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哲学论文5000字_经济与哲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

　　导读：经济与哲学论文5000字在进行写作的时候也并非一件易事，而且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也都是尤为严格的，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写作论文太难了，本论文分类为经济哲学论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几篇经济与哲学论文5000字范文供大家参考。

　　经济与哲学论文5000字(一)：试论布哈林经济哲学的思想与价值

　　摘要布哈林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先驱，他为苏联经济发展的新时期指明了道路。布哈林在世界范围内享誉盛名，布哈林的经济思想对后期的俄罗斯经济发展与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都具有推动作用。布哈林的经济哲学思想主要是平衡理论，布哈林的经济哲学理论结合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考虑了工农的根本利益。作者在文中主要针对布哈林经济哲学的思想与其存在的价值做出分析，为日后布哈林经济哲学的理论研究做出铺垫。

　　关键词布哈林经济哲学思想价值

　　一、布哈林经济哲学的产生

　　（一）布哈林经济哲学的概念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是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位极为重要的思想家，布哈林的经济哲学思想主要对当时的苏联现实经济发展状况做出了描述，并对未来的苏联经济哲学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发展道路，布哈林是苏联经济发展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苏联农业经济的振兴与整体经济发展的提高，让布哈林经济哲学思想具有了极高的价值。列宁在20世纪初就已经将布哈林的价值指出，列宁说到：“布哈林是党的最宝贵和最伟大的理论家”。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理论方面的贡献也具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布哈林的经济哲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历经了三个主要阶段，其思想的影响力遍及苏联全境，帮助苏联形成了“平衡论”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

　　布哈林经济哲学思想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论，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观念与理论对苏联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认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国家生产力较低、市场灵活程度较差、老百姓的农业劳动力投入不足、工业生产资料不足等，布哈林经济哲学中批判了资产阶段的传统附庸经济学，布哈林意识到垄断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危害，布哈林更倾向于发展“平衡论”为主的经济思想理论，布哈林要求在苏联全国内开展较为科学的政治、经济、阶级的平衡发展，要求发展新经济模式，提出了与斯大林集权统治模式不同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二）布哈林经济哲学的产生理论背景

　　布哈林的经济哲学思想主要代表了落后生产力的农民，布哈林的经济哲学思想主要考虑了如何通过经济改革推动农业发展生产力，帮助国内扩大生产资料的数量供应，提高农业生产总值，创造更多的农业收入与价值，提高农民的个人收入。布哈林在他的经济哲学中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苏联当时的经济发展状态中，苏联农民因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发展原因，农业生产经济价值并不是很高，农民因为生产出来的粮食卖不到合适的价钱，宁愿将粮食生产出来后当作畜牧饲料去使用，在苏联超工业化的进程中农民的生产就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农民与资产阶段，农民与无产阶级的关系都非常的不利，农民面临着生存的难题。

　　在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中，布哈林坚决支持此政策，布哈林正因为看到了农民的这种惨痛的生活环境，了解当时苏联经济发展的背景，也清楚造成苏联经济发展环境的真实原因，因此布哈林坚决用户工人阶段和无产阶级保护其自身利益，实行农业市场的自由化发展，提高农业产品的市场化制度，保证农业生产力的扩大，逐步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加强大规模粮食与农作物的种植，保证国家轻工业的崛起和发展，为工业备足充分的生产原料，保证苏联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二、布哈林经济哲学的思想核心

　　（一）利用市场作用，制定正确的价格政策收购粮食

　　苏共十四大后，工业化大规模开展起来，城市居民迅速地增加，外贸不断扩大，这就引起对商品粮的大量需求。然而，国家收购的粮食呈不断下降的趋势。1927年粮食危机暴发，斯大林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强迫富农把余粮按照定价卖给国家，使粮食收购产生了强迫命令，这种做法破坏革命法制，出现了挨户巡视，非法搜查等等现象。到1928年春，一些富农和富裕中农大大缩减耕地面积以来抵制“非常措施”，使许多富农自行“消灭”，使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因此布哈林主张，调整不合理的价格政策，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给农民一定的好处，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以调动起来，从而促进农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布哈林的主张较为符合苏联的国情，代表了广大的中农利益而并不仅仅为了富农利益，（实际上广大的中农是苏联最大的粮食生产者而并非是富农），但是斯大林的“非常措施”并没有彻底地解决粮食收购危机，而是在牺牲广大中农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一系列措施，从而引起了次年更加严重的危机。

