低（t=，P<）。
讨论
DD是纤溶蛋白单体经活化因子XIII（FXIIIa）交联后，再经纤溶酶水解所产生的一种特异降解产物。DD水平的增高反映继发性纤溶活性的增强，可作为体内高凝状态和纤溶功能亢进的分子标志物之一［2，5］。近年来对DD的大量基础与临床的研究结果显示，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的血浆DD含量增高，并随病情的好转而改善，检测血浆DD含量有助于血栓性疾病的诊断、疗效观察和预后的判断［5，6］。我们目前尚未见国内外有精神疾病与血浆DD含量之间关系的报道。本研究的精神分裂症组血浆DD含量高于对照组（P<）的结果提示，中老年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体内存在高凝状态和纤溶功能亢进，支持精神分裂症患者伴有高粘滞综合征的观点［1］，也符合我国传统医学认为的精神分裂症是由“内结血瘀”所致的观点［7，8］。
本结果还显示，阳性组患者血浆DD含量高于阴性组患者（P<），且随病情的好转较治疗前降低（P<），并趋于正常。关于精神分裂症与DD之间内在的生物学机制目前尚未明了。我们推测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1）机体存在着凝血-抗凝两大系统，正常时两系统保持动态平衡，发病时机体反馈性地使纤溶酶原激活因子的产生和释放增加；（2）发病时患者蛋白C系统活性增强而加速上述过程，导致自发性血栓溶解和继发性纤溶活性增高，表现为血浆DD水平增高。
由于精神分裂症的病因迄今未明，血浆DD含量是否有可能作为判定精神分裂症复发、判断预后、观察病情演变和治疗效果的检测指标之一，还有待进一步扩大样本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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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精神障碍病的人，不负刑事责任，不可以判刑。但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或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会判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特殊人员的刑事责任能力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大学生法律意识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主观反映，即大学生对于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思想，情感和态度的总称，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论文2000字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论文2000字篇1 浅谈重视与强化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摘要：当前，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已经逐渐是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趋势。大学生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后备力量，大学生法律素养怎样，对社会未来发展有很大影响。 关键词：法律意识 大学生培养 法律素养 一、培育大学生法律意识是社会发展之客观要求 1.法律意识培育是当今社会形势之下大学生思政 教育 的重要目标。这是因为：当今市场经济以经济利益为价值取向，它推崇的不是“重义轻利”之观念，而是合法获取利益的法治观念。目前的社会经济是法治条件下的经济，相关经济活动之主体精神乃是法治下的利益精神。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价值倾向，肯定需要大学生对公平与竞争等主要精神的认可，以及被此决定的对法治之呼唤。选择市场经济意味着民族之价值取向从道德到法治本位转变。所以，目前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应该将法律观念的培育放置在重要和显著的战略高度上。 2.法律思想意识的培育是以前的道德教育获取坚强支持的重要保证 事实证明，我们以前所形成的思政教育工作是我们社会珍贵的精神财富，在很多方面仍然有传承的现实意义。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现今，因为利益主体之多样化和利益分配的市场化，不但使人们的创造性得到发展，且又极易推动人的贪婪欲望，并且，旧有的道德规范由于没有强劲的制约制度，从而让它有了弱化之倾向。目前大学生思想道德认知与实际行为偏离现象大大增多的事实证明，只依靠原来的思政教育早已不能满足现实社会之需要。为了使大学生的行为规范，需要在强化思政教育的同时，注重对大学生们的法律意识培育，让传统精神因此有新的力量支持。 3.培育大学生法律意识是以法治国和治校的实际需要 在法律面前坚持人人平等。为确保、推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需要有众多在思想方面能理解且认可当今法治精神之公民，通过公民的众多行动加入到法治社会之建构，且推动所有公民崇信、接受和应用法律，让法治精神融合到民族精神里面。此重任肯定会由当代大学生来担当。当代大学生思想开放，认可全新的信息与思想观念，且有极强的民族自豪感与很强的时代责任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群体，也是构建中国法治社会的希望。 二、培育大学生法律意识的设想 1.要培育大学生的权利观念 权利观念是法的核心，人若无对权利的需求，就不会有对法之理解以及对法之渴望。权利观念是指人对其自身合法权利的认知、理解与坚决保卫之思想观念。对自身权利的捍卫，肯定需要人们把对方当做此种极具独立价值之个人来认知且尊重他的主体性。若对别人权利不尊重，就不会有现代社会这种权利观。对别人权利的尊重是保证自身权利之前提，对别人权利不尊重，实际上也是不尊重自身的权利。所以，我们的法律教育要凸显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提倡与确保以权利为中心的社会关系，持续提升大学生的权利观念与法律意识，进而通过大学生心中原动力培养其法律意识。 2.要培育大学生的责任观念 现今大学生因为他们出生时代、以及当时社会氛围、家庭状况、社会潮流等影响，对法律义务非常弱，权利与义务是法律体系之中心内容，在利益分配这个角度上说，就是获得与付出两者之间具有统一和均衡性的关系。相对来说，大学生很重视自身权利的维护，可是却忽略义务的存在。事实证明：大学时期特别需要大学生对义务意识之苏醒与回归。一位大学生，唯有他切实意识到义务和责任的存在，其才会有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才会有那种对国家、对社会、对老人、对自己家庭，从而对其自身人生的责任，才会有那种理智思考，从而会逐渐成熟起来。唯有具备很强的责任意识，才会有持续的原动力，推动大学生在学习、技术能力、素养乃至修养上持续完善自己，提升自己，努力把其培育成国家的有用人才。 3.要培育大学生对法律价值之认可 法制和民主建设是一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它的核心目标是以法治国。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且被所有公民所笃信，是因为它是法律体现、维护且实现着社会正义。之所以形成法律意识，就是由于法律所展现的正义被主体感知，从而升华到理性之认知，最后成为对此种价值观的认可。所以，对大学生开展法治方面的教育时需要注意需要大学生运用现代教育观念来评价和思索法律文本所展现的价值观，它是不是切实展现了现今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内在法律权威性的需要，是不是切实符合当今正义观之需求。唯有如此，才能让对法律之情感与其发自肺腑的对正义的笃信实现某种心灵之感应，大学生们才会由他们本身的利益出发而去遵守、尊重国家法律，直到最后实现法律意识之观念升华。 4.培育大学生们学习法律、遵守法律、运用法律意识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前大学生自身的 法律知识 是贫瘠的;从现代社会人视角来看，也是满足社会需求的。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21世纪通识教育观之需求，将来的所有人才和专才需要熟知与精通法律知识。目前，大学生大都仅仅学习一些相关的基本法律知识，或者有关专业一些法律规范，没有严谨、系统和整体上有关法律的学习与训练。因为很多大学生不懂法律，致使他们在自身平常生活之中、在和社会接触过程中出现很多的法律盲区，比如上当、丧失诚信、损害别人的权利等。所以，学习法律乃是运用法和遵守法之根本。 在某种程度上说守法也是一种道德义务，一种被内敛了的内心遵守法和自觉遵守法。这就是说我们的法制教育不但需要他们主动遵守法律，而且要培育学生和正常秩序以及人类整体目标融合在一起的、主动的遵守法律精神。运用法意识指的是经过学习和遵守法律，让大学生可以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其合法权益之思想意识。要培育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和 社会实践 以及 毕业 实习过程中准确应用、擅长应用法律知识来维护其正当权益。 5.高等院校管理过程中要强调依法治校的观念 以前的那种计划经济年代，大都是以行政机关指令性管理方式为主要、以条条框框为基础来管理学校的，无相关法律使学校的管理工作更加规范。伴随改革逐渐深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伴随市场经济慢慢确立，我国对学校管理陆续颁布了有关法律和有关的管理条例。所以，高等院校的学生管理与思政教育要突出依法治校之观念，让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之中体验到法律，适当修正当前管理之中和法律法规不适应之内容，把原来旧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教育以及法制教育整体融合一起，运用多种形式，广泛推行学习和普及有关法律知识的活动。重点培育冷静处事、知法守法且有高素养的国家的栋梁之才。 参考文献： [1]许崇德.法学基础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许崇德.