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曲艺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意义 徜徉于中国曲艺的古今人物画廊，我们可以看到摇曳多姿、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刘兰芝、王昭君、祝英台、孟姜女、白素贞、王二姐、王宝钏、崔莺莺、林黛玉、晴雯、杜十娘、花木兰、穆桂英、江姐、双枪老太婆等，这些带着深刻历史记忆的名字和或悲喜交加或慷慨悲壮的感人故事传唱至今。 女性形象塑造是个长篇大论的话题，我们这里罗列几个主要方面。一、追求爱情自主、婚姻幸福的女性形象。1.缱绻情深，孜孜以求。 爱情本身是文学艺术的永恒题，对女性来说，也是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中不少诗歌反映中国女性对爱情积极主动的追求和浪漫幻想，即使在古代“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礼俗制度下，故事中的主角们——无论是皇宫公主、大家闺秀，还是平民百姓、青楼歌妓，她们对所爱的人付出真情、一往情深、生死不渝，体现出纯洁真挚、重情重义的可贵精神品质。如取材于古典名著《红楼梦》的黛玉故事，最早由清代子弟书作家韩小窗改编为《露泪缘》，其后，木板大鼓、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苏州评弹、河南坠子等曲种中都有不少曲目如《黛玉葬花》《黛玉悲秋》《黛玉焚稿》《永别紫鹃》等，塑造一个寄人篱下的真心爱着和盼望与心上人结合但遭到无情打击而香消玉殒的林妹妹可叹可敬的形象，曲艺对这个人物的演绎是纯粹的、美好的、深入人心的，也是非常接地气的。《西厢记》故事来源于唐代元稹的《会真记》，原本是一个文人无德“始乱之终弃之”的悲剧故事，至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剧情翻转，莺莺张生自由恋爱经过一番曲折努力最终以大团圆结局。元代王实甫改编杂剧《西厢记》，剧中女主人公崔莺莺和丫环红娘的形象更加丰满而真实。清末以来民间曲艺“西厢段”一度盛行，以才子佳人恋爱的喜剧元素为中心，京韵大鼓刘宝全《大西厢》，二人转《莺莺观花》《莺莺观画》《拷红》《红娘下书》等，马如飞弹词《莺莺听琴》等都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还有梅花大鼓《十字西厢》、京东大鼓《拆西厢》等风趣小段。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如梁祝故事、白蛇传说等，都从女性形象的角度得到了更为完美的呈现。山东琴书《梁祝下山》、二人转《十八相送》、河南坠子《英台哭灵》、徐州琴书《九红扑墓》、湖北小曲《九红出嫁》、京韵大鼓《梁祝化蝶》，凄美的梁祝爱情悲剧让人荡气回肠。反映白娘子和小青“蛇精”形象的曲目也有很多，如《金山寺》《游湖借伞》《水漫金山》《断桥会》《白蛇传》等。其他表现自由恋爱故事的著名曲目还有南音《陈三五娘》，表现陈妙常与潘必正恋爱故事的河南坠子、湖北小曲等曲种的《秋江》，表现王宝钏故事的京东大鼓《武家坡剜菜》，取材于“三言”张廷秀故事的鼓词《王二姐思夫》《王二姐哭楼》和单出头《摔镜架》，秦英与洪月娥故事的单出头《红月娥做梦》，表现刘金定和高君宝一见钟情阵前招亲故事的乐亭大鼓《双锁山》等。在那个视自由恋爱如“洪水猛兽”的封建时代，这些曲艺作品通过描摹市井、乡村中的男女自由恋情，揭示了冲破封建礼教的意义，女性的外在美与心灵美使这些曲目具有优美持久的魅力，久唱不衰。2.忠贞不渝、坚定执着。 唐代变文中的《韩朋赋》出自《搜神记》，“韩凭夫妇”被君王强行拆散，双双殉情的故事，歌颂了韩凭妻贞夫不慕富贵，不畏强暴，坚贞不渝的美德。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的故事，从《孟姜女变文》再到清代子弟书《孟姜女》，再到京韵大鼓《孟姜女》，山东大鼓《孟姜女哭长城》等，人们印象中弱小孤单悲悲切切的“小女子”被塑造成具有吃苦耐劳品格、坚韧不拔意志和反抗暴秦勇敢精神的女性形象。反映蓝瑞莲和公子魏景元爱情悲剧的《蓝桥会》在北方民间广为流传，山东琴书、二人转、西河大鼓等曲种都有演绎，歌颂了两人对爱情的忠贞。在那些传统的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中，褒扬女性人物的刚烈忠贞，谴责负心男子。如唱杜十娘故事的山东大鼓《青楼遗恨》、单弦《杜十娘》、竹琴《杜十娘投江》等，讲述青楼女子杜十娘为摆脱逆境，自赎自身与富家公子李甲从良。不想李甲背信弃义，将其卖于孙富。万念俱灰之下，杜十娘怒骂孙富，痛斥李甲，把多年珍藏的百宝箱中的一件件宝物抛向江中，最后纵身跃入滚滚波涛之中。石派单弦的演唱至为精彩，把一个情比金坚、刚烈决绝的杜十娘和她强烈反抗社会压迫、维护人格尊严的感情世界，饱满、完整与完美地呈现在广大听众观众面前，让人掬泪扼腕长叹。此类的曲目还有唱叙《红楼梦》尤三姐故事的《尤三姐》《鸳鸯剑》，唱叙王魁负桂英故事的弹词开篇《情探》《阳告》，唱李十郎负心霍小玉的子弟书《负心恨》等。二、塑造胸怀天下建功立业、勇于牺牲的巾帼英雄形象。巾帼英雄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女将形象。 在传统戏曲舞台和曲艺节目中，殊多智勇双全上阵杀敌的女将光辉形象，她们金戈铁马，舞刀弄枪，保家卫国，剪除奸佞。这类形象滥觞于北朝民歌《木兰辞》，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堪称是亘古第一巾帼英雄，四川扬琴《木兰从军》、兰州鼓子词《木兰从军》《木兰出塞》《木兰荣归》、西河大鼓书《花木兰扫北》、徐丽仙弹词开篇《新木兰辞》等，塑造了关山飞渡、驰骋疆场、“安能辨我是雌雄”的英姿飒爽的花将军形象。评书《说岳》、东北大鼓《梁红玉》、河南坠子《擂鼓战金山》塑造明代女将梁红玉形象，其他征战如杨家将故事中西河大鼓《穆桂英下山》、西河大鼓《杨金花夺印》、西河大鼓《十二寡妇征西》等。解放后林红玉演唱的京韵大鼓《穆桂英挂帅》，从戏曲移植而来，佘太君和穆桂英边下棋边谈论边关军情，这时杨文广送来元帅印，穆桂英说杨家将忠勇为国，马革裹尸，而宋皇无道昏庸，负气不接帅印。佘太君教导孙媳要以国为重，穆桂英53岁重上沙场，说“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出征扫平狼烟，立下功劳。以花木兰、杨门女将、梁红玉等女将为代表的中国女性，传达出中国女性美中不同于阴柔美的“壮美”的精神意蕴。 承接这个传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红色经典创作中涌现了许多革命女英雄形象，如演绎辛亥革命志士秋瑾壮烈牺牲的京韵大鼓《鉴湖女侠》，周文雍、陈铁军革命夫妇临危不惧笑迎屠刀的梅花大鼓《悲壮的婚礼》，根据《洪湖赤卫队》改编的京韵大鼓《韩英见娘》塑造赤卫队长韩英和母亲的形象。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江姐故事有评书《江姐上船》、四川竹琴《江姐上山》和湖北小曲《江姐进山》《江姐被捕》《江姐就义》等，梅花大鼓《绣红旗》、快板书《劫刑车》塑造了华蓥山游击队政委双枪老太婆机智勇敢的光辉形象。中篇评弹《刘胡兰》唱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的光荣事迹，湖北小曲《碧血丹心》唱叙解放战争时期为掩护王排长牺牲的李大娘，京韵大鼓《党的女儿向秀丽》颂扬广州某制药厂奋不顾身扑灭烈火而牺牲的年轻女工向秀丽，《千里堤送别》演绎小说《红旗谱》中春兰与运涛，还有鼓词《新中国的花木兰郭俊卿》《晋察冀小姑娘》《赵一曼》直到陕北快书《时代楷模黄文秀》，无数个可歌可泣的女豪杰、女战士、女英雄、女八路、女干部、女党员、女模范等，唱响了曲艺的主旋律。第二类是女侠形象。 最早在魏晋时代的民间传说和志怪小说中出现了传奇性的侠女形象，唐传奇中聂隐娘、红拂、红线等女侠，评书《大唐三侠》、《绿牡丹》中的鲍金花等。京韵大鼓《刺汤勤》是刘派京韵大鼓保留曲目，也叫《雪艳刺汤》，根据清代子弟书《刺汤》改编，“雪艳刺汤勤女子的真节烈，她是半酬夫志半唤愚盲”，塑造了雪艳娘为夫报仇，为民除害，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果断坚毅的侠女形象。第三类是贞烈奇女子形象。 京韵大鼓《长坂坡》，改编自韩小窗子弟书《长坂坡》，也称《糜氏托孤》，糜夫人在战争中受伤，怀抱幼主，赵云单人单骑前来搭救，糜夫人为了不连累赵将军，托付幼主后投枯井而亡，以精雕细刻之艺术手法演绎虽弱质娇躯而舍生取义的糜夫人形象，成为久演不衰的经典。战国时期齐国国母钟无艳（盐）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最早的原型是无盐之地民女冒死进谏齐王的故事，在后世演变中名字由相对古拙的“无盐”衍化为无艳。《英烈春秋》鼓词上说无艳原是仙女，一日瑶池沐浴，窥见人间战乱纷纷，黎民涂炭，立志下凡平息战乱，匆忙之间误披夜叉皮，投胎钟离府。齐国贤相晏婴推荐，齐王桑园访贤，封钟无艳为娘娘，后又反悔。钟无艳为齐国挂帅出征，屡克列强诸国，在宫中多次遭人陷害，棋盘会上九死一生，护住齐王脱险。然而因貌丑一直被齐王百般嫌弃，“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最后她冲破纲常在山寨扯旗招夫，齐王终于改“色”归正，迎回钟无艳，齐国强盛，君妃偕好。《英烈春秋》是著名说部“六部春秋”之一，广东木鱼书作《钟无艳娘娘》，评书《丑女无盐》或《无盐娘娘传奇》（一名《钟无艳》），蒙古说书《钟国母》等，褒扬了钟无艳的文韬武略，塑造了一个容貌极丑而才华绝异，心系苍生社稷，以天下为己任，勇敢担当，安邦定国，不畏世俗偏见，反抗礼教束缚，朝着既定目标勇往直前的奇女子形象。第四类是深明大义的母亲形象。 古代规定女性的天职是相夫教子，尤其母亲在对子女教育起到重要作用，曲艺作品中彰显的是母亲向子女灌输正向力的价值观，如扶危济困，坚持理想和正义，爱国主义等。二人转《岳母刺字》、兰州鼓子词《岳母刺字》岳飞母亲在岳飞出征前在背上刺写“精忠报国”，正是岳母这一举动促使岳飞一生“壮怀激烈”成为抗金英雄。单弦《骂曹训子》中的徐母、《宁武关》中的周母等，都深明大义，痛骂奸臣，教儿报国，甚至舍生取义以激励“儿臣”投入战斗。另外抗“疫”曲艺中也有不少歌颂医护人员母亲“舍小家顾大家”支持子女逆行抗“疫”的作品。第五类是为民族和睦作出贡献的女性形象。 古代有一类特殊女性群体——宫女或宗室公主，由于当时的和亲政策，被宫廷“远嫁”少数民族地区，她们告别亲人，远离家乡，为巩固边塞和平，维护民族团结作出贡献。著名的历史人物王昭君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其事迹最早见于《汉书》，唐朝有《王昭君变文》和蜀女“转昭君变”。王昭君本名王嫱，容颜美丽，据说因画工毛延寿故意画丑而未得宠幸，后自愿（或被迫）远嫁匈奴单于，因思念故国郁郁寡欢而死。福建南音中很多作品是唱述王昭君故事的，如《山险峻》《听见雁声悲》《为着命怯》《别离金銮》《心中悲怨》等，梅花大鼓等曲种中也有《鸿雁捎书》，甘肃河西地区有《昭君出塞宝卷》等宝卷。这些作品处处流露出的王昭君对汉室的忠心和对故乡的思念是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体现。“昭君出塞”的故事千古流传，美丽忠义的王昭君形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文成公主与吐蕃松赞干布和亲，开创了唐蕃交好的新时代。新创作品梅花大鼓《文成公主》叙唱文成公主进藏的事迹，以敢于担当的情怀义无反顾地西行，在高原播下了汉文化的种子，开花结果。王昭君、文成公主作为民族和睦“和平使者”，万世流芳。三、塑造反抗封建礼教束缚、勇于抗争的女性形象。 古代正统文学中难觅这样的身影：伶牙俐齿、心直口快、出口成章、天生爱说、不受拘束，宋代话本《快嘴李翠莲记》（以韵文为主，体制类似快板）塑造了这样一位泼辣火爆的新娘李翠莲的形象，来源于唐代俗赋《齖䶗书》。李翠莲是文学史上亦应鲜见的喜剧性人物，因不满繁琐礼节，在婚礼上骂媒人、打傧相，婚后在婆家不顺从公婆的管教，逞利口争辩，最后落得个被丈夫休离而娘家也不容只好落发出家的悲剧性结局。李翠莲坚持自我个性，以“言说”为女性争权利，争平等，唱响反抗礼教的先声。此等人物为当时世俗所不容，尤其是理学为主流话语的明清两代，此类女性形象归于沉寂。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双双》作为争取男女平等和女性“泼辣美”的代表出现在银幕上舞台上，如潮州歌册等曲种据此改编。就女性叛逆形象的高度和突破来说，清代女作家写的弹词《玉钏缘》《天雨花》《再生缘》《笔生花》《子虚记》《凤双飞》《梦影缘》等表现了清代知识女性独立自我意识的高涨，秋瑾的弹词《精卫石》更 像是女性冲出家庭樊笼，实现男女平等的宣言，精卫正是一飞冲天壮志凌云的女革命家的象征。四、塑造才华出众、富涵中华美德底蕴的女性形象。 新曲艺塑造了现实生活中集勤劳、善良、敬业、助人为乐等美德于一身的妇女形象。她们是京韵大鼓《夜请李月华》中带病坚持治病救人、妙手回春的好医生李月华，天津时调《金色的黎明》中晨曦中辛勤劳动着的城市美容者环卫姑娘们，河南坠子《小二妮上堤》中飞针走线为修河工人缝补衣服的志愿者二妮儿，评弹开篇《秀发》中剪掉长发毅然出征的抗疫护士……新曲艺中的女性形象明快清新，让人肃然起敬。新曲艺还塑造了女文学家、女艺术家的形象，如京韵大鼓《白妞说书》再现大明湖畔白妞黑妞说书的情景，京韵大鼓《琵琶行》白居易聆听琵琶女高超的弹奏技艺和女子不幸命运产生共情。中篇评弹《绣神》演绎苏州刺绣大师沈寿的成长故事。中篇评弹《林徽因》唱叙了文学才女林徽因与建筑学的不解之缘。曲艺中塑造了女性智慧人物形象，褒扬女子的聪明才智。《杨八姐游春》佘太君要礼物那段唱巧妙地婉拒宋皇，子弟书《三难新郎》、新中篇评弹《孟丽君》《西施》《貂蝉》《大脚皇后》等曲目的女主人公皆是既秀外慧中、聪明机智，又有主见、能成大事的古代女子。新曲艺作品乐于表现女性日常生活中活泼开朗、健康向上的女性形象，如天津时调《踢毽》《放风筝》《摔西瓜》，河南坠子《摘棉花》《借髢髢》等。 综上所述，可以分两个阶段来看曲艺中女性形象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女性的生活天地甚为局促，女性形象以爱情家庭题材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国策的推进，女性在各条战线岗位上施展抱负和才干，红色题材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成为突出亮点。随着时代的发展，曲艺中女性形象的比重不断增加，除了受社会变革影响之外，还有来自创演主体的原因。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不少曲种中，女演员逐渐成为舞台呈现的主体，女性题材作品为她们所擅长，其艺术创造力也被激发出来，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演员的形象和感情世界有机地融为一体，如梅花皇后花四宝之于《黛玉葬花》，单弦石慧儒之于《杜十娘》，京韵大鼓桑红林之于《刺汤勤》，评弹朱慧珍之于《庵堂认母》《白蛇传》等，这样的“活保人”使艺术家攀上艺术高峰。另外曲艺在反映“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代表极致的花木兰型和林黛玉型同等重要同样有艺术魅力，“大女人”有“大”的可敬，“小女人”有“小”的可爱，摇曳多姿，交相辉映。 但是相对于当今社会生活中女性发挥的重大作用，曲艺中的女性形象和话语表达是非常不够的，而且各曲种之间也有不充分不平衡的情况，相声、评书、快板、快书等曲种女性话语存在缺陷、女性形象相对匮乏。再比如，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场上70%以上的医护人员是女性，也涌现出李兰娟、夏思思、甘如意等巾帼英雄人物，无所畏惧、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更早已成为万千国人心中一面耀眼的精神旗帜，而反映她们的优秀曲艺作品却寥寥无几。期待我们的曲艺作家和演员今后更加注重女性主体话语表达，多多塑造爱党爱国、奋发有为、积极向上、建功立业的女性形象，多元化、全方位地展示中国女性“半边天”的风采，筑成美丽迷人的风景线。
中国女性形象研究现状分析作者：***来源：《现代交际》2016年第12期 [摘要]女性主义研究者通过分析媒介的内容，试图将媒体中的女性形象与现实社会进行比较，来探讨媒体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妇女》作为官方女性杂志，是“控制体系”的中国媒体中一个典型。对它的研究能反应国家意识形态下的媒体对女性形象塑造的特点。因此本研究以官方女性刊物《中国妇女》为中心，探讨分析了学术界对于中国女性形象的研究现状。