　　（二）制定限制、利用、改造富农经济政策，社会主义经济与非社会主义经济相结合

　　布哈林对待国内的富农采取打压的政策，要坚决杜绝富农对贫苦百姓的剥削，要保证贫农的利益不受侵害，加强对农村上层阶级与富农的课税，布哈林强调要在苏维埃法制经济的前提下，对富农实行限制政策，保证国内农业劳动力的均衡发展，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农业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布哈林在打压与限制富农的过程中还注重与富农建立合作关系，布哈林曾说道：“农业发展过程中不但要注重生产能力，还要注重敌人的力量可以有效运用，要将各种经济力量结合在一起，以达成自由发展的目的，我们要利用农民与小生产者的发展动力去推动整个国家的农业经济发展，进而提升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动力”。布哈林在利用政策打压富农的过程中，还掌握了富农的发展利益，采用和平利用富农经济的发展方式，对富农经济的土地开展“和平购买”方式，把富农经济改造成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最终将富农的思想意识转变，消灭国内的富农，要让一切的国内发展趋势与国内经济发展命脉沿着均衡发展理论的角度为主，强调经济发展平衡性的重要性与重要价值。布哈林的重视程度是最终将私人资本主义排挤出去，改善农业生产环境，保证每一个农民的利益。而传统思路的斯大林模式是将富农手中的粮食强行暴力收回，暴力剥夺富农经济利益，在政治上缺乏对富农的支持，导致了富农的支持下降，农业发展中降低了富农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一部分富农的反抗和暴动。布哈林深切体会到了斯大林改革模式的缺点，采用了利用、限制、打压、改造富农的经济发展政策，实行新经济发展政策，这样的发展方式更加符合苏联的国情，从经济发展理论性和实践性上出发，消除了富农，也没有形成富农与政府的过激矛盾，这样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

　　三、布哈林经济哲学的价值

　　（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布哈林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发展中的科学理论，要不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创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的创新性，要遵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不是马克思主义中的教条思想和唯物史观。要随着客观实践性的发展，积极应对苏联实际发展情况，了解苏联现实经济的发展情况，要掌握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提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动力，这样才能在无产阶段的革命和建设中起到指导作用。

　　布哈林从实践与理论结合的角度出发，对于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全新的发展观点，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灵活运用的新型哲学思想，1918年俄国执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发展导致了苏联整体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对苏联的整体发展影响较大，布哈林意识到了苏联经济发展正面临挑战与抉择，必须要做出积极的改善和创新，在政策上给予发展的正确观念，这样才可以实现苏联经济的快速崛起，帮助国家和政府解决面临的问题，布哈林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立了正确的国家发展策略，对后来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提供了较强的发展动力。这些都说明了布哈林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开创了布哈林经济哲学的新思想，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列宁之后，布哈林是党领袖中理论知识最为丰富的一个人，布哈林研究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阶级利益、价值做出了分析，布哈林指出在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要不断研究历史与方法，提出与现阶段最为贴近的发展政策与发展思想，顺应时代的发展规律，帮助无产阶级理清社会生活与阶级的利益纠纷，了解国内无产阶级发展的动力，做出正确的决定。

　　（二）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提供理论依据

　　布哈林在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与建设时期，提出了诸多经济发展理论，对推动苏联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劲的动力，布哈林提出的农业经济发展带动工业发展的理论模式，对苏联经济发展奠定了清晰的理论基础。布哈林的经济发展平衡观理论是落后国家建设与发展的理论依据。斯大林统治过程中以极其残暴的方式结束了布哈林的经济哲学发展观念，强制性的执行了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虽然取得了一时的发展收益，但是却影响了未来的国家发展，也造成了国内的动荡不安。布哈林提出的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的平衡观念，对于国家发展而言是强有力的保障，布哈林经济哲学思想的价值更大的是注重了国家不同阶级的利益，注重均衡性发展带来的益处，布哈林认为这种经济发展思想更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理念。