法律学基础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3]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论文2000字篇2 浅谈高职高专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摘要：加强高职高专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教育是构建和谐社会与依法治国的需要，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和逐步完善，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有所提高，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法律常识较为缺乏、法律观念淡薄、法律信仰尚未确立等。因此，我们应积极探索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关键词：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公民理解、尊重、执行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重要保证，具备了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就会做到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的尊严。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之材，是国家未来的高级建设者，其法律意识的强弱、法律认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和影响着社会的民主法制化进程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社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任。培养和加强高职高专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旨在使其成为既懂得专业知识、技能，又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高技能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 一、加强高职高专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必要性 (一)法律意识的培养是建设和谐校园的需要 目前，构建和谐校园是很多高校建设的目标。构建和谐校园，离不开大批遵纪守法的学生。大学生是和谐校园建设的重要主体之一，只有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关心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建设，使大学生在校园里远离违法犯罪，健康成才，才能够营造出遵纪守法、刻苦学习、顽强拼搏、团结友爱的和谐校园环境。 (二)法律意识的培养是全面提高大学生自身综合素质的需要 高职高专大学生是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有比一般社会成员更高的知识和技能，但他们身处高职院校，在高等院校序列中，他们位居末席。从招生情况来看，高职高专在高考中录取的 分数线 不高，“门槛”设置较低，加之连年扩招，客观上导致高职高专大学生综合素质偏低。同时由于相关课程和学时的限制，对学生只能注重法律知识的传授，缺乏法学理论的学习，难以让学生用理论解决现实存在的法律问题，因而相当的大学生法律观念与行为存在脱节现象。因此，加强高职高专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已迫在眉睫。 (三)法律意识的培养是维护大学生合法权益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由于法律知识的欠缺，在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头脑中，偏差的法律观点异常顽固地起着作用，他们用消极的态度来对待法律，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积极主动地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甚至会放弃法律武器，采用报复、“以暴制暴”、“以侵害对侵害”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这样的结果，只能导致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增加。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以及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对外交往日渐加强,可以预见,中国的未来将不可避免地更加紧密地与世界连为一体,这种新形势对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学生在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的同时,尚需具备相应的法律素质,唯有如此,才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二、高职高专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 (一)高职高专大学生对法律常识较为缺乏 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衡量法律意识高低的主要依据，掌握法律知识的多少、法律水平的高低与法律意识成正比。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健全、内容的不断丰富，大学生整体的法律知识水平也随之提高。但是目前我国高校学生的法律知识水平并不理想，高校学生大多重视专业课而忽视基础课，大学生没有扎实的法律基础知识，大学生也只是略懂一些法律概念和常识。 (二)高职高专大学生法制观念淡薄 权利和义务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权利意识对大学生法制观念的培养尤为重要。权利意识指人们对自己正当权利的感知、正确理解和加以捍卫的观念。对自己权利的主张,必然要求人们将对方作为这种具有独立价值的主体来认识并尊重其主体性。没有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就没有现代意义的权利观念。尊重他人的权利是主张自己权利的前提,不尊重他人的权利,其实就是践踏自己的权利。然而现实生活中,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守法的自觉性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方面,大学生缺乏权利观念,不能积极主动地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另一方面,一些学生损人利己,不懂得对他人权利的尊重,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其实,作为整个法律体系核心内容的权利和义务,从利益分配上讲,就是索取和付出的关系,他们之间具有统一性、平衡性的关系。 (三)高职高专大学生缺乏应有的法律信仰 大学生的法律信仰，即大学生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对法及法律现象反应过程中所形成的法律理想信念，在大学生法律意识结构中居于最高理性层次。大学生的法律信仰蕴含着大学生对法及法律的最高期望，是对正义、民主、平等、自由、人权、效率、秩序等法律价值的追求及其实现，从而实现法治，最终实现人类生活的幸福。然而，部分大学生并未形成一定意义上的法律信仰，有调查表明，有些大学生过分夸大社会不正之风和司法腐败现象对执法过程的影响，从思想上扭曲了权与法的关系。有部分大学生缺乏坚定的法律信仰，进而也就很难将之转化为自觉服从遵守法律。 三、高职高专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途径 高校要向社会输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这些大学生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他们必须具备现代的法律知识，才能在将来更好的胜任工作。而培养当代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是一项教育系统工程，需要从各方面营造条件和环境进行精心培育。 (一)营造良好校园法律教育环境 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学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校园环境的影响具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是广泛的而深刻的。因此，高职院校领导和教育管理工作者应该严格和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法开展各项工作，建立健全各项 规章制度 ，使每项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尤其是在学生普遍关注的学生德智体量化考核、评奖评优、贫困生资助、学生干部的管理等问题上，按规定办事，不因人而异，对违法违纪行为严肃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学生树立起良好的法制观念。 (二)注重心理健康教育与法律意识教育的结合 大学是一个人心理上正处于走向成熟的阶段，由于家庭、就业、情感等因素，常常导发大学生的不良情绪。高校应当设置心理健康课程，成立免费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与辅助的部门。辅导员也要学会运用心理学的知识来指导学生培养较强的意志力、稳定的情绪、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不断地完善自己的人格，从而使法制观念、法律意识得到强化，抵制各种不良风气的影响。 (三)加强对《法律基础》课程进行教学改革 当前高校的《法律基础》课属于基础课，教师不重视， 教学 方法 过时，教学内容陈旧，学生学习兴趣不高，这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法律意识的培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应当在讲授基本法律知识的同时，针对当前法律的 热点 、难点进行讲解分析，激发大学生对学习法律的兴趣。