以古代文学女性形象对女性俗语的考证与置疑摘要：本文以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切入，进行了对关于女性的俗语的分析和论述，从而对一些俗语产生考证与反拨。目的是增加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与精英文化相对的俗文化的关注和认识，进而产生新的理解。关键词：女性形象 俗语 考证与置疑自古，关于女性的讨论就是众说纷纭的问题，外国有著名女性学者西蒙娜•伏波娃著有《第二性》，还有海蒂、福柯等哲学家；国内，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也涌现出很多女性问题研究者。那么，如此丰富的女性科学研究表现在文学中就是姿态各异的女性形象。其中又以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最为典型、有代表性，而表现在俗文化中就是社会上长期流行、甚至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一些俗语（在此为研究方便，姑且将其称之为俗语）。本文将把这两者结合并进行初步分析与探讨。让我们以自古写情的公认佳作开始：《西厢记》、《牡丹亭》与《娇红记》。《西厢记》中青春貌美的相国小姐莺莺“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出身高贵显赫，深受传统礼教文化熏陶，但当她在佛殿邂逅“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的张生时，便一见钟情，陷入相思。杜丽娘的故事更是一场压抑的春梦：游园时一见春色恼人莺燕成双，青春本性便迸发殆尽，随之梦中相会直至为情而亡。她自己都说：“吾今年区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还有一位女主角王娇娘却是比前两位成熟和理智得多，她与申纯的爱情是经反复试探和了解得以建立，共同的思想以及志趣是他们的爱情基点，类似宝黛之爱。至此，我们不难对所谓“一见钟情”之爱产生置疑：爱情的产生真的存在一见钟情这种可能吗？试想，纯真质朴的莺莺小姐在佛殿上见到的不是张生，而是另一个同样风流倜傥风度翩翩又满腹经纶的白面书生，她是否同样“一见钟情”？如果还不够说服力，那么杜丽娘梦中欢爱，梦醒后如果邂逅了另外一位柳梦梅，无疑仍会不顾礼法一晌贪欢。因为那个对象明显是春情萌发的产物，而非共同生活中产生的真挚的感情。包括冯梦龙《醒世恒言》中的《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范二朗与周胜仙同样在酒楼上一见倾心，巧妙把自己的基本情况传达给对方，从而促成一段姻缘。清人李渔《十二楼》之首《合影楼》，写屠珍生和管玉珍由于见了对方在水中的倒影而一见钟情。简直其情。这些无疑都有强烈的传说、演绎色彩。纵观“一见钟情”模式，基本上都循着一条潜规则：偶然邂逅——私定终身——终成眷属（或双双殉情）。充斥其中的才子暮色，佳人怀春的实质无外乎情欲和寂寞并生的产物，“以色为先导，以欲为核心”，存在恋爱双方的不确定性，从而产生多向选择的可能。这种“一见钟情”仅仅是在“正确的时间、地点，遇到正确的人”，“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所以，与这种一见钟情模式比起来，《娇红记》的爱情更为可信，更有亲切感。这也许与其产生时代较晚相关。结束对“一见钟情”式爱情的置疑，第二个俗语是“痴心女子负心汉”。这是个饱含悲情意味的题目，其中蕴涵着不少女性的血泪控诉。笔者分析了关于描写妓女、爱情的20篇古代短篇小说，粗略统计归纳出一个结论，即：团圆结局（包括历经劫难后的重生）有10篇，变鬼复仇类型的有2篇，悲剧结局有8篇，其中多为“负心汉模式”。这些故事都具有鲜明的道德教化色彩，有情礼合一的思想倾向，结果是负心汉受到各式各样的严惩，可以证明的很典型的例子是前文所提到的《西厢》的前身：《莺莺传》。张生移情别恋，始乱终弃，痛斥莺莺为“尤物”。这是作为维护封建道德的优秀文学作品，旨在“止淫奔”。还有唐人蒋防的《霍小玉传》：小玉从来未抱奢望和幻想，就算面对李益的海誓山盟，她也清醒地认识到李益“门族清华”，“自知非匹”，直至被丈夫以七出罪过休戚。她很清醒：“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更为震撼人心的是《王魁负心桂英死报》（宋《醉翁谈渌》）。出于门阀观念、父为子纲这些牢不可破、固若金汤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王魁辜负一心一意的桂英，枉她一片痴情。还有“秋扇见捐”的故事，汉乐府《怨歌行》：新裂齐纨素，鲜活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圆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这也印证古代弃妇形象成为一种典型形象的直接动因。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负心汉故事不胜枚举，归纳出一般模式是：女方有恩于男方——男方落魄后飞黄腾达——另觅新欢。虽然痴情后生的存在量不在少数，但古代女性特殊低下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定位似乎使人更加愿意相信“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模式更具有真实性。第三句女性俗语中所包括的，有国破家亡、江山易主之痛，更有千金只为红颜之情，这就是“红颜祸水”。一方面羞羞答答承认“红颜”，另一方面更咬牙切齿痛斥“祸水”，这是奇特的矛盾统一。古今中外关于这句话的证明俯拾即是：“声色也，败德之具也。”，“由来倾国遗恨，在婵娟”……成为典故的就有商纣王为妲己建鹿台，周幽王为取悦褒姒而有骊山温泉华清池，更有千军只为红颜笑的烽火戏诸侯，美人艳笑和悠悠狼烟亡了商、周。还有“馆娃歌舞”：夫差迷恋西施，为之于灵岩上建馆娃宫，后被越所灭；“笑是金莲消国步”：六朝齐废帝东昏侯宠爱潘妃，为之造神仙、永寿二殿，凿为莲花以辅地，称潘妃行其上之态为“此步步生莲花也”；“玉树迷烟雾”：六朝陈后主沉溺声色，迷恋张丽华而作《玉树后庭花》……这些到底与真实历史有几分相同暂且不论，但文人对此的创作倾向都不约而同地遵循了一个主题：红颜祸水。难道酿成祸水的罪魁祸首都归于娇柔红颜吗？男性作为社会的主宰，为了社会的主宰，为了推卸本无法也不应推卸的责任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幸好有明人陆人龙在《型世言》中所作《胡总制巧用华棣卿 王翠翘死报徐明山》：翘儿为救家难，逼父母卖掉自己，落入娼家后又遇乱兵，在军中以美色（也算）运筹帷幄，救下当日的恩人华棣卿，又劝降徐海，使东南沿海一带免受倭寇之患，但最后也逃不过作为女人的注定悲惨结局：被逼沉江。作者也慨叹“红颜命薄如鹈翼一任东风上下飘。”像窦娥、赵五娘一样，忍辱负重，但又比她们高明地参与政事、救国于水火。名满天下的京城名妓李师师（《李师师外传》自宋《琳琅密室丛书》）不知是福还是祸地被宋徽宗发现并宠幸。金兵南侵，“河北告急”时，她积极资助抗金斗争，被汉奸张邦昌出卖后，愤然就义，以“色艺绝伦”的身体回报了故土，不知所谓“祸水”之“祸”从何来？清人陈树基有《苏小小慧眼识风流》：钱塘名妓苏小小，先委身于对她一往情深的阮郁，“有眼识人”，后又作出壮举，对落难的鲍仁慷慨解囊，助其成就功名大业，在世态炎凉中“颇识英雄”。虽终香消玉殒，但从衣锦还乡的鲍仁“人之相知，贵乎知心，他小小一女子在贫贱时能知我心，慨然相赠”的由衷赞美中，我们仍然清晰可见的，是小小的才识兼俱、侠肝义胆。这位“千秋义侠”之“祸”又从何谈起？娇俏红颜，或温存，或智慧，或贤良，或狭义，被强行扣上“祸水”之名，不得不说是社会和文化的悲哀。而让这些可人红颜去承担误国毁家的罪名未免有失公允，但历史从来为强权者所书，这便造就了她们永世的地域，翻身难矣！下一句是比较有现实意义的：“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在父母劝儿女擦亮眼睛为择佳偶时成为许多家庭必引之语。看起来确有几分道理。唐传奇《李娃传》讲荥阳公子命运不济，沦为挽歌郎甚至乞丐。在妓女李娃的精心护理下，终应试得官，恢复旧有地位，李娃也被册封为妍国夫人，二人结成百年之好。同为情人败落，赵春儿的命运可没那么幸运。《警世通言》中《赵春儿重旺赵家庄》中的纨绔子弟曹可成，挥金如土坐吃山空，毁了父母之家和自己与春儿的夫妻之家，更可气的是连春儿为养家而防绩的伴儿都被他卖掉。赵春儿可真谓“嫁错郎”，幸亏她还有先见之明，埋了“黄白之物”在地下，待相公醒悟后以解家难，才“重旺”了赵家庄。春儿也因其为人之善、谋虑之深、目光之远、心智之聪、意志之坚、持事之恒被奉为“有志妇人”。而作者冯梦龙对此却有训诫：“破家只为貌如花，又仗红颜再起家，如此红颜千古少，劝君还是莫贪花。”岂不可笑！春儿以自己的坚韧和意志重新唤醒了丈夫，振兴了曹家庄，尽管“嫁错郎”，却仍矢志不渝，创造了一个较为美满的团圆结局。但作者用她来“劝君莫贪花”！……更为广泛传诵的是《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和焦仲卿再恩爱再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迫于焦母的巨大压力，“新妇”仍“被驱谴”，她洒扫女红无不精通，又光彩照人，本应拥有古代女子期待中的相夫教子的美好人生，但事以至此又何尝不是因她“嫁错郎”？但这种认错人，爱错人，又跟错人而酿成悲剧的最为震撼的典型是杜十娘。这位京都名妓色美艺高，“浑身雅艳，遍体娇香”，声音“每闻绝调，辄不禁神魂之飞动，使多少公子王孙，一个个情迷意荡”，且道德高尚，蔑视鸨儿“贪财无义”，又贤良多情，与李甲“真情相好”，但结局却是与承载了她对未来夫妻生活的所有向往的千金宝箱一起怒沉于滚滚江涛。“妾椟中有玉，恨郎眼内无珠”啊！悲剧气氛催人泪下。诸例可见，在古代，女性的幸福仅是男性垂怜时的随手一抛，这时嫁人就显得异常重要，所以“女怕嫁错郎”盛行数年且长盛不衰。
中国古代文学的女性形象研究 悬赏分：5 - 离问题结束还有 14 天 22 小时中国古代文学中古代男人眼中的女性形象、古代女性的地位处境以及古代妓女的形象、地位
你可以尝试一些新颖一点的题材，可以是意大利画家马佐里尼的死亡和罪恶的题材，可以走传统的古典风格的油画的路线，也可以讲26岁英年早逝的天才画家马扎乔运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透视画法和利用明暗表现立体的方法赋予绘画生动感
广告语篇研究述评论文
【摘 要】 语篇分析研究始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6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起来。语篇分析理论因为有很强的概括力和解释力，已经被用于解释多种语篇类型。本文主要综述了语篇分析理论在广告英语领域的研究状况，分析了该项研究的范围、相关课题、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前景。
【关键词】 广告语篇 语篇分析 研究
一、引言
语篇分析是还是一门正在兴起的学科。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语言学家将目光牵引到对使用中的语言的研究。布拉格学派和伦敦学派就是较早接触这一领域的理论学派。到了60年代，这个学科逐渐发展起来。语篇分析在结合了“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黄国文）等学科的理论之后，已成为一门专门研究交际中的语言的学科。
语篇分析这门学科在近年来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还远未成熟，理论学家们正在这一领域积极地探索。就语篇这个概念而言，不同的语言学家就有着不同的观点。有些语言学家既指书面语言，又指口头语言。有些语言学家则认为语篇只能指书面语言，不包括口头语言。综合看来，语言学家们都认为：语篇是使用中的，在一定语境下的自然语言。而语篇分析研究的就是交际中的语言，“它涉及的是语言与它的使用情景（即语境）之间的关系”（黄国文）。
语篇分析的内容多种多样，可以研究语篇的衔接、连贯、句际关系、语篇的结构；也可以从语音、词汇、句法、语篇、指向平面加以研究。
二、语篇与广告语篇
虽然不同学者对于语篇各有其不同的定义，但综合来看，学者们在某些领域达成共识。他们认为语篇是在一定语境下，用自然语言表达语义的语言使用单位。而广告，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均符合这一定义，因此可以广告语篇为单位进行研究。尽管现阶段的广告凭借图像等众多方式吸引受众，但究其本质而言，广告仍是一种将自然语言应用在具体环境中的活动。以广告语篇作为研究单位，是可行的也是有理有据的。
众多语言学家在这一领域积极探索。诸如会话原则、系统功能语法理论被广泛地运用到分析中。有的学者从文体学角度，对广告的修辞、词汇特征、句法特征、文体功能进行归纳总结。还有的学者从文化角度研究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中西方文化差异在广告中的体现。另外，还有的学者结合美学、心理学总结英语广告中的诸多特征，成果蜚然。
三、广告语篇研究概况
1.总体研究情况
依据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1994-2004）统计，已发表对广告语篇进行语篇分析的文章约为40篇，数量及年份分布情况如下表：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广告语篇的研究直到最近才有了充份的发展，引起语言学们足够的重视。 2.广告语篇的研究可归结为以下几大课题
（1）广告语篇和语用学理论相结合。随着语用学的发展，这种研究逐渐增多。广告语篇和文体学相结合。广告语篇和认知心理的结合。这个课题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广告语篇和文化语境研究的`结合。
（2）从二十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专家学者围绕以上四个课题展开了系统而深入地讨论，其内容涵盖了以下具体问题：会话原则广告语篇中的应用，广告语篇中的证言式话语，广告语篇的叙事结构，语域理论在广告语篇中的应用，三大无功能理论在广告语篇中的应用，语类理论在广告语篇中的应用，广告语篇中的词汇句法特点，广告语篇中的修辞特点，认知心理理论在广告语篇中的应用，广告语篇中的文化诉求及其分析。
3.通过对以上四个课题十几个具体题目的研究，学者们在以下几个问题是达成了一致
（1）广告是自然语言在一定语境下的使用，可以用语篇分析的我种理论来分析其语篇特征。会话理论、语旨、语域理论都可用来分析广告语篇特征。另外，系统功能理论有着很大的理论张力可以用来解释、分析语篇中的种种特色。
（2）从词汇、句法方面来看，学者们同意广告文体比较口语化，句子简单。句子结构比较简单。一般都没有从句，还有的句子没有动词。从词汇角度来看，复合词较多；词的内部结构都比较简单。所用的词大多都是积极肯定、褒义词。专有名词出现机率较高。
（3）在修辞手段方面，语言学家们都同意制作人会采用大量的修辞手段，诸如头韵、排比、夸张等。
四、目前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课题分布是不平衡的。例如文体学就得了大量的关注。文体学的各个领域都得了学者们的关注，得到了充分的研究。许多语言学家专注于词汇、句法、修辞特点的分析。
除了文体学，对广告语篇进行语用分析也是研究重点之一。其中的系统功能语法的有关理论被广泛地应用到对广告语篇的分析中。诸如语旨、语域理论等。
但主要成就仅限于此，我们在其余课题上的收获甚少。从认知理论和文化角度来分析广告语篇尚鲜有人问津。
五、广告语篇研究前瞻
随着人类对计算机、人工智能、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研究的深入，认知模式和认知过程也日益受到我国外语界的关注。在未来的几年内，广告语篇和认知理论结合会有更大的生命力。另外，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文化语境和广告语篇的结合也会有很大的理论空间。语用学和广告语篇的结合也会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其中系统功能理论就有着强大的理论张力，可以更多地和广告语篇结合。虽然广告语篇的文体特点已有了较完备的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文体特点已没有了分析的余地。对于广告语篇中的文体特点变异的分析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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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学者蔼理斯说：“带着雄性动物打扮的意味，什么时候女性才开始打扮呢？是女性失去了地位、需要哀求男人和让男人看自己时。因此，两性中谁去打扮，关键在于两性的社会地位，即谁处在下风。从媒体对于女性形象的物化，人们窥到了充满着陈腐气味的病态的审美文化的狰狞。社会文化把男女分割为互相对立的群体。在社会角色分工方面，是男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性别角色观念的对立；在社会评价上是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的对立；在审美层面则是与男才女貌、男刚女柔、女为悦己者容等男女两性气质的对立。这一系列的对立，使得女性必须尽心修饰自己，弱化内己的才智，并培养忍耐服从、温柔体贴的女性气质，才能得到男性的欣赏和喜爱。尤其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女性美是以男性评判标准为审美标准。从而形成了病态的女性形象审美文化。病态文化的表征： 1、男性中心文化不断渲染女性身体美的标准、意义及价值，单向度强调女性身体的价值，使女性被物化并落入美丽的陷阱。 2、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的控制逐渐渗透到人们的审美活动和女性的价值观中，女性在审美关系中的被动地位被强化。 3、女性身体仍然是男性文化的消费对象，在男性的各种“注视”中，女性逐渐他者化、商品化。女性被动的审美地位是通过女性追求美的能动性来体现的，传统女性形象的确定和巩固，不仅与男人对女人的控制有关，也与女性对男性的依赖有关。可见，建立在社会性别机制下的两性审美观念，不仅在不同性别间设定了截然不同的审美标准，影响女性的人生选择和价值取向，贬低了女性对于自己形象的自信，使女性的追求集中于服装、美容和修饰打扮上，限制了女性的发展。 不平等的两性审美关系实际上是社会文化所建构：两性中谁去打扮，关键在于两性的社会地位，即谁处在下风。我们希望男女两性共同努力，从病态的审美文化中突围，共同塑造健康美丽的新女性形象:自然之美、健康之美、人性之美以及自由之美。来自半妆女人网
《汤姆叔叔的小屋》，美国抗战女作家：哈利特·比彻·斯托夫人的出名作。。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不用那么慌张的，开题报告答辩就是说一下自己选题的目的、总结下前人的研究综述、选题的价值就可以了。 《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国重要的废奴小说和早期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其中黑奴遭受的虐待惨不忍睹,除此之外,斯托夫人还刻画了另一个弱势群体白人妇女,她们和黑人妇女一样都是父权压迫的受害者。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的四位典型白人女性形象,揭示了她们遭遇的不平等待遇及其面对奴隶制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慢慢写.....