　　布哈林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观点，过渡时期理论，平衡论中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平衡，新经济政策时期关于统一的市场与计划经济的论述，都具有很好的科学价值，都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过程中的宝贵遗产。

　　布哈林是一位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他的理论依据来源于马克思理论，布哈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促成了他的平衡论经济思想，在苏联的现实过渡时期，布哈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哲学发展理论更适用于现实中的苏联经济整体发展情况，我们学习布哈林的经济哲学思想价值要从布哈林的社会贡献角度出发，了解布哈林所能考虑到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国家发展的均衡性角度出发，了解苏联经济发展的整体贡献，正确把握布哈林的思想，让布哈林的经济哲学思想可以对现代化经济理念做出指导。

　　（三）工农业经济平衡发展，减轻农民负担，缩小“剪刀差”

　　苏联发展工业化是苏共第十次大会上做出的重要决定，斯大林只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的发展，斯大林认为工厂是与资本家对抗的“堡垒”，工业发展的力量雄厚，可以帮助政府对抗资本家的掠夺，因此苏联大面积的发展重工业，导致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比重较大，工业高速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重工业积累的资金难以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轻工业又难以满足国内居民的生活需求，最终的负担全落在了老百姓的头上。为了实现斯大林的工业化梦想，斯大林要求农民缴纳更多的税赋，他命令农民缴纳“额外税”、“贡税”，他要求老百姓在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时要多付钱，然而在出售农产品时要少要国家一些钱，这就导致了农业生产力的下降，很多农民不愿意参与农业生产，这种“剪刀差”效应对农民的危害极大，斯大林认为“这是为了发展为全国服务的工业而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这是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布哈林公然站出来站在农民的立场为其说话，指责斯大林对农民实行的“军事封建剥削”，这一行为加剧了农村的阶级斗争，破坏了工业联盟。

　　斯大林的政策忽视了农民的需求这个关键问题，当时苏联工业还很落后，农民在苏联人口比例中较大。他看不到农民不仅是生产者，而且又是最大的消费者，看不到农村这一广阔的市场，看不到农业的发展，农民购买力的提高会进一步促进工业的发展。但是布哈林看到了这些，他认为“农民的购买力越大，我们工业就会发展得越快”，城市和农村是“一个单一的机体”，工业离不开农业，农业也离不开工业，“正是工业是迅速改造农业的杠杆，没有工业的领导，就不可能消灭农村的落后、野蛮和贫困”。他强调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指出“经济领导如果犯了破坏国家的基本经济比例的严重错误，就会引起对无产阶级极为不利的各个阶级的重新结合，破坏必要的经济比例，其另一方面就是破坏国内的政治平衡”。

　　布哈林坚决反对扩大“剪刀差”，“剪刀差”政策反是加重农民负担，让农民生产力下降的罪魁祸首，农民将这种行为指责为“军事封建剥削”，富农对斯大林的暴力掠夺行为非常不满，贫农对斯大林的政策压力感到生产动力的不足，苏联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是布哈林对国内经济发展阶级利益做出了科学考虑，指出了国内的发展问题与矛盾，布哈林提出的缩小“剪刀差”的理论观点也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积极支持，农民的生产力得到了有效提升，工业发展因为原料数量的提升也相应的加强了生产动力。布哈林的经济哲学思想影响了苏联的整体经济发展，他的经济哲学价值也将对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出影响，布哈林的经济哲学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作者简介：胡晏宁（1989-），女，江苏常州人，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01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布哈林思想研究。

　　经济与哲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哲学与经济学视角下人生幸福观研究

　　摘要：从一个寓言故事出发，对现代社会的“快生活”进行反思，从哲学与经济学角度中探寻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人生如何更幸福。

　　关键词：现代社会；“快生活”；视角；幸福观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7-0073-02