同时，应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讲解他们所关心、注重的问题，引起他们的共鸣并提高他们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应根据不同专业、不同情况的同学作有针对性的教授，力争使每个同学都得到符合自身情况和自身需求的法律教育。 参考文献： [1]刘兆兴.法律与道德.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 [2]谢尚果.大学生法律意识研究及其提高的途径[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3]陈建新,袁贵.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透视.社会科学论坛(河北),2002,(4). [4]郭声龙.应切实加强大学生的法制观念[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5,(7). 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论文2000字篇3 试论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路径 摘要: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而在法治社会的推进过程中，司法改革和法律教育作为两个重要的方面不可缺少。高校作为教育的重要场所，积极的进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目前的高校教学中，要积极的进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和强化，使其能够充分的认识到懂法、守法的重要性。本文就新时期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路径进行分析，旨在提高法律教学的效果，实现法律教学的价值。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路径 在新时期，我国的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科技利用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升。目前，信息技术和 网络技术 的利用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带给人们便捷的同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等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目前的大学生普遍利用网络来进行生活和学习，而网络上充斥的暴力、凶杀、色情等信息则成为了大学生犯罪的一大诱发因素。其实对于目前年轻的大学生而言，法律的概念相对遥远，所以法律意识普遍性不强，在这种情况下，极容易产生一些不符合法律规范的行为。为了约束青年大学生的行为，使其懂法、说法，就必须要进行法律意识的培养和强化。 一、加强学校的法制教育 (一)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加强学校法制教育的重要内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做好思想引导，使学生们具有积极健康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意识，通过矫正思想，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法律就是对人们思想道德观念和伦理的一种强制约束，通过法律的约束作用，实现思想道德观念的束缚，从而达到规范行为的作用。所以说，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际上就是从思想上进行自我的约束。在思想约束下，其行为自然会受到约束，有了这种约束，大学生便不会冲破法律的限制。 (二)营造校园法治环境 大学生法制意识的强弱和校园环境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为了提高大学生法制意识观念，必须要营造出较好的校园法制环境。通过校园法治环境的熏陶，学生们可以拥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而要营造校园法制环境，就要从两方面进行:第一是要对校园暴力事件以及校园中一些盗窃行为严厉的惩处，通过加大惩罚力度等进行学生认识的深化。第二就是要进行校园文明的建设。在校园中，要利用广播站、记者站以及一些社团等进行校园法治和文明的宣传，使得法制观念深入到学生的思想深处。 (三)优化教师队伍，依法治教 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老师是知识的传授者，另一方面，老师是学生思想道德的表率者，所以为了提高校园法治教育的效果，需要对老师队伍进行优化。第一是要进行老师责任意识的培养，通过责任强化使得老师的责任担当更加的明显。第二就是要进行依法治教。依托高校的法学院或者法律专业，进行执教的法律化建设，使得老师的教学行为为学生树立良好的典范，从而影响学生的行为习惯。 二、针对性的进行法律心理辅导 法律心理辅导在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从法律意识的培养来看，心理辅导和思想矫正要比行为习惯的规范更加重要，所以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面对个别同学的法律心理问题，要进行详细的了解，然后进行针对性的辅导。通常情况下，法律心理辅导有两个重要的目的:第一是对学生心理上的法律盲区进行辅导，通过辅导使得学生在心理上不在有法律盲区。第二就是提高学生对法律的心理重视。通过心理重视的提升，法律意识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三、创设良好的个人道德环境 创设良好的个人道德环境对于提升学生的法律意识而言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在上文中提到过，法律，其本质就是对人们的一些道德行为习惯的强制约束，通过法律的作用，人们能够更加清楚的认识到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其实在人们的行为习惯当中，对于一般行为，道德情感都可以进行约束，但是有些具有重大影响的行为习惯，必须要以法律的名义进行约束，其控制力才能体现出来。所以积极的进行大学生个人道德环境的培养，其实就是对法律意识的一种培养。 四、结语 法治社会的推进对于现代化社会建设而言意义重大，而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想更好的推进法制社会的建设，就必须要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因此，在目前的高校教育中进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就变得十分的重要。 参考文献: [1]李慧萍.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探究[J].经济师，2013，01:111-112. [2]樊迪.师范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及培养路径———以贵州省师范类院校为例[J].教育观察(上旬刊)，2014，12:36-38. 猜你喜欢： 1. 浅谈大学生法律意识论文 2. 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论文范文 3. 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4. 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论文 5. 有关大学生法律意识论文
法律是保护我们安全的重要内容，存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法律8000字 毕业 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法律8000字毕业论文篇1：《浅谈法律信仰形成的法律基础》 摘 要 法律信仰作为法治国家的精神基础在依法治国的当今无疑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对法律信仰和良法概念的界定、什么样的法律才能被信仰的阐述，阐释了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作用。 关键词 法律信仰 良法 作用 一、前言 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已经有十二年之久，为了实现依法治国的理想图景，我国已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基本有法可依。虽然有法，但法律在实践当中权大于法、人大于法、以言代法、以权废法的现象比比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归根到底是法律不被信仰，如果法律不被信仰，与一纸具文无异，就似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①。”法律作为信仰的唯一对象在培养法律信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究竟要信仰什么样的法律?良法作为一种有别于恶法的良善之法应作为法律信仰的当然对象。本文正是以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重要性为理论基础，通过以下逻辑来分析良法的这种重要性：法律信仰是依法治国方略的精神基础，这种精神基础又是如何形成的?法律作为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对法律信仰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那什么样的法律才会被信仰呢?价值合理、规范合理、体制合理、程序合理的良善之法应成为法律信仰的对象②。 二、法律信仰与良法概念界定 (一)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一词在《辞海》中并没有针对性的解释，只有对信仰的解释为：“信仰是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③。”