女权主义从一种社会思潮到哲学思想的发展,并非一朝一夕的，而是经历了理论和实践斗争发展的多个阶段的。从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看来，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把女权主义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由女权主义”阶段，强调女性作为平等的参与者加入既定社会秩序的权力，在“普遍化”的背景下考虑女性问题；第二阶段“差异女权主义”阶段，强调女性内在固有的积极性，摒弃社会秩序，主张建立一种女性能够摆脱男性影响而生存的社团或群体；第三阶段则是在后现代背景下形成的当代女权主义理论，把“平等”与“差异”、“男／女”对立的二分法作为强制的形而上学范畴，女权主义的目标必定致力于发展一个超越男女性别对立的社会。 第一阶段或第一浪潮 女权主义兴起和发展大约在19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 女权运动与是反封建运动相结合的，早在法国大革命时就开始出现，到19世纪中叶规模壮大起来。这个阶段主要与社会自由解放的革命运动一起，成为社会革命的重要部分和衡量社会解放的标准和尺度。女性们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认为作为人类的一部分，男性与女性是平等的。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目标基本实现。在早期的女权主义在理论层面上的差异性研究中，主要是围绕着自然性别（sex）来展开的。女权主义性别sex的考察指出，性别是给与的或强加给女性的，描述了女性与男性在身体上的生理特征差别，具有启蒙的作用。西蒙·波伏娃《第二性》；注重生理性别（sex）差异，是指男女之间在生理上的特征表现出的自然性别，但是她破除了性别是天生的看法；波伏娃指出，所谓自然性别sex，事实上并非是天然形成的，人们的性别区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被给与的，被强加，尤其女性作为低等的性别，和男性作为优越的性别，是社会不平等的表现。在序言中，西蒙·波伏娃尖锐地指出，“女性是什么？有人说：‘女性仅不过是个子宫而已’”。但是谈到某些女性，她指出，“在今日，女性的处境指示出，女性是和男性一样是一个自由自主的个体，虽然在这个世界里男性还是尽量处处压迫她们，推到比男性次要的地位，而且希望她们永远停留在附属的地位，把她们的命运限制在狭窄的范围之内。”第二阶段或第二浪潮 女权主义在20世纪60-70年代， 兴起于美国，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它引发了女权主义的理论研究热潮，更多的女性为争取女性在文化、历史、习俗上的更多自由而投身到这场斗争中。注重社会性属的考察，分析了性属所造成的性格的差别，形成了各个方面的女权主义的理论创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差别；女权主义理论作为正式的学术研究，此间逐渐发展成为人文学科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这里《第二性》尽管发表较早(1949年)，但它对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波伏娃促使女性超越生理局限，更多地关注到政治、法律对女性自由的束缚。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1969年），把“父权制”概念引入女权主义理论，并为它注入了新的含义，父权制不仅指男性作为权力中心统治女性，而且包括男性长辈对晚辈的统治。米利特将性别与政治直接且突出地联系在一起，用“父权制的男性沙文主义”统治，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视为人类社会历史统治的最基本最普遍最不合理的政治形式，激起女性与整个人类联合起来推翻父权制的统治。米利特将这种激进的政治态度带进文学批评，以此反对当时占绝对权威的新批评理论，成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典范。于是，人们开始提出了性属（gender）概念，即社会性别，或称其为历史性别或文化性别。性属理念是揭露性的批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被社会不平等给与性别的印记，可以看到性别之间的主次划分和优越从属的区别。在《性属/社会性别机制》一文中，特利沙·德·劳力提指出，对于社会性别而言，“不仅仅是在每个词、每一符号都指代一种物体、一件事情或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这种意义上的再表现。社会性别事实上是对一种关系，一种隶属于一个阶级、一个团体、一种类别的关系的再表现。……所以说，社会性别并非指代一个个人而是指代一种关系， 一种社会关系。换句话说， 它为一个阶级而指代一个个人。” 可说是“与社会不平等机构有机地连结在一起的”。他认为，性别—社会性别体系既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也是一种语言机制，一种指定个人在社会中的意义（身份、价值、声望、在血族关系中的位置以及社会地位等等）的再表现体系。如果社会性别的再表现代表着不同含义的社会地位的话，那么某个人被表示成或自表为男或女也就意味着承认了整个社会性别的意义体系。发现女性被社会给与的卑下性别和社会性属的理论，导致了自然性别论的破产。社会性别的再表现也就是社会性别的建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社会差异就显露出来了。一方面可以看到男女之间横亘着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表现为社会价值观赋予的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之间的截然不同。社会对女性的气质的规定打造了女性形象，从而也规定了女性的命运和女性的生活状况及家庭生活状况。有的人看到，社会性别理论的贡献在于性属"gender"概念，人类才意识到，有阶级历史以来任何人类社会阶段上都有社会性别。只是没有作自觉的观察和了解。在人类认识到了性属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人的身心被建构成了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性别——性属。这些过程随着时间推演而不断改变。历史学家斯科特在《社会性别：历史分析的一个有效范畴》中对性属/社会性别概括道，性属/社会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一个成分，是区分权利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这里，他强调了两点：第一，性属/社会性别是社会关系的表现，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第二，性属/社会性别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存在方式。
试论《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形象姓名：陈帅 摘 要：《三国演义》是一部以男人为主体的历史演义小说，那是一个充满尖锐矛盾的政治军事斗争的世界。在如此动荡不安的环境下，作为小说中的女性是很少被人重视的，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之中，女性仅仅占到，也就55位。于是罗贯中对女性的“奇闻”，“奇事”的描述，更显得重要了。本文就要在飞鸿踏雪式的出场方式下，对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找出小说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义。 关键词：女性形象，品格，内涵 一、引言 《三国演义》 中人物众多，上至帝王将相，下到黎民百姓，涉猎广泛。清人.毛宗岗点评《三国志通俗演义》 时说道：“古史甚多，而人独贪看《三国志》，以古今人才之聚未有盛于三国者也！”。而《三国演义》是以《三国志》为蓝本的，同样令人爱不释手，有观止之叹。对女性人物来说，又以其特有的魅力，让人流连，笔者试对其分析如下： 二、流芳百世的女中豪杰 这一类的女性形象，小说中有不少，如貂蝉、孙夫人、祝融夫人、徐母等。这也是作者描写得最为详细，性格最为丰满，最令人瞩目的一个群体，她们智、勇、节、烈、义的品格成为那个时代女性的闪光点。然而，这类人物也是扑朔迷离的，如同昙花一现，在最能体现她们个性的事件结束后便淡淡地退出，虽如惊鸿一瞥，也足以令人铭记。 （一） 智与勇的貂蝉 作为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以拜月闻名遐迩，她在小说中的出场是比较早的，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中首次亮相的她是王允家中的歌妓，美艳动人、知书达理，是离间董卓和吕布的关键人物。作家在写她之前，先不惜笔墨写了董卓残暴、吕布助凶、群臣举手无措，徒叹奈何，将一美人放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下，足见她的地位，也看出她的不同寻常。王司徒眼看董卓将篡夺大汉天下，回府流泪不止，叹息悠长，于是貂蝉登场，一句“妾许大人万死不辞，望即献妾与彼，妾自有道理。” 之后，命运变了，局势也变了。这种明知是险走之欣然的性格是勇敢的，这种自有道理是自信的有智慧的，直到取信于董卓，迷惑于吕布，她在自己的特殊战场上游刃有余，成功离间二人，于是董卓成了吕布戟下之鬼，圆满完成任务。如此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子，若是没有大智大勇，是绝不能巧妙出色地完成使命的。假使少了貂蝉，诛董的行动也不会如此惊心动魄，跌宕起伏，哪还有后世的津津乐道，传唱不已呢！然而大功告成之时作者却给了她一个匆匆的退场，一句“吕布至郿乌，先取了貂蝉”后便消失了踪迹。 毛宗岗有两句评价写得极好，赞扬了她的作用，突出了她的品格形象，“十八路诸侯不能杀董卓，而一貂蝉足以杀之。刘、关、张不能战吕布，而貂蝉一女子能胜之。”足见其功。“以衽席为战场，以脂粉为甲胄，以盼睐为矛戈，以颦笑为弓矢，以甘言卑词为运骑设服，女将军真畏哉！”足见其智勇。虽然，她不作为主要人物来描述，但是这惊鸿一现，就把一位智勇双全，大义凛然，灵动鲜活的女子，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钦佩！她可以做个女将军，不必冲锋陷阵，凭着一腔热血，两排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就能杀敌于无形中！有人说她出卖色相，不光明正大，然而战争年代哪少得了兵不厌诈呢？她和西施都是美女，也都是于国于家有利的真女子，巾帼不让须眉，她们为了国家牺牲自己，无可厚非。让男儿汗颜，让后世钦佩！ （二）忠与烈的孙夫人 在《三国演义》中，孙夫人正面的出场只有三次。第一次在第五十五回《玄德智激孙夫人，孔明二气周公瑾》，作者将她怒斥吴兵、帮助刘备回到荆州所表现的忠与勇描写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妾已事君，任君所之，妾当相随。”可见其忠，丁奉、徐盛追赶，夫人斥道“你只怕周瑜，独不怕我？周瑜杀的你，我岂杀不得周瑜？”可见其勇。毛宗岗有一幅对联写的好“老新郎学作妇人腔，宛然弱婿；小媳妇偏饶男子气，壮哉贤妻.” 对孙夫人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次在小说第六十一回《赵云截江救阿斗，孙权遗书退老瞒》，这一次一改往日形象，表现的是孙夫人无可奈何的样子，痛苦地夹在忠孝之间，对张飞和赵云的截江之举虽然也是怒斥，但是已经没有了以前的痛快酣畅。先是喝道，后来讲明原委，最后以死相逼，哪还有剑拔弩张，冲天的豪气！ 第三次出现在第八十四回《陆逊营烧七百里，孔明巧布八阵图》，这一次退场也是只有一句话：“时孙夫人在吴，闻猇亭兵败，讹传先主死于军中，遂驱车至江边，望西遥哭，投江而死。” ，生的富贵，死的凄凉，不得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毛氏也给了相应的点评：“当夫人怒斥吴兵之时，何其壮也！及观其携阿斗而归，疑其志不如前也。今观其哭先主而死，则其烈不减于昔矣！”从孙夫人的出现到退场，她所持有的那份真与烈在简便的故事叙述中表现得可叹可敬。这似乎是在成长，年轻时的孙夫人英雄气盛，脾气刚直；在荆州生活几年后俨然到了中年，锐气磨尽，也滋生出母爱的情怀，变得稳重了不少；猇亭之后，人到暮年，无所挂怀，多了份岁月磨练出的情感，于是随夫归去！活的壮烈，死的惊天动地！不得不让人佩服。 （三）直率豪爽的祝融夫人 祝融夫人的出场和王熙凤一样的与众不同，不见其人，先闻其声。在小说第九十回《驱巨兽六破蛮兵，烧藤甲七擒孟获》中，忽然屏风后一人大笑而出：“既为男子，何无智也？我虽是一妇人，愿与你出战。”，这一笑多么直率豪爽，这一言，多么有勇有担当！然后简单介绍了她的出身和本领，祝融氏之后，祝融乃火也，暗示她火烈的性格；五口飞刀，一把长标，骑的卷毛赤兔马，多么奇怪的装备，体现出夫人之奇，奇人必有奇艺。而独不写其外貌，只用了张嶷的心理活动“暗暗称奇”四个字，无论丑也罢，不管俊也罢，都无关紧要，反正是奇人一个，不同寻常，为后文她的本事，她的举动做了铺垫。夫人出手不凡，一举生擒马忠、张嶷，大振蛮兵威风，将她的英勇善战刻画得入木三分。 这里毛宗岗也有评论：“貂蝉可当女将军，然未尝用兵也；孙夫人虽好兵，然未尝战也；此处真一员女将出来……”。三个人的高大形象顿时呈现在读者目前，写的多么深刻啊！ （四）深明大义的徐庶之母 徐母出现在小说第三十五回《玄德用计袭樊城，元直走马荐诸葛》，曹操为了拉拢徐庶进曹营，用计取来了徐庶的母亲，并令人模仿徐母的笔记给徐庶写信，言称病重，引诱他去许昌。徐母见到曹操后，曹操劝她归降，她也是怒骂曹操，并举砚向他砸去，好一个刚烈的妇人，这里渐渐淡化了男女的性别，把徐母写的英雄万丈，突出了她的形象，一开始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接着见到徐庶之后，开始用“汝”，后用“孺子”，最后“愚夫”，体现了对儿子态度的变化，她说投皇叔才是正确的，因小事而改变阵营，有辱祖宗颜面，辜负了母亲的教诲。多么深明大义啊！最后，自缢于梁间，以死明志，以死训子，多么有气魄！徐母流芳千古，她可比三迁的孟母，刺字的岳母。这是作者树立的典型，是最具色彩的一笔，她的形象是可感的，是不可亵渎的，是令人振奋的！ 又如刘备之妻糜夫人，危难时刻，投井而死，托阿斗于赵云，留后嗣于刘氏，这份忠与孝是难得的。这类女性都有“奇事”，都开“奇闻”，也建“奇功”，以其特殊的事件和影响力，在那个动荡不安，群雄逐鹿的时代，换来了一席之地，其魅力是无穷的，其手法是不朽的。罗先生，三言两语，将这惊鸿一瞥，描写成了美丽的战场之花！ 三、身份高贵、命运悲惨的女性 权利历来是十分诱人的，争夺者会万死不辞，不惜一切，这里全是血与泪的战场。男性争权夺利是无可厚非的，封建时代毕竟是男权社会，然而，女性的权利欲望也是不能够忽视的，比男人更可怕，更阴险，也更可怜！小说中的这类女性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她们在女性中身份特殊、地位尊贵，大多是帝后、皇妃、诸侯军阀的妻妾以及少女，她们总是利用自己特殊身份，影响着男性掌权者，从而对政治和历史命运产生影响，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笔。但是，作者好像不太刻意细致地描绘她们，她们的性格没有那么明朗，多倾向于符号化，似信笔由来。这里列出三种类型：立嗣事件后的女性，皇帝身边的女性，联姻下的女性。 （一）不同性情的国母形象 首先出场的是董太后和何后，在小说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何国舅谋诛宦竖》中：“灵帝病笃，召大将军何进入宫，商议后事。”于是二人出场。随后在立刘协和刘辨的争论中，二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权势反目成仇，最终董太后被诛杀，何国舅惨死，十常侍为乱，国家因此陷入危难之中。可见女性在立嗣上对国家的作用，后宫干政一向是忌讳的，很容易致乱。毕竟女性是柔弱的，虽然容易干扰男性，但是也容易被别人控制，像武则天那种女性也是少的。 再一个例子就是蔡夫人。她是荆州刺史刘表的后妻，也是荆襄九郡的旺族，她的出场是在小说的第三十四回《蔡夫人隔屏听密语，刘皇叔跃马过檀溪》，把她放置在夜语的背景上，在卧榻之侧谈论刘备，她的出场是阴暗的，因此她的心也是阴险的。再后来她隔屏听刘备和刘表密语，并设计陷害刘备，她的专横、强权的形象跃然纸上。后来在小说第四十回《蔡夫人议献荆州，诸葛亮火烧新野》，关于立嗣的问题上，她设计驱赶刘琦，立下了懦弱的刘琮为荆州之主。蔡夫人的跋扈和毒辣的心机，再一次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的形象是独特的，比任何女性形象和个性都要鲜明，这一类的女性还有袁绍的妻子刘夫人、郭太后等。这样的女性，虽然能一时得逞，最终的命运也是悲惨的，蔡夫人最后还是被曹操害死！ 相比之下，东吴的吴国太则显得贤明多了，她相夫教子，安稳东吴天下，得江东太平。她的手段是高明的，绝不参政议政，不给人留下把柄，曹操命孙权送子去许昌做人质，当时孙策方死，孙权刚刚十八岁，江东还没有稳定，如此艰难，作为江东之主的孙仲谋没了主意，便去问吴国太，吴国太并没有自己决定怎么做，只说“请周瑜、张昭商议”，把难题推给大臣，听完讨论之后她还是没有拍板决定，又说“公瑾之言甚善！”，再一次说明不是我干政！既解决了难题又树立了好的形象，吴国太不愧为贤能之人也！和她比起来，董太后、何后未免太过沉不住气，毫无国母凤仪；蔡夫人也显得没有远见卓识，目光短浅，也有失主母姿态。