　　有这样一个寓言：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停下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是啊，走得太快，会不会忘了为什么而出发？会不会忽略身边美丽的风景？会不会匆忙中遗失了美好的东西？

　　这个寓言，可以看作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我们崇尚“快生活”已久，带来了整个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时，“快”带来的副作用也日益凸显。“快”使经济迅猛发展，同时也产生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负面效应。“快”带来快餐文化，而文化市场也出现不少庸俗、媚俗、低俗的作品。“快”加速了生活节奏，也使人们承受着空前的压力。近日某媒体的调查显示，84%的受访者确信自己生活在“加急时代”，“疲于奔命”成了许多人的共同感受。

　　随着三十年多年来的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毫无疑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发展速度之快世界罕见。然而在物质文明得到高速发展的同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不相适应，人们一方面不断追求高速度，强物质，另一方面精神空虚，幸福感缺失缺愈发严重，由39健康网发起的“2010年中国网民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八成调查参与者幸福感缺失。其中社会中价值失范和道德失衡等问题正日益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物质欲望的膨胀。当前社会中，不少人把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当成人生的唯一目标，在对财富的追求中，忽视亲人和朋友，忽视了生活本身。有的人甚至在对物质的追去中失去自我，放弃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伦理底线。此外，人们在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中，无穷尽的向大自然索取，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甚至己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第二，精神生活的匾乏。一是人生意义的缺失。人们普遍缺乏理想和信念，人们精神空虚，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二是传统价值的怯魅。由于物质主义的极度张扬，财富成为衡量人生成败的唯一尺度，原来中国传统中的优秀品德逐渐不被现代人所认同；三是伦理道德的失范。由于传统价值的崩溃，而现代道德规范尚未成型，造成伦理道德“是”与“非”界限的模糊，人们缺乏正确的价值评价标准。

　　第三，人际关系的紧张。一是个体之间的冷漠。现代社会否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血缘家族关系，而让人变成单个的原子，人与人之间弥漫着冷漠的空气。人们在疏远他人的同时，自身也逐渐地感受到了落寞；二是个体之间的不信任。现代社会强调竞争，人们彼此都把对方当成潜在的竞争对手，在人们之间很难产生信任感和安全感；三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紧张。由于社会无法为人们提供统一的价值规范，作为管理者的政府和被管理者的民众之间出现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现象。

　　同时，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也正承受着巨大的考验。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中国当前的思想观念正发生着深刻变化，社会思想意识正日益活跃，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中国国内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特征更加明显。

　　幸福，在百科书里面的解释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这既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也是整个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在当下的中国，多少人感到自己幸福？央视经济生活大调查显示，在8万余份有效问卷中，44.7%的人感到生活幸福及很幸福，而感到自己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达到11.1%。而根据荷兰伊拉斯谟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的调查显示：1990年中国国民幸福指数6.64，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结论是“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现在的中国人没有10年前快乐了”。

　　事实上，幸福其实是人的内心感受，自己觉得幸福了，生活就幸福了；能保持一种平静、轻松的状态即是幸福；面对生活中的沟沟坎坎，不抱怨、不牢骚，坚信“一切都会过去”等等。身处急剧变革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面临着贫富差距拉大、经济结构调整、自身利益均衡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人们身处其中又常常感到被自私、虚荣、妒忌、仇恨、贪婪和背信弃义等不道德的情感所包围，因而更加向往幸福，向往感恩、大度、慷慨、正直、勤俭、自我克制等人性的美德。然而，生活的现实与压力让我们难以幸福起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不断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城乡差距日益明显，从“蒜你狠”到“姜你军”，从“豆你玩”到“药你命”，CPI的不断高企等等，普罗大众不仅在财富上压力日益增大，连食品药品安全都成为渴望品，幸福又从何处来呢？