谢晖教授认为“法律信仰是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一方面是主体以坚定的法律信念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规则作为其行为准则;另一方面是主体在严格的法律规则支配下的活动④。”由此，笔者认为法律信仰是指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信服和尊重，并将这种信服和尊重的心理状态转化为行为准则的过程。法律信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止不动的，是包括心理状态和行为过程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法律信仰不仅存在于理论上，而且践行于法治实践中。 (二)良法 良法是与恶法相对应的法哲学范畴，是一个广泛且不断发展的概念，它包括法的实质良善性和形式良善性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要对良法下个确切的概念不容易，可从良法的标准来探讨良法的概念。李龙教授主编的《良法论》一书认为良法的基本标准是：价值合理性、规范合理性、体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⑤。笔者认为，良法应从应然角度考虑，良法应是实质良善和形式良善的有机统一，由此，法律应当是怎样的，而非法律实然或已然是怎样的。价值合理性应是良法的灵魂，规范合理性、体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都是为了实现良法的价值合理性服务的。因此，良法应是符合自然、社会、人类发展规律的，能够满足主体享有最一般人权、公平正义的，并能为大多数独立社会主体所信奉和行使的准则。 三、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 法律信仰作为信仰的一种，其信服和尊重的准则当且仅当是法律，而不能是诸如权力、教义、风俗习惯之类的对象，如果法律信仰除法律之外还有其他对象，那就不是法律信仰，也培养不出法律信仰。法律的三品性“自由――人权性、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济性”是法律成为法律信仰对象的内在因素⑥。此外，规范的至上性是法律成为法律信仰对象的前提条件⑦。正是因为法律保障人权、救济权利、实现利益的特性及其至上性，确定了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 四、什么样的法律才会被信仰 依法治国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只有建立并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才能为依法治国提供法律基础，而法律被信仰是依法治国的精神基础，只有法律真正为社会主体所尊崇和行使才能实现法治，但是并不是只要是法律就一定会被信仰，还要看这种法律是否具有价值合理、规范合理、体制合理、程序合理等特性，是否能够保障人权、救济权利、实现利益，是否能够体现法律的应然性(公平正义性)，即法律应是良善之法，是为良法。 五、良法对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 根据谢晖教授将法律信仰分为法律信念和在法律信念支配下的活动两方面来看⑧，良法对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可通过以下两方面来实现：1.良法对法律信念形成的作用。法律信念是一个有关个体主观心理的概念，内在包涵着个体对法律的信服和尊崇，并把这种信服和尊崇内化为一种恒定的意念，而这种信服和尊崇的前提是法律可以实现主体的某种利益。良法因其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济性、自由-人权性，使其具备被信仰的价值基础;2.良法对法律实践的作用。法律实践的前提是有法可依，而这个法的良善性决定了法律实践的有效性，法律的有效实行是法律实践的应有之义。法律的善恶决定了人们对其信仰的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基础，只有善法――以人权保障为宗旨的法律，才能获得社会主体的普遍认同并加以普遍遵守，法律的良好实施才能促使人们去信服和尊崇法律，法律信仰才能形成。 六、结语 法律信仰在依法治国的当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要真正让法律成为普通民众的信仰，首先法律应是良善之法，且应有效实施，法条具文的泛滥，除了带来种种社会成本，还会阻碍法律人职业自律，而法律人职业素质的降低，无疑会鼓励人们在法制外另辟 渠道 ，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即求助于私力救助。因此，法律不仅在制定过程中要不断向良法靠近，而且制定出来的良法要得到有效的实施，这样才能为民众提供法律榜样，使民众信服法律，将法律内化为信念，从而信仰法律。 注释： ①[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28. ②李龙.良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71-72. ③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565. ④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5. ⑤李龙.良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71-72. ⑥钟明霞,范进学.试论法律信仰的若干问题.中国法学.1998(2). ⑦谢菲.小议形成法律信仰的前提条件和经济基础.律师世界.2002(7). ⑧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5. 法律8000字毕业论文篇2：《浅谈 保险 法律道德风险的法律防范》 摘 要 保险在我国社会中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重视，在保险法律关系实践中也出现了相当多的司法案例。本文首先分析了保险活动中法律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及产生原因，并对我国《保险法》在防范保险道德风险上存在的缺陷分析，从法律人的角度，对我国保险法的制定和修改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关键词 保险 道德风险 保险道德 一、保险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及产生原因 (一)保险道德风险的基本概念 道德风险是指与人的品德有关的无形因素，即是指由于个人不诚实、不正直或不轨企图，促使风险事故的发生或扩大，以致引起社会财富损毁和人身伤亡的原因和条件。 道德风险以前主要存在于经济领域，但是近年来随着保险领域的不断扩大，加之保险制度自身特点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道德风险越来越广泛的存在于保险领域，保险道德风险成为保险业中一个特有的术语。 “保险道德风险”是指通过投保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一种精神或心理状态，即投保人为了谋取保险金赔偿或给付而投保，通过促成或制造保险事故而取保险金的危险。 本文认为保险道德风险的主体除了投保人外，还应该包括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保险道德风险同一般的风险相比，具有自身特点。一般情况下，实际危险是有形的，而保险道德风险是无形的，很难运用保险业的相关法则加以预测，因此比较难以加以识别。 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分散危险和补偿损失，但是人为的保险道德风险却造成保险机制的非正常运转，因此有必要从法律角度寻求防范保险道德风险的具体 措施 ，以求将其发生率尽量降到最低。 (二)保险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及产生原因 随着社会的发展，保险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常见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虚构保险标的;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故意违反告知和保证义务;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道德风险源于人的自利本性，人们在利益的驱动下，可能做出一些不法行为。加之保险机制的自身特点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就导致了保险道德风险的广泛存在。保险道德风险的产生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保险活动中信息不对称。信息的不对称指在交易双方之间或者所形成合作关系的双方中， 一方拥有另一方所不知的信息，在相互对应的经济人之间不作对称分布的有关某些事件的知识或概率分布。 在社会保险活动中，投保人所了解的保险商品信息都来源于保险人和中介人的介绍。保险人则通过投保人和中介人来掌握保险标的信息。彼此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 2. 逆向选择的存在。所谓逆向选择( adverse selection) 是指事前隐藏信息的行为。保险人与投保人在保险过程中，必须要达到信息的完全对称与知晓，才能签订保险条约。但在现实中，这种绝对知晓与坦白的现象是不存在的，彼此都不能绝对知道对方的形象。因此，投保人在投保时，往往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性的投对自己有利的保险，而并不把这方面的所有情况让保险公司知晓。所以，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保险公司总是处于劣势。这样就导致了有些投保人不愿向保险人真实告之被保险人已存在的风险状况，保险人处于被动选择的位置为投保人的行为承担相应风险。 3. 立法对相关利益主体规制不足。人们追求利益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人就会做出一些不法行为，表现在保险活动中，就会引发保险道德风险。要想减少甚至消灭保险道德风险，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对相关主体的规制。正是因为现有立法对保险道德风险的规制不足，对保、诈保等行为惩罚不够，才会造成保险道德风险的广泛存在。 4. 我国保险法仍不完善。我国现在的《保险法》及与其配套的法律法规还不十分健全。