同一类型的人，也有不同的品格，不同的形象！ （二） 被符号化的后与妃 这一类的女性是被符号化的，不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有的是以一种势力介入被介绍，有的作为事件的结果和引子被提及。如，伏皇后和董妃。 伏皇后的出场是在小说第二十回《曹阿瞒许田打围，董国舅内阁受诏》中，汉献帝在她面前哭诉，只有面对她，皇帝才敢将自己的无奈和痛哭说出来，也只有这个时候，他才感到一丝安全，她就是个温柔的妻子，她的出现是引出国贼、讨伐国贼。 第二次出现是在小说的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伏皇后为国捐生》中，也是在密讨曹操的事件当中，此时的伏皇后是一位计谋勇敢、知人善用而又果断实施的女性。从哭诉的出场到绝望的拖出处死，她的形象是渐渐清晰的，她的人物也日趋真实了，能够打动人心，有所震撼。 再说董妃，国舅董承的妹妹，她的出现和消亡很快很短，在第二十四回《国贼行凶杀贵妃，皇叔败走投袁绍》中写道：“且说曹操既杀了董承等众人，怒气未消，遂带剑入宫，来弑董妃……时怀孕五个月。”直到末尾她才说了一句话：“董妃哭告曰，乞全尸而死，勿令彰露。”曹操遂令人取白练至前。可见她的出现只是一个衬托，是为了说明曹操奸雄的本质。正因为只有一句话，才体会到她的不幸，皇帝的懦弱无奈，更揭露了国贼的专横跋扈。 还有曹皇后也是值得一提的，她是曹操的女儿，可是在小说第八十回《曹丕废帝篡炎刘，汉王正位续大统》中她的哥哥曹丕篡汉自立时，她大骂“奈何为此乱逆之事”，而且痛斥曹仁、曹洪为富贵而做贼子佞臣，作者仅仅用了几句话就将她的深明大义表现了出来，不由得人眼前一亮，赞叹不已！ （三） 有姓无名的豪杰之女 唐.戎昱《和番》中写道：“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历来都把和亲作为政治手段之一，来化解危难。在三国这个群雄并起，诸侯纷争的时代，女性的参与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这类女性也是作为构成事件极小的因素被提及。她们往往有姓而无名，只是政治的角色，都是一笔带过的。 比如吕布之女，在小说第十九回《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门楼吕布殒命》中只说“……为严氏有一女，吕布最为钟爱。”，《三国志》中袁术也说道：“布不予我女，理当自败！”当时曹操来讨伐吕布，布为了化解危难，不得不把女儿许配给袁术之子，她出现三次，一是袁术求亲，二是吕布送女，三就是她的退场了，也是一笔带过的：“曹遂将其妻女送往许昌安置。”结局没交代，可想而知必然是悲惨的，为奴为婢的。 再一个就是关羽之女，在小说第七十三回《玄德进位汉中王，云长攻抜襄阳郡》，孙权想以自己的儿子娶关羽之女结为秦晋之好，可是被关羽以“虎女安能嫁犬子乎！”的话拒绝了。以后关羽之女便没了音信，也没有名字，她的出现也是为了引出孙刘干戈起，云长麦城缚亡的事情罢了！ 历来凡是在政治联姻下出现的女性结局都是悲惨的，昭君便是如此，最后只落得个“独留青冢向黄昏”的境地。这一类的女性虽然不是主角，毕竟也是生活中存在的，若不是罗贯中思虑周全，怎么能够浮现在读者眼前！ （四）战争的牺牲品蔡琰 蔡琰的出场是在小说的第七十一回《占对山黄忠逸待劳，据汉水赵云寡敌众》，此时写的蔡文姬似一闲笔，与战争闲暇之际，略带一提。先叙述了她的身世，蔡琰乃中郎将蔡邕之女，文中说“先时其女蔡琰，乃卫仲道之妻；后被北方掳去，于北地生二子，作《胡笳十八拍》，流入中原。操深怜之，使人持千金入北方赎之。左贤王惧操之势，送蔡琰还汉，又嫁董祀”生活一波三折，悲惨之状可谓强矣！她和昭君都有出塞的经历，命运却是不同的，昭君独留青冢，而蔡文姬忍辱偷生，活的让人心痛，倒不如昭君痛快！ 作者也知道蔡琰是不幸的，如果直接写出来未免太过冷漠，因此，他又对蔡文姬家中的装饰做了说明，曹娥之孝，黄绢幼妇的品题，外孙齑臼之颖悟。一来衬托了蔡家不愧文坛巨子之室，侧面赞扬曹操的文化气息，二来这些孝子贤孙，令人感慨的故事，表达了对蔡文姬不幸命运的同情。 毛宗岗这里也作了批注：“前卷与此卷，方叙战胜攻取之事，几于旌旗眩目，金鼓聒耳矣！忽于武功之内带表文词，猛将之中杂见列女，如曹女之孝、蔡琰之聪、黄绢幼妇之品题、外孙齑臼之颖悟，令人耳目顿换。纪事之妙，真不可方物。”除了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之外，也让人顿生感叹。即便作为一个很有才华的女性，也还是逃脱不了那个时代对她的蹂躏。作为物的被占有方式而存在的命运值得我们深思！ 四、《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形象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与重点描写女性形象的文学作品，如《金瓶梅》、《红楼梦》、《镜花缘》等相比，《三国演义》在对女性的关注、刻画等方面虽仍显不足，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章回体小说，它所出现的女性形象，为后世文学作品女性的塑造和描写提供了借鉴，其意义是不可忽略的。 首先，《三国演义》以干净的笔墨描写女性，提升了后世文学塑造女性的品味。作者突破了“红颜祸水”这一观念的束缚，站在肯定的立场上，以干净的笔墨、钦敬的态度塑造了女性形象。即便在写与人私通董承侍妾云英和黄奎之妾李春香时也不涉及淫秽之词，点到为止，摆脱了低级趣味，这种简洁的手法为后来《聊斋》写风月事不用风月之墨、《红楼梦》写秽事摒弃秽笔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提升了文学作品创作的思想和道德品味。 其次，《三国演义》对女性的描写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那就是以男性视角审视女性思维。男性作者写女性的模式在以前的文学作品中也出现过，尤其是古代诗词中常常见到男子代女性立言的作品。但这些男性作者还往往以女子的身份和口吻来描写女性，表达的是闺怨思乡之情，风格比较柔美，比如《涉江采芙蓉》。《三国演义》则完全采用男权社会男性的思维和道德标准来衡量、评判女性，这种模式对后世小说创作影响颇深。如，《水浒传》中的孙二娘、扈三娘、顾大嫂之类的女性形象，很显然是根据男性强盗的标准打造的，《红楼梦》在描写和观察女性的视角和观念上虽然有了很大的突破，然而还是未能摆脱男性视角对女性的审视，就是以男性对女子的同情、理解、爱恋和歌颂来描写女性的。 再次，《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形象为后世文学作品女性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借鉴，尤其是崇尚道德的女性形象和巾帼英雄形象在后世文学作品中更是屡见不鲜。如，《水浒传》之林冲妻、《金瓶梅》之吴月娘、《儒林外史》之鲁小姐等就是对《三国演义》中忠义刚烈女性形象的模仿。明末清初涌现的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德兼重、情而守礼的佳人，都与《三国演义》中崇德的女性形象一脉相承。后世文学中的穆桂英、樊梨花更是对《三国演义》中巾帼英雄形象的继承和发展。 《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形象虽是惊鸿一瞥，但是，在转瞬即逝间留下来的光辉如同流星一样划过文学的夜空，照亮了后世文学在女性形象描写上的前进道路，罗贯中先生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五、结论 《三国演义》不愧是千古不朽的著作，寥寥可数的女性形象，被它诠释得如此多姿多彩，仿佛在看世间百态。《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形象，凭借她们独特的出场方式，参与了历史，参与了生活，争得了青史留名，永垂不朽的权利和机会。成为《三国演义》中不可忽视的群体，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变迁，我们依然能够从书籍、文献或影视、戏曲中看到她们的身影，还能感受到罗贯中先生伟大的艺术造诣，这是我们所庆幸的！总之，《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形象是多种多样的，虽然都是飞鸿踏雪式的出场，可是留下的却是深入人心的印象。参考文献： [1]罗贯中、毛宗岗.毛宗岗评三国演义（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2，61,57. [2]陈寿.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三国志 [CD].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罗贯中、毛宗岗.毛宗岗评点，全图绣像三国演义（上）[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200,747,748. [4]罗贯中、毛宗岗.毛宗岗评点，全图绣像三国演义（下）[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198,199. [5]罗贯中、毛宗岗.毛宗岗评三国演义（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给你一个观点吧。从忽略女性的角度入手，比方说刘备的“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刘安杀妻等。还有红颜祸水型，如吕布恋妻，潘金莲、潘巧云就更不用说了。女英雄也有，可惜都是去了女性化的，孙夫人跟春哥有的一拼吧。还有梁山的三员女将。可以说这两部书对女性的理解都是片面的，都是极有时代局限的。
论《三国演义》中美女与政治的关系 【内容提要】 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中，诸侯与诸侯之间连年争霸，为了实现政治和军事上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美女成了统治者攻击和防御的肉器，美女在改变历史的同时，同时也造成了绝代佳丽自身的不幸遭遇。笔者从当今人们感兴趣的“美女”入手研究《三国演义》中放映的美女与政治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揭露封建社会中妇女地位的低下。 【关键词】 《三国演义》；美女；研究 《三国演义》是一部以描写男性为主的长篇历史小说，根据《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1989年6月份版本）的介绍，小说中共写了1200多个人物，其中有姓名可考证的大约有1000个，出现的女性却只有50人，50人中绝色美人占15人。本文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分析美女在《三国演义》中的生活情况。在宏观方面，一方面从美女对《三国演义》中政治、军事和外交的影响入手研究；另一方面，从《三国演义》中政治、军事和外交关系的变化对美女的影响入手研究。在微观方面，分别从“门当户对”封建婚姻本质，美女的个人素质，与其他文学作品美女形象的比较来展现《三国演义》这部作品中描写美女的独特性。 一、从宏观角度看美女 1、 美女对《三国演义》政治、军事的影响 三国时代的藩镇割据、战火纷飞，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卷入了战争，各种事情几乎都与政治色彩沾上了边。《三国演义》叙述了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黄巾起义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吴亡接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其中数名美女“以纫席为战场，以脂粉为甲胄，以盼睐为戈矛，以颦笑为弓矢，以甘言卑词为运奇设伏”，以统治者达到政治目的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美女的介入，政治格局为之一变。 首先说貂禅。貂禅出山前，董卓权势熏天，不可一世，鸩酒杀少帝，白练绞唐妃，奸淫宫女，夜宿龙床。汉献帝完全成了他的傀儡，自号“尚父”，兄弟宗族皆封列侯，别筑楣坞收刮钱财。对内实行残暴统治，“一日，卓出横门，百官皆送，卓留宴，适北地招安降卒数百人到。卓即命于座前，或断其手足，或凿其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锅煮之。哀号之声震天，百官战栗失箸，卓饮食谈笑自若”。大臣对之都是敢怒不敢言，有敢怒敢言的丁原、伍孚、周蓖、任琼、丁管等人全都死于非命。董卓掌握军政要权，更有吕布帮助，一代枭雄曹操刺之，十七路诸侯伐之，都没有成功。司徒王允有报国之心，看穿董卓吕布二人好色，以貂禅之色离间而人。貂禅果然不负所望，成功导致父子二人反目，吕布一枪戳穿了董卓的喉咙，结束了董卓的统治。正是读书人说云：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 再来说孙尚香。在刘备的众多夫人中，论对蜀国的功劳，当属孙尚香最高。刘备借了荆州不还，让有勇有谋的关羽守之，孙权千方百计想讨要回来都没有结果，最后用“美人计”——让妹妹孙尚香当诱饵引刘备入赘。眼看大耳朵沉醉温柔乡不知返之时，赵云用了诸葛亮先前给他的三个锦囊，刘备才有回家的准备。孙权知道若放刘备回家无异于放虎归山，毅然授剑于蒋钦、周泰二人，并说：“汝二人将这把剑去取吾妹与刘备头来！违令者立斩。”是孙尚香对爱情的忠贞不二，三次挡回了吴国的追兵，使刘备得以安全返回。没有她的得力相助，哪有后来的“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局？当时曹操势力如此强大，各路诸侯都被他消灭，最后只有吴蜀两国走联合路线跟他相持多年（从赤壁之战到吴蜀联合，两国虽有矛盾，但没有战争打响），但两国为什么能够联合这么多年呢？除了战略上的需要外，另一条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孙尚香的功劳。我们可以举例子对比说明：第六十一回写顾雍进计趁刘备远行，未易往还，差一军先截断川口，断其归路，后尽起东吴之兵，一鼓而下荆襄。正当孙权准备用此计时，屏风后闪出来孙尚香的亲生母亲，吴国太大喝：“进此计者可斩之！欲害吾女之命耶？”大骂孙权狼子野心而不念骨肉亲情，孙权是至孝之人，只好依着国太。而当孙尚香回国以后，孙权要对蜀国用兵就全然没有顾虑，一个小小的周善被杀都成了战争的借口，正如孙权所言：“今吾妹已归，与彼不亲，余周善之仇，如何不报！”从这两个事情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孙尚香对两国外交关系的重要性。 最后来说说甄氏。曹操大破袁绍之后，曹丕在袁绍家发现二妇人啼哭，拔剑欲斩之。忽见红光满面，发现了甄氏，身边袁绍之妻刘氏为了保全家姓名，二话没说就把自己的儿媳妇让给了别人：“非世子不能保妾家，愿献甄氏为世子执箕帚。”后家长曹操见了甄氏后，十分满意，发出：“真吾儿媳也！”的感慨，并令十八岁的曹丕纳下为妻。《三国演义》中甄氏未发一言而全家命运甚至河北命运为之一变，可见她的魅力是多么大。袁绍与曹操交战多年，自是有不共戴天之仇。袁绍战败后，按照“成者为王败者寇”的传统，袁家老小要么被杀头，要么被冲军，要么被塞到厨房当丫鬟用，曹操却没有动袁家一根毛，而是把持着怀柔政策，后来曹丕进位，甄氏还当了皇后。曹操可不是什么心胸广阔之人，当年为绝后患董妃肚子里的六个月孩子都没有留下，足见其心胸狭窄。要不是出现了甄氏，曹操必视败军之命如同草芥。 2、《三国演义》政治、军事对美女的影响 首先，政治婚姻导致了个人爱情缺失。在统治者的眼睛里，政治利益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美女只是他们的一件得力肉器：在遭遇政治危难时，美女就是防御的盾；在处于政治优势时，美女就是进攻的矛。一切围绕的政治利益转的婚姻导致了真爱的丢失。 孙尚香自是少有的痴情女子，吴国的郡主，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他的择偶观念是“非天下英雄不事之”，当嫁给天下英雄刘备后，便是对刘备忠贞不二：“妾已事君，任君所之，妾当相随。”与刘备生死与共，逃回荆州，苦苦追随多年，当听闻刘备军中而亡，她望江西遥哭，投江而死。为他所忠守的爱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无所后悔。在后人看来，孙尚香俨然成了一个悲剧人物。他只不过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他苦心追随的大英雄也在御驾亲征为关羽报仇时，放弃了吴蜀两国重新联合，共灭曹魏的大好时机，一句“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便放弃了他们的结发之恩。 貂禅与吕布，美女配英雄，所谓“马中赤兔，人中吕布，女中貂禅”刚好是般配的一对。吕布杀董卓，英雄和美女走到了一起，结局本来足够告慰人心。实际上，貂禅只不过是吕布的小妾，家中地位很低。曹操包围吕布，吕布入告貂禅，貂禅害怕吕布死后自己无所依靠，劝吕布“将军与妾做主，勿轻骑自出”。结果吕布命殒白门楼，貂禅果然成了寡妇。相传曹操念其杀董卓有功，封其为“护国圣女”，修圣女殿终日奉养。又相传貂禅后来被关羽所获，但关羽不近女色，怕她成人间祸水，把她头砍了。 赵范之嫂樊氏算是最有爱情观的人——她宁愿当寡妇也不愿意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樊氏对赵子龙一见钟情，委托小叔子赵范传达自己的择偶标准：1、文武双全，名闻天下；2、相貌堂堂，威仪出众；3、与赵范同姓——这明摆着是非要你赵云不可了。这樊氏也不是寻常角色，书中记载其“有倾国倾城之色”、“丹阳太守赵范之嫂”，然而这桩连诸葛亮都称作“此亦美事！”的婚姻却被赵子龙拒绝了：“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誉不立，何患无妻子乎？”