　　哲学家说：整天忙于生活，什么时候思考？美学家说：慢慢走，欣赏。或许，经历了“快”的洗礼，我们对于“慢”应有新的认识。合理的“慢”，不是速度上的缺失，而恰是对“过快”的反思与矫正，更是在寻求“又好又快”的现实可能。我们缺失幸福，往往是我们走得太快，没有能好好地走，错过了许多风景。毫无疑问，基本生活物质的保障是幸福的前提，不断进步的社会保障体系正逐步为之而努力。然而物质财富不是目的，而是人们获得生存发展的手段。对一定物质财富的占有，是人们得以生存发展的必要基础，但它不能成为人们生活的终极目的。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受道德感念的约束，不要去伤害别人，而是要帮助别人。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孙中山的“振兴中华”“天下为公”到毛泽东建国感怀先烈所写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说明的都是那些“舍小我，顾大我”的伟大道德情操。这种精神指引着我们前进，教育并感化着人们，并且在人民群众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按照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观点，这种“利他”的道德情操永远地种植在人的心灵里。而且，每个人对这种人类朴素情感的保有和维持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和谐地运行，甚至民族的强盛将是至关重要。

　　同时“快”与“慢”是一对矛盾，相克又相生。不少时候，“快”是与急躁、盲目、稀里糊涂等联系在一起的。奋斗要一夜成名，创业要一夜暴富，做事要名利双收，工作要立竿见影，急不可耐、迫不及待，这样的浮躁心态弥散在社会各个角落，与之伴生的则是一个又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局。其实，如果多一点基于理性、稳重、有序基础上的“慢”，就如同给狂奔的烈马套上了缰绳、给疾驰的火车装上了刹车，张弛有度，收放自如。慢是一种方法。尊重规律，沉下心来，充分思考，判明方向，磨刀不误砍柴工；追求质量，做起事来，严格有序，精益求精，要干就干优等活。慢是一种意境。“慢生活”倡导者卡尔？霍诺说，“慢生活”不是支持懒惰，放慢速度不是拖延时间，而是让人们在生活中找到平衡、找到乐趣。生活中，“快点”往往是一种责备、一种催促，而“慢点”则是一种提醒、一种渴盼。在奔忙中适时适当地慢下来，给心灵一个歇脚的驿站，给生命一个舒展的空间，方能积蓄力量，走得更远更幸福。

　　理智的“慢”，并不消极，而是另一种积极的方式。在脱口而出的赞同、奉承中，缓缓说出你的独立思考和反对意见；在习以为常的惯性、规矩中，埋下头去苦苦探索创新改进之道；在一哄而上的模仿、炒作中，静下心来细细辨析自己的方位和航向。这样的“慢”，超脱中有责任，清醒中有韧劲，下足了这样的慢功夫，才会找准方向，辨明路径，驶入真实可靠的“快车道”。正如哲人所说：“慢些，我们就会更快，也会更幸福。”

　　另一方面，当前社会对于成功的评价体系多以经济收入和物质享受作为评价标准，人们往往以个人占有经济财富的数量来评价个人成功的程度。而一味的以物质与经济财富的多寡评定个人的价值，显然会让人们陷入物质的泥潭，成为物的异化物，物质的奴隶。正如马克思在异化劳动中所谈到的，人们在现实的劳动中，渐渐成为了劳动产品、劳动本身、甚至的自己的异化物，一种异于个体本质的力量由个体自己产生出来，又影响和削弱个人的生存状态。现实生活中，就表现为人们为工作而工作，忘记了工作本身的意义和目的。或者为了获得物质财富而工作，忘记了获得财富的意义在哪里。并且随着生产力发展速度的激增，人们工作时间与密度也大大加强，人们在这样的生活中，越来越失去自我，失去生活本身的意义。如果连自我都失去了，又如何能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呢？

　　所以，对于幸福的评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为了实现人们由于个体内在精神的完善赢得好评，在最初的阶段，可以用物质手段对个体内在精神的完善给予直接的肯定。用人们了解和适应的方式，来逐渐使人们脱离这种物质评价的方式。同时我们还要关注个体自身能力的提高，关注生活本身，才是人们追求幸福应该具有的生活方式。不论是社会中的个体本身，还是政府和社会组织，都应该从人们自身能力的完善以及生活本身来行为。也只有个体本身、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各个层次都能够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工作行为的模式的时候，整个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整个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才能不断实现每个人的幸福。尊严在哪里，幸福就在哪里。