存在着保险利益不清晰、归责原则不合理、缺少近因原则的规定等一些立法缺陷。特别是在约束方面，对保险欺诈的惩罚力度不够，客观上纵容了保险道德风险的发生。 因保险活动中信息不对称以及逆向选择而引发保险道德风险，主要还是由于保险法中相关制度不健全造成的。可以通过在保险法中设立和适用相关的原则和制度来加以解决。通过在保险法中规定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并且在保险事故发生后适用过错责任推定制度来让投保人负担举证责任就对解决保险活动中信息不对称与逆向选择问题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也可以通过加大对保行为的处惩罚力度来约束各个保险利益主体，防范保险道德风险。所以，归根结底，我们要从立法角度来防范保险道德风险。 二、我国《保险法》在防范保险道德风险上的缺陷 (一)保险利益不清晰 保险利益原则对防范保险道德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利益的法律规定却并不清晰。特别是对保险利益应该存在于何人何时，并未作详细的规定。 保险利益应该归于于何人，大多数国家规定为被保险人，而我国《保险法》规定为投保人。我认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具有更明确的保险利益。因为，假如被保险人与保险标间不存在保险利益，其又为合同受益人，那么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不仅不会对其利益造成损害，反而为其带来利益。这样以来便容易引发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 (二) 缺少近因原则的规定 我国《保险法》只是在相关条文中体现了近因原则的精神而无明文规定。我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五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向保险人提供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有关的证明资料。保险人应当及时予以核定，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履行保险责任;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发出拒绝赔偿或拒绝给付保险金的通知”。近因原则是确认保险人之保险责任的主要依据。正确认定近因，对防范保险道德风险有重要的意义。在《保险法》中增加关于近因原则及其适用标准的明确规定是十分必要的。 (三) 归责原则不妥当 按照保险的一般规则，保险责任的归责原则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考虑行为人有无过错，或说行为人有无过错对民事责任的构成和承担不产生影响。 就保险领域来说，就是基于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如果发生该事故的原因属于承保范围内的原因，那么保险人就必须承担保险责任。而不必考虑该事故是否是由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过错造成。 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能使因保险事故遭受的损失得到及时的赔偿，有利于保护投保人等的利益。但由于保险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并不能及时准确的获得事故的有关证明和资料，这样，对于保险人来说，证明投保人等是否存在故意是十分困难的。在此情况下，无过错归责原则的适用客观上加重了保险人的负担，增加了保险道德风险发生的危险。 (四) 对保等相关行为的惩罚力度不足 《保险法》中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在实施了保等行为后，主要承担的是违约的合同责任。“利益与风险相当”是一句古老的法谚，它指的是获得一定的利益必须负担相当的风险，如果利益大于风险，则必然会导致不法行为的产生。实施保等行为后所承担的责任远远小于通过保行为所获取的利益，必然会引发道德风险。另外，如今保险道德风险在保险领域广泛存在的现实说明，仅让他们承担违约责任是不足以防范保险道德风险的。所以《保险法》有必要加大对保、诈保行为的惩罚力度。 三、 防范保险道德风险的立法建议 (一) 进一步明晰保险利益 “无利益者无保险”，保险利益对保险道德风险防范的意义自不待言。保险利益具体明确，可以避免投保人利用对保险利益的不同理解而利用保险道德风险。 由《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可以看出，真正有权在保险事故发生时领取保险金的是被保险人，而非投标人。而《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可见，《保险法》第十二条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明显不一致。 保险利益存在于何时，根据《保险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可见与保险合同订立时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根据英美保险法通例，保险利益存在于何时因险种不同而不同。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分别具有补偿性和给付性特点，决定着保险利益原则在适用过程中的时间限制不尽相同。其中，对财产保险合同而言，一般要求从投保时至保险事故发生时应当始终对于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与此不同，保险利益原则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时，仅要求明确一个时间点，至于保险事故发生时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则在所不论。因此，我国《保险法》应该借鉴英美法的规定，明确保险利益产生于何时。 (二)增加近因原则的相关规定 由于我国《保险法》未明文规定近因原则。应在《保险法》中明确规定近因原则及其适用标准。根据近因原则的要求，认定近因的关键，在于寻找致损的因果关系。 关于近因原则的适用标准，保险界普遍认可的是直接作用论，即将对于致损最直接起着决定作用的原因作为近因。如果保险事故是作为直接原因造成保险标的损失，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如果保险事故并非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的直接原因，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三) 适用过错责任推定制度 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法中规定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对解决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保险合同签订前的逆向选择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对于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保险合同订立后的道德风险该如何解决呢?则依赖于过错责任推定制度。 在保险事故发生后的保险理赔过程中，对保险人来说，想要证明投保人等是否存在故意是十分困难的。而将举证责任的负担通过法律规定合理分配给投保人，可以使其自身受到相应的约束，对于弥补保险人的信息滞后性，防范保险道德风险无疑有所裨益。 例如，对于常见的汽车保案件，由于经常存在投保人与汽修厂联手保，所以更具有隐蔽性，这无疑增加了保险人对案件事实调查的难度，造成联手保畅行无阻。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的适用，将举证责任转移给投保人，给投保人增加了举证的负担，势必会增加联手保行为的难度，从而遏制保险道德风险的发生。 (四) 设立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制度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对防范保险道德风险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通过对保人施加更重的经济赔偿责任来制裁他们的不法行为，更好达到惩罚的目的。同样，通过惩罚也达到了威慑的目的，可以防止道德风险再次发生。其次，这一制度具有补偿功能，在补偿性损害赔偿不足以补偿保险人所遭受的损失时，惩罚性损害赔偿能更好的维护保险人切身利益。再次，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可以对保险交易起到鼓励作用。同样，这一制度在保险领域适用能够促进保险活动的正常进行，因为它使潜在的保人等认识到遵守保险合同的约定比实施保行为更加合算。 注释： 程婧.保险道德风险的产生及规避.福建金融.2001(5).第37页. 尹田主编.中国保险市场的法律调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页.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魏建文、邹国雄.论保险道德风险的法律防范.经济师.2002(3).第71页. 参考文献： [1]杨林.遏制保险欺诈.中国保险.2005(8). [2]张欢.中国社会保险逆向选择问题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6(2). [3]黄海骥.保险信息不对称的表现及影响.保险研究.2003(12). [4]卓志、熊海帆.保险领域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经济分析.保险理论与实践问题探索.西南 财经 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法律8000字毕业论文篇3：《浅谈法律服务在军队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一、引言 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军队的法制建设引人瞩目。其中，法律服务工作的蓬勃开展，直接促进了国家的政策法律在军队中得以更好的落实，这对贯彻中央军委依法治军的方针，保护国家军事利益，维护军队和军人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但是，这只是法律服务工作显而易见的一些作用。