又道：“赵范既与某结为兄弟，今若娶其嫂，惹人唾骂，一也；其妇再嫁，便失大节，二也；赵范初降，其心难测，三也。主公新定江汉，枕席未安，云安敢以一妇人而废主公之大事？”刘备听后发出：“子龙真丈夫也！”的感慨。我们可以看出并非赵云不喜欢大美女樊氏，也不是嫌弃人家是寡妇，而是咱们的大英雄为了忠君之事，牺牲了自己的爱情。 人类婚姻的目的，本为结二性之好，应以人的感情欲望、爱情要求为基础。然而三国美女们的婚姻都是由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任由政治利益摆布，个人意愿完全被扼杀，从而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样的悲剧是彻底的。 其次，政治关系的尔虞我诈，决定了美女们的命运悲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这种政治婚姻作了精辟的论述：“在封建社会里，对于骑士和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事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意愿。”结婚违背个人意愿倒也算了，导致命运不幸才叫大悲大惨。 貂蝉的命运传说纷纭,有的说是自刎而死,有的说曹操为笼络关羽连同赤兔马一起把她送给了关羽,关羽留下骏马却让貂禅走了。民间有不少戏剧、评书和传说述说着的貂禅命运结局都不尽如人意。倒是央视版《三国演义〉的貂禅结局,倒是最好的：紫陌红尘，西风古道，风尘恋恋，老马旧车。貂禅身着红裳，最后凝望了一眼那曾经风虎云龙的长安城，然后黯然垂下车帘。 孙尚香疼过的阿斗在即位后对先主的几位夫人也进行了封缢：皇后吴氏为皇太后，甘夫人为昭列皇后，靡夫人也被追封为皇后，但独独落下了孙尚香。论功劳，孙尚香远远在三位夫人之上，没有她刘备当年早死于乱刀之下，安能有后来进位汉中王。没有她，吴蜀两国或许早已战火不断，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究其原因，我们细读《三国演义》便可知晓：阿斗即位是章武三年，当年吴国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先主白帝托孤，正是吴国和蜀国关系发展到最低谷之时——这种情况下，孙尚香没有被封是必然的。 甄氏自被曹丕纳下为妻，深得曹丕宠爱，更兼生下曹睿，自幼聪明，夫妇俩喜欢得不行，这样的结果自是夫荣子贵，足慰人心。然而郭永之女出现后，与甄氏争宠，郭贵妃买通近臣张韬。“时丕有疾，韬乃诈称于甄夫人宫中掘得桐木偶人，上书天子年月日时，为魇镇之事”，丕大怒，遂将甄夫人赐死，立郭贵妃为后。把两个美人放在后宫争斗中是多么一件残忍的事情，洛神就此烟消云散，可悲，可怜。 吕布的女儿，当年吕布为了保住徐州，欲把女儿送到袁术处成亲，但后来曹操从中作梗，袁术父子丧命，她连夫君的面都没见着就成了望门寡。曹操女儿，当年曹操为了取河北之地，不顾“仇家不婚”之大义，许配给袁谭，后来袁谭被曹洪杀死，也成了寡妇。封建社会封疆大吏的女儿远远没有当代社会达官显贵子女般万千宠于一身，她们只是父王的一件礼物，父王有用，随时可以送给别人。 我们曾经痛声疾呼刘兰芝被婆婆强行夺走了恩爱，赵五娘被丈夫抛弃，林妹妹没有嫁给贾宝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才子佳人不得善终，唐明皇身为皇帝与杨贵妃也不得善果，却忽略了三国女子们更悲惨的命运。他们连起码的感情欲望，爱情要求都被扼杀，他们不是有情人难成眷属，而是连选择自己向往对象的权利都没有，甚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婚姻都得不到，三国统治集团政治斗争的惊滔巨浪下不可能有他们平静的婚姻生活。 二、从微观上分析美女 1、 倾城倾国的美丽佳人。 美女之所以招人喜欢是因为她们的审美价值高，《三国演义》中的美女被罗贯中放置于 英雄豪杰审美取向和群雄逐鹿的政治斗争中显得格外突出。美人不同体而皆悦于目，罗贯中刻画美人形象入木三分，寥寥数笔便使形象栩栩如生。 貂禅。《三国演义》中描述美女着墨最多的莫过于貂禅了。“闭月修花”一词用来形容女子的容貌，则“闭月”典故就出自貂禅。有词赞道：“原是昭阳宫里人，惊鸿婉转掌中身，只疑飞过洞庭春。按彻《梁州》莲步稳，好花风袅一枝新，画堂香暖不胜春。”王允见了貂禅以杖击地曰：“谁想天下却在汝手中耶！”；吕布见了貂禅“欣喜无限，频以目视貂禅”；董卓见了貂禅，笑曰：“真神仙中人也！”，纳貂禅后更是“为色所迷，月余不出理事”。真也难怪，人家是堂堂正正的“中国四大美女”之一。 大乔和小乔。都说这一对姐妹花漂亮，《三国演义》里面却没有具体的描述，二人之绝色有何依据？《三国志》中《吴书·周瑜传》里有这样一句“从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裴松之作注，跟二乔有关的也只有一句：“桥公二女虽流离（理解为光彩焕发），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曹子建《铜雀台赋》表达了曹操的想法：“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1、孙策和周瑜对大小乔这对姐妹花是满意的；2、曹操对这对姐妹花也是很有想法，更有人曹操说曹操进攻江南只是为了夺取这对姐妹花——以曹操、孙策、周瑜之类的大英雄何愁天涯无芳草？但对这对姐妹花情有独衷，足见大小乔的魅力。 甄氏。甄氏绝对是惊艳型的女子，这点从曹氏三父子对甄氏的觊觎之心可以看出。袁绍新败，曹丕见二妇人啼哭本欲杀之，但看到甄氏的脸“玉肌花貌，有倾国之色”，就决定做下英雄救美的事；曹操视之曰：“真吾儿妇也！”遂令曹丕纳之。如果不是甄氏美貌，曹操会让曹丕娶一个没有了依靠的寡妇，当时曹丕只有十八岁，常人父母善不肯，更何况神通广大的曹操！曹植对甄氏完全是小弟弟对神仙姐姐的崇拜了，脍炙人口的《洛神赋》直接把甄氏写成了洛水女神，通篇充满了曹植对洛神的向往和爱慕，堪称世界上最优秀的情书。 孙尚香。相比之下，《三国演义》描写孙尚香就只字没有提及其外表，但周瑜先前有言，用的是“美人计”，可见孙夫人姿色应该不会太差。还有两点是《三国演义》中其他美女所没有的：首先，孙尚香家庭背景好，孙氏家族三分天下有其一，古代女性很少有字，然而却在历史上留下全名，足见其贵重；其次，孙尚香十分尚武，闺房内“刀枪簇满，侍女皆佩剑悬刀，立于两傍另外”，足见其个性十足。第五十五回中有一句话：“玄德果然被声色所迷，全不想回荆州。”刘备可是作梦都想收复汉室江山的人物，此番有“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惊人之举，全仗孙尚香的美丽姿色。 步夫人。《三国志·吴书》有记载：“吴主权步夫，临淮淮阴人也。与丞相荹同族。汉末，其母携将徙庐江，庐江为孙策所破，皆东渡江，以美丽得幸于权，宠冠后庭。”步夫人是孙权众多夫人中最漂亮的一个，她的最大优点就是不爱吃醋（《三国志·吴书》中有记载“夫人性不妒忌，多所推近，故久见爱待。”），经常介绍女孩子给孙权认识，孙权也因此最宠爱她，后来还追封她为皇后。 甘夫人。刘备的偏房太太。《三国志·吴书·甘皇后传》记载：“（兴平元年194）先主临豫州，住小沛，纳以为妾。（其时纳为妾则尚应有嫡室夫人）先主数丧嫡室，常摄内事。随先主于荆州，产后主。”据说甘夫人皮肤甚好，刘备夜晚喜欢把她与一座羊脂玉做的人像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怜一代美人跟随刘备东奔西走，四处逃亡，寸福未享。刘备打起战来老婆乱丢，被吕布、曹操夺了去。刘备刚刚安顿下来，她就香消玉殒了。 邹氏。张济之妻，在宛城攻略战中被曹操看上，结果送了典韦一条性命，可见红颜祸水，为害之甚。书上说："昨晚小侄窥见馆舍之侧，有一妇人，生得十分美丽，问之，即绣叔张济之妻也。”推算一下，那曹操也是个好色之人，天下美色又任其取舍，想必品位不会差，而这邹氏，从年纪上算至少也有三十岁了，居然还能迷住曹操，可见一是平时保养得好，二是确实貌美。这个是成熟型的。 胡氏。胡氏为后蜀大臣刘琰之妻，极有颜色。因入宫面见皇后，后留在宫中，一月方出。琰疑其妻与后主刘禅私通，将妻绑缚，令军以履挞其面，几死复苏。后主闻之大怒，令有司议刘琰罪。有司议得：“卒非挞妻之人，面非受刑之地：合当弃市。”遂斩刘琰。这是《三国演义》第一个因为打老婆被杀的，都怪他老婆太漂亮了。 两个少数民族的美女：祝融夫人和马云璐。一个是南王孟获的老婆，一个大将赵云的老婆。祝融夫人相传是火神祝融之后裔，世居南莽，善使飞刀，百发百中，看样子是个野性十足的大美人；马云露是马超的妹妹，汉胡混血健美女郎，个子应该是很高的模特身材，白马王子赵云舍弃倾国倾城的樊氏不要，娶了她过门，模样儿自然难以用言语形容。 其他诸如芙蓉娇艳般的樊氏，被张飞看中的夏侯氏，后宫之争逼死甄氏的“女中之王”郭永之女，第一才女蔡文姬等等，三国美女何其之多。 2、 男权世界的产物。 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显然是没有地位的。封建社会的男性作家习惯于以男权价值为中心，站在自我性别的立场去描写女性形象，命名女性的文化符号——伟大的罗贯中也不例外。在他笔下，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三国演义》第一回议郎上疏,将种种不祥天象归咎于“霓堕鸡化,乃妇寺干政所致”，到第十九回猎户刘安杀妻取肉以食刘备，再到一百三回诸葛亮以巾帼女衣羞辱司马懿，无不体现着对女性的歧视。虽然用墨不多，但《三国演义》中女性的出场对增强小说的真实性和故事完整性，对推动情节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小说中出现的美女，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自己的美貌和肉体为男性消灭政敌；二是成为英雄本色的试金石。 笔者在写作之前，试图在《三国志》、《后汉书》这些正史上找些关于貂禅的资料印证观点，但没找到关于貂禅的一言一语。只有《三国志·魏书·吕布传》里头提及“布与卓侍婢私通”，但也并没有指明是貂禅。罗贯中大胆采用了“于史无征，采用传说”的写法，并且根据情节需求，舍弃了貂禅原本为吕布妻子，于战乱中失散，流落他乡，被王允收容，她之所以接受王允的连环计是与远在长安的吕布团圆的艺术真实。这位年方二八、色技俱佳的小女子为报王允的教养之恩，毅然决定出山平乱，冒一身事两男的失贞之污，巧妙地周旋于两个好色男人之间，出色完成了“令布杀卓，以绝大恶”的任务。一个自幼养在幕府，涉世未深的少女何以如此老练成熟，风尘味为杜十娘，宋引章，赵盼儿之流所不能及？其不合情理处显而易见。其实，罗贯中的艺术处理从根本上源自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误解。在男性的眼中，天生丽质的大美女具有祸水的一面，会瓦解男性的权利和事业，也可以随时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这首赞歌，明白无误地表现了罗贯中的立场：维护男性的权益，男性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女性的美貌和肉体。 《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写曹操欲乱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后关公到许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关公尽送入内门，令服侍二嫂。却又三日一次于门外躬身施礼，动问二嫂安否。此处十名美女完全被当作礼物送来送去，作为曹操拉拢关羽的工具，另一方面表现关羽一世英雄，非女色所能征服。又如有倾国倾城之色的樊氏倒追白马王子赵子龙，赵子龙拒绝了，表现了赵子龙“真丈夫也”的气概。孔明之妻黄氏，其貌甚丑，而有奇才：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韬略遁甲诸书，无所不晓。武侯之学，夫人多相赞助焉。娶个丑老婆并没有显得诸葛亮品位低，相反让读者看到了他智慧的一面。罗贯中的原版《三国演义》本来就很强的“尊刘贬曹”思想，经过毛纶、毛宗岗父子的修改，“尊刘贬曹”思想更加突出。像关羽、赵云、孔明这些人就没有性格缺陷。 与这些正面人物相对，董卓则是一副反派的逆贼嘴脸：残暴、贪婪、专权、外表上也是胖子一个，不如关羽、赵云这班正面人物般气宇轩昂（《三国演义记载“卓尸肥胖，看尸军士以火置其脐中为灯，膏流满地”》）。《三国演义》第八回写董卓离长安二百五十里，别筑郿坞，役民夫二十万人筑只；其城郭高下厚薄一如长安，内盖宫室，仓库囤积二十年粮食；选民间少年美女八百人实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积不知其数。同样写美女，此处又表现董卓好色，横征暴敛的罪行。对待这样的人物，作者也给了他一个很差的结局：财产被没收，美女都被释放，全家被杀光，自己死后“百姓过者，无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甚至无法下葬，“临葬之期，天降大雷，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其棺，尸首提出棺外。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为雷火消灭”。 就塑造人物形象而言，好色与否实际上已成为罗贯中塑造形象的重要手段和臧否人物的重要标准。 《三国演义》塑造的类型化人物形象都是有很深的高度的：写英雄豪杰则有包藏宇宙之心，吞吐天地之志的曹操、孙权、刘备等人；写大将之才则有勇冠三军，武艺高超的关羽、赵云、张飞等人；写贤臣良相则有足智多谋神机妙算的孔明、姜维、司马懿等人。写美女娇妻则有貂禅、甄氏、大小乔这些绝世美人，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后人只可观赏，无超越可能。
相关范文：论《三国演义》中美女与政治的关系【内容提要】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中，诸侯与诸侯之间连年争霸，为了实现政治和军事上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美女成了统治者攻击和防御的肉器，美女在改变历史的同时，同时也造成了绝代佳丽自身的不幸遭遇。笔者从当今人们感兴趣的“美女”入手研究《三国演义》中放映的美女与政治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揭露封建社会中妇女地位的低下。【关键词】 《三国演义》；美女；研究《三国演义》是一部以描写男性为主的长篇历史小说，根据《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1989年6月份版本）的介绍，小说中共写了1200多个人物，其中有姓名可考证的大约有1000个，出现的女性却只有50人，50人中绝色美人占15人。本文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分析美女在《三国演义》中的生活情况。在宏观方面，一方面从美女对《三国演义》中政治、军事和外交的影响入手研究；另一方面，从《三国演义》中政治、军事和外交关系的变化对美女的影响入手研究。在微观方面，分别从“门当户对”封建婚姻本质，美女的个人素质，与其他文学作品美女形象的比较来展现《三国演义》这部作品中描写美女的独特性。一、从宏观角度看美女1、 美女对《三国演义》政治、军事的影响三国时代的藩镇割据、战火纷飞，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卷入了战争，各种事情几乎都与政治色彩沾上了边。《三国演义》叙述了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黄巾起义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吴亡接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其中数名美女“以纫席为战场，以脂粉为甲胄，以盼睐为戈矛，以颦笑为弓矢，以甘言卑词为运奇设伏”，以统治者达到政治目的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美女的介入，政治格局为之一变。首先说貂禅。貂禅出山前，董卓权势熏天，不可一世，鸩酒杀少帝，白练绞唐妃，奸淫宫女，夜宿龙床。汉献帝完全成了他的傀儡，自号“尚父”，兄弟宗族皆封列侯，别筑楣坞收刮钱财。对内实行残暴统治，“一日，卓出横门，百官皆送，卓留宴，适北地招安降卒数百人到。卓即命于座前，或断其手足，或凿其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锅煮之。哀号之声震天，百官战栗失箸，卓饮食谈笑自若”。大臣对之都是敢怒不敢言，有敢怒敢言的丁原、伍孚、周蓖、任琼、丁管等人全都死于非命。董卓掌握军政要权，更有吕布帮助，一代枭雄曹操刺之，十七路诸侯伐之，都没有成功。司徒王允有报国之心，看穿董卓吕布二人好色，以貂禅之色离间而人。貂禅果然不负所望，成功导致父子二人反目，吕布一枪戳穿了董卓的喉咙，结束了董卓的统治。正是读书人说云：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再来说孙尚香。在刘备的众多夫人中，论对蜀国的功劳，当属孙尚香最高。刘备借了荆州不还，让有勇有谋的关羽守之，孙权千方百计想讨要回来都没有结果，最后用“美人计”——让妹妹孙尚香当诱饵引刘备入赘。眼看大耳朵沉醉温柔乡不知返之时，赵云用了诸葛亮先前给他的三个锦囊，刘备才有回家的准备。孙权知道若放刘备回家无异于放虎归山，毅然授剑于蒋钦、周泰二人，并说：“汝二人将这把剑去取吾妹与刘备头来！违令者立斩。”是孙尚香对爱情的忠贞不二，三次挡回了吴国的追兵，使刘备得以安全返回。没有她的得力相助，哪有后来的“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局？当时曹操势力如此强大，各路诸侯都被他消灭，最后只有吴蜀两国走联合路线跟他相持多年（从赤壁之战到吴蜀联合，两国虽有矛盾，但没有战争打响），但两国为什么能够联合这么多年呢？除了战略上的需要外，另一条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孙尚香的功劳。我们可以举例子对比说明：第六十一回写顾雍进计趁刘备远行，未易往还，差一军先截断川口，断其归路，后尽起东吴之兵，一鼓而下荆襄。正当孙权准备用此计时，屏风后闪出来孙尚香的亲生母亲，吴国太大喝：“进此计者可斩之！欲害吾女之命耶？”大骂孙权狼子野心而不念骨肉亲情，孙权是至孝之人，只好依着国太。而当孙尚香回国以后，孙权要对蜀国用兵就全然没有顾虑，一个小小的周善被杀都成了战争的借口，正如孙权所言：“今吾妹已归，与彼不亲，余周善之仇，如何不报！”从这两个事情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孙尚香对两国外交关系的重要性。最后来说说甄氏。曹操大破袁绍之后，曹丕在袁绍家发现二妇人啼哭，拔剑欲斩之。忽见红光满面，发现了甄氏，身边袁绍之妻刘氏为了保全家姓名，二话没说就把自己的儿媳妇让给了别人：“非世子不能保妾家，愿献甄氏为世子执箕帚。”后家长曹操见了甄氏后，十分满意，发出：“真吾儿媳也！”的感慨，并令十八岁的曹丕纳下为妻。《三国演义》中甄氏未发一言而全家命运甚至河北命运为之一变，可见她的魅力是多么大。袁绍与曹操交战多年，自是有不共戴天之仇。袁绍战败后，按照“成者为王败者寇”的传统，袁家老小要么被杀头，要么被冲军，要么被塞到厨房当丫鬟用，曹操却没有动袁家一根毛，而是把持着怀柔政策，后来曹丕进位，甄氏还当了皇后。曹操可不是什么心胸广阔之人，当年为绝后患董妃肚子里的六个月孩子都没有留下，足见其心胸狭窄。要不是出现了甄氏，曹操必视败军之命如同草芥。2、《三国演义》政治、军事对美女的影响首先，政治婚姻导致了个人爱情缺失。在统治者的眼睛里，政治利益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美女只是他们的一件得力肉器：在遭遇政治危难时，美女就是防御的盾；在处于政治优势时，美女就是进攻的矛。一切围绕的政治利益转的婚姻导致了真爱的丢失。孙尚香自是少有的痴情女子，吴国的郡主，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他的择偶观念是“非天下英雄不事之”，当嫁给天下英雄刘备后，便是对刘备忠贞不二：“妾已事君，任君所之，妾当相随。”与刘备生死与共，逃回荆州，苦苦追随多年，当听闻刘备军中而亡，她望江西遥哭，投江而死。为他所忠守的爱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无所后悔。在后人看来，孙尚香俨然成了一个悲剧人物。他只不过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他苦心追随的大英雄也在御驾亲征为关羽报仇时，放弃了吴蜀两国重新联合，共灭曹魏的大好时机，一句“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便放弃了他们的结发之恩。貂禅与吕布，美女配英雄，所谓“马中赤兔，人中吕布，女中貂禅”刚好是般配的一对。吕布杀董卓，英雄和美女走到了一起，结局本来足够告慰人心。实际上，貂禅只不过是吕布的小妾，家中地位很低。曹操包围吕布，吕布入告貂禅，貂禅害怕吕布死后自己无所依靠，劝吕布“将军与妾做主，勿轻骑自出”。结果吕布命殒白门楼，貂禅果然成了寡妇。相传曹操念其杀董卓有功，封其为“护国圣女”，修圣女殿终日奉养。又相传貂禅后来被关羽所获，但关羽不近女色，怕她成人间祸水，把她头砍了。赵范之嫂樊氏算是最有爱情观的人——她宁愿当寡妇也不愿意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樊氏对赵子龙一见钟情，委托小叔子赵范传达自己的择偶标准：1、文武双全，名闻天下；2、相貌堂堂，威仪出众；3、与赵范同姓——这明摆着是非要你赵云不可了。这樊氏也不是寻常角色，书中记载其“有倾国倾城之色”、“丹阳太守赵范之嫂”，然而这桩连诸葛亮都称作“此亦美事！”的婚姻却被赵子龙拒绝了：“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誉不立，何患无妻子乎？”又道：“赵范既与某结为兄弟，今若娶其嫂，惹人唾骂，一也；其妇再嫁，便失大节，二也；赵范初降，其心难测，三也。主公新定江汉，枕席未安，云安敢以一妇人而废主公之大事？”刘备听后发出：“子龙真丈夫也！”的感慨。我们可以看出并非赵云不喜欢大美女樊氏，也不是嫌弃人家是寡妇，而是咱们的大英雄为了忠君之事，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人类婚姻的目的，本为结二性之好，应以人的感情欲望、爱情要求为基础。然而三国美女们的婚姻都是由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任由政治利益摆布，个人意愿完全被扼杀，从而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样的悲剧是彻底的。其次，政治关系的尔虞我诈，决定了美女们的命运悲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这种政治婚姻作了精辟的论述：“在封建社会里，对于骑士和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事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意愿。”结婚违背个人意愿倒也算了，导致命运不幸才叫大悲大惨。貂蝉的命运传说纷纭,有的说是自刎而死,有的说曹操为笼络关羽连同赤兔马一起把她送给了关羽,关羽留下骏马却让貂禅走了。民间有不少戏剧、评书和传说述说着的貂禅命运结局都不尽如人意。倒是央视版《三国演义〉的貂禅结局,倒是最好的：紫陌红尘，西风古道，风尘恋恋，老马旧车。貂禅身着红裳，最后凝望了一眼那曾经风虎云龙的长安城，然后黯然垂下车帘。孙尚香疼过的阿斗在即位后对先主的几位夫人也进行了封缢：皇后吴氏为皇太后，甘夫人为昭列皇后，靡夫人也被追封为皇后，但独独落下了孙尚香。论功劳，孙尚香远远在三位夫人之上，没有她刘备当年早死于乱刀之下，安能有后来进位汉中王。没有她，吴蜀两国或许早已战火不断，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究其原因，我们细读《三国演义》便可知晓：阿斗即位是章武三年，当年吴国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先主白帝托孤，正是吴国和蜀国关系发展到最低谷之时——这种情况下，孙尚香没有被封是必然的。甄氏自被曹丕纳下为妻，深得曹丕宠爱，更兼生下曹睿，自幼聪明，夫妇俩喜欢得不行，这样的结果自是夫荣子贵，足慰人心。然而郭永之女出现后，与甄氏争宠，郭贵妃买通近臣张韬。“时丕有疾，韬乃诈称于甄夫人宫中掘得桐木偶人，上书天子年月日时，为魇镇之事”，丕大怒，遂将甄夫人赐死，立郭贵妃为后。把两个美人放在后宫争斗中是多么一件残忍的事情，洛神就此烟消云散，可悲，可怜。吕布的女儿，当年吕布为了保住徐州，欲把女儿送到袁术处成亲，但后来曹操从中作梗，袁术父子丧命，她连夫君的面都没见着就成了望门寡。曹操女儿，当年曹操为了取河北之地，不顾“仇家不婚”之大义，许配给袁谭，后来袁谭被曹洪杀死，也成了寡妇。封建社会封疆大吏的女儿远远没有当代社会达官显贵子女般万千宠于一身，她们只是父王的一件礼物，父王有用，随时可以送给别人。我们曾经痛声疾呼刘兰芝被婆婆强行夺走了恩爱，赵五娘被丈夫抛弃，林妹妹没有嫁给贾宝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才子佳人不得善终，唐明皇身为皇帝与杨贵妃也不得善果，却忽略了三国女子们更悲惨的命运。他们连起码的感情欲望，爱情要求都被扼杀，他们不是有情人难成眷属，而是连选择自己向往对象的权利都没有，甚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婚姻都得不到，三国统治集团政治斗争的惊滔巨浪下不可能有他们平静的婚姻生活。二、从微观上分析美女1、 倾城倾国的美丽佳人。美女之所以招人喜欢是因为她们的审美价值高，《三国演义》中的美女被罗贯中放置于英雄豪杰审美取向和群雄逐鹿的政治斗争中显得格外突出。美人不同体而皆悦于目，罗贯中刻画美人形象入木三分，寥寥数笔便使形象栩栩如生。貂禅。《三国演义》中描述美女着墨最多的莫过于貂禅了。“闭月修花”一词用来形容女子的容貌，则“闭月”典故就出自貂禅。有词赞道：“原是昭阳宫里人，惊鸿婉转掌中身，只疑飞过洞庭春。按彻《梁州》莲步稳，好花风袅一枝新，画堂香暖不胜春。”王允见了貂禅以杖击地曰：“谁想天下却在汝手中耶！”；吕布见了貂禅“欣喜无限，频以目视貂禅”；董卓见了貂禅，笑曰：“真神仙中人也！”，纳貂禅后更是“为色所迷，月余不出理事”。真也难怪，人家是堂堂正正的“中国四大美女”之一。大乔和小乔。都说这一对姐妹花漂亮，《三国演义》里面却没有具体的描述，二人之绝色有何依据？《三国志》中《吴书·周瑜传》里有这样一句“从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裴松之作注，跟二乔有关的也只有一句：“桥公二女虽流离（理解为光彩焕发），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曹子建《铜雀台赋》表达了曹操的想法：“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1、孙策和周瑜对大小乔这对姐妹花是满意的；2、曹操对这对姐妹花也是很有想法，更有人曹操说曹操进攻江南只是为了夺取这对姐妹花——以曹操、孙策、周瑜之类的大英雄何愁天涯无芳草？但对这对姐妹花情有独衷，足见大小乔的魅力。甄氏。甄氏绝对是惊艳型的女子，这点从曹氏三父子对甄氏的觊觎之心可以看出。袁绍新败，曹丕见二妇人啼哭本欲杀之，但看到甄氏的脸“玉肌花貌，有倾国之色”，就决定做下英雄救美的事；曹操视之曰：“真吾儿妇也！”遂令曹丕纳之。如果不是甄氏美貌，曹操会让曹丕娶一个没有了依靠的寡妇，当时曹丕只有十八岁，常人父母善不肯，更何况神通广大的曹操！曹植对甄氏完全是小弟弟对神仙姐姐的崇拜了，脍炙人口的《洛神赋》直接把甄氏写成了洛水女神，通篇充满了曹植对洛神的向往和爱慕，堪称世界上最优秀的情书。孙尚香。相比之下，《三国演义》描写孙尚香就只字没有提及其外表，但周瑜先前有言，用的是“美人计”，可见孙夫人姿色应该不会太差。还有两点是《三国演义》中其他美女所没有的：首先，孙尚香家庭背景好，孙氏家族三分天下有其一，古代女性很少有字，然而却在历史上留下全名，足见其贵重；其次，孙尚香十分尚武，闺房内“刀枪簇满，侍女皆佩剑悬刀，立于两傍另外”，足见其个性十足。第五十五回中有一句话：“玄德果然被声色所迷，全不想回荆州。”刘备可是作梦都想收复汉室江山的人物，此番有“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惊人之举，全仗孙尚香的美丽姿色。步夫人。《三国志·吴书》有记载：“吴主权步夫，临淮淮阴人也。与丞相荹同族。汉末，其母携将徙庐江，庐江为孙策所破，皆东渡江，以美丽得幸于权，宠冠后庭。”步夫人是孙权众多夫人中最漂亮的一个，她的最大优点就是不爱吃醋（《三国志·吴书》中有记载“夫人性不妒忌，多所推近，故久见爱待。”），经常介绍女孩子给孙权认识，孙权也因此最宠爱她，后来还追封她为皇后。甘夫人。刘备的偏房太太。《三国志·吴书·甘皇后传》记载：“（兴平元年194）先主临豫州，住小沛，纳以为妾。（其时纳为妾则尚应有嫡室夫人）先主数丧嫡室，常摄内事。随先主于荆州，产后主。”据说甘夫人皮肤甚好，刘备夜晚喜欢把她与一座羊脂玉做的人像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怜一代美人跟随刘备东奔西走，四处逃亡，寸福未享。刘备打起战来老婆乱丢，被吕布、曹操夺了去。刘备刚刚安顿下来，她就香消玉殒了。邹氏。张济之妻，在宛城攻略战中被曹操看上，结果送了典韦一条性命，可见红颜祸水，为害之甚。书上说："昨晚小侄窥见馆舍之侧，有一妇人，生得十分美丽，问之，即绣叔张济之妻也。”推算一下，那曹操也是个好色之人，天下美色又任其取舍，想必品位不会差，而这邹氏，从年纪上算至少也有三十岁了，居然还能迷住曹操，可见一是平时保养得好，二是确实貌美。这个是成熟型的。胡氏。胡氏为后蜀大臣刘琰之妻，极有颜色。因入宫面见皇后，后留在宫中，一月方出。琰疑其妻与后主刘禅私通，将妻绑缚，令军以履挞其面，几死复苏。后主闻之大怒，令有司议刘琰罪。有司议得：“卒非挞妻之人，面非受刑之地：合当弃市。”遂斩刘琰。这是《三国演义》第一个因为打老婆被杀的，都怪他老婆太漂亮了。两个少数民族的美女：祝融夫人和马云璐。一个是南王孟获的老婆，一个大将赵云的老婆。祝融夫人相传是火神祝融之后裔，世居南莽，善使飞刀，百发百中，看样子是个野性十足的大美人；马云露是马超的妹妹，汉胡混血健美女郎，个子应该是很高的模特身材，白马王子赵云舍弃倾国倾城的樊氏不要，娶了她过门，模样儿自然难以用言语形容。其他诸如芙蓉娇艳般的樊氏，被张飞看中的夏侯氏，后宫之争逼死甄氏的“女中之王”郭永之女，第一才女蔡文姬等等，三国美女何其之多。2、 男权世界的产物。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显然是没有地位的。封建社会的男性作家习惯于以男权价值为中心，站在自我性别的立场去描写女性形象，命名女性的文化符号——伟大的罗贯中也不例外。在他笔下，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三国演义》第一回议郎上疏,将种种不祥天象归咎于“霓堕鸡化,乃妇寺干政所致”，到第十九回猎户刘安杀妻取肉以食刘备，再到一百三回诸葛亮以巾帼女衣羞辱司马懿，无不体现着对女性的歧视。虽然用墨不多，但《三国演义》中女性的出场对增强小说的真实性和故事完整性，对推动情节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小说中出现的美女，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自己的美貌和肉体为男性消灭政敌；二是成为英雄本色的试金石。笔者在写作之前，试图在《三国志》、《后汉书》这些正史上找些关于貂禅的资料印证观点，但没找到关于貂禅的一言一语。只有《三国志·魏书·吕布传》里头提及“布与卓侍婢私通”，但也并没有指明是貂禅。罗贯中大胆采用了“于史无征，采用传说”的写法，并且根据情节需求，舍弃了貂禅原本为吕布妻子，于战乱中失散，流落他乡，被王允收容，她之所以接受王允的连环计是与远在长安的吕布团圆的艺术真实。这位年方二八、色技俱佳的小女子为报王允的教养之恩，毅然决定出山平乱，冒一身事两男的失贞之污，巧妙地周旋于两个好色男人之间，出色完成了“令布杀卓，以绝大恶”的任务。一个自幼养在幕府，涉世未深的少女何以如此老练成熟，风尘味为杜十娘，宋引章，赵盼儿之流所不能及？其不合情理处显而易见。其实，罗贯中的艺术处理从根本上源自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误解。在男性的眼中，天生丽质的大美女具有祸水的一面，会瓦解男性的权利和事业，也可以随时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这首赞歌，明白无误地表现了罗贯中的立场：维护男性的权益，男性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女性的美貌和肉体。《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写曹操欲乱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后关公到许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关公尽送入内门，令服侍二嫂。却又三日一次于门外躬身施礼，动问二嫂安否。此处十名美女完全被当作礼物送来送去，作为曹操拉拢关羽的工具，另一方面表现关羽一世英雄，非女色所能征服。又如有倾国倾城之色的樊氏倒追白马王子赵子龙，赵子龙拒绝了，表现了赵子龙“真丈夫也”的气概。孔明之妻黄氏，其貌甚丑，而有奇才：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韬略遁甲诸书，无所不晓。武侯之学，夫人多相赞助焉。娶个丑老婆并没有显得诸葛亮品位低，相反让读者看到了他智慧的一面。罗贯中的原版《三国演义》本来就很强的“尊刘贬曹”思想，经过毛纶、毛宗岗父子的修改，“尊刘贬曹”思想更加突出。像关羽、赵云、孔明这些人就没有性格缺陷。与这些正面人物相对，董卓则是一副反派的逆贼嘴脸：残暴、贪婪、专权、外表上也是胖子一个，不如关羽、赵云这班正面人物般气宇轩昂（《三国演义记载“卓尸肥胖，看尸军士以火置其脐中为灯，膏流满地”》）。《三国演义》第八回写董卓离长安二百五十里，别筑郿坞，役民夫二十万人筑只；其城郭高下厚薄一如长安，内盖宫室，仓库囤积二十年粮食；选民间少年美女八百人实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积不知其数。同样写美女，此处又表现董卓好色，横征暴敛的罪行。对待这样的人物，作者也给了他一个很差的结局：财产被没收，美女都被释放，全家被杀光，自己死后“百姓过者，无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甚至无法下葬，“临葬之期，天降大雷，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其棺，尸首提出棺外。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为雷火消灭”。就塑造人物形象而言，好色与否实际上已成为罗贯中塑造形象的重要手段和臧否人物的重要标准。《三国演义》塑造的类型化人物形象都是有很深的高度的：写英雄豪杰则有包藏宇宙之心，吞吐天地之志的曹操、孙权、刘备等人；写大将之才则有勇冠三军，武艺高超的关羽、赵云、张飞等人；写贤臣良相则有足智多谋神机妙算的孔明、姜维、司马懿等人。写美女娇妻则有貂禅、甄氏、大小乔这些绝世美人，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后人只可观赏，无超越可能。参考文献：①罗贯中，《三国演义》，湖南，岳麓书社出版，2001年9月②陈寿，《三国志》③罗宗强、陈洪，《中国古代文学史(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④《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1989年6月份版本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关于林黛玉的艺术形象的论文