其实，对军队来说，法律服务工作作为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内容，不仅有利于加强我军的政治建设，发挥我军的政治优势，也在落实依法治军方针、依法管理部队、拓展政治工作职能和形成政治工作合力等领域发挥着作用，从而全面提高战斗力和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 二、法律服务工作与军队政治工作的相互作用 (一)军队政治工作的需求催生了法律服务工作的发展 随着依法治军原则的提出和部队法治建设的需要，具有军队特色的法律服务工作在部队应运而生。1995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将司法行政工作、军队保卫工作、军事审判工作和军事检察工作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法律服务工作就是其中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政治工作条例》把“领导司法行政工作、管理律师、公证和法律服务”作为总政治部的重要职责，把领导、负责法律服务工作作为各级政治机关的主要职责之一。这样，在《政治工作条例》这一军队政治工作的权威法规中确立了法律服务工作在政治工作中的法律地位。因此可以看出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需求催生了法律服务工作的发展，法律服务工作纳入军队政治工作体系中，在实践中有利于加强对法律服务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健康发展。 (二)法律服务工作的开展促进了政治工作任务的完成 《政治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了法律服务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共同任务是“打击军内违法犯罪和境内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的渗透破坏活动，从政治上、组织上纯洁和巩固部队，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国家利益和军事利益，维护军队和军人的合法权益”。这一任务的确定，是由法律服务工作本身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律师工作、公证工作和基层法律咨询工作，从法律角度为部队建设提供各项服务，适应部队建设需要，促进部队的全面建设。这些任务与政治工作中任务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军队政治工作中不能缺少法律服务工作，法律服务工作对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实现政治工作任务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三、法律服务工作在军队政治工作中的作用机制 (一)开启法律服务工作，加强军队政治建设 过去，我军的法律服务工作是潜在的，没有明确的组织机构和专业的法律队伍，也没有明确的人员职责分工。出现了法律问题，有了法律服务需求，则由保卫、组织、干部、宣传等部门办理。这些法律问题体现在为首长和机关提供法律咨询，为官兵涉法问题提供解答官兵，协调处理军地纠纷，参与诉讼和调解以及法制宣传 教育 等。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军方针的贯彻，法律已经涉及国家和军队生活的方方面面。单纯的依靠行政手段和途径，单靠组织、干部、宣传、保卫等部门的工作已不能满足部队政治建设的需要。只有开启法律服务工作，满足日益增多的涉法问题解决的需求，提高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发挥我军政治工作的优势。 (二)加强法律服务工作，落实依法治军方针 依法治军，就是依据法律管理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把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依法治军是军队建设全局性、基础性、长期性工作，中国特色军事法规体系的形成，为依法治军提供了有力支撑。依法治军是一个系统工程，如何才能找到依法开展工作的突破口和切入点?那就是通过法律服务工作。法律服务工作是贯彻实施军事法律法规的重要方面，在依法治军，有效地依法管理部队上发挥着巨大作用。 (三)加强法律服务工作，形成政治工作合力 军队法律服务工作具有独立的工作对象、工作任务和业务范围，相对于政治工作中的保卫、组织、干部、宣传、纪检等工作来说具有独特性。但是，法律服务工作又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和政治工作中的其他业务工作存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开展得好可以和其他政治工作形成合力。首先，法律服务工作与政治工作中的其他工作存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形成合力的关系。对政治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充实，又促进了政治工作其他方面工作的开展，形成政治工作合力，更有利于完成政治任务。其次，法律服务工作对纪检、组织、干部、宣传、 文化 工作及群众工作等同样具有促进作用。法律服务工作与其他各项业务工作都能相得益彰，形成合力，将系统论中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理运用到政治工作中，定会更好地搞好政治工作，实现其任务和职能。 (四)做好法律服务工作，加强基层政治工作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在我军的建设和发展中，政治工作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基层部队的政治工作则是整个政治工作最基本、最具体体现，部队基层政治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部队的战斗力生成，对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基层政治工作必须做到有法可依，当前，基层政治工作主要依据《军队基层建没纲要》，那么在贯彻这一法规开展基层政治工作的过程中，法律服务工作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法律服务工作要做好《纲要》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基层官兵树立《纲要》就是法规的意识，从而增强贯彻落实纲要的自觉性。因此，法律服务工作应面向基层开展工作，帮助基层搞好依法管理、依法施训、依法理财、依法搞好教育和法律宣传、依法维权等。所以，法律服务工作在加强基层全面建设，加强基层政治工作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四、结束语 总之，军队政治工作的需求催生了法律服务工作的发展，法律服务工作的开展促进了政治工作任务的完成。军队法律服务工作在军队政治工作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猜你喜欢： 1. 法律毕业生论文 2. 法律毕业论文范文大全 3. 法律毕业论文4000字 4. 浅谈法律毕业论文范文 5. 法律本科毕业论文范本 6. 法律毕业论文范本
近年来,随着人们法律意识及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越来越多。如轰动一时的贾国宇人身伤害赔偿案,获赔10万元,开了我国精神赔偿的先河,赔偿额高达数十万元的案件随之陆续耳闻,国外的同类赔偿更有高达上亿元的天文数字。于是,有人提出,能否由保险公司对精神损害加以承保,用经济的手段来转嫁风险,从而既保护了被损害人的正当利益,又能减轻损害人的经济和精神负担。那么,精神损害是可保风险吗?衡量某种风险是否可保,主要看它是否符合以下四条标准:(一)风险为纯粹风险,即只有损失机会,而无获利可能。精神损害不可能使任何人获利,满足这一条是不言而喻的。(二)有大量同类或相似风险存在。精神损害案件的日益增多,已是当今社会不争的事实。就以交通事故为例,据统计今年1—10月全国共发生交通事故33万余起,致死万人,致伤23万多人,平均每一小时就有40人因此受伤、致残,造成不同程度的肉体痛苦与精神伤害。如此众多的精神损害现象足以满足大数法则的要求,为保险人提供充分而准确的损失资料。(三)风险的发生是可测定的。尽管每件具体的精神损害是否发生、何时何地发生、发生后造成的损失程度如何是偶然的、不确定的,但其总体损失概率我们却可以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法等科学的手段予以测定。事实上,在国外,公民的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早已成为可保标的,人们可以根据需要自由投保,用经济而非法律的手段来保障自己的正当权益,正是因为保险具有如此强有力的补偿功能,才被誉为“社会的稳定器”、“家庭的保护伞”。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比照国外相似险种的设置,通过保险精算测定出精神损害发生的概率,使之可保化。(四)风险造成的损失可以用货币来估计。由于精神损害是无形的,其后果难以用金钱来数量化、具体化,加之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法规尚属空白,因此精神损害的赔偿额很难核定,这成为精神损害可保的一大难题,也是其难以市场化为一险种的现实原因。实际业务中,可参照实质损害赔偿的标准进行,即按照医疗费、营养费、抚恤费、丧葬费、误工费及收入减少补偿等实质损害赔偿的总和的一定比例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具体额度根据精神损害的严重性、恢复原状的时间和难易程度等在10%—200%之间核定。总之,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开展精神损害赔偿保险都有其现实可行性,而且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在精算充分的前提条件下,保险公司若能适时推出这一险种,相信应当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精神病是指一个人在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方面有着明显的障碍，从而表现出与正常人不一样的行为。这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精神病学术论文的内容，供大家参考!