【摘要】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把林黛玉塑造成了一个独具灵性、异常聪颖而偏有多难命运的“可怜人”形象。作者倾注在这个形象身上的审美情趣,不仅在于同情她的不幸,更在于显示前卫的女权理想与封建伦理的对撞,让弱者的自我毁灭来激发读者思维的火花,呼唤女性的觉醒。林黛玉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她的个性具有前卫性,具有号召力,具有启蒙性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 林黛玉 ; “可怜人” ;前卫性时代悲剧
《红楼梦》是我国清朝带有浓重悲剧色彩的宏篇巨著,篇中的每一个角色都隐含着悲剧性特征,其中林黛玉是一个代表:曹雪芹将其塑造成一个独具灵性、异常聪颖而偏有多难命运的让人怜爱的少女形象。
1 林黛玉的 艺术 形象悲剧色彩非常浓重
凄凉的身世造成她自矜自重、警惕戒备、孤高自许的独特个性。她出身在一个走向衰弱的封建官宦家庭,却由于母亲去世的早,没能受到封建礼教、妇德等方面的熏陶和训练。她接受了封建文化的 教育 ,却因身体赢弱,功课上得不到严格的要求。至于封建礼教和世俗功利等社会知识对她的影响显然非常有限了。这也是她保持着纯真的个性的原因。但是这样的个性使她在寄居的声势显赫却又充满着仇恨、倾轧、争夺、势利的荣国府中“步步小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林黛玉不得不小心提防自己的行为是否和别人合拍以及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与做法了,这是黛玉“自尊、自爱”的表现。这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寄人篱下的生活是那样的的无奈和凄凉,更能让读者感到黛玉的可怜、可敬。
林黛玉纤弱多病让人怜爱。故事中对于她的病有多处描述。如其母亡故时黛玉旧症复发;如宝黛初次见面,宝玉送黛玉“颦颦”二字;而林听到宝玉将与宝钗成婚的消息时更是怨急攻心,在极度的悲哀中迷了心智,于是有了与宝玉相对傻笑的一段等等,让人们对她的纤纤弱质有清晰的印象。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并未花费太多笔墨描写林黛玉的外在美,却给人留下了非常精致的美丽形象。小说写林黛玉的出世,用“仙草化身”让读者体会她的超凡脱俗,想像她的得天地精华的清秀非凡之美。在人们的审美观念中, 自然 即是美,草木俱有天然韵致,不用说,一株得到天地精华、甘露滋养的“仙草”是何等的美丽!在安排林黛玉出场时,曹雪芹没有直接正面来描绘她的秀美,而是运用侧面描写的方法,借助于凤姐夸赞和宝玉的感受来表现林黛玉的绝代美丽。凤姐心直口快,一见黛玉就惊叹到:“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在贾宝玉的眼里,林黛玉是“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可以说这既是宝玉的视觉眼光和心理活动传达出来的,又是作者想要表现的美丽。“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从贾宝玉的美学意识来看,这是他的美人标准,也就是说这是曹雪芹心中的美学意识。
作品在交代林黛玉初到贾府时,通过众人的关心来表现她的病态,老太太等人见她体弱,便询问她“常服何药,如何不急为疗治?”王熙凤第一次见黛玉时张口就问“近来吃些什么药……”等等,我们不难想像,林黛玉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病态。而“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等赞语更是让一个活生生的“绝美”黛玉形象跃然纸上。作者在作品中并没有批判她的病态美,反而借助她的病态来暗示其不幸命运的内在原因。
2 林黛玉的才女形象
林黛玉的外在美不是要描绘的重点,作者更注重对她的丰富而优美的、多愁善感的内心世界的描绘,更注重的是对她的艺术才华的展示。例如,第一次结诗社时她们以“咏白海棠”为题,以“门、盆、魂、痕、昏”为韵,限一柱香的时间赋出,作不出者则受处罚。别人苦思冥想,林黛玉却静观秋色,独抚梧桐,中间又和丫环戏笑,等到众人纷纷交卷之时提笔一挥而就:“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表现出林黛玉敏捷的才思、丰富的才情,让人叹为观止! 在众多的才女之中,曹翁对于林黛玉的艺术天才是用墨最多的,就作品来看,有《秋窗风雨夕》、《唐多令》、《葬花吟》、《五美吟》、《桃花女儿行》、《题帕三绝》等,每一首都声情并茂,令人拍案,林黛玉简直就是一个集天下诗才于一身的天才!黛玉的诗,情景交融,融情于景,既有她对生活的感受,对理想的追求,同时又隐含了她生活中的境况。黛玉的《葬花吟》则可说是她自己身世的真实写照,也可以说是“一诗成谶”。在这首诗中她对自己的处境及心境作了最恰当的描述:“一年三百六十同,风刀霜剑严相逼!”道出了她对世态炎凉有深切的感悟;“愿奴胁下生双翼,随风飞到天尽头”则写尽了她对世界一切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同丧”是触景生情的迷茫,更是面对困境的无助的呐喊;而“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则又是黛玉对自己的悲惨处境一个“红颜老去、花落人亡”的沉痛预言。我们在林黛玉诗中可以看到她的“孤标傲世,目下无尘”的高洁品格。
林黛玉的绝美形象,也许正是应了“没有缺陷的美本身就是一种缺陷”这样一句话,曹雪芹于是给林黛玉加上一段凄凉的身世和一副孱弱的病体,并将这绝美毁灭给人看。这也许就是悲剧的动人之处吧,被毁灭的愈美,给人的冲击就愈深刻,就愈能引起人们深层次的共鸣。
3 林黛玉形象的现实意义
细细品味林黛玉的品性,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人们常常只看到林黛玉喟叹自己身世不幸的那一面,而忽略了她其实十分重视实现自我价值的另一面,忽视了她洁身自好的可贵性。特别是她对“质本洁”的执着追求,希望两胁生翼,随花飞到天边去追寻这种宝贵的洁的净土,是一种极其美好的崇高的道德追求。这种自觉而强烈的洁身思想是有些 现代 女性所缺少的。
在对待爱情这个问题上,林黛玉追求的是能和自己心灵上息息相通的真相知,她把感情看得无比重要。她不关心自己所钟爱的人如何走上仕途或能否走上仕途。她只懂得要尊重感情,尊重自己所爱的人他自己的选择,这本身就是理性的选择,是一种重要的选择。但是,宝黛之恋注定是一个悲剧。因为它与封建主义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它违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样的的封建婚姻制度常规,更重要的'是他们恋爱的叛逆思想内核与整个封建主义相冲突。林黛玉和贾宝玉不肯放弃自己的追求,他们代表着新兴的力量与封建家庭对立;而封建家庭又要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就决不可能允许这样的恋爱存在并 发展 下去。尽管宝黛之恋以悲剧收场,但两人为爱情所做的努力却是那样的真切感人。我想,就是现代人也会这样认为,只有这样,爱情才能保鲜。就这一点来说,在当今这个婚姻不时面临动荡、家庭破裂常见的时代,颇有借鉴的价值。
黛玉自称是“草木之人”,她的前身是绛珠小草,好像柔弱才是她的真性情,但是林黛玉并不缺坚强。她爱哭,却并不软弱。她有十分执着的一面,也就是人的两面性。她的刚强表现在对纯真爱情和“净土”的不懈的追求。林黛玉是贾府所有少女中最杰出的代表,具有文人宁折不弯的气质和刚强的性格。
在林黛玉的身上,我们看到她的性格造成了自身的悲剧,她总是把宝玉看成是自己的一切,她的生活与命运就进入了怪圈。她本来身体就不好,又担心而多疑,结果导致病上加病,在贾府中,一个病女子能有多大的前途呢?这样,她越是在意宝玉,越是离自己本来想得到的越远。我们把这个问题扩展开去,把它放大,放大到整个女性群体当中,那么就可以看作出作者的意图来了。曹雪芹对女性、尤其是少女过于依赖男性进行了批评。在封建社会里,女子屈从于道德观念,像林黛玉这样的少女在婚姻上没有别的可供选择,她们只有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然只能把一生的一切都寄托于男人。所以说林黛玉的悲剧既是个别,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代表性。而现代文明社会就不会是这样了,男女平等,女性具有和男性一样参与一切活动的权利,如果哪个女性再把自己看作仅仅是男人的一部分的话,把丈夫、男朋友看成是自己的一切的一切,缺乏独立的生命意识与人格意识,彻底丧失了自我,那可就真是太可悲了。就这一点对当今女性而言也是具有教育意义的。
4 林黛玉形象的美学内涵
林黛玉形象本身具有的悲剧美可以看出作者的 艺术 情趣和审美理想。林黛玉是名门淑女悲剧命运的代言人,是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黛玉形象的美学准则就是让人物的外在神态和内在素质高度一致。我们看到林黛玉的容貌与才情超越群芳,言行举止出类拔萃。在封建观念中,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教条,作者没有按照封建伦理道德标准来规范她的言行,而是冲破界限,另辟奚径,塑造了一个诗词书法无所不精,五音杂曲无所不能的才女形象。她的才华并非是饱学之士的刻意经营,而是在扶梧桐、看秋色或是在与丫环、小姐们的谈笑中感悟而得的,就显出她的绝顶聪颖。她的才情如此,而内心坚贞刚强反映在性格上就是孤高自许、孤标傲世般的不同于流俗了。这既拜天性所赐,更是后天的教养所得,是其在深刻的文化熏陶之下的必然的结果。她出身于钟鼎之家、书香之族,自是不同于一般的贵族小姐。可由于父母双亡无依无靠,不得不寄居贾府。浮萍一般的身世和封建礼教对于她的爱情等方面的压制,形成了她的孤寂、易感伤逝和多愁善感的个性。她对理想有着美好的憧憬,对同是封建礼法的叛逆者贾宝玉有着深深的爱恋,她渴望能有独立自主的爱情。但是,在那样的时代,在那样的家庭之中,这样的美好理想注定是要遭到了压制和摧残,她的悲剧在于没有正视现实,或是不能正视现实,最终落得“落花人亡两不知”的悲惨结局。
作者很重视以环境来衬托她人物的性格。在设计林的生活场景的时候,潇湘馆是个精致的典型环境。潇湘馆最有特色的要数翠竹。竹也,劲节虚心。象征了林黛玉的风神灵秀的气度和坚贞不屈的内在素质,又隐喻了林黛玉的伤怀多泪。探春送给黛玉的雅号是“潇湘妃子”。“湘妃竹”又名“泪竹”,传说因舜的两个妃子落泪成斑而得名。而小说中写到林的前生是绛珠草,“此绛珠草始得天地精华,复得甘露滋养,脱了草木之胎,幻化成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餐秘情果,渴饮灌愁水”。所以今世的黛玉就注定要以眼泪来还债了。曹雪芹用心苦也,他通过“绛珠草”与“湘妃竹”两个神话传说,以不同方式完成了对林黛玉形象、性格的塑造。这两个神话都是借助痴情与眼泪来暗示无法团聚的结局。用竹来隐喻黛玉的内在气质,这是出于作者对黛玉的偏爱,也是赋予了她坚贞不屈的内在品格。使她既具有“绛珠草”的纤弱特性又充满着“竹”的文化品格。
翠竹在小说中还有更深刻的寓意。也有人说作者无意表现反封建的主题,但实际是作品本身具有了很强的反封建意识。翠竹象征着黛玉的反封建精神和高尚的节操。她不苟同于流俗,敢于对抗流俗。尽管她的一生是个悲剧,但她的思想、她的叛逆性格和反封建的意志是坚强的,她孤高自许,目无下尘,鄙视富贵功名,不愿与恶俗的世态同流合污。她的种种观点与当时的封建正统教条是根本对立的。这种抵制封建教条相对立的傲态和反抗性正可与“标劲节于严风”的翠竹相比。
林黛玉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她属于贵族阶层,但有叛逆个性,是代表着进、步倾向的正面人物。她追求自主的爱情,但所作所为严重背离了封建家族的 政治 利益,与封建宗法制度有着尖锐的矛盾冲突。她在试图挣脱封建礼教藩篱的斗争中,不能抵挡封建正统势力的打击,感情上遭受挫折,最终爱情与生命都付与虚无。这种与封建观念格格不入的独特个性换做作品中的其他任何一人,恐怕都是不合适的。在这个基础上,曹雪芹采用“愁”、“泪”、“病”、“瘦”的神态特征来为塑造林黛玉形象服务,使之具有崇高的悲剧意义和美学价值,使她的个性具有前卫性,具有号召力,具有启蒙性质的社会意义。
[内容提要]本文从三个方面浅谈李清照词中所表现出的淑女情怀。引论部分指出李清照作为一个文化女性具有与一般女子不同的淑女情怀；正文部分从李清照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文学追求和社会关注等不同层面去透视李请照作为一个文化女性对人生世事、美好情事、环境际遇所持的态度，从中揭示其文化女性的特质，结尾指出李清照作为一个文化女性的局限性。李清照是我国宋代一位杰出的女作家，被誉为婉约词之宗。她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工于诗词，长于文赋，精通音律，善作书画，繁星的中国古代作家中，犹如一颗耀眼的明珠放射出奇光异彩。这样多才多艺的女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少有的，而且在世界文学长廊中也是罕见的。特别是作为一位文化女性，李清照具有与一般女性不同的淑女情怀。“淑女”一词，最早出于《诗经·周南·关睢》篇：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淑女”指善良、美好、有修养的女子。李清照的淑女情怀与古代传统的淑女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主要表现在李清照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文化女性，她除了具有一般女子阴柔、善良的特性外，又有文化女性的特质，比如喜欢寄情山水、爱好文学艺术、关注国事等。以下分别论之。一、从李清照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看她的淑女情怀李清照出生在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一个有名的学者仕宦家庭，祖籍山东济南，父祖皆出于“蚤有盛名，识量英伟”的韩琦门下。父亲李格非，官至礼部员外郎，精谙经史，擅长诗文，和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文潜、陈师道、晁补之有密切的来往，在北宋文坛上颇有名声，与廖正一等并称为“后四学土”。母亲王氏，也是一个通文墨、懂诗书的大家闺秀。李清照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文学气息十分浓厚的家庭里，她所受到的教育并不是普通女子所能相比的。前期的李清照是一个性格活泼开朗、无比热爱生活的女子。她不像一般的大家闺秀，把自己的生活圈子局限于闺房绣楼之内，而是常常走出重门深院，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寄情于山水，表现出她那蓬蓬勃勃的春春气息。如写于十七八岁的《如梦令》一词集中地表现了她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情怀：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鸳。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了李清照青年时代那活泼开朗的性格。她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像一颗自由的种子，健康地成长着。在她身上基本看不到什么封建闺范、礼教枷锁的影子，而大自然的晚霞落日，绿水红莲、鸥鹭水鸟这些有名的景物却在她的身上留下了天然的素朴与自由的印迹。在《庆清朝慢》这首词中，她那无拘无束，活泼开朗的性格再次生动地表现出来：春天牡丹盛开时节，她随着香轮竞走的游园行列，前去赏花。她陶醉于明媚的春光和盛开的鲜花之中，快乐得如痴如狂，饮酒赏花直至深夜。李清照词中所表现的她早年的这种生活，虽然多少带有贵族少女的闲情逸致，但是，作品中洋溢着的蓬勃朝气和对大自然的由衷热爱跃然纸上，字里行间分明可以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那无拘无束、天真烂漫淑女形象。她的这种淑女形象既不同于古代贵族少女眷恋湖光山色也不同于一般少女无聊地游山玩水，而是寄情于山水，托怀于自然。李清照这种淑女形象的形成和她良好的家庭背景以及她自身的文学修养是密不可分的，她虽然出身于名门望族，但她的生活情趣却不在声色犬马，生活理想却不是养尊处优，而是潜心写作，钻研学术，把诗词创作作为自己献身的事业。十八岁时李清照嫁给太学士赵明诚，赵明诚是一个聪明好学的青年，自幼喜好收藏考订金石刻词。热爱文学艺术的李清照嫁给这样一个醉心于文学艺术品收藏与鉴赏的丈夫，自然是如鱼得水。夫妇两人情投意合，生活十分美满，但她毕竟是告别了无拘无束的少女时代，在庭院深深、显赫而又森严的赵府之内，只有丈夫赵明诚是知心人。可是，丈夫又经常要外出游学、为官，这就给多情的李清照带来极大的悲愁和苦闷。思恋之中，作为一个聪慧颖悟、才华过人的文化女性，她自然不免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倾诉于笔端。像她新婚不久后写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送别了丈夫，不免有些失落感，举目所见，不管是白云、飞雁、明月，还是落花流水，时时处处，皆与丈夫联系起来，这种感情既执著，又缠绵，摆脱不开，搁置不下：“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夫妻间的相思之情被描写得细腻委婉，使我们仿佛看到女主人眉头的一颦一蹙，心头的一震一颤，离愁别恨跃然纸上，使婚后不久的相思之情、思念之意，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相思之情、思念之情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它“剪不断，理还乱”，一旦萌发，难于消失；它刻骨铭心，像游丝一般萦绕于心。它可以从外在情态的“眉头”上消失，却又不自禁地钻入“心头”。李清照对这种感情作了独特、深细的体察和把握。女词人一路写来，或融情于景，或景中寓情，意象或隐或显，时露时藏，于词中的结尾处猛然出现，如群山的高峰，爆亮的灯蕊，令读者震动、深思。从中可见李清照既有一般女子温柔、善良、细腻的特点，也有作为文化女性多愁善感的一面。李清照在四十五岁以前，基本上过着学者、作家式的比较平静的生活，她沉浸在爱情和事业的幸福之中。因此在她的作品中所流露的是一个天真烂漫而又多愁善感的文化淑女情怀。后期的李清照由于生活环境的变迁，被迫从闺房和书斋中走出来，踏上了逃亡流徒的道路，由于国破、家亡、夫死的凄凉身世深刻地影响了她的思想，她的创作风格突变。 “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武陵春》；“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声慢》等的作品不仅反映个人的不幸，而且带有深沉的家国之痛，将个人的不幸与国难家仇联系起来，委婉凄戚，孤独、愁闷。二、从李清照的文学追求看她的淑女情结李清照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文化气氛十分浓厚的家庭里，加之自己勤奋好学、博闻强记，终于成为“婉约以易安为宗”的一代词人。李清照的词既加强和维护了婉约词派的特点，又有自己“婉而售”的艺术风格。她的词流露出文化女性矜才尚艺的人生意趣。如前期代表作《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词中借描写重阳赏菊委婉曲折地表达了闺中寂寞和离情，展示出词人的内心世界，流露出她对爱情的向往，客观上具有冲破封建牢笼、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意义，全词委婉含蓄、温和优美，透露出词人与丈夫暂时离别淡淡的哀愁。以前的婉约词除常停留在女性闺房陈设、衣饰、容貌描写上，即使是写其心态、动作，也大抵是“带缓罗衣，香残蕙炷。天长不禁迢迢路。垂柳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 (晏殊)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椅，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是春山外” (欧阳修)，“想佳人妆楼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柳永)。这些虽然也写出女人的情深，但形象一般化，甚至可移到任何一首闺情词中。而李清照词中的女主人公，都是她自己，以己之情，抒己之怀，率直坦荡，不必像男士们去揣摩女人的心理；少女的时候，当她“蹴罢秋千”，慵整纤手，方觉一阵兴奋，不觉汗出，现在静下来，才觉“薄汗轻衣透”。“见客人来”，于是她“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点绛唇)。把一个天真、活泼而又有点儿爱娇的少女形象，写得如此活灵活现，却又耐人寻味无穷，怕不是男士们所能想象得出的。燕尔新婚的时候，早晨她买得一枝特别新鲜的春花，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鬃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减字木兰花)晚来一阵风雨过去，酷热消散，她先是理笙簧，后是淡淡妆，接写：“绛鞘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笑语檀郎。” (采桑子)。这些以率真之笔，抒率真之情；不扭捏造作，不矮揉造作，这不正是那个工作之余，“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李清照吗?男土们怎么会揣想出如此自然细腻的生活情景来? 李清照是诗、词、文都擅长的作家，而她的词成就最高，她的词近承二曼之高雅、秦观之抚媚、苏拭之清雄、周邦彦之丽密，陶铸熔冶，取精用弘，成为别具一格的“易安体”。无论是写活泼的少女，青春的少妇，多愁善感的思妇，还是冷冷清清的嫠妇，都与过去词人笔下的妇女形象不同，他们不再是任人摆布的歌妓舞女，而是有了个性，有了气质，有了人格，有了对生活对理想追求的女子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自然带有她自己这个抒情主人公的影子，在思想上、感情上、性格上、情态上都烙印着李清照本人的痕迹。这在李清照的“何况人间父子情，炙手可热心可寒”、《晓梦》、《金石录后序》等诗文中也都有鲜明的表现。除了创作，她还进行文学理论探讨，《词论》一文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和见解，“别是一家”的词学观点对后世词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纵观李清照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她的作品博采众长，“下开南宋风气”，词尤其突出，称得上“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之席，其丽处真参片玉之般。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到须眉”的大家，形成了自己“婉转而又疏隽”的艺术风格。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都希望自己做一个贤妻良母，而作为封建社会文化女性的李清照把自己思想感情全方位地倾诉于笔端，写诗、写词、写文章作为自己的生活追求，她这种文化女性的特质，百里挑一。三、从李清照的社会关怀看她的淑女意识李清照祟尚自由、鄙夷利禄，她对追名逐利的社会风尚极为厌恶。 “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这首《夜发严滩》的七言绝句，作者告诉人们，那些为名利奔波的人，人格低下，渺小，不能与正人君子为伍。李清照认为，社会上的许多纷争，都是起因于名利：“青州从事(美酒)孔方兄(金钱)，终日纷纷喜生事”(《感怀》)。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为追逐名利，打击陷害过苏拭等不少好人，李清照曾忿忿地作诗讽刺他：“炙手可热心可寒。”李清照希望能摆脱功利的滋扰去过自由、宁静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理想在现实世界中是难于实现的，于是，她便驰骋想象，到神话般的梦境中去寻找精神寄托。《晓梦》一诗，描绘了一幅美妙神奇的生活图画。在这里，人们摆脱了世俗的纷扰，摈弃了功名利禄的追求，成为仙人的“翩翩座上客”，与仙人谈笑风声， “意妙语甚佳”。这正是李清照人生的社会追求，也是李清照清高自传，不与流俗苟同的高尚情操，更是李清照区别于大家闺秀的鲜明表现。李清照又是一个具有极高爱国热忱的淑女，看到山河破碎，朝廷不思收复中原，她忧心如焚。北宋末年，在她还是一个阅世未深的青年女子的时候，就对国家的日趋衰败表示了忧虑，提出了警告。在和张文潜的《读中兴颂碑》的两首诗中，她借古讽今，指责了宋朝皇帝的荒淫奢侈，抨击了权奸们的腐败误国，表现了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敏锐的政治眼光。在她的诗中，她把北宋比作安史之乱前的中唐，这表现出她对北宋王朝日趋覆亡是有预感的。她的这种预感，不久就变成了残酷的现实。李清照南渡之后，在诗歌中，对投降派作了极为辛辣的讽刺和鞭挞，斥责了不能辅佐皇帝立国安邦的群臣，颂扬了历史上那些有名节的人物，宣扬了与敌人势不两立的思想。李清照的这种炽热的爱国之情，即使到了晚年，也仍然十分旺盛。绍兴三年，高宗赵构派大臣韩肖胄和胡松年使金看望被虏二帝。李清照听到消息后，立即写诗给这两位大臣。诗中，她陈述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对异族侵略者的痛恨和对中原故土的思念。她认为侵略者的豺狼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要对他们时刻加以提防：“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赵构称帝后，把几百万绽黄金、几千万绽白银、几千万匹布帛和中原大片的土地送给金人，以求得苟安江南。李清照对此巧妙地模仿了赵构向使臣发布指令时的语气，加以揭露：“何必羹舍肉，便可车载脂。土地非所惜，玉帛如尘泥。”她时刻关注沦陷区的情况和人民的命运，“遗氓岂尚种桑麻，残虏如闻保城廓。”为了收复沦丧的国土，她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环土。”李清照这种炽热的爱国热情在她晚期写的《题八永楼》、《春残》和《打马赋》等诗文中，也都有鲜明的表现。对于人生，她拿张良、韩信、屈原、项羽自比：“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从大处落笔谈生论死，表现了与众不同的才女风范。团于词言情诗言志的传统，她的词篇中较少触及这方面的重大题材，不像她在诗篇那样，对于国事慷慨陈词。然而国破家亡的惨祸对她的打击太大了，她痛苦，忧郁，心头终日笼罩着愁云。自然她的词中也透露着家国之恨和兴亡之感。最有名的是《永遇乐》这首元宵词：落日熔金，暮云合壁，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这是李清照晚年名作，面对元宵之夜，杭州城内张灯结彩，一片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思念故国之情油然而生，昔日汴州元宵盛况立刻现在眼前。那时国家安定、京华繁荣，妇女们披珠带玉，打扮得花枝招展；看如今，自己流落异乡，面目憔悴，两鬓苍白，哪里还有心思观灯赏景。词人通过今昔盛衰的对比，将故国之思与自家之痛联系起来，使读者清晰地看到词人不是带着惋惜、艳羡的心情帘下拾笑，而是在咀嚼国破家亡的苦涩悲凉。李清照作为封建社会的文化女性，她不像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把自己锁在闺房绣楼内消磨自己的青春韶华，而是把触觉伸向广阔的社会，直面社会，靠着自己敏锐的细腻观察和深厚精湛的艺术造诣，用文学语言反映宋代上层社会、民族关系和阶级矛盾，可见李清照的社会关怀意识有别于一般封建淑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注朝廷、关注国事、具有炽热爱国情怀的文化淑女的精神世界。这种文化淑女的精神，不仅是当时封建社会生活准则和狭隘生活天地里的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就是在当今社会也同样有着积极健康的意义。李清照文学作品的内容，总的说来，大多是局限于个人的生活天地，她通过抒写个人的欢乐、痛苦、悲哀和理想，形象地展示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概括地反映她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有才华、有抱负、有理想的女子，怎样被禁锢在寂寞深闺和萧条庭院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活泼开朗的少女怎样变成一个忧郁寡欢、多愁善感的人；我们还可以看到，由于国家衰亡、中原沦丧，迫使她流离失所，最后在愁苦不堪中结束自己的一生。李清照的文学作品在思想、艺术上也有其局限和不足，调子比较低沉，感情比较柔弱，但是，瑕不掩瑜，从总体说来，李清照的诗词艺术还是精湛高妙的。李清照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文化女性，能够冲破封建社会的重重枷锁，投奔自然，直面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在她心灵深处闪烁着爱国热情和关注国事的积极精神为后人所称道，其“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高尚情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国捐躯。今天，重温李清照的文学作品，仍然觉得李清照人格魅力光彩照人，李清照的淑女情怀与众不
缠小脚最早开始于公元969-975年南唐李煜在位的时期，李后主的一个窅娘别出心裁，用帛将脚缠成新月形状在金莲花上跳舞取悦皇帝。后来这个做法流传到民间，缠小脚之风渐渐普及到了百姓人家。但也有人认为，早在公元前770-476年的战国时期，缠小脚就已出现了，或许更早还可追索到商代。总之，缠小脚这一封建社会的恶俗具有悠久的历史，千百年来残害了数不清的中国妇女。可以说，缠小脚是父权制传统下“男尊女卑”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据记载，民间女子从四五岁就开始缠小脚，到成年时脚长若不超过三寸，即成为备受赞赏的“三寸金莲”。在当时，这样的小脚被认为是“女性美”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长相、身材再好的女子，如果是一双天足或脚缠得不够小，就会遭人耻笑，并且嫁不出去。“好大脚”也成为漫骂、羞辱妇女最难听的一句话。而实际上，小脚“美”是以女性身心被摧残为前提的。缠小脚的方法是通过人为的强力，野蛮地造成女子两脚的跖骨脱位或骨折并将之折压在脚掌底，再用缠脚布一层层裹紧，被缠足的女性步履艰难且疼痛非常，更有可能引发残疾和致死。民间“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说法，就是女性千百年来遭受这一苦难的集中反映。而一旦把天然的脚缠成了“三寸金莲”，女性在劳动和交往方面必定是十分不便、大受制约，惟有困守家中，站立、行走必扶墙靠壁，不仅“男主外、女主内”顺理成章，“男强女弱”也成了事实，女性若有什么不满、反抗、私奔之类更是难上加难了，惟有忍气吞声，听任摆布。事实上，这种违背自然与健康、建立在摧残妇女身体基础上塑造出来的“美”，不仅是美的极度扭曲和变态，对于父权制社会施行对女性的压迫与控制，也的确收到了强化的实际功效，正如《女儿经》所说：“恐他(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约束”。 缠小脚因男性的癖好而兴起，而男性的审美观畸变也因“三寸金莲”益发不可收拾，直至女性被摧残的小脚成为激起男人性兴奋的重要物品。据记载，自宋代开始，在许多妓院的欢宴中流行起一种“行酒”游戏，从头至尾突出的都是妓女的小脚和她们的小脚鞋，狎妓的嫖客把酒杯放入妓女的小脚鞋里来传递、斟酒、饮酒。直到20世纪初，仍有一些男人喜欢参与这种“行酒”游戏，并为有机会使用妓女小脚鞋中的酒杯来饮酒而兴奋不已。至于历代的酸腐文人，更是兴趣盎然地把探讨小脚当作“学问”来做，不惜笔墨，撰写文章，细细品评，以卑琐为乐事，惟恐未把男人玩小脚的美学成分和调情作用诠释清楚。如清代有一个叫方绚的文人就自诩为“香莲博士”，写就了一篇题为《香莲品藻》的文章，费尽心机把小脚划分为五式九品十八种，并因此出了名。 至于被摧残得骨骼折裂、关节脱位、血肉模糊、脓水淋漓的畸形小脚何以成为中国男人的性目标？这是因为，缠小脚在封建社会是妇女的极度隐私，除了丈夫和关系极密切的人之外，不能随意让人观看，这便使小脚与性的隐秘牵连上了，甚至认为把握不当的话会引发淫乱，小脚即为“导淫之具”。酸腐文人的说法是，缠小脚不仅使女子的步态更加袅娜妖娆，还会使男人在白天“越看越生怜惜”，在晚上“愈亲愈耐抚摩”。小脚美的最高标准也被他们确定：一肥、二软、三秀，“且肥软或可以形求，秀但当以神遇”等等。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对小脚病态的爱慕、艳羡和崇拜，而将摧残、畸形当作美来欣赏把玩，可见在传统父权制文化背景上中国的男性审美观念已腐败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但是，就在对女性摧残得最严重、小脚崇拜最张狂的清代，一批有识之士如李汝珍、俞正燮等人，对这一社会恶习进行了严厉批评。李汝珍在其《镜花缘》一书中提出，“女子本是好好的”，而男子却偏使之“矫揉造作”，缠小脚使她们成了“异样”，更指出“何以两足残缺，步履艰难却又为美？”著名的改革、维新派人士康有为，1898年向光绪皇帝呈了“请禁妇女裹足折”，历数缠足恶习于国于民的害处，认为“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明确主张“严禁妇女裹足”。满清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孙中山作为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正式下令禁止缠足。到了“五四”时期，缠足更成为各派革命运动和激进分子讨伐的对象，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曾撰文痛斥缠足对妇女的摧残和压迫。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妇女投身到了反缠足运动之中，把反缠足作为争取中国妇女解放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时，不论是中国的女人还是男人，都开始认识到缠小脚根本就不是美，而恰恰是压迫、耻辱与腐朽的象征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