摘 要：本文从精神病的症状表现中，以及从精神 分析 的角度列举了一个对精神病的 临床 心理 治疗 的个案，探讨了对精神病的心理治疗的可能性。同时分析了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如何来读破、拆散他的精神病性的逻辑的欲望世界。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病专家经常发现在妄想狂中存在在父性和父子关系的主题。拉康认为某些能唤起主体的父性的情况是导致精神病发作的催化剂，此时主体遇到的是一个空洞、一个空白。
关键词：精神病;精神分析;心理治疗
一、精神病症状和表现
精神病是指在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方面有明显障碍，致使患者歪曲地反映现实，不能适应正常的生活，具有危害自身和 社会 的行为者， 医学上又称重性精神障碍。患者一般不能正确认识疾病，缺乏现实批判能力。在国外一般医学字典上认为精神病应包括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综合症和“功能性”精神病，而功能性精神病又包括精神分裂、心境障碍、偏执性精神障碍、精神病性抑郁等。精神活动是大脑生理功能的具体表现，当大脑功能异常时，临床上表现为异常的精神活动，精神症状是异常的精神活动。由于人的个体差异很大，至今还没有特异的实验室检查精神活动异常的生物学指标。通常判断精神活动是否正常，需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进行比较，同时还要分析是否由客观原因造成等各种愿意进行评估。因此临床上患者的精神症状常常是一症状群、综合征的形式出现。综合征是指一组症状或特征，可在疾病的某一阶段表现出来，是精神病临床 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常见的综合征有幻觉妄想综合征、情感综合征、紧张综合征、遗忘综合征、易人综合征、虚无妄想综合征和Ganser综合征等。症状是患者求助的主观体验，如心慌等;体征是客观存在的外在表现。综合征是疾病所特有的一组症状和体征的组合。发现精神症状后，应判断此精神症状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而从心 理学 角度，原发症状直接与精神病理过程有关，继发的症状是对原发症状的一个反应。所以，在对精神病症状和表现进行评估之后，在临床工作中可以在药物的治疗基础之上，对精神病心理分析工作的可能性进行探讨，从而使患者可以在真实的世界里发现其缺失的意义，下面从一个个案来对精神病进行精神分析的可能性的探讨。
二、
弗洛伊德在阅读斯瑞伯《一个精神病的回忆》一文中，提出了力比多的投注和精神病的关系。并在《自恋 问题 引论》中，分析了自恋型力比多的投注和现实的问题。1942年，弗洛伊德在《精神官能症和精神错乱中的现实的丧失》中，指出问题不是现实的丧失，而是取代了现实的那个力量。但是，拉康却在弗洛伊德成就的宫殿里，对此提出了疑问，从而从结构和逻辑的层面上提出了《论精神错论的一切可能疗法的一个先决问题》。在那里，根本没有父亲的名字。弗洛伊德曾在许多场合指出，肯定存在一种偏执狂所特有的压抑和自我克制。拉康从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借用了一个术语来命名这种机制：排斥，它表明了对所涉及元素的彻底排斥。因此，这个元素就只能在真实中而不是在符号中返回了，例如，以幻觉的形式。拉康指出，在精神病中，存在在一种对父亲名字的排斥：它不是因为受到压制，而是完全抹杀了——某些能唤起主体的父姓观念的情况是导致精神病发作的催化剂。例如。当一个女人分娩之后从别人手里接过婴儿，还有一个男人成为父亲等，这些情况都会向父姓象征的领域发出呼唤，然而不幸的是那里一无所有，主题遇到的是一个空洞、一个空白。于是，精神病早期常有的“世界末日”之感也就随之产生了。主体面临的是能指的缺乏，即父亲名字的缺乏，随之而来的是意义的缺乏。按照拉康的说法，精神妄想症的患者试图在由于父亲名字的缺位而形成的空洞指出填补上丢失的意义。也就是说，要给世界赋予意义。例如，精神病患者会认为“今天是阴天，是一个外星人密谋控制天气”，换句话说，妄想症患者认为世界之所以充满危险，恰恰是因为缺乏一些基础的意义来使之规范条理。分析 经验 的真理表明，向主体提出的问题并不是体现为他在自我中引起的焦虑，这是他的伴随物中的一个成分。这个问题是个表达清楚的问题：“我在那里是什么?”这个问题关系到他的性别以及他在存在中的偶然性，也就是说，一方面他是男的，或可能是女的：另一方面，他可以不失，两者演化其奥秘，把它系结在生殖和死亡的象征中。存在的问题包含了主体，支撑着主体，侵入了主体，甚至将主体撕碎，在分析中遇到的紧张、悬念、幻想等都表明这个情况，然而正是这些现象是 组织在这个话语中，它们才确定了症状，才可被解读，才能在被解读之后得到解决。三、对一个爱僵尸的精神病少女的精神 分析
患者是一个16岁的女孩，现在读高一， 学习 较好。精神病学的诊断是精神分裂症。该女孩在初中开始就怀疑自己的心事自己没有说就被别人知道了。后来她发现身边的男性都在用恶毒的眼神在看她，并且要伤害她。在入院前一天，她早上骑车上学，发现街上的男性都在盯着她看，并知道了她的心事，要伤害她，她飞速骑到学校并且大哭，同学们都说她是疯子，所以她非常惊恐，父母决定入院 治疗 。其家庭 教育 严格，父母和睦，9岁前父亲在外地当兵。
在治疗中，我和她谈梦、幻想以及她的胶泥作品。在最初的谈话中，她喜欢做胶泥，她的作品里活跃着死亡、生殖以及暴力的元素：拿着镰刀的女性死神，俊美的黑衣僵尸，可爱的月老等人物。而这几个人物的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工具：手杖。在谈她的作品时，她说母亲是很暴力的，脾气很坏;自己爱僵尸，因为僵尸都对爱情很忠贞。在 工作过几次之后，她不再做这些泥人，但是她很焦虑地说她最近总是做恶梦。她 报告 了她的一个梦，在梦中：我去火车站接周杰伦，想让他签名，但是没有笔……我不知不觉又到了一个墓地，结过婚的人死了合葬在一起，不会变成恶鬼，而没结婚的人就是没有坟，是恶鬼。突然一个坟从中间裂开了，从里面出来一个恶鬼要吃她……”这个梦通过隐喻的形式，表达了主体的性化的焦虑，以及在生与死的象征关系的位置。她询问她在那里是什么，她的父母又是什么，她无法性化她已成熟的身体，因为从哪里来她又要回哪里去。但是，究竟是什么，让她的主体在被害妄想中给与这样一个不同的解释：那些男人要害她，因为他们知道了她是“狈”，所以那些男人要成为“狼”，只有这样她们才能狼狈为奸。这个梦打开了她的幻想之门，在一次分析中，她突然停止言说，并且很惊恐地看着我。我问她“你突然停下了，你在想什么”，她停顿了一会说：“我想摸你。”在后面的言说中，她记得儿时的一次和同性的性接触，以及父母对待她的性方式……现在，她混乱了，一方面她对女性有了兴趣，另一方面，她渴望又害怕男性，如她不敢坐男生坐过的椅子，怕怀孕，另一方面又认为男生很暴力，就如她的父亲让她的母亲怀孕生出她，并说小的时候对粪便很有兴趣，有的时候在上厕所的时候，一边吃馒头，一边解手，有的时候要一个多小时。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想象到她对客体小a的享乐，而同样是生与死的拷问。在一次治疗结束的时候她说：“以前认为 心理医生之所以成为医生，是因为他们想 问题 想多了，现在自己发现是想问题想多了就成了疯子。”
在治疗的过程中，她恢复了一些 社会 功能，可以上街，见到男生也不会逃避，焦虑的情绪有所缓解。在这个个案中，充斥着悖论，这个患者有父亲，但是却没有经历父姓的阉割，有母亲却成为母亲的一个享乐的客体，从一出生便掉入到这个注定将来要疯狂的洞里，那里没有规范，但是她必须去建立一个规范，去面对青春期性化的问题，询问祖先的问题。这也许是为什么青春期是精神病的高发期。为了很好地分析这个个案，那么有必要回到俄底普斯情节当中去，在那里母亲给了父亲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在上面的个案中，那个女孩的梦中的鬼要吃掉她，和她在厕所里边吃边解手的习惯，使我们回到前俄底普斯阶段，那里的生殖 文化 和俄第普斯阶段的父亲的隐喻。所以，你不需要一个能指才能成为父亲，或才死去，但是如果没有能指，没人会知道这两个状态的事。恰如这个女孩，因为没有父姓的阉割，所以问题关系到她的性别以及她在存在种的偶然性，也就是说。一方面她是男的，或可能是女的;另一方面，她可以不是，两者演化其奥秘，把它系结在生殖和死亡的象征中，而她在青春期开始成熟的时候。用妄想的形式给世界一个解释：男孩要害她是有原因的，因为她是一个“狈”，所以男人才会成为“狼”。
当然，对精神病人的心理治疗的可能性一直是倍受争议的，但是在拉康那里，以及 临床的心理治疗的 经验中似乎都在说明这个可能性。
【摘要】自杀是有意或故意伤害自己生命的行为，自杀对于社会、家庭、个人都带来了巨大的破坏。精神病人的自杀是精神疾病病人常见的死亡原因，且精神病人自杀平均年龄较一般人群年轻并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更糟糕的是很多人都忽视了精神病人这个弱势群体，对他们的行为置之不理，这无疑给我们社会的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为此我们将要对此走进精神病人的世界，去了解他们的心理，自杀原因，以及针对精神病人自杀的防范 措施 。
【关键词】自杀;原因;防范措施
一、精神病的种类和表现
(一)精神疾病的种类
精神疾病分为多种类型：对于精神病分类各国的标准不同，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精神病的分类逐渐系统化，目前我国对精神疾病的习惯分为十三种：
1.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由于脑组织直接受到损害而造成的器质性精神病，如：脑外伤、脑出血、颅内肿瘤等因素所致。
2.躯体疾病伴发的精神障碍：这是由于躯体疾病影响了大脑功能而造成的，如：心、肺、肝、肾发生疾病，导致脑供血、供氧不足。
3.酒依赖或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由于长期饮酒形成依赖(成瘾)后逐渐出现精神障碍，或在突然停饮后急剧发作。
4.鸦片类及其他精神活性物质伴发的精神障碍。
5.中毒性精神障碍：某些非依赖物质(如苯中毒、铅中毒、一氧化碳、医学药物中毒等)短期大量或长期少量进入人体，引起急性或慢性中毒后，造成精神障碍。
6.精神分裂症：为较常见的重型精神病之一，多起病于青壮年，常见症状有：精神恍惚、狂躁不安、幻觉妄想、兴奋躁动、打人毁物、抑郁多疑等。
7.偏执型精神病：以系统的妄想为主要症状。
8.情感障碍：为较常见的重性精神疾病之-，以显著而持久的情绪改变为基本临床表现。
9.心因性精神障碍：由严重精神打击或强烈的精神刺激所致。
10.与文化相关的精神障碍：常见症状有：恐缩症即害怕。
11.人格障碍：人格特征明显偏离正常，影响其社会和职业功能，本人精神上感到很痛苦。
12.性心理障碍：指两性行为在心理上偏离正常而导致活动行为上的异常。
13.精神发育迟滞：童年起即表现为全面智力低下和社会适应困难。
(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表现
1.性格改变：性格变得与平时不一样了。
2.行为异常：行为作派变化明显或者变得让人不可理解了。
3.语言异常：说话的方式 方法 变得不正常了。
总之，如果一个人现在与过去相比，像是变了一个人，与其他人相比，明显与众不同，那他可能患上了精神疾病。
二、精神病患者的自杀原因
(一)自杀与精神障碍
1.情感障碍：65%以上的自杀患者有情感障碍(主要为抑郁症)，是最常见的自杀病因。
2.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自杀率约为5% ～10%。有研究提示自杀与精神病人的自知力有关，即认识到疾病性质，担心今后精神分裂症复发而自杀。
3.酒精中毒与药物滥用：酒精中毒自杀最危险的年龄为40-50岁，其他精神活性物质滥用自杀者多在年龄40岁以下，尤以30岁以下最常见。
4.神经症：抑郁性神经症的住院病人自杀率增高，主要是因为病人有惊恐发作。可能由于受过心理打击，当记忆重现在脑海时，就会造成心理的巨大压力，打击再此重现，于是选择自杀。
(二)精神病人的自杀与社会心理因素
精神病人由于长期疾病的原因，社会功能受损，许多病人存在人格缺损，不完整，并对社会、家庭均构成一定的危害，很难取得社会的理解与同情，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精神病人所面临的社会心理压力就更大，他们面临着来自家庭矛盾的压力，亲人的拒绝，社会的冷落，面临着经济问题，他们期待着与其他人平等的权利，期待着社会的理解与接纳，由于这些社会心理因素所造成的精神病人自杀危险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
三、精神病患者自杀的手段
(一)精神病患者的自杀方法
精神病患者的自杀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1、服用大剂量抗精神病药或镇静安眠药或农药;2、自缢(上吊);3、触电;4、用尖锐物品自身伤害;5、撞头;6、溺水;7、跳楼;8、其他自杀方式。
(二)精神病人的自杀工具
精神病人精神失常，随时都可能发病，严重者随时可能做出一些预想不到的害人害己的事情。身边的物品随时都可能成为精神病人的作案和自杀的工具，如水果刀、棍子、锤子、斧头、电插头、绳子、电线等等。因此对日常不起眼的用品，严加看管。
四、精神病人自杀的防范措施
(一)非住院精神病人的防范措施
对有自杀企图的精神病人，家属要保证在24小时内不离人的照顾，要密切关注精神病人的一言一行，多与病人谈心，询问要自杀的原因及方法，好多时候精神病人的自杀主要来自于犯病、他人的歧视，因此作为精神病人的家属一定要加以重视，及早送病人住院治疗，只有住院治疗，才能进一步遏制住病人病情地发展，使其尽早康复。
(二)住院精神病人的防范及护理措施
1.严格监测生命体征
护理人员应仔细观察，及时给医生反映患者的病情变化和产生自杀行为的先兆，及早干预，以便及时调整药物的剂量，控制病情。
2.做好心理护理
与病人建立良好的治疗性人际关系，主动接触，态度和蔼，加强与患者内心世界的交流，使其在心理上得到宣泄，缓解消极的情绪，淡化自杀意念。
3.对有自杀意图者的护理
应床头交接班，将病人放在重点病房，专人护理，形影不离，不让患者单独活动，可让家属陪伴。
4.加强服药监护
每次发药时，应要求患者当场服下并仔细检查口腔，确实咽下方可离开，严防藏药或蓄积后一次性吞服。
5.加强保护性医疗制度
不向外人泄露患者的病情，尊重患者的人格，对患者的合理要求要尽量给予满足，家属探视时不给患者带任何危险物品，并对物品进行认真检查，不得疏漏。
6.严格执行各项安全制度
定期或不定期清查病人的床铺、室内物品，加强环境的安全检查。
7.做好恢复期的防范工作
相当一部分患者的自杀行为发生在恢复期，此时，护理人员应及时对患者加强自知力教育，及时观察患者的情绪变化，针对病情给患者精神上的支持、疏导和鼓励，帮助患者树立自信心，参加各种康复活动，培养生活的情趣，以减少自杀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张明圆：精神科手册，[M]第1版，上海;科学技术由版杆.
[2]周晓航等：浅谈精神分裂症病人自杀相关因素中国医药卫生杂志，20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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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鱼.精神病学，第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第1028页-第10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